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其经济周期理论的副产品。哈耶克于1929年和1931年分别出版了《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及《物价与生产》两书，系统阐述了其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这两本书为哈耶克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该书所展现出来的真知灼见依然光彩夺目，哈耶克的很多思想也得到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的考虑和吸收。然而，其经济研究思想宝藏中仍然有很多思想是当今主流经济学流派所没有考虑或主流范式中所无法容纳的，因此对其开展进一步的挖掘和剖析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哈耶克的经济增长理论

哈耶克采用同一套分析框架来分析经济周期与增长问题。^①在其框架内，储蓄倾向的上升以及货币或信贷超发所驱动的投资增长给经济体系带来的涵义非常不同：如果投资增长源于市场参与者自愿储蓄倾向的上升，那么其影响就是经济的均衡水平被突破，并达成新的均衡，即发生经济增长。然而，如果投资增长是由货币或信贷超发所推动的，则经济体系将会出现泡沫，并扭曲资源配置的结构与生产组织的形态，而且这一扭曲现象注定无法持续，必须通过调整来纠正经济运行的轨道，从而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现象。

哈耶克认为，现代生产方式是由一系列不同生产阶段和环节所构成的生产过程，前一个生产阶段的产出是后一个生产阶段的投入。在这样的体系下，生产的组织并非直接将所有的原始生产资料（如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用于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如衣服和食品），而是将这些原始生产资料转换成中间产品或说是资本品（比如具有更高生产力的机器等生产工具），然后再用资本品进一步生产消费品。由于不同阶段生产发生的时间有先后顺序，因此这也被称为生产的时间结构。这样的生产组织结构较最直接的生产组织形态效率更高、产量更大。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阶段越来越多，生产过程也越来越长。在这样的框架下，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可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哈耶克进一步将这样的生产时间结构运用于其资本和经济分析框架，考察储蓄、信贷和资本等经济变量发生变动对于生产过程各阶段的不同影响，从而推演出其经济周期与增长理论的发生机制与过程。

哈耶克的经济增长理论假定货币总量无外生变化，但消费者的储蓄倾向上升，即消费者更愿意为了未来的消费而进行更多的储蓄。于是，终端消费品的需求量下降，并导致对其之前各生产阶段产品的派生需求连锁下降，不过一个生产阶段离终端消费品生产阶段越远，则对其的需求下降幅度也越小。^①并且，作为企业家的生产者，在这一市场变化中，会预期到未来的市场需求终将上升，因此会借入资金扩大生产规模。^②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整体储蓄水平上升了，因此可供投资的资金供给规模扩大了，从而对利率水平形成下行压力。利率降低后，以前盈利能力不强或处于盈亏平衡点附近的一些生产项目现在变得具有吸引力了，导致生产者具有更大的意愿来扩大生产。生产者会争取拉长生产的过程、增加生产的阶段、并扩张早期的生产阶段，从而扩大资本品的生产。同时，资本品所处的生产阶段越是远离终端消费，越受到生产者的追捧。^③比如，经济中就会有动力开展更多的高精尖领域的研发工作，并生产复杂的机器设备。这样，生产结构变得更为复杂，生产过程拖长了，生产阶段增多了，社会分工得到了深化。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由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

当这一过渡完成后，消费品与不同阶段的资本品之间将构成新的比例。由于经济体的生产结构升级到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以后，虽然前端生产所占用的资源比重更大，但是生产效率却由于更优秀的研发和更精密的制造设备的采用而得到了提高，并最终导致终端消费品的产量增加，进而压低了终端消费品的价格。所以，消费者可以在维持相对较低的货币支出用于消费的情况下，获得不低于储蓄倾向上升以前数量的消费品，即他们的消费水平并没有下降。

就这样，在自愿储蓄的情况下，原有的经济均衡在受到暂时的破坏之后又会自动地建立起新的均衡。当然，这种新的均衡是一种水平更高、技术要求更为严格、生产力更为强大的均衡。这种由原有的均衡向新均衡的过渡，就是哈耶克的经济增长。这与索洛的增长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一次性的经济“跳跃”。在储蓄倾向上升而导致的生产结构调整到位以后，随着相应增长源头与驱动因素的消失，经济增长就会稳定在新的水平上而不会有新一轮的持续增长。这也与索洛模型的结论较为相似，尽管两者分析的方法、工具和框架很不一致。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生活水平是不断进步的，技术冲击在解释人类生活水平的波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解释力。相关研究表明，真实因素对于经济确实是有冲击的，如技术进步、生产率波动和气候等因素。本文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中引入技术进步这一维度，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 哈耶克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进步

哈耶克在其分析框架中，假设经济中暂时没有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将技术冲击与引发增长与周期的其他因素（如储蓄倾向与信贷超额供给）隔离开。^①尽管哈耶克注意到了储蓄倾向上升所导致的资本化程度更高的生产方法与技术知识进步之间的区别，^②但哈耶克在其自身的框架中却没有更进一步探讨引入技术进步或冲击之后的影响。本文在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哈耶克对于技术进步的分析

哈耶克并不否定或排除技术知识进步对经济的进步作用。在1936年于《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资本的神话》一文中，^③哈耶克指出生产的时间结构变化所导致的经济体中的技术变化并非经济体中的技术知识变化所导致的。在哈耶克看来，由于经济体系中生产的复杂程度上升或说链条拉长所导致的生产率提升，仅仅是由于生产体系中现在有更多的资本以及更低的资本成本使得生产过程的拉长和进一步细分成为可能。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在他的分析中，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是由于经济体系中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他指出其分析“……排除了由于新的发明所可能导致的任何生产技术的改变”。^①

由此可见，哈耶克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市场参与者储蓄倾向提高，从而导致生产过程的早期阶段开始扩张，生产过程拉长，同时一些以前不存在的生产阶段也出现在生产的早期阶段，这一过程的完成最终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其实也就是资本和分工深化的结果；而另外一种就是生产过程中技术知识的进步所导致的技术水平的进步。

哈耶克写道，“此刻如果我们暂不考虑技术知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改变任何一种生产者货物的效用）”，^②这说明，哈耶克只是在其分析中对假设进行了简化，以便讨论其时他最为关注的问题，即提高生产率的第一个方面。在哈耶克的分析中，技术进步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独立影响因素。哈耶克本人以及后来的奥地利学派认为，技术进步的因素并不影响哈耶克经济增长和周期理论的完整性。

（二） 哈耶克框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在哈耶克的生产结构理论中，生产过程互相衔接，上一个阶段的产出是下一个阶段的投入。在实际生活中，生产过程可能是网状的结构，而技术传导的方式可能也非常复杂，比如其仅仅影响了整个生产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生产方法，而并未直接影响其前后生产阶段的生产方法。

技术革新和发明的特点是其具有较强的传播性。比如生产过程的某一个阶段出现了技术进步，那么本阶段的生产效率会得到提高，产出能力得到增强，则该生产阶段扩张。正如哈耶克所说的，“这种变化可能改变任何一种生产者货物的效用”。^③这些变化也必然会催生其上下游的技术、知识和生产组织的更新。在某些情况下，先前的生产链条被打破，需要建立起新的生产链条，并且生产过程必须进行重组。从总体上而言，所有的这些生产组织和经济体系的适应性变化都是为了适应已经进化了的技术水平，并且这一效果会逐步传递到整个生产链条中去。本文中，我们假设技术进步的扩散是从生产过程的早期开始，逐步向中后期阶段扩展。在图1中我们将技术进步也纳入哈耶克分析框架进行分析。

在技术进步发生以后，生产的组织方法得到优化，同时效率得到提升。因此，在同样的资源禀赋条件下，经济体系能够可持续生产的产出量得到提升，亦即生产可行性前沿发生向外的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市场参与者的总收入水平和可支配的资源都有所上升。

假设消费者希望保持先前的消费水平不变，也就是消费与先前相同的商品数量，那么收入和可支配资源中用于储蓄的金额和比例就会上升，从而导致储蓄倾向的被动上升。如果消费者的储蓄倾向不变，则其按照同样的储蓄倾向将新增收入分配于消费和储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消费者的储蓄总量以及社会未消费的资源量都上升了。当然在储蓄倾向被动上升的情况下，社会可投资资源的总量上升得更快。因此在资金市场供需图中，资金的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即在同样的资金需求水平下，均衡或者说自然利率的水平下降；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下，资金的供给水平上升。而另一方面，在技术水平进步以后，新的技术水平需要孵化和实施，因此资金的需求水平也有所上升，资金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资金市场供需两条曲线的相对位置移动共同决定了最终均衡或自然利率水平的高低。从图1可以看出，新的利率水平是否上升、下降或与先前持平并不那么直观。

本文在先前的分析中已经假设消费者对于终端消费品产出的需求不变或者按照消费倾向在新增收入中的比例上升，亦即终端消费品的需求会维持不变或者有所上升，而不会下降。那么接近终端消费品的后期阶段的生产规模维持不变（消费者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形），或有所扩大（消费者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形），但是这一扩大效应随着生产阶段越远离终端消费品阶段而递减。

与此同时，假设均衡利率水平下降，则会刺激早期生产阶段扩张，并且这一扩张效应随着生产阶段的往后推移而减弱。同时，一些新的生产阶段也会逐步涌现。

在技术水平上升和生产结构拉长的双重作用下，经济体的生产率上升，同时生产环节的利润与回报水平也随着生产率的上升而上升。因此即使均衡利率水平有所上升，但是只要这一新的利率水平仍然低于上升后的生产利润水平，那么生产的早期阶段仍然会得到刺激而扩大。

虽然这样的情况下，早期和后期阶段得到了更多的刺激和更大的扩张，与货币超发所导致的结果颇为相似。但是仔细分析这两种情况的发生机制，却可以看出其表面相似性掩盖下的基本区别。由货币扩张所造成的经济的早期和后期生产阶段得到刺激，而经济体的产出与资源从长期来说却是固定的，因此早期和后期生产阶段的扩张是以中间生产阶段的萎缩为代价的，从而导致人为的繁荣和泡沫，并不得不承受最终破灭的波动。

但是在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可行性前沿扩大了，在同样的投入条件下产出有所扩大。因此，早期和后期生产阶段的扩大并不必然是以中间阶段的萎缩为代价。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上升的推动下，生产利润水平有所上升，并且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也不断上升，这些因素也都使得中间阶段的设备得到维护且生产得以维持。在货币超发和信贷刺激的情形下，消费者的当前消费扩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为了未来消费的资源储蓄下降了，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消费水平不得不下降以反映这样的情况，并导致很多新增的投资项目无利可图，这样经济不得不进行硬着陆似的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然而，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社会对于未来的储蓄总额不断上升，因此即使当前对终端消费品的需求有所上升，未来的消费需求增长仍然得到经济基本面支撑，而不存在未来面临消费需求的逆转而打压资本品需求并进而导致新增投资项目扩大却资不抵债的问题。因此，这样的生产过程是可以持续的。

在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的组织结构升级换代完成以后，生产过程延长，资本深化，分工细化，生产率得到提升，经济体系的产量扩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发生。

三、 哈耶克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

（一） 技术进步对于哈耶克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性

哈耶克以其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而闻名于世，其经济周期理论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关注，他也以其经济周期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学术界对于哈耶克经济增长理论的关注程度较少。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经济增长理论与周期理论相伴而生，无法完全分开。哈耶克在提出其经济理论时，也更为关注信贷扩张所造成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其与凯恩斯的论战也着眼于经济周期及相应的政策应对。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是其周期理论的副产品，而未得到哈耶克本人和学界的足够重视。

另一方面，其经济增长理论虽然通过储蓄倾向的变动解释经济的增长。但是，储蓄比例的上升是有极限的，市场参与者在其当期收入中，必须要留存一部分用于生产生活，以及休闲娱乐等活动，这都对储蓄率的上升空间构成了阻力。同时，现实的经济数据告诉我们，社会储蓄率一般都较为稳定，世界平均约在20%到30%的水平，很少有国家的储蓄率能超过50%，而一些发达工业国家的储蓄率甚至不断下行。同时，经济的规模和质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质量和生活水平仍然在不断的进步和上升。这却不是储蓄水平上升这样一个简单的论断可以涵盖的。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观察到技术水平不断上升，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情形。

在引入技术进步以后，不但哈耶克的经济增长理论更为完善，而且其解释力有所上升。

在哈耶克的理论分析中，消费者为了增加其未来的消费水平，需要首先降低其短期的消费水平，并同时提高储蓄水平，从而推动生产的扩张。虽然理性的消费者可以预期到这样的短期牺牲可以带来更为长期的收获，但是有些人却难以接受短期生活水平下降的事实。这给哈耶克经济增长设置了一个先决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哈耶克的理论并不追求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相反，他主张经济的运行应符合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偏好。

然而，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似乎并未经历过系统明显的下降。在哈耶克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引入技术进步的因素后，有如下两大好处：

其一，由于生产可行性前沿外移，在同样的资源禀赋条件下经济的产出更高，生产出的资源更多，社会的整体收入水平更高。这样，消费者无需降低现有的消费水平，便可以维持现有的消费水平，甚至按照先前的消费倾向而将新增收入中的相应比例用于提高消费水平，亦即消费者可以在维持或者提高消费水平的同时，储蓄更多的资金，并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可投资金。

其二，在这样的框架下，技术进步作为原动力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扩展了生产的可行性边界。这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第一次浪潮。然而这仅仅只是增长故事的开端，技术进步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社会储蓄总量的上升，通过生产阶段的扩张和延长而导致分工的深化，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经济体系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并将经济的生产可行性边界进一步往外推，导致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这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经济增长的第二次浪潮。因此，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的原始推动力和催化剂，推动了经济体系向更为资本化的生产方法进行升级过度，并导致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因此，与单纯的由储蓄倾向上升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相比而言，存在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不但不用收缩和牺牲当前的消费水平，而且经济增长的潜力也更大，技术进步为哈耶克经济增长提供了原始推动力，并引发了类似于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类型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使得长期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二） 哈耶克经济增长理论在增长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增长理论也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界就开始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这一阶段中，静态分析占据着主导地位，大量的研究还处于非模型化的阶段。哈罗德和多马开始通过简单的数学模型分析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条件问题。

索洛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并提出了索洛模型。自此学界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突飞猛进，该模型也为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和范本。索洛模型的主要结论包括储蓄率的上升能为经济体带来暂时的高增长，但是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人口增长可以解释经济总量的上升，但是不能解释经济的增长；同时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然而，储蓄率和技术进步在索洛模型中都是外生变量。

而后，数代经济学家不断探索改进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工具被引入经济学，并用于经济学模型的构建与实证检验。这之中最为明显的趋势就是在增长模型中逐步将一些关键要素条件内生化，如储蓄率、代际交叠、技术、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并提出了一系列内生增长模型。

在哈耶克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一方面不仅直接推动了经济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对于储蓄乃至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交互过程。在哈耶克的框架内，储蓄率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内生化了。虽然技术仍然是一个外生的变量，但是其内生化也较易纳入哈耶克的分析框架。很多内生增长理论一直希望内生化的一些要素，如代际交替、分工、中间产品、知识的不完全性、生产组织形态等在哈耶克的经济增长理论中都已经有所涉足。因此，时至今日，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仍然是经济学界研究可以引用的宝库。

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没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野，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所做出。同时，奥地利学派对于资本异质性假设、生产的时间结构和企业家精神这些概念都没有在主流经济学中得到较好的反应和容纳。从直觉的角度来看，生产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投入，包括生产工具、原材料和劳动者。由于当代专业化分工的出现和不断深化，劳动者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培训都构成了其专业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劳动者之间已经不是同质的了，更不用说机器和原材料等的投入。也就是说，货币投资一旦转化成资本，则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并在较长的时间内都缺乏变现和转换为另一种资本的能力。这一点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有所反映（如固定投资与变动投资之区分），但却缺乏足够的反映。此外，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其实也隐含着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因子，虽然企业家理论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但是其与主流经济分析的结合点却较弱。

关于生产的时间结构，我们可以直观感觉到生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宏观经济学通过时滞和代际交替等因素来研究不同时点间的经济决策问题，博弈论则引入了序贯博弈均衡等分析工具来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其与奥地利学派关于生产过程和时间结构所能反应的内容还相去甚远。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动态方法。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地是单个时点上研究生产消费活动的展开。而在哈耶克的框架下，这些活动发生的时点可能不尽一致，并且可能是在一条时间线上不同时点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决策。虽然主流经济学分析通过引入动态经济学也可以拉升分析的时间区间，比如分析多个时点的生产消费决策，但是整体上而言，主流经济学对于时间维度的处理还作了较多的抽象而过滤掉了许多珍贵的分析要素。哈耶克这样立体的分析结构更符合现实，也可以给经济分析引入了主流经济学无法实现的细颗粒度分析效果。

哈耶克的经济增长理论给我们提出了弥足珍贵的分析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其分析框架仍然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不应被轻易舍弃掉。我们应该更多地吸收其中的营养成分，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四、 哈耶克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辨析

自人类启蒙和工业革命以来，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愈来愈占据主导的地位。哈耶克与凯恩斯本人、凯恩斯的追随者以及货币主义者分别进行了激烈的论战。然而，哈耶克却在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辩论中失利，并逐渐地退出了经济学的中心舞台。其实这也反映出了以数学等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逐步走强。

究其原因，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理论采用了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模型来展示其经济理论，这使得其可以通过先进的模型及其分析结果来迅速满足读者追求科学的倾向。然而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的分析却较少地运用数学，或者说当时的数学技术也还不足以刻画哈耶克经济理论中复杂的生产组织和动态效果。

在经济学中，数学模型的广泛使用并非基于其现实性，而是由于其在说明问题的时候简单、易用和高效。因此，在模型的设计和使用中通常都面临着失真程度与模型简化中所获得分析清晰度这两者之间的权衡。弗里德曼甚至说，经济模型的好坏，与其模型采用的假设无关，而仅仅取决于其预测能力。他还甚至说理论越重要，假设也越不现实。^①然而，在解释某些方面具有较好效果的数学模型，在其他方面或者解释其他事情的时候却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并且有很多经济学家将数学模型本身作为研究的目的，其中有些人认为其模型本身是能够很好反映现实经济运行的，而有些经济学家的兴趣却在于此种方法论，而不是经济学本身。

虽然哈耶克和早期的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并不欠缺数学知识，但是他们却选择通过语言的方法来阐述其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同时，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分析范式不一样，奥地利学派关于生产过程的描述在数学上不是那么容易用数学工具来进行刻画。此外，奥地利学派一贯对于经济现实和生产的时间结构的强调也对数学刻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哈耶克在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论争中逐渐处于下风的原因。因为凯恩斯和货币主义的解决方法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然而哈耶克的方法却仍然还停留于语言探究的层面，落后于人类对于追求“科学”范式的诉求。

从人类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景而言，奥地利学派的某些概念和分析框架固然可以探索用数学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和搭建，也可以用实证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奥地利学派的一系列经济命题进行检验。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数学和物理等方法进行精确刻画。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数学方法的运用诚然具有很多的优势，比如可以进行精确的分析，排除语言讨论中可能存在的含混之处，并且易于理解，但是数学的抽象是以对现实的抽象和概括为代价的，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分析可能已经失真而不能反映经济现实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需要在数学抽象所带来的便利和失真的代价之间进行取舍和权衡。

因此，哈耶克的经济理论至少也启示我们，在数学模型的构建中，我们也不能抛弃对于经济现实的关照。同时，数学技术的发展，也为奥地利学派逐渐引入必要的数学分析提供了可能。

①海约克(Hayek).物价与生产[M].腾维藻, 朱宗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①R.W.Garrison,“Chapter 9: The Austrian School”, in B.Snowdon, H.R.Vane(eds.), Modern Macroeconomics: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5.

②F.A.Hayek,“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New Series, 1937,4(13):33-54.

③R.W.Garrison,“Chapter 9: The Austrian School”, in B.Snowdon, H.R.Vane(eds.), Modern Macroeconomics: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5.

①海约克(Hayek).物价与生产[M].腾维藻, 朱宗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35-36, 76.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中，其初始假设即是没有技术的进步。他指出，其分析的重点“并不是由于技术知识的进步在生产方法中可能引起的那些变化，而是由于过渡到更加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所可能引起的产量的增加”，以及“在所有这些讨论中，都假定技术知识仍然不变”。

②F.A.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36, 50(2): 199-228.

③F.A.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36, 50(2): 199-228.

①F.A.Hayek,“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in Prices and Production and Other Works on Money, the Business Cycle, and the Gold Standard, Auburn, Alabam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8: 495.

②海约克(Hayek).物价与生产[M].腾维藻, 朱宗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62.

③海约克(Hayek).物价与生产[M].腾维藻, 朱宗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62.

①M.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4-1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