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创刊于1994年,曾用刊名《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报),2014年随学校更名而更为现名,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术期刊社旗下两大学术期刊之一,是以国际经贸与法律为主导、经管文法兼顾的综合性社科类学术期刊。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检索(CSSCI,含扩展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含扩展版)三大核心期刊检索的来源期刊,荣获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和上海市高校最佳学报等荣誉称号。现辟有:WTO研究、经贸探索、法律论丛、管理世界、社会学研究、文化纵横等主要栏目。

主管: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主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2089/F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5-8072

邮发报刊代号: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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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多次发布联合声明试图重塑WTO规则。未来WTO多边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财政补贴政策空间密切相关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国有企业纪律、发展中国家待遇与市场经济地位。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应从战略层面处理好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并从战术层面,着眼于国有企业、发展中国家待遇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充分利用财政补贴政策的空间,通过多边谈判主动创造政策空间,以及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政策空间
    摘要:
    美国贸易政策的“对等”诉求严重冲击并挤压了非互惠的理念和制度空间。为此,学界有必要进一步论证并夯实多边贸易体制中非互惠的法理基础。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非互惠既契合了国家经济主权、公平互利以及全球合作几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为塑造包容性发展理念、构建包容性发展格局创造了空间,推动了发展权基本理念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落实与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非互惠还能够提升多边贸易规则治理的正当性,增进规则形成的民主化程度与规则输出的有效性,在化解WTO规则生成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鉴于非互惠坚实的法理基础,WTO成员应强化非互惠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法律地位,努力达成非互惠制度体系建设的共识,推动非互惠从贸易体制的边缘向核心区域发展。
    摘要:
    本文对中国与欧盟的数字贸易规则诉求进行详细分析,就中欧数字贸易合作问题给出若干建议。首先,文章对数字产品和数字贸易作了概念辨析。其次,文章分析了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现状:一方面,欧盟会继续从严限制个人数据向中国的流转,这是基于其较严的隐私保护标准,就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另一方面,中国严格限制个人数据的出境,同样难以放松对数据流动的限制,数据传输至欧盟的自由程度很难有实质性提升。再次,分析了数字产品的在线传输问题:一方面,由于体制差异,中国对欧盟数字产品输入中国仍会维持较严的限制,目前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不宜或不能取消,仍有可能要求境外企业披露源代码;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数字产品输入欧盟,欧盟总体上持开放态度,但会坚持视听例外等原则。最后,分析了关税、电子签名与认证以及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问题,中欧都会同意依照WTO规定对数字产品暂时免征关税,在电子签名与认证方面可以采用已有的自贸协定相关规定,可以在打击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方面做出严格规定,这对中国尽管是挑战,但也是解决国内垃圾邮件和信息泛滥问题的机遇。
    摘要:
    本文采用1995~2018年欧洲标准化委员会34个成员国的国别面板数据,以欧洲标准向16个中东欧国家输出的贸易影响为研究对象,考察标准输出的贸易效应。研究发现,欧洲标准输出呈现显著的多重贸易效应特征。在总量数据层面上,欧洲标准输出促进了西欧国家的域内进口贸易和中东欧国家的域外出口贸易,抑制了西欧国家的域内出口贸易和中东欧国家的域外进口贸易。在细分产品层面上,标准输出的贸易效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揭示,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是产生多重贸易效应的重要中介变量。欧洲标准的输出机制及其产生的多重贸易效应对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国标准的输出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要:
    近年来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升高,贸易政策变化影响了公众对于汇率波动的预期。对此本文依据中美两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和有关汇率预期理论构建实证模型。研究发现:汇率预期波动与经济基本面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非线性效应,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汇率预期波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汇率预期波动在长期内更多地是由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相对变化驱动的,而在短期内汇率预期波动主要受到贸易政策等不确定性因素冲击。
    摘要:
    本文以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关税不确定性指数分别作为内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结合2005~2016年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内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提高针对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水平,进而促使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而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则显著减少出口贸易规模,进而抑制企业“走出去”。本文以自然灾害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之后发现原有结果仍然保持稳健。在国内外复杂新形势下,相关部门应建立积极友好稳定的营商环境,企业进行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内外部风险,如此才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
    在政府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本文以2010~2018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冗员负担会显著促进高管获得超额薪酬。进一步分析发现,冗员负担对高管超额薪酬的促进效应在处于成熟期、民营绝对控股、垄断行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管理层权力低等类型的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补充了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薪酬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高管获得超额薪酬提供来自企业产权层面的合理解释,对于企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摘要: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机制是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运行的重要保障,而国家豁免的适用则是投资仲裁裁决执行中的主要障碍且难以避免。实践中,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面临着仲裁裁决效力与国家豁免抗辩的表面冲突与处理难题,同时涉及公约原则与国内法律的适用关系,以及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的适用选择与判断标准等问题。对国家豁免原则的适用问题,本文分别从ICSID仲裁与非ICSID仲裁二个层面,分析《ICSID公约》机制与《纽约公约》机制在处理裁决执行方面的特点与区别,并结合投资仲裁的实际案例予以说明。本文旨在揭示投资仲裁裁决执行实践中正在形成与可行的原则与路径。本文认为,有限豁免理论并不改变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的一般原则,只是使国家在特定情况下不享受豁免权的保护。这种豁免例外实际上决定了国家豁免的范围和程度。关于裁决执行的法律适用,本文认为,虽然《纽约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承认裁决具有拘束力,但实践中胜诉方申请执行裁决时仍会面临法律障碍,而裁决执行中的法律适用主要涉及主权豁免与司法审查两个方面。
    摘要:
    航运法律以海商法、航运经济法和航运行政法为主要部门构成,负有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使命。“一带一路”建设的航运法律保障应当遵循充分发挥航运法律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航运软实力输出的目标。发挥此种保障作用的基本途径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完善我国航运法律,重点在于《海商法》的现代化,并且力争使之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航运法律的示范法;二是提升我国海事司法与仲裁的公信力;三是通过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定航运立法指南以及协助沿线国家完善航运法律的途径,促进沿线国家航运法律的完善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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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90) [HTML] (233) [PDF 6.98 M] (96)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一带一路”国家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支撑作用增强。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起一套指标体系,测算出“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分析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除进行总量分析外,本文还分别从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用途结构和二元边际结构等方面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进行分类,详细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各类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提升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极大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流量的提升,并优化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其中以口岸与物流效率和海关与边境管理对中国出口影响最大。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促进作用显著,表明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摘要: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是高质量投资的核心内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基于2011~2017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OFDI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和发掘投资潜力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明确方向。研究结果显示:就投资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越大时,将显著吸引中国对该类东道国的OFDI,但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距离以及东道国自身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反而会降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就投资效率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梯度OFDI效率没有明显提升,但逆梯度OFDI效率有稳定上升;就投资潜力而言,中国需要挖掘对东亚、中亚、南亚以及东盟地区投资的新增长点和投资新契机,目前中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投资相对薄弱,有待加强。
    摘要: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 (BBNJ 协定)是目前海洋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立法进程之一。BBNJ协定与现有海洋法制度的关系上, 国际社会一致认为“该进程及其结果不应损害现有法律文书、框架以及相关的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上覆水域是公海,海域空间的重叠有必要明晰大陆架定居种生物与国家管辖外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关系。BBNJ 协定需要考虑拥有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沿海国的利益,在尊重现有制度、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沿海国和在大陆架上覆水域作业船只所属船旗国的责任,探索包容性、创新性的制度,以实现 BBNJ 协定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大陆架制度的衔接,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摘要:
    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中开展国际化研发活动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研发国际化程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明确吸收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研发国际化的广度和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倒“U”型关系;吸收能力显著调节了企业研发国际化广度、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研发国际化程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在合理范围内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如果超过一定阈值,研发国际化将降低企业创新绩效。
    摘要:
    在人类防治传染病的过程中,《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制定实施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消除传染病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延续,凸显并加剧了其在国家主权、人权保护及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理冲突。一些国家不认真履行条约所规定的监测与通报义务,对国际旅行与国际贸易频频采取过度限制措施,特别是美国等国刻意将新冠肺炎疫情污名化、政治化,严重损害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法秩序。为此,《国际卫生条例(2005)》亟需从文本、机制、机构及秩序四个方面进行规则重构。中国是该条例的缔约国,也是一个崛起国和负责任的大国,应秉承人类公共健康共同体的理念积极推动该条例的变革。
    摘要:
    依靠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通过智能产品、智能生产、智能服务和C2B大规模定制,制造全流程、供应链全链路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集成贯通,全面协同,将全面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引发广泛的创新和技术进步,突破劳动力等各种资源与技术瓶颈,形成包容性产业生态圈,并最终推动实现企业、产业、经济与社会全方位智能化重塑。
    摘要:
    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的首要事务是防控疾病的流行,减少死亡的发生。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抑制病毒传染和流行,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作出了显著贡献。新冠疫情也使世界卫生组织再次遭受诸如领导和协调能力下降、卫生资金供给不足、治理自主权不足、分配医疗资源不均衡等质疑。各国尤其是大国应通力合作,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固有的缺陷进行优化改革,从制度和规则上杜绝政治因素干扰,解决财政困境以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平衡资源分配以缩小地位差异。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与当前中国的经济地位还不匹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优化和改革中,中国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
    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出发,利用2005~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改善;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缓解资本错配,但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效果不明显;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改善资本错配的同时会恶化劳动力错配;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错配的正向作用不显著,但会加剧劳动力错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改善资本错配的同时会恶化劳动力错配。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改善资源错配;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改善资本错配,但会加剧劳动力错配。
    摘要: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生产端的升级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与保障。本文在构建平衡增长路径下多部门经济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三次产业数据,实证考察技术进步对以就业结构变动为表征的产业升级的影响,从生产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理论参考与经验支持。研究发现,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和工业就业比值呈负相关关系,工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和工业就业比值、服务业和工业就业比值同时呈正相关关系,服务业技术进步则与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比值呈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会引致部门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从而推动以就业结构变动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相对价格机制是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即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降低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推动以就业结构改变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基于中国数据,验证了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事实。因此,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以创新为动力,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以技术进步推动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合理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三次产业间的有效配置,从生产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基础保障。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区块链技术核心机制社会功能的整体把握,进一步探讨区块链技术驱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机制与路径。从社会层面看,区块链技术所具备的共同确认机制和自动匹配机制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侧层面的公共信息集成、公共需求匹配以及公共服务网络构建,有助于推动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现实应用也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服务方式的智能化、服务内容的精准化以及服务管理的闭环化,为助力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变革提供可能路径。
    摘要:
    “长臂管辖”不仅是美国对外司法霸凌主义的体现,也是冷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通过复杂的制度设计披上了貌似“人道”与“合法”的外衣,但本质上仍是以非战争性的“胁迫”手段迫使或威慑其他国家遵照美国的规则和利益行事。强大的金融和军事霸权、遍布全球的情报网络、领先各国的司法能力及其战略传播能力共同构成了美国“长臂管辖”的根基。在国际政治中,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长臂管辖”行为在理论、道德和实践等层面都存在着很大争议。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长臂管辖”政策已越来越政治化。面对美国“长臂管辖”政策的新变化,需要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政策,并积极应对其可能带来的潜在后果。
    摘要:
    近年来,联合国、欧盟、美国等越来越频繁地对一些国家和机构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给国际商事交易带来了很多不确定风险。这些经济制裁措施通常是禁止有关国家的公司和自然人向有关国家提供特定商品和服务。由于商事交易的全球化,交易商很难保证自己的交易伙伴不会卷入与受制裁国的交易,从而使自己遭受惩罚。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一些交易商在合同中增加了经济制裁条款,主要目的是要求合同对方不得卷入与受制裁国之间的交易,否则将承担合同所有责任。从国际私法角度看,这种经济制裁条款是否具有效力,取决于法院地、合同准据法和制裁来源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国际交易中,当事人在合同中设置经济制裁条款时,应妥善地选择争端解决方式和解决地,并合理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
    摘要:
    以2018年初美国对中国发动“301调查”为标志,全球经济正式进入“大变局”阶段。这一阶段将长期呈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贸易规则重构、数字经济全球化鸿沟扩大三大特征。我国对外开放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1.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调整速度加快;2.重构不同市场结构经济体之间互惠减让模式的压力日益增强;3.创新数字经济全球化规则体系的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对此,我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对外开放新战略。这一新战略的提出迫切需要我们对全球经济“大变局”做出一系列的反应,其中主要包括:1.做好从“贸易战”转向“规则战”的准备;2.尽快突破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瓶颈;3.为弥合数字经济全球化鸿沟做应有的贡献。
    摘要:
    欧盟历史上并没有统一的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而是由各成员国根据国内法自行确定审查范围、方式。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立法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相关立法框架创设了成员国与欧盟的双重审查机制,其审查范围、立法进程对未来向欧盟投资将产生制度性影响,因此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在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制度的立法过程中,产业政策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欧盟通过提出对等性标准,扩大政府“控制”概念的范围,加强了对其他国家产业政策的关注。实现自身产业政策目标是欧盟加强对外资规制权的落脚点:外资审查立法本身是欧盟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目标上将维护安全和公共秩序与保护产业安全和产业竞争优势相结合,通过对欧盟资助项目的审查帮助实现具体产业政策目标。中国应转变产业政策模式,建立更全面的外国投资审查制度,并通过制度设计选择性地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实现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的有效互动。
    摘要:
    本文针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功率较低的问题,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65起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样本进行分析,研究了技术势差、并购经验、并购路径、政治敏感性行业以及企业性质对并购交易完成的影响机理,探讨这些影响因素如何构型以促使并购交易完成。研究表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完成有5种模式:以稳取胜、风险规避、风险对冲、谨小慎微以及顺势而为,并得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完成具有不同路径的结论。
    [摘要] (50) [HTML] (109) [PDF 6.96 M] (47)
    摘要: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通过条约的方式明确中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使两国重回沟通对话的轨道。协议第七章所设立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成为中美双方充分履行协议的制度保障。它通过对适用范围和机构设置与协议履行的高度绑定,使协议项下的遵约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本质上实现了混同。协议项下的争端解决程序具有封闭性、逐级性和快速性的特点,服务于协议充分、及时的履行。对比中美与其他国家签署的FTA,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述特点主要表现为:最大限度地避免第三方机构对协议相关争端作出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判;最大限度地赋予中美双方对于评估争议和采取行动的自由裁量权。结合中美贸易战的历程和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背景来看,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是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双方博弈模式的在法律上的延续。决定一部“自主履行”协议命运的主要变量是缔约方对己方利益诉求的判断,以及缔约各方的实力较量。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中美之间摩擦依然不断,而新冠疫情为双方履约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但从目前为止的中美双方有关行动与表态来看,中美双方仍然认为继续履行协议的获益大于停止履行协议的获益。
    摘要:
    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数智化时代人工智能企业作为全新的组织载体,引领着新经济形态不断向前演化与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以及未来前景的信任危机。如何基于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为人工智能企业可持续性创新能力赋能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以 2010 ~ 2019 年中国 A 股人工智能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社会信任对人工智能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并检验外部正式制度在非正式制度与人工智能企业创新能力中的调节效应,同时,验证不同非正式制度类型之间在驱动人工智能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过程中产生的替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人工智能企业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合法性机制能够改善人工智能企业创新能力,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2)外部正式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人工智能企业创新能力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基于市场化的正式制度与基于社会信任的非正式制度驱动人工智能企业创新能力的替代效应。(3)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人工智能企业创新能力(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外部非正式制度与社会信任对人工智能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本文的贡献在于丰富了数智化时代人工智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制度合法性下的制度融合观也为提升人工智能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经验思考。
    摘要:
    原有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主要关注各国的边境措施。但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边境措施不再是国际贸易壁垒的主要形式,代之以国内规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后措施。边境后措施在实践中很可能被利用为隐蔽的贸易保护手段,其形成常受到利益集团的挟持。因此,为了避免边境后措施受利益集团的挟持而内化为贸易自由化的新壁垒,各国应当积极推动国际监管合作规制边境后措施。当前边境后措施国际监管合作经历了从“负向一体化”到“正向一体化”,从“浅层一体化”到“深层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从多边层面到区域层面的趋势变迁,呈现出多种形式结合的状态。国际监管合作面临的核心问题除经济主权让渡外,还涉及透明度规则以及平台选择等问题,因此在国际监管合作过程中,各国应当注重平衡经济主权与监管合作、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以及尝试以开放式诸边协定作为国际监管合作新平台。在国际监管合作日渐成为国际经贸谈判的焦点之时,我国却仍存在监管体系透明度较低、中央与地方监管不一致、国际标准化参与度低以及自贸协定中监管合作程度较低等问题。为了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应当重视国际监管合作,深化国内监管体系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合作。
    摘要:
    精准扶贫中,国家通过多重发包的数字生产机制解决扶贫对象锚定困难以及扶贫效果难以监测等难题,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规避责任而形成应付检查的痕迹管理、强调政府自主性而忽视了社会自主性。本文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微观主体”三重逻辑出发搭建分析框架,以阐释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生成逻辑。研究表明,制度约束、组织推进和主体运作三者耦合造成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技术治理异化现象侵蚀了基层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及公信力,应从维护基层政府治理公共性和公信力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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