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从2009 年7 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始，短短几年的时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从无到有，再到爆发式增长，人民币结算业务已经完成在144 个国家和地区的布局。2012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银行累计办理人民币结算业务2.94 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实收1.30 万亿元，实付1.57 万亿元，净流出2691.7 亿元，收付比由2011 年的1：1.7 上升至1：1.2。^①

总体而言，在人民币对美元总体不断升值的背景下，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进口额远高于出口额，处于“本币输出”状态。值得关注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元对美元开始处于升值阶段之时，日元结算的出口额却明显高于进口额，而后日元国际化的步伐开始趋缓甚至最后处于停滞。那么，跨境贸易结算的不同路径所面对的风险有何差异，现阶段应如何协调人民币结算政策安排与各类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人民币贸易结算与日元国际化初期基础性因素的比较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文章第一部分对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发展历程及政策措施进行总结；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第三部分讨论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路径风险及其与各类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从市场份额、贸易结构、汇率波动程度三个方面对人民币与日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基础进行比较；最后根据前述分析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发展历程与政策推动

2009年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政策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双轨制”特征。双轨制一方面体现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不断推广，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国人民银行与相关国家中央银行陆续签订货币互换与自由兑换协议。

（一） 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计划

2009年7月启动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计划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目的在于促使国外进出口商使用人民币与中国大陆贸易伙伴进行结算。试点计划最初仅包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个城市，并且只允许香港和澳门企业与5个城市中的指定公司在内陆指定银行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2010年6月，试点扩大到了20个省份，共有365个出口商获得许可，并且允许所有海外地区与上述省份间的进出口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2010年12月，试点地区中获得许可的出口企业超过了67,000家。^①2011 年8月，试点地区范围扩大到全国各省。根据这项计划，任何国外公司向中国出口时均可采用人民币结算，同时外国公司也可使用人民币支付来自中国的进口。

具体而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网络具有三种渠道：第一种是任何国外进口或出口商银行都可以作为参与行(PB)与大陆代理银行(MCBs)进行人民币结算交易。大陆代理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进行国际结算业务的注册银行，其通过国内结算银行最终完成款项清付。第二和第三种渠道是参与行可与两个海外官方清算银行进行人民币结算交易，分别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BOCHK）和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ICBC），最终海外官方清算银行与国内结算银行完成款项清付（见图1）。

（二） 货币互换与自由兑换协议

200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央行首次达成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BSA)，互换规模达到1800亿人民币，有效期3年。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又与5个国家签订了该协议。2010、2011和2012年，与中国首次签订人民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分别为2个、6 个和6个，货币互换业务扩展到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除此之外，中国与日本达成特殊协议，允许使用已有货币互换机制中的一部分进行贸易结算。2013年4月10 日，中澳两国达成货币直接兑换协议，由此，澳元成为继美元和日元之后第三种能与人民币直接兑换的货币。表1列出与中国达成人民币互换及自由兑换协议的国家、最初达成时间（第二组为续签或到期日期）以及互换规模（第二组数据为续签规模）。

资料来源同图1，经作者进行信息补充

三、 文献综述

主权货币承担国际贸易结算职能容易产生政策风险。姜波克（2005)对国际货币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上的两难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能因为这些两难问题而导致巨大成本。因此，在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尚未完全成熟的条件下，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从而构成了潜在风险（章玉贵，2011）。

具体而言，Bergsten（1975）认为，美元的国际化地位抑制了其货币贬值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如果美联储采取本币贬值政策，由于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也会令本币贬值相应程度而最终抵消美元贬值。^①刘仁武、刘华（2009） 认为，维持贸易结算货币汇率稳定会限制货币发行国运用汇率政策调节国际收支的能力，从而形成汇率政策约束风险。宋敏、屈宏斌和孙增元（2011）对人民币国际化做了成本收益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带来压力，会冲击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当然也会出现“特里芬难题”，最后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巨大的国际责任负担。另外，货币国际化限制了执行货币贬值政策的能力和效果。

另外，Otani（2002）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如何受货币发行国国内外企业非对称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如果较高比例的货币发行国进口企业选择本币结算，而货币发行国出口企业多数选择外国货币结算，货币发行国将面临货币政策外部约束风险。刘力臻、徐奇渊（2006）指出，货币替代不仅对我国金融秩序产生冲击，削弱央行对金融体系的调控能力，还将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刘仁伍、刘华（2009）将货币国际化的风险简单归纳为四种：货币政策风险、汇率政策风险、财政政策风险以及经济金融遭受冲击的风险。其中，货币政策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货币国际化使得大量的本币在境外定价、交易以及流通，从而通过资本出入、跨境银行业务等渠道影响本国的货币供给，进而增加货币政策的复杂性。第二，对执行独立货币政策能力的影响，强化了本国货币政策的外部约束，其实质便是“特里芬难题”。

上述文献对货币国际化及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政策风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没有考虑到人民币贸易结算可能具有不同的路径选择，而不同的路径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及其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存在实质性差别。

四、 人民币结算的路径风险及政策目标协调性分析

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路径主要包括两种：路径一是从最初的“进出口均使用外币” 过渡到“进口使用人民币为主，出口使用外币为主”，其实质是付本币、收外币，从而实现人民币输出，直至“进出口均主要使用人民币”；路径二是从“进出口均使用外币”过渡到“进口使用外币为主，出口使用人民币为主”，其实质是付外币、收本币，实现人民币回流，直至“进出口均主要使用人民币”。两种路径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及功能，所产生的货币国际化政策风险存在明显差别，详见表2。

1. 规避汇率风险

在人民币兑美元总体不断升值的背景下，路径一意味着中国进出口商由于汇率风险而可能遭受利益损失。出口商获得外币，则以人民币表示的出口收入下降，而进口商支付人民币，从而无法减少以本币表示的实际支出。路径二则意味着中国进出口商可能从汇率风险中获利。出口商获得人民币可规避汇率风险，而进口商支付外币可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获得收益，实际进口支出下降。现实之中，出口使用外币结算的比例越高，进口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越高，越接近路径一的情形，反之则越接近路径二的情形。

2. 缩减贸易顺差

在路径一模式下，“进口使用人民币为主而出口使用外币为主”不会对中国进出口需求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贸易差额基本保持稳定。路径二中的“进口使用外币为主，出口使用人民币为主”致使进口商承担汇率风险，因此会导致明显的进口需求变化，贸易差额会出现较大波动。

当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之时，“出口使用外币为主”不会引发外国进口需求的明显变动，有利于保持出口稳定，但“进口使用人民币为主”不会有效增加进口需求，从而与降低贸易顺差的经济目标相悖；而“出口使用人民币为主”会导致外国进口需求下降，不利于出口保持稳定，但“进口使用外币为主”使得以人民币表示的进口价格下降，进口需求增加，从而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

3. 贸易结构变动

路径一中的“出口使用外币为主”对提升贸易结构的“倒逼” 作用不明显，而路径二中的“出口使用人民币为主”会迫使企业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从而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在人民币处于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出口使用外币为主”使得出口产品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出口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动力不足。与此相反，“出口使用人民币为主”会提高以外币表示的出口产品价格，导致进口需求减少。这会对出口企业产生提升产品质量的倒逼作用，有利于优化贸易结构。

4. 人民币境外债权和债务

路径一中的“进口使用人民币为主而出口使用外币为主”会形成境外人民币债权；路径二中的“进口使用外币为主，出口使用人民币为主”则会形成境外人民币债务。境外人民币债权会引发三个问题：一是可能形成境外人民币市场；二是如果因跨境贸易结算而产生的经常项目交易所得成为境外人民币存款，其性质将变成资本及金融账户的交易，而该存款是继续可随时兑换成自由外汇还是必须纳入资本项目兑换管理；三是若境外人民币回流境内用于直接投资时能否享受外商投资一样的优惠政策，直接投资后所得人民币可否兑换成自由外汇汇出。

另外，境外人民币债权使得中国面临货币政策的外部约束风险，其会增加货币供应量M2的测算难度，从而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尤其是我国一直采取数量工具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会带来决策的目标误差。同时，人民币境外债权还将带来平衡内外部经济利益的矛盾。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时，须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外部影响。事关人民币的经济金融政策将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部经济事务，需要协调与平衡内外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为了达成外部经济目标而牺牲国内经济利益。

综上所述，短期内为保持出口稳定并实现人民币输出，应保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现有路径，但对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有充分的认识。在境外人民币存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应逐渐使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与中长期宏观经济目标保持一致，逐步引导人民币回流以实现境内外循环。

五、 人民币与日元结算的基础性因素比较

20 世纪70年代日元作为储备货币崭露头角，几乎同时，其在国际贸易上的应用也有了显著发展。日元在出口结算中的使用增长较快；在进口贸易中，尽管20世纪80年代使用日元结算的总量稳定增长，日本厂商在进口贸易中使用日元的进程依然相对缓慢。1990年后，日元在贸易中的使用稍有增长，但始终未达到预想的份额甚至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在未来10年内是会快速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其他国家贸易的潜在使用货币；还是会像日元一样，在某个中等水平出现停滞？ 以下从市场份额、贸易结构和汇率稳定性三个方面对人民币在1990~2011年间与日元在1970~1990年间的基础性因素进行比较，以展望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发展。

（一） 市场份额

如图2所示，以美国作为参照，1970~1990年间美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维持在12~16%左右，而日本由7%上升为9%。图3中显示1990~2011年间，美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由16%下降为11%，而中国则由4%上升为11%。通过对比相应时期中日两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可以看出，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更具市场份额优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db/，经计算整理

资料来源：同图2

从贸易结算货币发展的区域特征而言，许多关于人民币国际贸易使用前景的研究都表明，人民币必然首先在区域发挥重要作用（Subacchi2010; Prasad and Ye2012）。基于这些预期，比较中日两国在东亚区域所占的贸易份额显得尤为重要。

20 世纪70年代初日本占东盟成员国贸易额的30%以上，而美国的份额在17%~18%左右，如图4所示。然而在随后的20年，日本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到1990年基本与美国持平。中国在区域贸易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过去十几年持续上升，2005年超过美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如图5所示。中国在东亚区域的贸易份额不断上升，预示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将更好地推进。

资料来源：同图2

资料来源：同图2

资料来源：日本1970~1990年数据、中国1990至1996年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db/；中国1997至2010年的数据源于Soshoo搜数网http://www.soshoo.com.cn/

（二） 贸易结构因素

贸易结构是决定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出口商品的资本技术含量越高，在国际贸易中采用出口国货币结算的可能性越大。表3表示日本和中国在相应时期制成品（SITC5-8）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变化。日本于1970年时制成品出口比例已高于90%，并于1970~1990年间缓慢上升。与之相比，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制成品出口比例为70%左右，随后快速上升，至2010年已达94.7%，但仍落后于日本1990年时的水平。从出口产品结构的总体水平来看，日本的优势更为明显，这也对20世纪70年代日元跨境贸易结算的出口额高于进口额的事实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分析出口制成品的具体种类，如图6所示，1970~1990年间日本制成品出口中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一直位居首位，其出口比例由40%上升为70%后有所回落；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处于快速下降趋势； SITC5（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及SITC8（杂项制品）的出口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如图7所示，1990年中国SITC7类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仅为17%，随后不断上升， 2012年达到47%；SITC8类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从1990年始历经5年上升后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SITC5和SITC6类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则基本保持稳定。上述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出口商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优于中国是日元跨境贸易结算出口额高于进口额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目前的贸易结构发达程度仍落后于日本，这是今后制约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发展的主要障碍。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db/，经计算整理

资料来源：同图6

（三） 汇率稳定性

汇率波动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对于进出口双方而言，采用进口国货币结算会减少进口需求波动，但出口商会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如果进口国货币汇率波动程度较小，采用进口国货币结算会获得较高的预期利润。

图8和图9分别为1970~1990年日元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与1990~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根据各年份CPI相对于2005年CPI的变化去除名义汇率中价格因素的影响。结论显示，日元对美元在1970~1990年间处于持续升值状态，其汇率水平由220降至103，1988年最低值为87。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94年最高为8.9，2011年最低为6.0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经计算整理

资料来源：同图8

相比之下，日元汇率波动程度明显大于人民币。根据汇率波动百分比方差^①的计算结果，日元汇率波动百分比的方差为0.067，而人民币为0.008。因此，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波动幅度小于日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民币相对于日元在进口贸易结算中使用较多的原因，同时从结算货币价值稳定性角度预示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良好前景。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两种路径面临着不同的风险。“出口外币结算为主、进口人民币结算为主”不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企业无法享有人民币升值而带来的进口支出下降的收益；不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及国际收支盈余；也不利于企业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另外，人民币境外债权的产生会对货币政策形成外部约束，同时产生平衡外部与内部经济利益的政策选择问题。与此不同，“出口人民币结算为主、进口外币结算为主”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并提升进口收益，同时可缓解国际收支顺差不断增长的压力，有利于出口产品升级与贸易结构优化，但短期内所形成的出口压力不利于“保增长”目标的实现。

与跨境贸易日元结算所出现的出口额明显高于进口额不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进口额远超出口额，处于人民币输出状态。相应时期基础性因素的比较分析结论显示，中国在世界贸易和东亚区域贸易中的份额高于日本、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小于日元，为人民币贸易结算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出口商品结构欠发达是人民币出口结算的主要障碍之一。

综上所述，“出口外币结算为主、进口人民币结算为主”的现行路径安排是基于人民币国际化现实所做出的理性选择，虽然与规避汇率风险、优化贸易结构、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等中长期经济目标相悖，但其短期内有利于稳定出口并实现人民币输出，因此调整现有路径安排的时机尚未成熟。但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发展应注重短期与中长期经济目标之间的协调，重点解决制约其长远发展的“短板问题”。通过优化贸易结构为不断扩大出口人民币结算创造条件，并在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交易中不断提升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实现人民币贸易结算由单一路径主导向多路径协调发展的转变。

① 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R].中国人民银行, 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tongjiaoliu/.

① Bottelier, Pieter and Uri Dadush, The Future of the Renminbi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Technical Report, Carnegie Endowment: Washington D.C.http://carnegieendowment.org, 2011/06/02.

② 转引自Daniel McDowelly, “Taking on the Dollar: Japanese and Chinese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iscussion Paper for the Workshop on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Ghen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hent University, Belgium, March 20, 2013, http://faculty.maxwell.syr.edu/dmcdowel/mcdowell_takingondollar.pdf.

① 邹小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36.

① 计算公式为$\sum _{j=1}^{+}\mathrm{v}\mathrm{a}\mathrm{r}\left(\frac{x_j-\stackrel{-}{x}}{\stackrel{-}{x}}\right)$。其中，$x_j$为某一年度的汇率值，$\mathrm{v}\mathrm{a}\mathrm{r}\left(\frac{x_j-\stackrel{-}{x}}{\stackrel{-}{x}}\right)$表示相应时期日元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百分比的方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