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三月，魏忠贤派缇骑抓捕周顺昌，激起苏州民变。^①次年，天启死，崇祯继位，不久清除阉党、扶植东林。当时因类似原因爆发民变多起，^②但耐人寻味的是，只有苏州民变被反复书写：现存相关时事小说有《警世阴阳梦》、《圣烈传》、 《梼杌闲评》，时事剧有《清忠谱》，时事评论有《五人墓碑记》。^③

周顺昌被逮引发民变，只是晚明党争的一个小插曲，却发生了广泛的舆论效应。本文拟通过对比各家就此情节展开的不同叙述，考察时事作品面对同一事件的材料取舍及创作心态，以透视明末清初复杂的社会思潮，探讨时事作品的创作特色。

一、 影响深广的一声号角

作于天启七年十一月的《五人墓碑记》问世最早，^④影响广大。张溥并未遵从史实，却非常刻意地营造了自己的一套话语。

首先，毛一鹭是民变怨薮说，与史不符。

在张溥笔下，毛一鹭成为市民首要攻击的对象：“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随后，毛一鹭血腥镇压这次民变：“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而五人临刑，也痛骂毛一鹭：“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

民变组织者文震孟之子文秉提到毛一鹭，却语含感激：“邵辅忠贻书毛抚：‘急以文某、姚某入告，少宰虚席以待。’盖指文肃、姚文毅两公也。毛抚勿为动，止擒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五人，具狱斩之。”^①《熹宗实录》载毛一鹭奏章：“方周顺昌奉旨被逮，县官往即就系，当令府县力促开读，而官旗不应逗遛需索，订期十八，致生远迩之心，此变之所由肇也。苏郡法纪陵夷，已非朝夕。臣等德不足以绥民，威不足以肃众，抑何辞于溺职之罪。除一面将犯官周顺昌交发官旗即日起解至京，伏候圣明处分外，仍次第擒缉倡乱渠魁，另行正法，以重国典。”^②可见，毛一鹭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温睿临亦载：“巡抚毛一鹭惧祸，根究乱民，杀五人以谢奄。”^③而各家史书，均未见苏民追打地方官员的记载。

张溥攻击毛一鹭，乃是出于党争思维：魏忠贤虽然已经倒台，但魏的地方余党尚在，不赶尽杀绝誓不罢休。这一大清洗思想并非孤立。魏忠贤倒台后，崇祯一直要求阁臣清洗阉党，但阁臣却努力缩小波及面，以免政治动荡，君臣之间数度往复。 “初，逆珰死后，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学士韩爌、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不悦，再令尽列以闻。”崇祯二年正月，崇祯再次催问，阁臣仍旧拖延，于是崇祯“发原奏及前红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广，几无遗矣。”三月，“廷臣上《钦定逆案》，诏刊布中外。共二百五十八人”。^④崇祯扩大化清洗阉党是个极大败笔，种下了此后官僚集体既提心吊胆防备攻击又处心积虑打压政敌的膨胀心思，致使党争愈演愈烈。《碑记》创作之时，政坛动荡尚未波及毛一鹭，故张溥不惜扭曲事实，引火烧之。《碑记》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标志着东林后劲应社（复社前身）正式加入党争营垒。

其次，应社是光辉领导说，与史不符。

苏州民变的指挥者为应社成员，亦即文中的“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明季北略》载：“诸生王节、杨廷枢、刘曙、郑敷教、刘羽仪、文震亨、殷献臣、王景皋、袁征、朱隗、沙舜臣、王一经等，乃迎两台于门，痛哭而陈”。^⑤而据朱彝尊记述，张溥即应社魁首：天启四年，应社成立，起初只有张溥、杨廷枢、朱隗等十三人。^⑥张溥也曾记述创立应社过程。^⑦因此，应社策划了聚众请愿，结果弄巧成拙，事后颇有恐慌。最后，毛一鹭捕杀五位市民，将魏忠贤敷衍过去，应社成员死里逃生。作为魁首的张溥，对其来龙去脉自然一清二楚。现在，危机过去，张溥却妙笔生花，将应社成员塑造成事前组织发动、善后认真负责的光辉领导。

应社勇于争斗、怯于担当的性格，是历史形成的民风士习，^①并延续为东林、复社的一大内伤。张岱曾说：“余见新朝官籍，强半皆东林表表之人，而逆党中之蒙面事仇者，反屈指可尽也。……人之足以锢党，而党之不足以锢人，盖已明矣。”^②吴伟业在《秣陵春》中、夏允彝在《幸存录》中，^③都曾有过此类反思。

复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誓曰“毋以辩言乱政，毋干进丧乃身”，^④ 但张溥及其同志都未能做到。这次苏州民变，他们即“敛赀财以送其行”；此后，更以资财帮助罢相周延儒咸鱼翻身，^⑤并以此要挟周将党争扩大化。^⑥《霜猿集》载张溥要求杀人“二册”，周不堪其扰，竟至希望张溥早死。^⑦所以，章太炎说：“东林之汪文言，复社之张溥，皆以善行贿赂为党人所依赖。此汉、唐、宋党人所不为者。若其内行点汙，瞑瞒声色，则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⑧就明王朝历史而言，应社崛起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

第三，市民是反阉先锋说，与史不符。

《五人墓碑记》还发掘出一个新主题：将市民阶层拉入党争队伍，使之成为党争急先锋，以博取舆论支持，扩大政治影响。历史上的党争都局限在朝廷之上，晚明党争即是内廷与外朝之间的纷争。而《碑记》中，下层民众被裹挟进入党争队伍：苏州市民“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五人临刑，“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因此，市井民众被士人化，被引入东林队伍中，成为反阉急先锋。

这也是一个虚构情节。五人临刑，并无痛骂之事。《明季北略》载：“斩五人于阊门吊桥，时颜佩韦等四人俱不畏，独周文元本舆夫，大哭。”_⑨《明史》载：“佩韦等皆市人，文元则顺昌舆隶也，论大辟。临刑，五人延颈就刃，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监司张孝流涕而斩之。”^⑩苏州民变，只是一时激愤，参与党争、誓死反阉之说显属附会。

把东林党与民心捆绑到一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崇祯毁《三朝要典》，清洗阉党，给世人尘埃落定的印象。而阉党扶植的南明小朝廷又非常短命，更加剧了世人的鄙薄之心。加上阉党“所仇怨多在江南”， ^⑪江南士人与东林、复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著文讲学，影响甚大。东林及其后劲复社遂获得广泛的民间支持。

张溥把应社成员打扮成组织领导者，将暴动市民解读成听从应社号召、积极投身党争的急先锋，又将毛一鹭扭曲成民变的愤怒对象，从而突出应社巨大的社会号召能量，并将“吾社”继东林而起的政治含义固定在世人头脑中。

《五人墓碑记》仿佛新一轮党争号角，不仅在士大夫阶层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在时事作品中获得广泛共鸣，显示了张溥作为复社领袖的社会鼓动才能。然而，受其影响的时事作品在歌颂市民气节的同时，无一例外地突出缙绅“辱人贱行”的一面。这大概是张溥始料未及之事。

二、 民间立场下的多重叙述

（一） 生吞不化

崇祯元年六月，《阴阳梦》问世。第十六、十七回记述此事的文字，明显受到张溥的文字影响。但是，小说未能统筹好遵从张溥与遵从事实之间的度，留下颇多漏洞。

小说保留了毛一鹭的阉党余孽与扑杀民变的嫌疑：事变时，“独抚院甚是觳觫，又亏寇公、陈公招安”；事变后，毛一鹭上本，报告倡变者姓名；得旨后，“抚院密计行刑，两道目不忍视，寇太府托病不来。”但小说又载，民变是旗尉跋扈激发的，与毛一鹭无关。那么，毛一鹭为何“觳觫”，就显得难以理解。

小说歌颂五人是反阉先锋：“这五人时常在西察院前现形，都是没头的。这五人在监时，听得周吏部丧归，都披麻戴白，对西大哭。拜道：‘吾们愿得速死，相随周爷到阎罗大王面前诉冤，捉死奸臣。’”又说，“倪文焕家白日看见周吏部冠服坐在堂上，旁边有五个人，都是没头的。倪家合门惊惶磕头拜跪”。

但小说又载，官旗乱打，是市民愤怒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官旗）拿起木杻，乱打众人……中间有个百姓，叫做颜佩韦，他是个有侠气专打抱不平的人。听得说了东厂严旨，不是圣旨了，便大叫道：“是魏太监的假旨，不要作准他。”那文之炳听得说了魏太监三个字，便大喝道：“你辄敢说魏爷，快剜出他的舌头来！”……惹着颜佩韦发怒起来，卷起袖子大喊道：“既不是圣旨，如何拿得官！”揪过文之炳乱打。

这种任侠使气的斗争，自然无暇思考生与死的价值，因此，他们面对死亡就显得仓促：“七月十二日辰时，城门复闭，忽提出颜佩韦五人，枭首号令。”市民“尚义”，建立在乡土、私情基础上，以愤激敢斗、不计后果为特征，并不能达到张溥的政治高度。问题是，原本任侠的市民，何以死后思想境界突然升高？

小说中，秀才挑起事端，却懦弱猥琐，表现复杂。一方面，秀才主动出头，挑起事端：“先是许多秀才在门上，迎住抚按两院，口禀道：‘周吏部人品不凡，官箴无玷，忽遭奇祸，万心怨痛。但民心是国之本，士大夫是民之望。两台是天子重臣，须求一言相救。’两院愕然，只拱手不应。”另一方面，秀才也恐吓市民，阻遏暴动： “圣旨拿官，那敢抗违。列位只可求告上司出个本救他，切不可生变。一生变，害了合府的人，周乡宦一家都不保了。”民变后，谣言四起，秀才从此销声匿迹：“弄得那些没见识的人，搬移下乡村去，都被强盗邀截在空野处抢劫了。”秀才集资，竟然暗中分肥：暴动后，官旗怕受惩处，决定将“苏州众秀才送咱们一千银子”退还给周顺昌；“周吏部道：‘他们说送列位是一千五百两的。’众校尉尽把行李打开，与周吏部看，并无余物，果然只得一千。”秀才表现如此复杂，岂非前后分裂？

上述矛盾，是小说仓促成书、不避抄录而又缺少统筹的结果。《阴阳梦》在主要观点上，向张溥处处靠拢，但其时事书写，主要抄缀《玉镜新谭》。^①后者记述严谨：“愧我草莽中人，闻见寡陋，肤浅无文”，因此采录谨慎：“字字俱从邸报、邮传，不敢窜易一字”。其载，周顺昌之杵魏忠贤，乃是“怜冤臣而婿遗孤，骂恶珰以徵高文”；士民并未与毛一鹭敌对，“仰遵府道之开谕”，且在“抚、按两台”劝说下，“众意稍解”。市民暴动，因为缇骑“傲慢府县官长，凌虐地方士民”，“是以万姓不平，阖郡齐攻”；而秀才在民变中未有特殊表现。^②可见，小说材料与观点采录多家，但未能融为一体。

《阴阳梦》在创作上东拼西凑、生吞活剥，既不顾原作思想，又未能统筹整合。为了迅速进入阅读市场，抓取热闹浮躁的事件表相，抛弃耗时费力的冥思考证，无疑是书商捷径。多方抄录、为文粗疏，是急就章式时事作品不可避免的一大弊端。

（二） 叠加想像

崇祯二年五月问世的《圣烈传》，试图对张溥的观点加以修正：一是继续突出市井民众“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二是将苏州阉党代理人重新定位，以太监李实替换官员毛一鹭。在具体行文中，小说同时又以李实奏章、毛一鹭奏章为参照，在假相的基础继续虚构。

小说载，周顺昌被逮的主谋是李实，不是毛一鹭：

却说太监李实在苏松管织造，周起元为苏州抚院时，曾有小隙。文谬太史昌期张黄盖出拜客，被李实望见，恶其不避己也，怒曰：‘缪昌期已经回籍，敢张黄盖！’ 心衔之。吏部员外黄尊素有疏触忌忠贤。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龙、周宗建、御史李应升亦各文章见忌，……（李实）密地写了一疏，……

这段文字，来自所谓的李实奏章：

提督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参原任应天巡抚周起元：“……起元抚吴三载，善政罔闻，惟以道学相尚，引类呼朋。而邪党附和逢迎者则有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俱与起元臭味亲密。……

得旨：……都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③

李实奏章是魏忠贤假李实之手捏造的一个冤案。而李实与黄尊素颇有私交。东林遗孤回忆录《先拨志始》、^④太监回忆录《酌中志》^⑤都有详细考证。此外，《崇祯实录》、《剥复录》、《明通鉴》也记载了相同文字。

小说又载，苏州民变的主谋就是普通市民：

时驿卒杨芳 …… 张皇狂叫，远迩俱闻。于是有百姓马杰手持一梆，四方号召，……遂激出几个后生：颜佩韦、沈扬、杨念、周文元、丁奎、季卯孙、许成一干人。沈扬、许成为纠聚徒众。城外吴时信、刘应文群相响应。不半日，哨上数千人。颜佩韦手执线香，各人分上一枝，……丁奎、季卯孙张手露脚，……慌得缇骑忙走入军门内。

这段描写来自毛一鹭奏章。毛一鹭为息事宁人，采取了抓捕市民、放纵乡绅的策略：

毛一鹭题：“缉获奸民，已依律重轻正法。”得旨：“这奸民依律分别正法：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即著枭示；吴时信、刘应文、丁奎、许尔成、季卯孙，俱发边卫充军；邹应祯、杨芳，各杖六十。国法已伸，人心初定，还须加意拊绥，以安地方。”^①

组织暴动的诸生没了踪影，而参与打人的市民被当作首犯。毛一鹭奏章刻意遮蔽了真相，保护了应社成员。

小说偏好刻画市民好汉，在张溥的基础上，叠加想像。“好汉推李太监坠河”一节，文理生硬，附会无根，属于强行添加。好汉感叹道：“人生在世上，也要出个名儿，做些人不敢做的事，才是丈夫！……我若不代这几位出了一口气，也枉在人间走一遭！”这正是张溥的论调：“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好汉将李实推下河后，“太爷喊：‘那甚么人推李公公下河？’众人都争说：‘不是推，是走得慌，不觉的挨下去也。’”这是作者想像中的下层百姓对五义士受到天下景仰的追慕心理。为了不累及他人，好汉在狱中扼喉而死。这与五义士在行事逻辑上都是死我一个、保护地方。

上述处理，可能是受见识、才能的局限，而不是出于独立见解。小说文字极为粗疏，边写边刻的流水作业痕迹明显。小说共四十八回，有三十回题目卷首与正文不一致。其中，“李承恩屈招死罪”、“魏忠贤涿州进香”，卷首与正文次序颠倒；正文中“钱士晋缉奸被陷”一回后，多出“南海子忠贤操舟”；“姑苏好汉推李实坠河” 一回后，多出“京城中各灾变叠见”；“天下贤臣远引”一回后，多出“丁卯春道人闹寿筵”。为图省事省时，刊刻时甚至窃取别本插图。^②因为急于抢占商机，于是仓促成篇，自然遑论文字真假。

张溥的文字影响了小说的立论与结构，但小说抛弃了秀才操纵情节，沿着市民 “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表相作单线条的发展，将党争定义为阉人集团与官员集团之争，扭曲了张溥本意。《序》曰：“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小说中，邸报内容不过东鳞西爪，大量文字属于向壁虚构。政坛上曾经发生过的动荡波澜，流淌到民间，已经断裂成一个个故事。故事在流传中，叠加了本阶层乐见的想像。至于故事背后的来龙去脉、真相和含义，显然因难以理清、无关利害、无暇追究遭到抛弃。

（三） 反思超越

崇祯末年问世的《梼杌闲评》，突出歌颂市民，对秀才与官员皆讽刺批判，而继续强化李实阉党代理人的身份。小说看待这场政治风波，不仅从党争角度出发，还触及到体制弊端。

苏州三生员见周吏部被诬，相约去抚院见毛一鹭，求他缓些开读，好上本申救。毛抚院道：“旨意已下，谁敢乱救？诸生此举，倒是重桑梓而薄君臣之意了。”诸生齐声道：“生员等于君臣之义不薄，只是老大人父母之恩太深些。”毛抚院见诸生出言不逊，只得含糊答应，支吾他们出去。谁知市上早有一班仗义的豪杰，相议道： “……这分明是魏太监与李织造通同害人，假传圣旨。我们只是不容他去就罢了。”

市民立即自发组织起来：“敲梆喝号者马杰，传香者颜佩韦，打死随从者沈扬、周文元、杨念如”，于是“来拿香的推推拥拥，何止万人”。当周顺昌怕受连累时，“众人道：‘是我们仗义的打死校尉，扯毁驾帖，都等我们自去认罪，却不有累。’”市民不仅打死校尉，拦截毛一鹭的告急禀帖，还打死李实的孙掌家。他们发动暴乱，却乱中有序、乱中有理。市民的组织能力与暴动威力，吓坏了阉党，“若株连杀戮，恐致民变”，可谓“一呼直落奸雄胆”。

当民变未能解救好乡宦，市民又发动募捐。有趣的是，“见百姓如此倡议”， “苏、杭两处士大夫”再也坐不住了，也要募捐，但这些“悭吝的”“生监酸子” 困难重重，甚至不如“衙门各役”来得爽快，最终只得“照家私分派，分上中下三等”，把募捐搞成摊派。

小说认为，只有市井才能普遍明大义、识大体，敢作敢当，而封建官场却是一个大染缸。本性纯朴善良者一入官场，即成国贼禄蠹，迷失自我，不能自拔。小说中的魏忠贤、客印月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不归路。误入官场迷局者，只有彻底回归民间才能重拾心灵“明珠”。《梼杌闲评》摆脱了单纯的谴责个人习性，触及到对制度文化的拷问，远远超越了张溥的党争视野。

这一市井立场影响了顺治初年的剧作《清忠谱》。该剧对士人的批判更加尖锐，甚至直接抨击应社与复社成员：

首先，士人软弱短视，不如市民坚强老练。剧中，文震孟“步行求见”，他说： “……倘然一倡百和，公恳上台，九阍虽遥，焉知不为民心感动？”但在事变过程中，秀才与市民的表现，恰成对照：

[（末，陈知县）向内介]众百姓听着，寇太爷分付，士民中老成的，止唤一二人上前讲话。

[小生、老旦扮生员上][作仓惶状介]

[小生]生、生、生员王节。

[老旦]生、生、生员刘羽仪。

[小生、老旦]老、老、老公祖，老、老、老父母在上：周、周、周铨部居官侃侃，居乡表表，如此品行，卓然千古。蓦罹奇冤，实实万姓怨恫。老公祖、老父母，在地方亲炙高风，若无一言主持公道，何以安慰民心。

[净，急上，跪介]青天爷爷阿，周乡官若果得罪朝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

[丑，喊上]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让我来说：青天爷爷阿，今日若是真正圣旨来拿周乡宦，就冤枉了周乡宦，小的们也不敢说了；今日是魏太监假传圣旨，杀害忠良。众百姓其实不服。就杀尽了满城百姓，再不放周乡宦去的。

面对汹汹民情，毛一鹭先是大怒以对，等到发现市民人数众多难以弹压，就耍起了两面三刀的策略，要求“且具一公呈进来，或者另有商量。”秀才开始盲目乐观： “周老先生，好了，好了。晚生辈三学朋友，已具公呈，保留台驾，且回尊府。晚生辈静候抚公批允便了。”市民却立即揭穿这个骗局：“当今魏太监弄权，有天无日，绝不放周爷去的。”

其次，士行猥杂，不如市民淳朴。魏忠贤覆灭后，“许多百姓，人千人万，都赶来拆祠堂了”；又将其沉香头像拿去祭祀周顺昌和五个市民。而士人表现却值得玩味：

[付，白髯，扮生员上]学生庠中朋友赵伯通是也。文老先生三召还京，今日来祭“五人之墓”。那王贞明、刘渐羽、杨维斗、殷汝良辈诸兄，为了周老先生，几遭不测，如今复了前程，两日忙忙碌碌，见官见府；今日料无暇来相陪了。文老先生文章山斗，极肯提拔士类；我辈邀其盼睐，定然鼎力吹嘘。不免急到彼奉陪。

[急行介]敬王臣，廊庙圭璋；拂儒冠，追陪趋跄。

来此已是五人之墓了。文老先生还不见来。且到普福寺与和尚讨些茶来解解渴，再来便了。若有素面，或者线饼，饱餐他一顿，更通，更通。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李玉对东林有道义上的同情，但并不认为复社崛起就能带来社会改良。第二十四折《锄奸》说：

[小生（周茂兰）]闻得二贼三日前广用银钱，希求宽纵。恶人银钱，列位尽取不防，只是行杖时，万万不可存私。

[众]公子说那里话，看此地是什么衙门。

[合]此署因何而设？堂曰公堂，私字儿断难假借。

[小生]说得好！说得好！

李玉已经揭开官虎吏狼的封建衙门特色。今日行杖阉党之衙役，正当日折磨东林之酷吏。周茂兰以妥协方式，换取衙役对阉党的严惩；衙役也以公事公办的口吻，完成见风使舵的承诺。朝堂之上只是换了一班人马，士风却没有丝毫革新。

《清忠谱》更加突出气节道义。周顺昌被逮源于主动出击；其“蹈死不顾”的刚烈气节，在市井民众身上得以重生。李玉折断了秀才的道义承担，把东林之后的道义希望寄托于市井。《清忠谱》以大量舞台场面淋漓尽致地展示这些市井英雄们，显示了李玉关注市井、热爱市井、歌颂市井的平民精神。这一点，亦令张溥瞠乎后尘。

结论

时事作品不约而同地选择民变情节，既显示了“士传言而庶人谤”的横议传统，^① 也显示了故事传奇的审美传统，即偏好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这情节带来的激烈紧张的外部冲突。审美传统、下层视角、文化领袖的引导、商品经济的诱惑，都会对时事作品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同一个政治事件，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所受影响的差异，导致出现不同的叙述话语，呈现不同的解读内容。因而，考察时事作品中的时事，必须牢记其文学幻相这一本质，承认其与历史事实拉开的距离。

张溥对苏州民变别有用心的解读，源于强烈的党争思维。时事作品一边向上看，关注着社会局势的最新发展，一边向下看，始终保持着民间立场，因而片面发展了张溥缙绅“辱人贱行”、市民“激昂大义”的基调，和张溥保持了距离。时事作品逐渐将市民阶层作为歌颂主角，显示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和对本阶层崛起的欢呼。它们尽管存在着形式差异、水准高低的差别，却共同承载了深厚真实的历史话语，表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再现了社会情绪和思想变迁。民间立场拥有对时事的平民视角和审美距离的优势，因而超越张溥是一个自然过程。

①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353-6355.

② [明]朱长祚.玉镜新谭[M].北京:中华书局,1989:88-90.

③ [明]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M]/洪清泉.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民国66年（1977）:821-825.

④ 蒋逸雪.张溥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2:14.

① [清]文秉.先拨志始[M].上海:上海书店,1982:189.

② 黄彰健,校.明熹宗实录[M].台北:史语所,民国51年(1962) :3358.

③ [清]温睿临.南疆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91.

④ 黄彰健,校.崇祯实录[M].台北:史语所,民国51年(1962) :0044-0045、0046、0049.

⑤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57-58.

⑥[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49.

⑦ [明]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M]/洪清泉.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民国66年（1977）:659-662.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556.

② [清]张岱.石匮书[M].清抄本,第196卷末评.

③ 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M].成都:巴蜀书社,1993:31-625.

④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49-650.

⑤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343.

⑥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28.

⑦ 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M].成都:巴蜀书社,1993:38-651.

⑧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335.

⑨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59.

⑩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355.

⑪ 李季辑录.东林始末[M].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150.

① 顾克勇,蔚然.《警世阴阳梦》作者为朱长祚考[J].济宁师专学报,2000(1):29-31.

② [明]朱长祚.玉镜新谭[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5、88.

③ 黄彰健,校.明熹宗实录[M].台北:史语所,民国51年(1962) :3268-3269.

④ [清]文秉.先拨志始[M].上海:上海书店,1982:187.

⑤ [明]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91.

① 黄彰健,校.明熹宗实录[M].台北:史语所,民国51年(1962) :3559.

②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9.

① [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01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