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众所周知，来源格（source）、处所格（location）和目标格（goal）^①（后文分别缩略为S、L和G）在一些语言中通常用三个不同的介词，如普通话中S为“从”、 G为“到”、L为“在”，英语中S为from、G为to、L为at/in/on，日语中S为から、G为まで、L为に。但是汉语方言中广泛存在S、L和G之间融合的现象，其中徐州方言介词“搁”可以同时表示S、L和G。例如：^②

（1）中午搁学校吃饭（中午在学校吃饭搁=在）;

（2）把领的钱都放搁腰包里（把领的钱都放到腰包里搁=到）;

（3）刚搁这个门出去（刚从这个门出去搁=从）

本文考察汉语38个方言点中49组介词融合现象，探讨S、L和G之间的融合模式，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前人相关研究及汉语介词融合情况；第二部分探讨S、L和G之间的融合模式并尝试做出解释。^③

二、 前人的研究及汉语方言S、L和G融合情况

关于S、L和G之间的融合现象，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已经有所提及，如江蓝生（1994）和徐丹（1994）都提到北京话“动词+的+地点词”中的“的”既可表示L也可表示G，张清源（1997）指出成都话中的介词“在”既可表示L也可表示G。但是以往学者们对S、G和L之间融合的原因或者很少解释，或者解释还存在一定的偏颇，如张清源对汉语中S、G和L之间的关系曾经做过一个刻画：

张先生指出，这是一条连续的动程线，线上的各点可以相互包容，界限模糊，至于在语言中说话人要确切指出什么位置，则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汉语不像有的语言那样以不胜其烦的语言形式来表示运动过程中空间的不同位置，而是以少驭多，某个关系词虽然大致有定职，但不妨碍它表示别的语义，然后举例说明“到”可以表示位移、终点和趋向，“在”可以表示所在、终点、起点。张先生确实看到了汉语S、G和L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但是却认为这些语义之间的漂移因人而异、界限模糊。笔者认为，这恐怕不符合语言事实。对此，Pantcheva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G是从L发展而来，而S又从G发展而来。^①即如下图1所示：

从图1看，来源格处于最高节点，而处所格处于最低节点，中间隔着一个目标格。但是通过对汉语方言的考察，却发现这一论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语言中S、G和L之间到底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错综复杂关系呢？英国语言学家Levinson曾对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示如下表1：

注：“=”表示融合，“≠”表示非融合，下文同此。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所有的语言都有S、G和L的表达方式，但是不同的语言却呈现出不同的情况。我们说，从逻辑上讲，应该存在5种情况，即：a）L≠G≠S， b）L=G≠S，c）L=G=S，d）L=S≠G，e）L≠G=S。也就是说，在有的语言中， S、G和L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融合。对这种现象，国外学者曾经做过一定的调查和统计，具体如下表2：^③

从表2看，a）L≠G≠S，b）L=G≠S，c）L=G=S三种情况占绝对优势，d） L=S≠G，e）L≠G=S两种情况几乎不存在。由于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介词融合现象，因此L≠G≠S的情况不在本文考察之列。下表3是对汉语38个方言点中49组介词融合做出的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汉语中S、L和G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

由表3，计算得到表4结果：

（转下表）

从表3看，有的方言点相邻，它们甚至使用同样的介词，如果把它们算作同一个方言，则直接影响到表4的数据，如枣庄方言中的“搁”与徐州方言的“搁”都属于北方方言区，而且两个方言区相邻，且汉字和读音都相同，这样可以把它们处理为一个方言点；还有关于S和G融合的“走”字，表3可以看出，全部属于湘方言，这时也可以把使用“走”字的各小方言点处理为一个方言点。另外，苏州话和上海话都属于吴语区，苏州话中的“勒”和上海话中的“辣”可能是同一个词在不同地区的变读，但是由于它们使用不同的汉字且读音也不同，我们还是处理为不同的方言点。根据使用的汉字和读音是否相同这一原则，对表3中的方言点进行归并，^①可以得到32个方言点中的34组介词融合现象，通过计算得到表5：

通过表4和表5对比可知，总体趋势没变，仍然是处所格和目标格融合（S≠L=G）、来源格和处所格融合（S=L≠G）占优势，只是来源格和目标格融合（S=G≠L）所占比率稍微有所下降，三个格用一个词的情况（S=L=G）所占比率稍微有所上升。对表2和表5进行整理，得到下表6：

根据表6，可以看出汉语方言S、L和G之间的融合现象，既存在一定的共性也存在一定的个性差异。共性是处所格和目标格融合（S≠L=G）在世界语言中占绝对优势且存在来源格、处所格和目标格融合现象（S=L=G）；差异是其他语言中较少存在的两种融合情况（即来源格和处所格融合（S=L≠G）、来源格和目标格融合（S=G≠L））在汉语中都存在，且所占比率也不低。由此可以看出，汉语方言研究可以为类型学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表6中几位国外学者的语料统计可能存在问题，因为Mackenzie指出，Anderson认为L和G更容易融合（因为 “到了某地”通常蕴含“已经在某地”），^②而Lyons则认为S和G更容易融合（因为处所是静态的，来源和目标是动态的）。^③Mackenzie同时指出，“自然融合假说”（Natural Syncretism Hypothesis）预设S和L是永远无法融合的，而实际上这一假说是不成立的，并举出大量印欧语（包括德语、法罗语、冰岛语、罗马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古希腊语、梵语、古斯拉夫语、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以及希伯来语等）和非印欧语（斐济语和Sonsorol-Tobin语）中都存在S和L融合的实例。^①从我们对汉语方言的考察可见，L和G融合、S和G融合以及S和L融合等情况都是存在的。

三、 汉语方言S、L和G之间的融合模式及融合原因

汉语方言S、L和G之间的融合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真的如张清源（1997）所说它们之间的漂移因人而异、界限模糊？或者如Pantcheva（2010）所说G来源于L而S又来源于G？本文提出两种可能模式对汉语方言S、L和G之间融合规律做出说明。第一个模式为双向融合模式，第二个模式为单向循环模式，而且这两种模式都可以得到方言材料的支持。在对这两种模式做出解释时，我们可能会参照有关汉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汉语中的来源格、处所格和目标格融合现象，并非现代汉语特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古已有之。赵日新（2001）指出，古汉语中， “在”、“于”和“向”都可以兼表S、L和G，“从”可以兼表S和L，“着（著、箸）”可以兼表L和G，“到”可以兼表G和L。^②

（一） 双向融合模式

双向融合模式指的是L和G之间可以相互融合，L和S之间也可以相互融合，最终产生同一个词表示S、L和G的语言现象，用公式可以表示为：S←→L←→G。

据江蓝生（1994）古汉语中“V+著+处所”格式中，“著”既相当于“在”也相当于“到”，而且从来源上看应该是“到”义是从“在”义发展出来的，因为它们跟在表示位移的动词后，很容易解读为“到”。罗自群（2007）指出，现代汉语方言中，来自中古附着义“著”的“箸”类持续体标记，根据其读音的不同，可以分为 “着”、“倒”、“哒”、“住”、“得”和“的”等几类，而和“箸”类持续体标记来源一致的“箸”类介词，根据其读音的不同，也可以分为“着”、“倒”、 “哒”、“住”、“得”和“的”等几类。一般认为，介词“箸”是从表示附着义的动词“箸”发展而来的，六朝以后，共同语中的“V+箸+N（L）”逐渐被“V+在+N（L）”所取代，汉语方言中却保留了“V+箸+N（L）”（翟建慧，2007）。因此，尽管“箸”后来在不同方言中发生音变，但是由于它们的来源一致，所以在不同方言中仍然可以兼表L和G。这也许是汉语方言中处所格和目标格融合（S≠L=G）占绝对优势的原因之一。双向融合模式的实例证明如下：

由L发展出G的例子为：

四川成都话（张清源，1997）^①

（4）这里坐不下，你在那边去嘛。（这里坐不下，你到那边去吧。在=到）

（5）我在食堂去一下，你有事先走。（我到食堂去一下，你有事先走。在=到）

湖南长沙话^②

（6）今晚就睡得你屋里。（今晚就睡在你屋里。得=在）

（7）走得火车站要半个钟头。（走到火车站要半个小时。得=到）

由G发展出L的例子为：^③

湖南桂阳土话（邓永红，2009）

（8）你到大门垱坐下。（你在门坎上坐下。到=在）

（9）掸到水窠的去咧。（扔到水里去了。到=到）

湖南常德方言（郑庆君，2009）^④

（10）飞机到天上飞。（飞机在天上飞。到=在）

由L发展出S的例子为：

湖南益阳方言（崔振华，2009）^⑤

（11）“你在何海来啰？”“我在长沙来。”（你从哪里来呀？我从长沙来。在=从）

福建潮汕方言（陈海忠，2003）

（12）伊同细合伊阿父去过番，了在南洋食大。（他从小跟他父亲移民海外，然后在南洋长大。在=在）

（13）昔日，你在广州来阿是在深圳来？（昨日，你是从广州来还是深圳来？ 在=从）

由S发展出L的例子为：

山东济宁方言（徐复岭，2002）^⑥

（14）“你从哪里工作？”“我从工厂工作。”（你在哪里工作？我在工厂工作。从=在）

闽语平和方言（庄初升，1998）

（15）自广州遘北京，火车着行三十外点钟。（从广州到北京，火车得走三十几个小时。自=从）

（16）我明载拍算自因兜食暗着好。（我明天打算在他家吃晚饭。自=在）

根据这一模式，人们也许会认为汉语中S、L和G符合概念空间和语义图^⑦中的蕴涵关系，即设若A、B、C三种功能在概念空间上是以这样的序列存在：

（17）A — B — C

那么根据邻接性要求，我们可以预测可能出现的语言类型有：（a）A、B、C由三个不同语素表达；（b）A和B由同一个语素表达，C由不同的语素表达；（c） B和C由同一个语素表达， A由不同的语素表达；（d）A、B、C由同一个语素表达。（17）排除的一种可能模式是，A和C由同一个语素表达而B由不同的语素表达。这样，我们就可以绘制（17）预测的4种类型的语义图（参较吴福祥，2011）：

吴福祥（2011）指出，根据（17）和（18），可以预测：如果一个语言的多功能语素具有A、C两种功能，那么这个语素同样具有功能B。另一方面，概念空间及语义图所体现的蕴含关系还可以让我们有效地预测什么样的多功能模式在人类语言里是可能出现的，什么样的多功能模式在语言里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根据（18），我们可以预测[AB]、[BC]和[ABC]三种多功能模式在人类语言里是可能的，但[AC]这种多功能模式在人类语言里通常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把汉语方言中S、L和G之间的关系像（17）那样排列，即：

（19）S — L — G

那么，根据上面所说的概念空间和语义图中的蕴涵关系，就会排出来源格和目标格融合（S=G≠L）这种情况，然而事实上，汉语方言中的确存在这种融合现象。如果坚持上面提出的双向融合模式的话，可以把来源格和目标格融合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也就是说它的语义引申归结于介词本身的特殊性。以湖南方言中的“走”字为例。彭兰玉（2009）指出，“走”有时候起点和到点重合，“你走哪里来”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你来了，问来之前所到何处，等于“你到过哪里？”，二是问来的起点是什么地方，等于说“你从哪里来？”。“走”的这一特殊性可能与古汉语动词“走”的意义有关，《古汉语常用字字典》^①中“走”有三个义项，其中前两个分别为“逃跑”和“奔向”，“逃跑”蕴含“起点”，“奔向”蕴含“终点”。同一个动词既蕴含起点又蕴含终点，虚化为介词后同时作起点介词和终点介词也就不难理解。另外，即使从现代汉语平面也可以很好地理解“走”蕴含起点和终点。因为现代汉语中“走”有一个动词义项为“通过”，如“咱们走这个门出去吧”（《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②因为“通过”蕴含一个路径，那么路径自然包含起点和终点。再以上海话“到”为例。如果我们说“到上海买了很多东西”时，假设该句为真，则“东西是从上海买的”也为真，事件发生的目的地也蕴含了事件发生的场所或来源地。至于浙江舟山方言中的“搭”表起点和终点，福建潮汕方言中的“同”表起点和终点能否做出如上的解释还值得从语源学上进行考证。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既可以坚持双向融合模式，也可以对例外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 单向循环融合模式

单向循环融合模式指的是目标格来自处所格，来源格来自目标格，而处所格又可能来自来源格，最终也可能产生同一个词表示S、L和G的语言现象，用公式表示为： L→G→S→L。单向循环模式也可以找到方言材料的佐证。上一节在讨论“著”类介词时，已经指出，它们先从表示附着义的动词“著”发展出表示处所的介词“在” 义，然后又发展出表示目标的介词“到”义。这是L发展出G的例子。此不赘述。

由G发展出S的例子为：

上海话（钱乃荣，2000）

（20）伊到冰箱里拿出了一大瓶橘子水。（他从冰箱里拿出了一大瓶橘子水。到=从）

湖北阳新方言（程时用，2008）

（21）得块布到商店买的。（这块布从商店买的。到=从）

（22）我夜过到太原搭车回家。（我半夜从太原搭车回家。到=从）

山西临汾方言（田希诚，1981）

（23）到哪叨走里唠？到这叨走哩。（从哪儿走？从这儿走。到=从）

（24）到前头走，不要到后头走。（从前边走，不要从后边走。到=从）

从S发展出L的例子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讨论过，此处不赘。我们认为单向循环融合模式比双向融合模式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对汉语S、L和G之间的融合做出统一的解释，原先在双向融合模式中作为例外处理的S和G的融合（S=G≠L）也可以包含进来，不必再作例外处理。同时也可以把Pantcheva的观点包含进来，即Pantcheva认为G是从L发展而来，而S又从G发展而来。也就是说，Pantcheva只注意到单向循环模式中的一部分联系，即：L→G→S，忽视了S可以发展出L这一个环节。由此可以看出，单向循环融合模式的解释力更大，不仅可以对汉语方言中S、L和G之间的融合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可以对国外语言中S、L和G之间的融合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单向循环融合模式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承认单向循环融合模式，那么如何处理上一节讨论双向融合模式时提到的两种融合情况，即：由G发展出L和由L发展出S这两种情况，因为它们明显违背单向循环融合模式中的单向性，如上面的例（8）～例（13）。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做出两种推测性解释：一是这种看似违背单向性的融合情况可能是受邻近方言的影响，如“在”可以表示“到”，那么由于语言的类推，“到”也就有可能表示“在”；二是看似违背单向性的融合情况也许只是表象，而实际上它可能是完成一个单向循环的结果，譬如徐州方言中“搁”表示S，人们可能会认为“搁”最初是从表示“放置”义动词虚化为表示L的介词，然后L发展出了S，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即“搁”先从L发展出G，然后从G发展出S，这时，就不必认为“搁”表示S是直接从L发展出来的，而是间接从G发展而来的。汉语方言中所有来源格和处所格（S=L≠G）融合的情况是否都能按照上述解释，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双向融合模式和单向循环融合模式，到底哪一个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本文暂不做任何定论。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做进一步的考证。

（三） 影响S、L和G融合的因素

本文认为S、L和G之间融合，可能受4方面的因素制约：一是句法因素，二是词汇本身因素，三是认知因素，四是语言接触。^①

1. 句法因素。

江蓝生（1994）和Pantcheva（2010）都提到谓语动词对介词的语义解读有一定的影响，当表示L义的介词放在表示位移的动词后时，常常可以解读为G。罗自群（2007）指出，从句法位置上看，“著（着）+处所词”在动词前、动词后这两种句法位置上时，语义上仍然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而且和最初的动词义[附着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下表7所示。

处于连动句前一个动词位置是汉语介词虚化的一个句法动因，介词“把”的虚化也与句法位置有关。由此可以看出，句法位置不仅可以影响介词的产生，同样也影响介词语义的解读。

2. 词汇因素。

众所周知，汉语介词大多来源于动词的虚化（后置介词除外，参看刘丹青,2003），表示S、L和G的介词也不例外。“著”类介词来源于附着义的动词 “著”，介词“走”来源于行走义的动词“走”，介词“从”来源于跟随义的动词 “从”，介词“搁”来源于放置义的动词“搁”等等。介词的意义不可能不受到其来源动词的意义的影响，如“著”和“搁”本身动词意义决定了它们最初虚化为L，表示S或G则是后产生的意义。

3. 认知因素。

从本文讨论内容可知，S、L和G虽然分别表示来源、处所和目标，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论来源、处所还是目标，它们都涉及到一个场所，这也许是它们可以相互融合的共同的认知语义基础。赵日新（2001）指出，“在”类介词（即本文所说的表示S、L和G的介词）有的表示动作行为的起点，有的表示动作行为所到达的终点，有的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向，有的表示“附着”，有的表示“位于”，这些不同的用法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同，但都至少具备[+点_时点]、[+点_地点]、 [+点_起点]、[+点_终点]这些语义特征中的一个或几个，正是这共有的语义特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4. 语言接触。

语言接触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吴福祥（2009）、Harris和Campbell（1995，第六章）都提到接触引起的语法化现象。中国南方的很多民族语言里“执持”义动词可以同时用作工具介词和处置式语法标记，其多功能模式跟汉语“把”非常接近。吴福祥（2007）证明，这种多功能模式的产生是上述民族语言跟汉语接触的结果，换言之，这是一个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产物。本文认为汉语方言中表示S、L和G的介词，其语义引申可能与方言间的接触有关，如济南方言“从”发展出L，很可能受邻近方言的影响，既然邻近方言中“搁”既可以表示S和L，那么受方言影响，“从”类推出L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汉语方言中表示S、 L和G的介词为何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必须要从整个语言系统来考虑，因为这些方言中本身已经存在其他表示来源、目标或者处所的介词，也会对S、G和L之间的语义引申产生抵制作用，这在语言学中叫做阻隔效应（Blocking Effect），即已存在的形式会阻碍表示相同功能的其他形式的产生。^②

总之，汉语方言中S、L和G之所以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可能是某个单一原因所致，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四、 结语

本文通过对汉语38个方言点中49组表示S、L和G的介词融合现象的考察，发现汉语方言中S、L和G之间融合既有语言共性也有语言自身的个性。同时，对汉语表示S、L和G的介词的融合或语义引申途径提出了两种可能存在的模式，一个是双向融合模式，一个是单向循环融合模式，并对这两种模式的解释力作了一定探讨。最后，本文认为汉语方言中S、L和G之间表现出的复杂关系可能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① 来源格和处所格实际上是附接语（adjunct），而目标通常是论元（argument），一般来说，来源和处所一般在动词前，而目标在动词后，动词后的介词虽然有时可以译成“在”和“到”，实际上它只是目标而非处所，如北京话动词后的de（感谢吴福祥教授指出这一点）。但是本文根据方言学者的研究，只要动词后的介词可以译成“在”和“到”，不管其能否放在动词前充当处所，我们都把它处理为L和G的融合。

② 李申.徐州方言志[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275.

③ 从语言的静态层面看，不同的格用同一个词属于融合，但是从语言发展的动态层面看，则属于一个词引申出不同的意义。本文既考查汉语方言中S、L和G在共时平面的融合情况，也试图从历时角度探讨它们之间融合的模式并尝试做出合理的解释。

① M.Pantcheva,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Locations, Goals, and Sources”, Linguistics, 2010, 48(5):1043–1081.

① S.C.Levinson,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101.

② 古汉语S、L、G之间的关系并非如Levinson所言，见后文。

③ 许多外国学者都认为S和L一般不能融合，但是根据Mackenzie和笔者对汉语方言的考察，发现这一论断很有问题。

④ B.J.Blake, Case marking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Linguistic Series No.23),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1977.

⑤ M.Noona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syncretism of relational morphology in the Bodic languages”，In Jóhanna Barðdal& Shobhana Cheliah(eds.), The role of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se，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8:261–281.

⑥ M.Pantcheva,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Locations, Goals, and Sources”,Linguistics, 2010, 48(5) :1043–1081.

⑦ Sally Rice& Kaori Kabata, “Crosslinguistic grammaticalization patterns of the allative”, Linguistic Typology，2007, 11(3):451–514.

① 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6:532.

② 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6:534.

③ 褚先生对枣庄方言中的“搁”是否可以表示G表示存疑，但是他给出了这样一些例子，如“把菜端搁桌上”、“把水提搁屋当门来”和“他把我扔搁网吧了”，我们认为这些句子中的“搁”可以理解为G，也许与徐州方言的影响不无关系。

④ 刘丹青指出，苏州话中的“勒”可以兼表来源、处所、目标和经由。通过考察，发现很多方言中的来源都有和经由融合的趋势，因此苏州话中的“勒”表经由可能是从来源发展而来的（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由于本文主要讨论S、L和G的融合情况，因此关于经由的融合情况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① 进行归并时，我们把表3中第一次出现某一用例的方言作为代表，删除其他使用同一个字且融合情况相同的方言。

② J.M.Anderson, The grammar of case: towards a localis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119.

③ J.Lyons,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300.

① J.L.Mackenzie,“Ablative-locative transfers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the theory of case-grammar”，Linguistics,1978, 14(2):129-156.

② 根据古汉语常用一个词表示S、L和G以及Levinson所说的尼日利亚皮钦语也用一个词表示S、L和G，似乎可以说古老的或产生历史不长的语言容易产生融合现象，这也许说明S、L和G之间未必是先分化后融合，也可能是先融合之后由于语言表义精密化的需要而发生了分化，该论断需要得到语言发展史方面的证据支持才能成立，值得进一步研究。

① 四川话的“在”表示L时和普通话一样，不再举例。

② 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6:534.

③ 赵日新（2001）认为在古汉语中“到”就已经有引申出“在”义的用例，如“我也曾到洞山来。（《祖堂集）卷二）”和“既不到这里来，和尚争得委他灵利？（《祖堂集》）卷三”。赵日新.说“在”及相当于“在”的成分[J].语文研究,2001(4).

④ 湖南常德方言中“到”表G与普通话一样，例子从略。

⑤ 湖南益阳方言中“在”表L与普通话一样，例子从略。

⑥ 山东济宁方言中“从”表S与普通话一样，例子从略。

⑦ 关于概念空间和语义图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吴福祥（2011）。

①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① Mackenzie（1978）认为从语义层面和语音层面都不能对格融合做出合理的解释，其认为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在融合中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种解释实际上属于认知解释。

① 该表引自罗自群（2007）。

② S、G和L功能融合是语言经济性的表现，而三者分工则是语言精密化和相似性的表现，本文的研究是对语言演变中经济动因和相似动因矛盾运动的又一个很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