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国家形象主要指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一国及其公众的历史、现实、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总体认知，同时渗透了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的心理预设和感性态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形象的正面建构遭遇现实困境：国际社会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充满疑忌；中国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自由、民主、人权）被否定的“文化他者”，中国形象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中面临“他塑”的不利局面。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实施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交流战略，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争取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增强“软实力”和竞争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公共外交”这一术语，尚未有普遍认可的定义，但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公共外交活动，目的在于向外国民众说明和展示本国，改善外国民众对本国的认知，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有别于政府外交需强调正规性、严肃性和主权性，公共外交具备灵活性、渗透性和广泛性，公共外交能否在潜移默化中帮助一国建构起良好的国家形象，与上述属性能否合理运用密切相关。“心灵沟通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然而跨越文化沟壑、实现心灵沟通绝非易事，达到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需要挖掘超越不同文化归属的人类通性，据此构筑起心灵沟通的桥梁，而不能仅仅着眼于文化差异的辨别和理解，从遵循文化差异规律入手来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顺畅开展。^①Barthes（1982）和Bruner（2002）认为，讲故事（或叙事）是一种人类本能。用讲故事方式来激发心灵共鸣，不失为跨文化交流的可行途径。事实上，讲故事已成为西方国家公共外交惯常使用的有效手段。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向世界公众讲好本国的故事，从国家信誉的竞争平台上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形象跨文化建构的关键策略。对于国际话语权尚处劣势的中国而言，研究公共外交的叙事策略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二、 叙事及其文化交际功能

一般而言，故事是对（真实的或想象的）关联事件的序次叙述。作为一种运用口头或文本语言表达涵义的象征体系，故事依据角色的设置、情节的主线和转折来铺陈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及过渡过程，从结构上看包含了开始、中场、结尾3个要素（Bruner，1987）。叙事（narrative）是叙述者带着既有观点讲故事的过程，故事主题就是叙述者所持有的观点（维森特，2004）。故事是叙事的内容载体，叙事是故事主题的表征。因而，“讲故事”和“叙事”是两个可以等同起来的概念。同时，讲故事（storytelling）是一种交流方式，貌似源于人类先天固有的需要，凭借其来构建和分享戏剧化的事件序列，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身居的世界和处所（Rose，2011）。

讲故事是一种天生的人类本能，这一论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察觉到了人类物种的这一本能，指出：“从经验中领悟并赋予其形式和顺序的内驱力，明显与更为熟知的生理需求一样既真实又迫切。”^②Barthes认为：“叙事出现于任何年龄、任何地方和任何社会，有着和人类历史相同的起始，几乎没法找出一个不会叙事的人……叙事超越国界、逾越历史和跨越文化：它就像生命本身那样存在着。”^③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叙事本能地不可抗拒，因而Bruner（1996）猜测它可能真的被编进了遗传基因。^④Bruner提出“叙事天赋”（narrative gift）是一种深刻的、跨文化的癖性，所有文化体系中的个体在年幼时便显露出来，“我们如此擅长叙事，以至于它看似和语言本身一样是天赋的。”^⑤

尽管故事的用意呈现出多样性（如娱乐、教育、警示等），而Bruner更强调故事具备社会交际和文化适应的重要功能，并认为心智解读（mind-reading）是“我们在文明社会中集体生活的前提条件”。^①具体地，给出如下的解释：如果我们人类没有按叙事方式处理和交流经验的能力，我怀疑这类集体生活将无法成形。正是由于叙事的象征手法化将个体经验转化为可流通的“共同货币”，可以说是，比起简单的人际交流，这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宽泛的基础之上。能够读懂别人的想法，不再依赖于共享狭隘的人际生态位，而要共享由神话、传说和常识组成的“共同基金”。在Bruner看来，分享故事是相互理解的根源所在。此外，他还提出故事可能担当起某种文化的“粘合剂”。这不仅是因为故事能为我们提供一整套我们都认同和追求的规范，更为重要的是，故事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接纳特殊性，将特殊性渲染为“有悖于常规的但可以理解的偏差”。^②Bruner（1990）认为，正是由于文化具备了这种“解决冲突、阐析差异和重构共识”的扩展能力，文化才会长存；上述过程是通过叙事达成的，“对于文化建构来说必不可少”。Bruner有关叙事功能的论断适用于文化内，即故事能忽略子文化的多样性来提升同一文化的内聚力；同样也适用于文化间，分享反映人类共性的故事，自然能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理解。正如Smith所言，“人类在相互讲故事的过程中会找到最深挚的友谊”，^③对此论点又有如下的阐述：向他人开放自我基本上会涉及向他人透露自身的故事，接受自身时时处处已溶入故事的生存状态，还包括了显露和分享建构自我的要素。尽管操作起来很难，这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依此我们能从深层次上了解彼此——超越纯粹的差异，形成建设性关系，并可能获得真正的关爱。^④

三、 叙事与文化认同、跨文化认同的建构

身份与认同在英文中共用单词“identity”来表述，两者的“同一性”在文化交际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通常，文化身份表述了个体或群体按既定的本质特征而归属于某一特定文化或民族的分类概念，回答了“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从哪里来”或“我们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或“我们向哪里去”的精神反思。例如，Tajfel将身份定义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源自于个体对自己属于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认识，以及对附加于群体成员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的认识”。^⑤建构主义不认为文化身份是静态的、既定的，强调文化身份是交际双方相互协商与相互建构的产物，文化身份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文化身份代表了群体的想象、意愿和选择，允许归入群体的个体在具备相当程度统一性的基础上保留一定的差异性。实际上，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同一性”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过程与结果的辩证关系。文化认同可看作一种认可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个体或群体对关联于特定文化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文化特质做出肯定的意向性反应，并内化于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之中，最后通过文化身份综合地显露出来。

文化认同的建构离不开叙事。叙事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既反映了社会信念和关系，又能促成社会信念和关系的协商和修改。正是基于叙事，不管有无直接的社会交往，人们可以形成和协商有关社会现实的认识，进而不断地修改他们已有的社会关系。Fina(2003)将叙事和认同之间的潜在联系梳理为3个层面：（1）认同体现为叙事者对特定文化的叙事资源（如语言、修辞等）的契合运用；（2）认同体现为基于叙事的社会角色的协商，叙事者赞同或反对群体和个体赋予其的社会角色时，叙事借助于语言手法的灵活运用在故事或社交世界中实现社会或个人角色定位的自我表征，起到建立、反思或否定社会关系的效果；（3）认同体现为基于叙事的群体归属的表述和协商，归属感作为分类标签，界定对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的遵从状况，讲故事为叙事者提供了一个评价和归类他们的特性和行为的机会。理顺叙事与认同的关系后，叙事对于建构文化认同的作用不言而喻。归结起来，叙事不仅帮助我们界定自我、寻求群体归属，还会引导他人修改对于我们的角色定格进而打破现有的关系格局。

文化的独特性造就了多元文化的局面，文化族群之间尚未形成文化的普遍性，这使得跨文化交际难免会遭遇理解障碍乃至文化冲突。拆除这类文化藩篱，需要交际双方摆脱族群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以平等、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去耐心地欣赏对方的文化元素，发现双方的文化共识和包容彼此的文化差异，进而以文化共识为基础增进文化的普遍性的培育，推动跨文化互动关系步入良性发展的轨导，最终实现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Kim（2001）将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阐析为交际双方基于系统性文化调整实现自我反思、消弭排斥性认同、领悟人类共性的发展过程。戴晓东认为，跨文化认同的建构是文化认同（地方认同）面向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双向拓展过程，即对内包容个体或亚文化群体的个性，对外寻求与异文化族群之间的共识。显然，培育平等、包容和开放的跨文化交际心态成为建构跨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点，源自人类本能的叙事无形中能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催生融洽的交际氛围，这为改变交际者对异文化族群的刻板印象、引导交际者超越自我中心主义营造了好的机会。此外，跨文化认同的建构重在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ness）的拓展和意义框架的重构（戴晓东，2010）。文化间性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Sarbaugh,1988），文化间性的拓展既要将模糊的文化地带转化为清晰的文化共识，又要消解文化差异的对立格局并促进差异文化的多元共生与互补。叙事能通过交流共同话题来分享经验与知识、协调跨文化互动关系、提升差异文化的接近程度，是发展文化间性值得推崇的手段。跨文化交际中，不同的意义框架对相同事物会形成不同的解读，这是造成误解的根源所在。意义框架的重构就是要使交际者不拘泥于地方标准或语境来解读意义，要能换位于对方的文化视野来思考问题，以便交际双方对同一问题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敞开心扉的叙事往往能促进交际双方的相互理解，且叙事具备推进文化扩展和适应的功效，这都将使互动交流得以良性延续和深化，在熟悉对方的基础上为建立互信和相互借鉴开辟通道，这也为意义框架趋于相近的重构做好了铺垫。

四、 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与公共外交叙事的介入路径

国家形象常被看作一种主体对客体的认知结果。例如,孙有中提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①从认知论角度定义的国家形象包含了自我形象（国内形象）和他我形象（国际形象）两个层面。很多情况下，一国的自我形象和他我形象往往是不一致的。例如，雷默等（2006）的统计研究表明，中国形象的自我认识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认识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自我形象与他我形象之间的差异性，一方面与国家形象丰富内涵所导致的知觉事实的复杂性有关，另一方面还与认知者本身的视角立场、情感诉求、价值观念等文化语境有关。信息的复杂性使得“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获得国情信息的渠道和质量有很大的差别，“内部公众”身处认知客体之中，相对于“外部公众”而言得到的信息更为直接和丰富。无论是“内部公众”还是“外部公众”在建构一国形象的过程中都脱离不了文化语境的约束；文化认同则是左右文化语境的主心骨，它为认知者预设了一种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的视域，成为他们建构形象的基点。显然，国家形象的建构既有赖于反映综合国力的知觉事实的输入，更取决于认知者处理国情信息的基点——文化认同。

很大程度上，国家形象表征了文化身份及其派生出的自我和他者的相互认同关系。明确自我形象就须反思“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谁”的问题；他我形象的建立需要回答“他们认为我们是谁”的问题，当中又会涉及“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谁”、“我们认为他们是谁”等问题的思考。对照文化认同所聚焦的三个哲学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向哪里去”，不难发现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与文化认同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同一范畴。因而，文化认同视阈下分析国家形象建构，可将国家形象视为主体间关系下的不同主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尽管综合国力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的输入变量，但它并不是左右国家形象的核心因素。当被认知国与认知主体所在国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时，即便认知主体有适当的途径来客观地了解被认知国的综合国力，在强化自我文化认同的需求驱动下，可能有意过滤和误读被认知国的国情信息，文化中心主义主导下臆造的他我形象必然背离于客观现实。此外，国家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国家形象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形象（主要是自我形象）不仅仅反映一国综合国力，也体现国家间综合国力博弈的结果——政治经济关系。国家形象的建构一旦融入政治色彩，他我形象就可能沦为他国宣扬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工具，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他我形象也必然有悖于被认知国认同或期待的形象设定——自我形象。国家形象的“自我”建构与“他者”建构的偏差，会引发“自我”的回应。“自我”可能会理性地接受这种偏差，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并通过反思自身的文化认同或构建跨文化认同来缩小形象偏差。当偏差源自优越的自我形象被贬抑时，可能会刺痛“自我”的自尊心而激起否定性的反抗（如诋毁“他者”的国际形象等），这只会加深理解的隔阂并加剧形象偏差。结合上述分析，以A、B两国为例，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如图1所示。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形象的概念更多地是指向了他我形象，即国际社会对一国的看法。在全球化时代，良好的国际形象是确保国际交往顺畅开展的必备条件，因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心在于引导国际社会正面地建构他我形象。自我形象实质上反映了一国的形象诉求，若它是基于客观现实的合理自判，那么它可用作评价他我形象的标尺，找出和衡量他我形象和自我形象之间的偏差。文化差异是内外有别的国家形象偏差产生的根源所在，这就意味着在文化差异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形象偏差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因而理性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思路应该是包容偏差的客观存在并竭力消减文化偏见或误解导致的形象偏差。那么，构建跨文化认同无疑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首选策略。“跨文化认同是交际者跨越文化边界，与其他文化的成员相互适应、相互建构的产物，体现了他们包容与开放的心态、贯通的知识结构以及打破族群中心主义、融汇不同文化视角的能力。”^①构建跨文化认同将促进文化成员突破传统意义上文化认同的封闭性和排他性，通过分享或反思彼此的经验、观念和行为模式，孵化出共生互补、互惠双赢的跨文化交际关系。跨文化认同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促进他我形象的合理建构。一方面，跨文化认同本身是他我形象建构的输入变量，在积淀文化间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趋近的意义框架，将引导“他者”跳出单一的思维模式和摈弃二元对立的文化认同观，这都有利于缩小国家形象偏差。另一方面，跨文化认同造就良性的跨文化交际关系，柔和利益博弈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这将对他我形象的意识形态化建构起到抑制效果。

公共外交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早已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和重视。向外国公众阐明本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根源的方法有多种，讲故事因其富有实效性和感染力，成为公共外交日益重视的传播方法。直接采用宣传方式来灌输政治理念往往事倍功半，好的故事融入了叙事者的情感体验和设置了有吸引力的情节片段，讲故事往往能令受众印象深刻，这为他们解读和理解故事背后抽象的政治理念做好了铺垫。如前所述，叙事根植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之中，人们习惯于通过叙事来交流经验和构筑相互理解，文化族群依赖于叙事来建立和延伸文化认同，叙事的人类本能属性便于文化族群之间借助叙事来积累共性乃至形成相近的意义框架，最终推动跨文化认同的建构。综合叙事的社会属性以及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不难发现公共外交叙事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建构跨文化认同上。

公共外交具有灵活性、广泛性和渗透性的特征，加之叙事多样化的呈现形式和生动化的表现手法，使得公共外交叙事可能触及并深入国际社会的各个层面，渐进式地促进跨文化认同的建构，确保公共外交叙事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效应的有效显现。公共外交叙事的主体不单单包括从事对外交往活动的政府机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精英人士等，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交流日益频繁，普通民众已成为公共外交叙事的重要参与者。公共外交叙事的客体是他国公众，与主体的情形类似，“他国公众”的概念囊括了他国的各个社会阶层，具体可能是政府官员、精英人士和普通民众等。主体和客体角色的多样性决定了公共外交叙事有着多重的交往维度。口语、文字和图像是最基本的叙事媒介，无论是单独运用还是有机混合，它们都发挥了传播信息、表情达意的社会交际功能，同时也造就了公共外交叙事丰富的运作形态。具体而言，公共外交叙事可能呈现在国家领导人演讲、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商业广告、影视作品、戏剧表演、文学作品甚至普通会话中。在全球一体化日趋紧密的当下，公共外交叙事无时无处不在，潜移默化中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建构施加影响。

五、 基于公共外交叙事塑造国家形象应注意的问题

塑造国家形象是一项长期工程，公共外交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助推手的角色，叙事则是有效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必要手段。公共外交叙事需要有好的素材作支撑，还要有好的叙述技巧来辅佐，内容和方法相得益彰，才可能落实说明国情、阐释政策、展现文化的初衷，达到赢得国际社会好感、构建跨文化认同的目的。正如McKee（2003）指出的，只有抓住讲好故事需要的规则，才可能得到受众热烈的回应。Herman（2003）将叙事视作一种认知工具，认为研究叙事对人们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时，既要从人们拥有的语言使用能力、思维能力及社会交往能力来观察故事如何建构，同时也要从逻辑、互动和认知的角度来了解故事如何被接受和传播。归结起来，通过公共外交叙事塑造国家形象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什么样的故事是适用于公共外交且利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好故事？怎样才能以国外民众接受的语言、逻辑和方式来讲好塑造国家形象的故事？以下结合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讨论如何利用好公共外交叙事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工具，在尚未占优势的国际舆论圈内扭转国家形象的不利定势；同时，围绕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探讨基于公共外交叙事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一些原则。

第一，凝炼和宣扬具有普世意义的本土价值观，助力国际社会重新审视“文明标准”。^①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性价值观一直被尊捧为一种普世价值观，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推广它们界定的“文明标准”并倡导后进国家沿袭它们的社会体制和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一旦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打破了西方现代性的标准框架，出于维护以价值观为核心要素的文化认同的考虑，丑化或妖魔化异类国家便成为西方国家的本能反应。几十年实践表明，西方推崇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不能解决当前的世界发展难题，战争冲突、恐怖主义、经济危机、贫困等问题依然困扰着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缔造出文化多元共存的格局，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在国际社会中交互、碰撞与汇合，没有一种文化形态能够始终占据主导的地位。建构一种强调文明间的互补、注重跨文化对话的多元价值体系，成为变革当今世界单调的政治话语格局的主流思路。新兴经济体通过挖掘本土价值观中反映真、善、美的普世价值的元素作为公共外交叙事的立意，往往能激发国外公众的普遍共鸣，感染他们认识和认同本国的发展模式，进而突破有关“文明标准”的固化思维。例如，中国文化中“和而不同”、“和谐发展”、“平等互利”等价值理念值得扩充到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中，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后进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拓宽了思路。抓住当前国家关注度高的契机，构造和讲述彰显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的故事，争当全球普世价值的创造者和贡献者，必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搜寻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通点，依托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构造有吸引力的故事。相通点是联接不同文化的纽带，是两者深化互动关系的基础。从文化产生和变迁的历史进程看，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处理诸方面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生存和发展的智慧，是各个族群改造自然对象的智慧（技艺）和整合、协调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的智慧（规则）以及作为这两种智慧之结晶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综合体。文化表现为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处理三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观念的关系）的结果，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通点就隐含在上述三重关系中。例如，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亲情、友情和爱情始终是不同文化语境中永不过时的话题，它们便是联通不同文化的相通点。事实上，讲述亲情、友情或爱情主题的故事，通常能让公共外交活动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2012年2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在演讲中讲述了感人的“鼓岭故事”：美国加州一位物理教授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儿时生活的中国故园“KULING”，教授遗孀曾多次到中国寻访未果，后在中国留学生帮助下确认为福州鼓岭。当时在福州工作的习近平在报上看到这个故事后，主动安排教授遗孀重返鼓岭，与丈夫儿时玩伴畅谈往事，圆了夫妻俩多年的“中国梦”。“鼓岭故事”令当天到场的友好团体午宴的美国人无不动容，《华盛顿邮报》称“这是一次充满爱的外交”。

第三，遵循从物质层面到意识形态的文化元素的推介路径，降低故事本身被意识形态化地误读或曲解的可能。文化可划分为物质层面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文化两个大类，它们共同建构起文化身份。国家形象表征着文化身份及其相互之间的认同关系，塑造国家形象离不开物质层面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元素的推介。相比意识形态的文化元素，物质层面的文化元素是去价值观的和去主观性的，不易受到国外受众文化中心观念的影响而被意识形态化地误读或曲解。从物质层面入手并逐步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以物质文化的认同为前提夯实精神文化的认同基础，这是公共外交叙事推介文化元素时值得遵从的路径。不然，用于宣传文化元素的故事，可能沦为别有用心者污名他国形象、强化自身文化认同的素材。2012年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能够风靡海内外，与其巧妙处理物质和精神文化元素的推介次序不无相关。《舌尖上的中国》讲述一个个美食演进的故事的同时，对精神文化元素作了隐性植入，以美食为媒介展示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人际关系、生存状态甚至是哲学思考。

第四，锤炼跨文化语境下的叙事技能，熟悉国际文化传播的游戏规则，做到“讲好故事”与“传播好故事”齐头并重。公共外交叙事可能表现为叙事者与受众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可能表现为叙事者经由媒体中介后与受众进行间接交流。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中介化的公共外交叙事占据主流，公共外交叙事与大众传媒紧密地结合起来，好的故事借助于媒体的多级传播而能极大地拓展受众规模。因此，公共外交叙事既要“讲好故事”，还要“传播好故事”。“讲好故事”需要依托切实、具体的事件给予受众参与式的评价机会，刻意打扮反而会引发质疑而丧失传播力；“讲好故事”需要运用诙谐生动的语言和灵活多变的手法，增强故事的亲和力和关注度；“讲好故事”需要注重文化移情策略的运用，采用受众听得懂的表达方式；“讲好故事”需要注重时机的把握，尤其要抓住突发事件舆论关注度高的契机。“传播好故事”需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扩大故事传播的广度；“传播好故事”需要合理评估故事的传播价值，有意增加影响力大的故事在媒体平台的曝光度；“传播好故事”需要追踪故事传播过程中的发酵反应，做好故事的跟进讲述或后续反馈，延缓正面效应的衰减，扼制负面效应的扩散。

六、 结束语

“人有‘人缘’，国则有‘国缘’。‘国缘’好的国家，被信任程度就高，在世界上影响力就大，为本国利益的国际运作所付出的‘成本’就低。”^①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一国维护和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在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控制国际舆论话语权而占据主动，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国家形象面临着“他塑”的困境。如何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感？成为新兴国家争取和平发展所需的稳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公共外交是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而“心相通”是公共外交值得追寻的最高境界，也是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基础。文化认同、跨文化认同、综合国力及其派生出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决定国家形象建构结果的重要输入变量，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产生偏差的根源是内外有别的文化认同，基于公共外交叙事完善自我的文化认同、建构跨文化认同是塑造国家形象的理想路径。

①文化人类学家Edward Hall主张从文化和语言相对论出发深入探讨跨文化交流，提出人类社会的沟通风格可划分为“高语境”（high context）和“低语境”（low context）两类，被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人。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跨文化交际研究都延续了Edward Hall的文化差异性的分析前提，如Geert Hofstede（1984）和Fons Trompenaars（1998）等提出的价值观分析维度及由此绘制出的跨文化分类图。

②R.Fulford, The Triumph of Narrative: Storytelling in the Age of Mass Culture, Toronto, ON: House of Anansi Press, 1999: 15.

③R.Barthes,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S.Sontag(Ed.), A Barthes Read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251-252.

④J.Bruner,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5.

⑤J.Bruner, 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①J.Bruner, 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

②J.Bruner, Acts of Meaning: Four Lectures on Mind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7.

③D.G.Smith, Pedagon: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in the Human Science, Pedag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0: 75.

④D.G.Smith, Pedagon: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in the Human Science, Pedag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0: 99.

⑤H.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55.

①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 2002(3): 16.

①戴晓东.解读跨文化认同的四种视角[J].学术研究, 2013(9): 144.

①参照丁磊（2009）的归纳，“文明标准”观念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强调欧洲国家通过界定一套标准，规范与非欧洲国家的关系，以确立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那些符合一个特定社会的文明标准的国家被纳入‘文明’成员的圈子，而那些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则被排除在外，被视为‘不文明’的甚至是‘未开化的’”（Gong,1984:36）。“文明标准”俨然又成为一个法律原则，保护“文明”国家的海外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文明标准”，“不管是因其文明不够先进，还是因为创建法律的思想与欧洲的人不一样，文明国家都可自由地迫使它做出保护外国人与财产的承诺，从而有利于维护国际法”（Hall, 1924: 60）。由此，“文明标准”帮助西方现代性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了霸权地位。

①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