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解体作为冷战结束的重要标志，为国际格局的变革开启了时间窗口。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曾预言，后冷战时期，美国身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一个地缘政治平衡变化不定、民族国家愿望上升的世界中管理、指导和塑造中心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形成一个更加合作的全球体系。^①然而，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并没有朝着布热津斯基所预见的方向发展，反而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文明冲突的蔓延，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转变，突出反映在非西方文明社会政治觉醒、地区安全多孔化、碎片化世界等诸多方面。这些变化在相当长时期内，将成为国际格局的一种更为宽泛、多样、尚缺乏确切理解的非传统安全关系，并决定着国际格局的走势。

一、 非西方文明社会政治觉醒

冷战后，由于“全世界内对人类尊严的渴望，乃是全球政治觉醒现象中内在的中心挑战”，国际社会掀起一股强大的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政治觉醒浪潮，“这种觉醒具有社会上的广泛性、政治上的极端性以及地缘范围的全球性”。^②它不仅推进非西方文明社会内部的自我认同，而且从本源上挑战着国际格局的传统认知，改变着其既定图谱和运行轨迹。

20 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维系近半个世纪的以意识形态为文明标的物的对抗宣告结束，国际格局进入“真空”期。在新旧格局转换当口，各种意识形态和制度理念接踵而至，使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民众产生浮躁情绪和盲从心理，“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①革命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首选。法国的勒庞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②一旦革命在一国有成功的先例，必将对其他国家内部挣扎的民众形成强有力的心理暗示，促使他们纷纷效仿膜拜，进而引起全球范围内针对西方文明的政治革命。事实上，冷战结束后，非西方文明社会的革命浪潮从未停止过，如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等，一场声势浩大的“颜色革命”有序展开，席卷东欧广大地区，成为21世纪初期国际社会壮烈的政治觉醒图景。

这场发端于东欧国家，并“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化，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③的运动，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外衣的烘托下，通过主权身份认同，构筑起一道民族主义的边界，赋予其爱国主义意义，迅速在非西方文明社会赢得合法地位。应该看到，以“颜色革命”为标识的政治觉醒运动，除个别国家出现血腥暴力事件外，主要采取非暴力的宣传、动员、集会抗议、舆论施压等手段，借助策划选举运动达到政权更替目的展开。其结果“不仅要摧毁个别社会秩序，而且要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不仅要摧毁某一政府，而且要摧毁社会权力本身”。^④尽管该运动较之西方文明而言带有明显的弱势、封闭、缺乏自信等印记，但它得到许多国家民众的积极回应，在具有相同处境的国家民众中激起广泛的心理共鸣，不断发酵外溢，聚合成一股强大政治力量，冲击着国际格局的堤坡。

二、 地区安全多孔化

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多极格局取代美苏两极格局，国际格局本应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然而，此时的美国今非昔比，实力式微的残酷现实，已无力承担全球安全的大任。况且，对美国“正在出现的、更直接的威胁并不是社会破坏，而是那些小型的、破坏性的攻击，它们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来自‘理智的’制衡理论引导的‘符合逻辑的’成本效益分析中被忽视的国家或者组织。”^⑤这就迫使美国改弦易辙，全面收缩其全球战略，把有限的力量集中到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美国这一看似单纯的国家战略调整举动，孰料却触发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大震荡，地区安全情势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呈现出特有的、由地区所决定的区域间行动集结体”。^①它表现为以地区安全为支轴的以色列化、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巴尔干化、以恐怖主义为后盾的塔利班化、以新兴经济体为龙头的新门罗主义化等一系列的多孔化安全格局。按照美国卡赞斯坦的说法，这些多孔化安全结构形态，“其发展动力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封闭地区所具有的动力，它完全是一种垂直关系，将地区核心国家与美国、地区与次地区、美国与各个地区联系起来，以便从政治上加强地区的多孔化。”^②可以说，正是以色列化、巴尔干化、塔利班化、新门罗主义化等地区安全形态的并存，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增添诸多变数。

一是以色列化。以色列化是地区安全结构中的一种原发形态，它通常是具有较强的军事潜能、具备驱动或左右地区安全情势能力的国家行为体，为达到自身安全目标，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利用包括核威慑在内的一切非常军事手段，最大限度地征服或威胁周邻国家的安全，实现其所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绝对话语权地位。最典型的当属中东的以色列和东北亚的朝鲜。这种用军事威慑作为代价的安全形态后果，一则会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不确定性，容易造成地区内的核心国家为所欲为、利益攸关国家强者恒强，而其他国家则处于“被安全”的尴尬境地。二来也会引起大国间的相互猜疑和缺乏信任，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国际格局造成严重危害。

二是巴尔干化。巴尔干化是地区安全结构中的一种普适形态，它广泛分布在巴尔干半岛、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曾把从苏伊士运河到中亚的弧形地带也纳入巴尔干化地区，称为“全球巴尔干”，有泛巴尔干化的意味。所谓巴尔干化，通俗讲，指处在地缘政治敏感区域的国家行为体，因其民族和宗教矛盾不断升级，出现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各种冲突，致使地区安全环境恶化，国际格局面临挑战。巴尔干化发端于巴尔干半岛，这里民族众多、宗教派别云集，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起初，巴尔干冲突只是波黑境内的三个主要民族围绕波黑前途和领土划分等问题展开的，后经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波黑战争，酿成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悲剧。于是，学界就把这种由民族和宗教矛盾所引发领土争端的波黑战争，连同在东南亚、中亚等地发生的类似争端一起统称为巴尔干化。

造成巴尔干化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巴尔干化地区在地缘政治上多处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扼世界交通咽喉，其周边多被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欧亚大陆的主要力量所包围，战略地位重要，历来被世界大国所觊觎。美国的斯拜克曼早就断言：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①另一方面，由于巴尔干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始的民族主义势力强大，加之区域内缺乏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国存在，所以，这些地区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充满了受日益增加的反对外部支配的政治仇恨驱动的激烈的种族和宗教暴力，当外部支配是由来自宗教和文化上不同社会的军事力量所强加时尤其如此”。^②尽管对任何一个从地区经济活力中获益的国家来说，武装冲突与构成自身利益的每个因素都显得背道而驰，但武力仍成为这些地区国家解决领土争端最平常的组成部分，地区冲突在所难免，地区的安全稳定成为一种奢望。

三是塔利班化。塔利班化是地区安全结构中的一种次生形态，一般指在阿富汗境外，实行与塔利班当权时期类似的政治统治，借助武装割据和极端宗教势力的国际合作，一味地复古、排外和反西方、反现代化，获得不少人的同情、支持、甚至积极参与。^③塔利班化集中分布在后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西北部落地区、孟加拉、马来西亚、索马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区。冷战后，伴随着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三种恶势力的喧嚣尘上，国际非传统安全情势不断恶化，塔利班化逐渐成为三种恶势力的代名词。作为地区安全的重要载体，塔利班化具有以下特点：

从结构形态上看，塔利班化势力一般由若干地方割据政权组成。这些地方政权经常与中央政权抗衡，其中以部族对抗居多；从政治纲领上看，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成为塔利班化势力的精神支柱。塔利班化势力崇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以伊斯兰教法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用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作为改良、复兴宗教与社会的动力，清除外来的各种异端学说及西方腐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污染，重建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以古代哈里发国家为楷模的理想伊斯兰国家、社会和伊斯兰秩序，使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从组织策略上看，惯用武装抗争和恐怖暴力手段。他们普遍采用恐怖暴力手段，制造地区冲突。它们自称为一种文化核心，强烈推行原教旨主义政策，通过整合相关国家内部的各类激进和极端主义组织，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极端分子加入进来，“不断授权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④ 不仅严重威胁这些国家的和平稳定，而且还对那些不愿追随它的邻国构成威胁，孕育新的地区政治变数，“对国家核心、主权以及武力垄断的挑战，比任何其他一种威胁更能唤醒国家权力抵御的原始自然力。”^⑤巴基斯坦的勒拉警告说：“巴基斯坦西部领土上不断推进的塔利班，有可能会威胁到巴基斯坦国家的领土完整。”^⑥如果塔利班化不受限制地任其蔓延，将给国际格局带来安全隐患。

四是新门罗主义化。新门罗主义化是地区安全结构中的一种派生形态，它借用19 世纪初期美国门罗主义的概念，意指冷战后的新兴经济体大国，为捍卫其领土主权，增强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事务，通过制订国家新安全观战略，加强国防建设，组建地区安全合作互信机制，介入本地区的领土争端，插手热点问题的解决，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稳定地区局势。新门罗主义化主要分布在新兴经济体内的“金砖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印度等。作为地区安全的派生形态，新门罗主义化不是美国门罗主义的翻版，而是冷战后新兴大国崛起的必然结果，因而其形态明显带有整体性、扩张性、排他性的时代烙印。

三、 碎片化世界

何谓碎片化？按照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诠释，在一个国际格局中，系统压力可以通过单位层次的干预变量来加以转化，而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国家，由于无法把握安全的稀缺性和充足性，它们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解读各种不确定的国际政治现实。换言之，国际格局中的格局因素和单位因素均对国家的对外行为产生影响。用该理论解释冷战期间国际格局的碎片化倾向，不难发现，冷战国际格局内的主权国家，在根据自身的现实状况（包括国家利益、国家实力、意识形态偏好）得出国际形势的主观判断后，便有意识地划分出“友方”和“敌方”两个阵营。这种单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确定国家身份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地区间的联系，导致国际格局出现碎片化。从表面看，这一现象是美苏对抗的结果，碎片裂痕仅存在于与敌方的交界处，但实际并非如此。由于国家行为体对其利益认知的改变，地区国家间的敌友关系模式变得十分脆弱，客观上造成地区国家间的敌友界限时常处于变动状态。随着美苏两大阵营间的实力消长，这种变动状态会反复切割不同地区之间、地区内部的国家之间的“边界线”，使得国际格局像“百衲衣”一样支离破碎。

苏联解体后，美国在迅速填补俄罗斯战略后撤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世界政治版图在经历冷战的洗礼后，早已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和地域划分也失去原有意义，美国手中的权力逐渐流失。“在亚洲北部、南部、中部，在民族分裂的国家，在被侵略成性的暴君统治的国家中，美国不见得能为解决潜在的安全危机而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若发生这种危机，美国的反应如何要取决于危机的性质，要看美国国内有没有什么利益卷入了冲突，要看欧洲和别的国家会不会去管，也要看美国与该地区最大的和中等的国家的关系如何。如果危机很严重，如果国内利益集团要求加入，如果欧洲也出把力，而俄罗斯又不加阻挠的话，美国就会介入，否则就很难预料了。”^①美国权力分散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际战略力量的地理分布从不对称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转变，基本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力量、以欧洲为代表的挑战力量、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中小发达国家力量、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力量等分庭抗礼的局面。它反映了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发展变化的客观趋势，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和目标，预示着国际格局进入碎片化的多极时代。

欧洲作为美国志同道合的盟友，其崛起加速了美国单极时代的终结。欧洲由于走向联合聚集成员国，已具有令人瞩目的资源和知识资本，欧洲变得更加强大和统合，获得更大国际影响力的胃口逐渐增加，“可能从事于为争夺地位、财富和权力而进行的竞争”，①与美国在导弹防御、贸易和金融、政治文化价值观、国际刑事法庭、全球变暖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因而对处于国际等级秩序顶端的美国单极世界野心极为反感，极力主张世界多极制衡，强调欧盟作为一个新兴极对世界的重要性，反对美国独断专行，滥用武力。尤其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欧洲不认可由美国主导的战争。法德领导人明确表示，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典型的单边主义军事行动，美国在伊战中不仅抛弃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联盟阵营，而且其行为严重违背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并与法德期望在国际机构及国际法授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维护和调整的预期相距甚远。这样一来，欧美关系自然会出现裂隙，由原先的“单一一极正在逐渐一分为二”，“分化成两个不同的权力中心”。^②

俄罗斯力量不断壮大，挑战着美国的单极体系。俄罗斯冷战终结未能迅速融入西方世界，大国威望一落千丈，波黑战争、车臣战争等又把俄罗斯拖入泥潭不能自拔，让俄深切意识到自身实力的下降。而波兰、乌克兰等国的“西进运动”，高加索国家的分离倾向，使独联体的生存空间受到欧盟、北约的挤压，加之中亚局势一直处于动荡期，令俄罗斯深感其安全边际的困顿。所以，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呼吁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积极致力于建立平衡的多极化世界，希望国际社会所有各方，都能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在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下，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尊重各方利益，用联合方式，通过对话与协商，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构建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亚太地区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其他中小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的独立与主权，也大多主张多极共存，反对美国的单极独霸。

中国和平崛起成为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冷战后，中国从现实主义的国家权力观出发，把中国智慧渗透到中国外交的各个层面上，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外交战略层面上，中国一改原先只专注国内事务的防守型外交战略，相继推出一系列大外交战略新构想。新构想摒弃国家本位主义的惯性思维，从地区本位主义出发，本着地区整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兼顾原则，打造地区性大国形象。新构想主张加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超越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周边地区环境，实现地区的共同安全。2014年，习近平在亚信会议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又将中国新安全观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以至于美国等西方媒体惊呼，中国的亚洲新安全观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明确信号，“亚洲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主导解决”。在对外政策层面上，中国通过加强国防建设，增强海军实力，在钓鱼岛、南海诸岛等领土主权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向太平洋地区标识中国大国身份的存在；通过上合组织、中国与东盟10+1合作机制、朝核六方会谈机制的运作，确立对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事务的绝对话语权；通过鼓励和支持中小国家倡导地区和次地区的机制性合作，推动东亚峰会机制向亚洲机制转化，将中国的国家利益上升为亚太地区的整体利益。在对外关系层面上，中国以国家利益为基准，准确定位中国的地区身份，反对外来干涉，不接受美国介入亚洲事务，^①灵活处理各种敏感话题，成为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

四、 国际格局角色转换的原因分析

首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地区安全的介入，造成地区安全环境的竞争性承压。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推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其目标是重新重视亚洲地区，大幅度介入亚洲事务，加强与亚洲盟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关系，应对和平衡中国崛起及对亚洲影响力的上升，恢复和加强美国在亚洲的主动和主导权。为此，美国军事上强化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同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经济上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控制，用TPP主导亚洲事务话语权；外交上以亚太为中心拉拢印度、越南等新兴发展国家，大肆推行价值观外交，抗衡中国崛起，挤压中国在亚洲的战略生存空间，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拖累中国在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海洋领土争端上的一贯主张和关切，^②加剧中美在该地区的竞争态势。尽管美国一再声称：当下中国尚无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其发展规模也不足以威胁到美国安全的程度。“随着苏联的瓦解，美国不再面临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对手而围绕它来组织力量并合理地考虑自己的战略需要，很少有观察家相信中国（对美国）构成这样的威胁。”^③并相信“一个积极融入世界的中国，而非钻入民族主义的窠臼的中国，既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也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④但是，美国出于维持亚太地区权力均势的意图，仍义无反顾地通过再平衡战略，“来保证中国崛起是有益于地区的稳定，而非成为地区安全的威胁，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加强美国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确保中国的崛起不会给它们带来损失，以便在世界重要地区寻求美国经济未来和安全未来。”^①这一切对亚太地区格局势必造成一种安全困境。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地区认同意识淡薄是国际格局角色转换的导火线。诚然，国家利益作为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②任何一国在发生对外行为，参与地区合作时，都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对地区合作中的主权让渡较为敏感，由此造成各国在国家战略的价值取向、地区安全事务制控权、地区经济利益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一些国家还经常围绕资源开发和领土纠纷相互指责，冲突迭起。地区内各大国之间貌合神离，相互猜疑，缺乏信任。外部强势频频渗透，插足地区事务等。所有这一切给各国在地区认同上潜藏诸多变数。一方面，各国对塑造地区认同观念给予厚望，期盼通过加强地区合作壮大实力。另一方面，影响地区稳定的深层次矛盾却依然如故，尤其是三种恶势力还十分猖獗，时刻威胁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一旦这些矛盾被激化，必将阻断区域认同感的链条，阻碍地区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惯例形成。从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合作进程看，由于地区认同感缺失，大多数地区合作仍只停留在论坛、发表宣言、双边协议和对话以及民间交往等软制度层面，且把包容性规范作为地区合作的基础，影响其应有功能的正常发挥。长此以往，会加剧地区内各种行为体间盲目竞争和无序扩张之势，从而引发原有国际格局角色结构的裂变或分化，重新改组成新的利益共同体。

第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国际格局角色转换的重要推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和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在广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入”，^③世界经济更为紧密地连在一起，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创造难得发展机遇。在全球化的驱动下，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南非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崭露头角，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世界银行的各国GPD统计数据为例，2000年度，美国等西方7国的GPD比重约占世界总量的66.75%，而同期的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南非等新兴经济体6国的GPD比重仅为世界总量的9.79%。但到2009 年度，该状况就发生明显改观，西方7国的GPD份额已从原先的66.75%降至53.22%，新兴经济体6国所占的GPD份额则从先前的9.79%升至17.49%。^④这表明，在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西方大国的GPD总量明显下降，整体经济状况正在走向全面衰退，已基本丧失对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GPD总量则显著上升，经济实力稳步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国际经济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G20的诞生，为新兴大国提供了更多国际治理权的机会，扩大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达到转变国际格局角色定位，实现全球共治的夙愿奠定了基础。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M].陈东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M].陈东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0

①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08.

②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118.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220.

④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8.

⑤ [美]扎尔米·卡利扎德等.21世纪的政治冲突[M].张淑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5.

① [德]恩斯特.奥托·岑皮尔.变革中的世界政治[M].晏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M].秦亚青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① N.J.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ke: Harcourt Brace& Co,1944:43.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M].陈东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1.

③ 王联.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J].国际政治研究,2009(2).

④ Noam Chomsky, “United States of Insecurity”, Monthly Review ^[2013-11-20].http://www.chomsky.info/interviews/20080519.htm, May,19/2008.

⑤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M].郦红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63.

⑥ Simone Nella, “Pakistan' s Tribal Areas: Achilles Heel or Strategic Outpost?” ^[2014-01-08].http://www.Argoriente.It/-modules/download/download/Pakistan/Pakistan-ots-tribalareas-eng pdf.

① [美]罗伯特·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M].胡利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55.

① [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M].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44.

② [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M].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44.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43.

② 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一贯主张，要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国际法规、尊重当事国之间的直接对话协商、尊重中国与东盟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③ Jonathan D.Pollack,“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in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eds,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2：49.

④ David Shambaugh,“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in GuoliLiu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2004:198-200.

① 赵穗生.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再平衡与中美关系[J].美国问题研究,2013(1).

② 宋新宁等.国际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7.

③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M].陈志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

④ World Bank, Total GDP200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Apri l2002^[2013-10-23].http://www.pdwb.de/archiv/weltbank/gdp00.Pdf.World Bank,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July 1, 2010^[2013-11-06].http://si teresources.World 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Pdf.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