艾德瑞娜·里奇在其影响深远的《生于女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母女之间强烈的情感—既不可或缺，又常被扭曲或误用—是不曾书写的伟大故事”（Rich， 1976:225）。父权文化下的西方文学往往纠结于俄狄浦斯情结，关注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却忽视母女之间能量的传递。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得墨忒尔和女儿珀尔塞弗涅的故事得到重新书写。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尤为真切地再现了父权社会母女分离带来的剧痛。这是母女之间的情感在父权符号系统下遭受扭曲后无法沟通带来的剧痛。如果说得墨忒尔因为失去女儿致使万物衰竭，普拉斯与其母亲之间无法言说的爱与恨则为其最终的自杀埋下了伏笔。本文通过分析普拉斯在《钟形罩》和《普拉斯未经删节的日记》（简称《日记》）中袒露的对母亲的敌意及其与《家信》中情感的不一致，讨论1950年代母女关系中的分离倾向及母女重建纽带的可能。

一、 母女对话：“恨”的权利

普拉斯的《钟形罩》与欧内利亚·普拉斯（Aurelia Plath）（普拉斯的母亲）1976年整理出版的普拉斯的《家信》分别传递了女儿的两种声音：对母亲的恨与爱。这两种声音在两个文本里的对质，反映了父权社会对传统母女关系的要求：女儿必须认同母亲从而形成父权社会需要的女性身份，女儿书写对母亲的“恨”是大逆不道的。“当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在亲近的关系中不被看作是正常的，当真实的情感受到否定，问题便出现了”（Nice，1992: 11）。普拉斯不得不将对母亲满腔的“恨”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来倾吐，而将给母亲的家信用“爱”的语言来包裹。这两种本应为一体的情感被分离后都被夸大，同时撕扯着普拉斯，使之在无法选择的去路中趋于崩溃。在“恨自己的母亲”成为禁忌的文化中，普拉斯不得不借用“爱”的语言与母亲对话，因此母女的交流被打下无法沟通的死结，普拉斯成为心理上没有母亲的孩子。

获得“恨母亲”的权利是普拉斯试图与母亲分离所进行的挣扎。在记录1958年与心理医生的访谈时，普拉斯尤为深入地谈到自己对母亲的憎恨。在这次谈话式的心理治疗中，她对RB（她的心理医生）袒露了自己对母亲的“恨”，RB说，“我允许你恨你的母亲”，普拉斯认为这一许可对她而言“比休克疗法更管用”。^①尽管她知道母亲为她付出了一切，“她把自己给了孩子”（429），“孩子是第一位的……她必须工作，同时照顾孩子……她穿着同样的旧衣服，让孩子们穿着合身的新衣服鞋子，上钢琴课，小提琴课，在家里上法语圆号课，去当童子军，参加夏令营……”，但普拉斯接着残酷地指出： “这种牺牲不是我想要的”（433），不管怎样，“能够对自己的母亲表达自己的敌意简直太好了”，“时间如何流逝也不会使我爱她，我只能同情她……她是个行走的吸血鬼”（429）。普拉斯的这些心迹与《钟形罩》的叙述同出一辙。小说中，当母亲拿着一束玫瑰花去医院祝贺她的生日时，她把花扔到垃圾桶，尖刻地说，“留着到我葬礼上用吧”，然后，她对诺兰医生说，“我恨她”。^②对普拉斯而言，正是因为无法表达对母亲的“恨”导致了她心理上的疾病，母亲是其“抑郁的源泉”（423）。克里斯蒂娃在《黑色的太阳》一书中对这种渴望分离而引发的抑郁症进行了深入阐述，她认为“失去母亲不管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而言，都是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必然。谋杀母亲是我们个体化的条件，是最为根本的必然”（Kristeva，1989:27-28）。欲恨不能的普拉斯内心充满了谋杀母亲的冲动，她在日记中写道：“杀死她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啊，要绞断那青筋暴出的脖子，反正它永远都无法大到足够保护我使我不受这个世界的伤害”（433）。这一心态在《钟形罩》中借埃斯特之口得到了再现，“妈妈从一根模模糊糊的木头变成了一个熟睡的中年妇人，嘴唇微微张开，喉咙里发出鼾声。这蠢猪叫声般的噪声叫我心烦意乱。有那么一会儿，我想，止住这噪声的唯一办法就是伸手一把抓住发出这鼾声的皮和肉，用双手使劲绞，直到它安静下来”（Plath, 1972: 98）。无法谋杀母亲的女儿寄希望于杀了自己，“我必须杀死她，所以我把自己杀掉”（433）。普拉斯在日记中的表白与克里斯蒂娃的观点不谋而合：“谋杀母亲的驱动力的强弱取决于个体和环境的容忍度，一旦受到阻力，就会倒戈到自我身上”（28）。由此母亲和自我又成为了一体，如同埃斯特在母亲地窖的死亡象征着回到母亲的子宫，不管是谋杀母亲，还是自杀，母女之间真正的分离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普拉斯对母亲的“恨”源于其渴望获得实现自我的自由。“作为女儿，我们需要的是希望自己和孩子同样拥有自由的母亲”（Rich，1976: 247），然而普拉斯的母亲没有实现自我的自由，更无从给予女儿她所需要的自由。生活在父亲占绝对统治权的家庭里，普拉斯夫人明白她“必须学会屈从于丈夫的统治地位，才能维持家庭的和睦”（Plath 1976： 13）。她熟悉父权社会女性的位置，因此她不支持女儿的创作，而是希望她做一些速记、教学之类的工作来谋生。没能按照母亲的心愿亦步亦趋的普拉斯因为无法成为母亲想要的孩子而感到不安，“我做了母亲认为我不应该做的一切事情，还为此高兴……有时候我感到内疚，觉得自己不应该高兴，因为我没有做母亲希望我做的事，我恨她们……”（431）。由此，普拉斯对母亲的“恨”是其在试图从母亲那里分离出来时感到的阻力使然。唯有通过“恨母亲”，女儿才能独立于母亲，成就自我的存在；唯有获得“恨母亲” 的权利，女儿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母亲的孩子，与母亲开始真正的交流。

普拉斯的“恨”深植于对母亲的爱中。1958年12月的一篇日记中，她写道，“我可怜她也爱她……毕竟，她是我的母亲”（445），她知道她必须回报母亲的付出，但成为母亲的孩子意味着放弃自我的追求，成为父权社会的附属品，这是她的困境，是她精神疾病的根源。《钟形罩》显然表达了普拉斯本人在按照社会的需求成为母亲的孩子与听从自己的声音成为自己这两者之间的挣扎与抗争。她写给母亲的信和她的小说《钟形罩》及其日记透露的是在父权社会无法获得完整身份的分裂的自我。这一分裂的自我被禁锢在无法获得“恨”的权利的钟形罩中。

同样，普拉斯夫人通过编辑出版普拉斯生前写给自己的充满爱的信件剥夺了女儿 “恨”自己的权利。在这本《家信》中，普拉斯夫人通过前言和画外音的添加以及对普拉斯信件的删减重新编排了母女关系，力图展示母女之间健康和谐的关系。

当《钟形罩》即将在美国出版之际（《钟形罩》最早于1963年以Victoria Lucas的笔名在英国出版），普拉斯夫人写信给出版社，指出“《钟形罩》中的每个人物都以漫画的形式影射了某个她深爱的人；这些人将时间、关怀、友爱以及1953年最痛苦的6个月里的经济援助……都无私地给了她。这本书自身体现了最为卑鄙的忘恩负义。这与普拉斯的本性不符……”（Ames, 1971: 293）。普拉斯的母亲坚持认为普拉斯的“忘恩负义”源于其精神疾病以及当时生活上面临的各种压力，希望读者能做出明智的判断。1979年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谈时，普拉斯夫人流露出自己所受的伤害以及自己之所以重新整理发表女儿书信的用意，她说，“1971年《钟形罩》的出版，使我的日子不好过。它被看作是自传，虽然它并不是。西尔维娅巧妙地构造了这一小说……使之像真的。因此我必须使她用真实的声音说话，我相信这些信件代表了其真实的声音”（Robertson, 1979）。然而，虽然该《家信》封面上赫然注明作者为西尔维娅·普拉斯，但这一文本经过母亲的剪辑与评论，成为了母亲的文本，发出的是母亲的声音，代表了母亲依照父权社会需要创造的母女关系的神话。同时，由于普拉斯的书信预设了读者，即母亲，出于对母亲的复杂感情，她极力为母亲塑造一个让母亲满意的理想的女儿。因此她的书信已然戴上面具，志在使自己成为母亲想要的女儿。在1950~1953这部分的信件之前，普拉斯夫人写道，“她想成为‘全能的’ 人；即不仅学业上而且社交上得到两性认可，并能为社区和同学服务”（Plath, 1976： 45）。这实际上是母亲寄予女儿的希望。为了使母亲为自己感到自豪，普拉斯不断在信件中有选择地展示自己最光辉的一面。普拉斯在1958年12月的一篇日记中对自己信中“爱” 的语言解释道，“我在英国时之所以和她保持令人满意的书信关系，原因之一是我们可以籍此传递彼此期待的形象：兴趣和诚心诚意的爱，而且这些语言表达出来的感情不会和精神上的激流发生战争（448）”。可见，背负着母亲厚重期待的女儿最终无法在信中呈现自己真实的自我，母亲通向女儿的交通要道在母亲的完美期待中被层层堵塞了。

普拉斯在《钟形罩》中表达的对母亲的“恨”在父权社会里是不被认可的，因为“父权制要求女儿仅仅认同母亲被贬低的地位以及服务于男性的角色，而否认女性内在的力量并公然谴责母女作为女性的联系”（Nice, 1992: 12），当女儿开始“恨”母亲时，女儿不再按照父权制的要求来认同母亲的从属地位，不再将父亲与丈夫看作第一位的从而贬低母亲和自己。因此，女儿对母亲的“恨”为母女之间的同盟建立了思想基础。然而，普拉斯夫人对《家信》的编辑却摧毁了这一基础。正如普拉斯夫人在《家信》的前言中所说： “如果我想要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我确实需要—那么我只需要变得更顺从，尽管这并非我的本性”（Plath, 1976: 13）。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不得不通过女儿的信件来向公众证实自己与孩子之间的爱，这里面的伤痛显然是无人能真正理解的，但为了生存之计，普拉斯夫人屈从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否认与女儿之间的矛盾，最终无法站在女儿一边，而只是眼看着女儿逐渐远去的背影。当女儿对母亲的“恨”不得不被爱的语言装饰时，母女的真正对话也被终结了。

二、 五十年代：弥漫的仇母意识

如果说女儿对母亲的憎恨在父权社会里成为了禁忌，男性对母亲的仇视却名正言顺，大张其道。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刚刚经历了二战，大批士兵返回家乡需要重新寻找工作，而那时的许多工作岗位被女性所占据。因此将女性赶回家庭成为安置这些老兵的重要政策。仇母意识可以说是顺应这一需求，成为50年代美国社会四处弥漫的微妙分子，为母女之间的分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战后的美国出现了经济上的繁荣，大批回到家庭的中产阶级女性专职担任家庭主妇，她们放弃了自我，将一切投入在孩子身上，她们不断的付出与牺牲使她们感到自己有权力支配孩子。她们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恐慌，男性开始担心他们的男子气遭到阉割。菲利普·怀利1942年发表的论著《奸诈的一代》在其“普通女性”一章中极力批评“唯母是尊”的现象，使“母亲”成为众矢之的的可恶形象。该书至1955年重印20次，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大妈咪主义”成为了将社会问题归之于母亲的通用词汇。普拉斯在1952年的一篇日记中谈到某个男朋友害怕自己有统治欲时也用上了怀利的 “妈咪”概念，她写道，“他和他妈妈的关系怎样？她是家里的女家长-温柔而狡猾的统治者，是个‘妈咪’（即怀利《奸诈的一代》中的）……她使他没有学会承担面对现实的责任”（106）。普拉斯显然也从男性的无能联想到其背后操纵性的母亲,可见当时的仇母意识如何深入人心。

肯·凯西1962年的小说《飞越疯人院》是这一时期男性仇母的典型文本，该小说将其中主要男性人物心智和生理上的不成熟归结于母亲无所不在的控制，原本应该照顾病人的护士长成为了“棘轮母亲”，“像警惕的机器人一般坐在铁丝网的中央”（Kesey, 1962: 30），随时准备惩治不服管教的儿子们。1970年代该书被改编成电影，立即获得五项奥斯卡大奖。一时间，母亲成为美国社会女性化的罪魁祸首备受抨击。在“问责母亲”的逻辑背后，孕育的是男性害怕自己的统治地位被剥夺的危机感，他们将那些与男性竞争，试图获得一些原属于男性特权的女性称之为阳具型女人，使之非常态化，饱受丑化与排斥。

《钟形罩》中受到电刑而死的卢森堡夫人埃斯尔（Ethel）便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成为女性的反面教材,以其冷酷无情并具有操纵欲的妻子和母亲形象在媒体中得到大肆渲染。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1950年代初的美国出现极端排斥异端思想的红色恐慌，无数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遭到恶意诽谤与肆意迫害，美国社会出现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的紧张局面，这一指鹿为马的黑色政治不亚于17世纪塞勒姆（Salem）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 《钟形罩》中遭受电刑的卢森堡夫妇作为这一时期的受害者，是家喻户晓的真实人物，被用来震慑一切不守成规，对固有秩序造成威胁的人，而女性的角色问题更是危及男性统治地位的重要方面，成为受压制的核心对象。因此，尽管现实生活中的埃斯尔“极其善感，不时受着抑郁症的折磨，晚上会哭着入睡，忍受着孤单之苦，担心着孩子的未来……是位对两个年幼的儿子极其投入的母亲，并为他们所经历的创伤深感恐惧”（Olmsted, 2004： 88），但是刚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最终力排众议以其不守妇规、不是个好母亲为名处以电刑致死（Clune, 2011: 263-284）。这一判决可以说大大助长了美国社会对母亲的仇恨。卢森堡夫妇所受的迫害体现了国家机器对个人的暴力控制以及当时仇母文化的无处不在，埃斯尔作为缺乏女性气质的恶母形象及其受到的电刑也再现了女性在各种父权力量下无法获得话语权，最终被乱加指控成为替罪羊的社会现实。埃斯特显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如果拒绝接受父权社会的规训、违背社会对女性的模式化要求所面临的处境，因此在同为妻为母的身份进行抗争时被恐惧感紧紧拽住，乃至以自杀的方式逃避，被救后不得不在精神病院接受电击疗法。此外，埃斯特的名字与卢森堡夫人埃斯尔的名字如出一辙，普拉斯显然有意使她们互为镜像,互相影射。如同埃斯尔，埃斯特身陷福柯所喻指的圆形监狱中，在全方位的监控中无法使自我得到舒展，最终也不免将母亲看作是阻碍自我发展的最大敌人而满怀恨意。

成长于1950年代的普拉斯深陷于无孔不入的仇母情结中，又受欲恨不能的禁忌鞭笞，只能是与母亲越走越远。造成母女之间这一悲剧性分离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是父权社会， “我们的文化使不管是黑人母亲，白人母亲，还是其她母亲都不值得我们给予深厚的爱与忠诚……”（Rich, 1976：255）。无处不在的仇母意识强化了普拉斯对母亲的“恨”，满足了父权社会极力贬低女性的需求，迫使不想按照母亲的要求陷入弗里丹的“无名的问题”中的女儿不得不选择离开。

三、 女儿的出走：断裂之痛

女儿对母亲的敌意源于女儿拒绝认同母亲所代表的父权意志，渴望与父权社会进行抗争。因此，获得自我意识的女儿注定要离开母亲，遭受断裂之痛。女儿的出走是女性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阶段。1949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众多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第二性地位。该书中，波伏娃独辟一章分析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波伏娃指出母亲在女儿身上寻找另一个自己，当女儿一旦出现独立于母亲的他性，母亲就会将其看作是“令人憎恨的忘恩负义”，这与普拉斯母亲在《钟形罩》出版后的抱怨不谋而合。普拉斯在《钟形罩》中反复表达了女儿对母亲感到不满，渴望离开母亲，摆脱母亲的束缚的心态，这反映了她作为知识分子女性极其敏锐地感到了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她对母亲的不满，其实质是对父权社会的不满，因为母亲已经被父权社会内化成了维护父权利益的帮手。普拉斯在其日记中反复强调，她所恨的不光是自己的母亲，而是所有的母亲，所有那些甘做男性的代言人，努力按照男性的需要塑造女儿的母亲及自己所处的社会。在思考自己愤怒的对象时，她写道，“谁让我生气？我自己。不，不是自己。是谁呢？是我的母亲以及其他所有想要我成为我内心不想成为的人的母亲，还有想要我们成为我们不想成为的人的社会。我对这些人和他们塑造的形象生气”（437）。至此，普拉斯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随后，她表达了对男性的憎恨，“我恨他们，因为他们总是贬低我，他们的态度表明：女人不应该思考，不应该不忠实（但丈夫可以），必须待在家里做饭洗衣”（462）。普拉斯的痛苦与一百年前凯特·肖邦在《觉醒》中的挣扎一脉相承，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美国女性力图“锻筑自我的身份，成为自己而非他人所期待的自我”（Perloff, 1972：509）的决心。

所不同的是，普拉斯作为女性成长道路上的直接障碍来自母亲，来自希望按照父权社会对女性的需求打造女儿的母亲。正如里奇所指出，这样的母亲对女儿而言很难说是起了母亲的作用，即便她们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女儿谋生（Rich:243）。因此，普拉斯感受不到母亲的爱，如同莫里森笔下的秀拉，普拉斯甚至希望杀死这一母亲，并将自己的自杀看作是杀母的替代。女儿和母亲由此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及至有了孩子后的普拉斯在日记中还透露出担心母亲会靠近孩子的恐惧，“我不想要他成为她的”（456）。感到自己没有母亲的普拉斯在生活中不断地寻找着替代母亲，她的心理医生RB扮演着她的母亲，成为 “令人愉快的爱的替代”（429）。《钟形罩》中的女主人公格林伍德在和其她女性的交往中，也透露出其对母亲的寻找。她希望事业有成的编辑简·西（Jay Cee）是她的母亲，又将诺兰医生比作自己的母亲。离开母亲的女儿将寻找母亲当作获得自我的救命稻草，对母亲的呼唤成为女儿毕生的追求。然而，母亲的花园究竟在何方？女儿将在何处重新与母亲结为同盟？普拉斯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便匆匆离世了，但这些已经成为新一代女性主义者的重要话题。

四、 结语

普拉斯的《钟形罩》和《日记》以及由其母亲剪辑的《家信》书写的是母女之间爱恨交织却无法沟通的关系。无法恨自己母亲的普拉斯生活在母亲成为众矢之的的替罪羊年代，最终不得不离开母亲，独自遭受钟形罩的禁锢。普拉斯的痛苦成为1960年代以来许多女性主义者考察母女关系的起点。里奇认为即便是在母女分离的表象下，依然暗藏着母女之间纽带的强大能量，“可以说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杀企图源于这种母女关系……不管怎样，西尔维娅渴望将自己的诗作、奖品、孩子放在母亲的膝盖上……渴望让欧内利亚·普拉斯知道她为养育女儿的付出与牺牲是值得的……”（Rich:330）。要将这一被父权社会扭曲的能量转化为沟通母女关系的力量，母亲与女儿首先必须抹去父权制度给予母女关系的虚假光辉，正视母女之间爱恨交织的情感，还原彼此的真实。七、八十年代随着第二次女性运动浪潮的发展，许多女作家与理论家，包括托妮·莫里森、爱丽丝·沃克、谭恩美、克里斯蒂娃、伊利格瑞等经历普拉斯式断裂的痛苦之后，开始致力于冲破仇母的浓雾，为女儿寻找母亲，最终寻找女性的谱系而努力。因此母女关系出现了重要转向，即重新审视母女之间的矛盾，呼吁女儿不要责备母亲(参见：Caplan, 1990；O’Reilly& Abbey, 2000)，从理解母亲的角度回到母亲身边重建与母亲的纽带。伊利格瑞在《处于她们自己中的女性：创造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联系》中强调了女性与女性之间爱的重要性，认为女性爱上异性的前提是“爱自己并爱同类”，因为同类之间才有可能存在主体地位，而彼此互为主体是爱的必要条件。“没有获得主体地位，这种爱怎么可能存在呢？”（Irigaray 1991: 192）伊利格瑞的问题为母女之间建立同盟提出了重要的导向。面对“女儿失去母亲，母亲失去女儿”这一“女性最大的悲剧”（Rich, 1976: 237），重新建立母女关系，和母亲连为一体，促使女性有效地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权益斗争已经成为21世纪女性主义者努力的核心。

① Sylvia Plath, The Unabridged Journals of Sylvia Plath，Ed.Karen V.Kuk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429.后文凡出自本书，仅注明页码。

② Sylvia Plath, The Bell Jar, New York : Bantam Books, 1972：21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