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在其思想形成过程中，通过阅读英译本和法译本的儒家经典及其它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启迪。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国内有关人士的注意。林语堂曾说：“梭罗对于人生的整个观念，在一切的美国作家中，可说是最富于中国人的色彩”；“如果我把梭罗的文章译成中文，说是一个中国诗人写的，一定不会有人有疑心的。”^①国内有关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研究始于1985年，常耀信当时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梭罗曾说过他对东方经典的熟练程度胜过圣经，那些东方经典里就有孔子的学说。在他的名著《沃尔登湖畔蛰居记》里引用《四书》达十处之多，每条引言都使用得恰到好处。爱默生和梭罗受孔子影响颇深。”^②此后，这一话题一直受到评论者的关注，成为国内梭罗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所在。

一、 研究热潮形成动因之考察

迄今为止，研究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成果不在少数，其中既有研究专著和文学史论述，也有大量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陈长房的《梭罗与中国》是国内研究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首部著作，它梳理了梭罗作品中孔子的形象，剖析了《瓦尔登湖》对儒家格言的引用，并对梭罗在《日晷》中对儒家《四书》的英译进行了探究。陈长房的结论多为国内从事相关研究者所借鉴。除此之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还有王守仁的《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刘岩的《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张冲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张弘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谢志超的《爱默生、梭罗对〈四书〉的接受——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超验主义研究》、李洁的《论梭罗和中国的关系》、刘玉宇的《从〈瓦尔登湖〉中的儒学语录看梭罗的儒家渊源》、章义华的《互文视角下梭罗对儒家文本的接受》、浦立昕的《论儒家思想对梭罗的影响——从“安贫乐道”到“自愿清贫”》等等。整体看，这股研究热潮呈现出两个特点：（1）研究内容侧重于比较《瓦尔登湖》对儒家语录的摘引与《四书》原文的异同，旨在查明在具体语境中梭罗对儒家语录的引用是否贴切。（2）在研究结论上，往往强调中国古代文化对梭罗产生的影响，比较典型的论断有“梭罗哲学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是肥沃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了他以灵感，使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美国文人。”^①

国内众多研究者如此热衷于探究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实在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他们的研究动因进行剖析。对国内学者研究动因的考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西方的学术研究现状及国内相关研究群体的社会心理。国内对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研究不仅在时间上晚于西方，而且还深受西方相关研究的影响。前面已经提过，国内的研究始于1985年常耀信发表的论文，但若进一步追问常耀信的学术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他于1985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即为《爱默生、梭罗和庞德作品中的中国影响》（Chinese Influence in Emerson, Thoreau, and Pound）。1989年，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谭洪波也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爱默生，梭罗和四书研究：历史语境中的超验主义和新儒学经典》（Emerson, Thoreau, and the Four Books：Transcendentalism and the Neo-Confucian Classics in Historical Context）。由华人在美国完成的相关硕士论文在时间上则要更早，如王力的《梭罗作品中的东方》（The Orient in Henry David Thoreau，1949）、林明松的《梭罗政治哲学中的中国影响》（Chinese Influence in Thoreau’s Political Philosophy, 1971）以及董亚兰的《从日晷、瓦尔登湖和论公民的不服从看梭罗的儒家思想》（Thoreau’s Confucianism in The Dial，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1990）。

华人在美国从事的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传回国内，随之引发了国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此后随着相关英文资料获取日益方便和机会增多，国内学界终于形成了对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研究的热潮。这股研究热潮的形成与西方学界对梭罗与东方关系的研究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研究东方文化对梭罗影响的开山之作当属亚瑟·克里斯蒂（Arthur Christy）的《美国超验主义中的东方：爱默生、梭罗和阿尔科特研究》（The Orient in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 Study of Emerson, Thoreau, and Alcott）。克里斯蒂在书中梳理了梭罗对东方文化兴趣的产生及其演变，用了大量篇幅强调印度古代哲学思想对梭罗产生的影响，而对梭罗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关联则极力加以淡化。克里斯蒂宣称，中国对美国超验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实际伦理，然而“梭罗的性情中基本上没有儒家思想的因子”；“儒家思想的信徒绝对不会前往瓦尔登湖”；“在梭罗身上，我们不可能找到爱默生与孔子之间同样的相似性”。^①克里斯蒂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此后相关研究者的论断，即在讨论梭罗与东方文化的关系时，学者们多把重点偏于印度。对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关系，他们或语焉不详或竭力贬低。利曼·凯迪（Lyman Cady）就对克里斯蒂的观点深表赞同，认为梭罗与印度的思想和印度精神极为接近，而中国儒家对梭罗思想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梭罗创造性地引用儒家语录是为了“给他那独具特色的极端个人主义观点增添异国情调，予以强化。简而言之，大多数时候梭罗是以一种非儒家的方式援引儒家著作的材料”。^②查阅北美学位论文数据库Proquest，我们就会发现研究梭罗与印度哲学思想关系的论文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研究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论文。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样典型的博士学位论文有《梭罗：印度圣人的学徒》（Henry David Thoreau: Apprentice to the Hindu Sages）、《自治与自立：从薄珈梵歌和摩奴法典到爱默生、梭罗和甘地作品中对自我及其原则的阐释》（Svaraj and Self-reliance: Translating the Self and Its Rule from the “Bhagavad-Gita” and “Manusmr.ti” to the Works of Emerson, Thoreau, and Gandh）等。硕士论文有《论印度对梭罗作品的影响》（Hindu Influence on the Works of Henry David Thoreau）、《梭罗：西方的瑜伽信徒》（Thoreau as Western Yogi）和《河水汇合之处：论瓦尔登湖与印度薄珈梵歌》（Where the Waters Meet: Walden and The Bhagvat-Gita）等等。

不满于西方学界对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忽视，中国学者从《日晷》对儒家《四书》的摘录以及《瓦尔登湖》对儒家思想的援引这一事实出发，极力宣扬“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对梭罗有一定影响”。^③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学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丰富完善了对梭罗和东方文化关系的研究。

二、 梭罗接触中国古代文化的媒介之探究

梭罗虽然谙熟英语、法语、德语等多门语言，但他却不懂汉语，一生也从未踏上大洋彼岸的中国的土地。他是在爱默生的引荐下，通过阅读英法译本的有关著作得以了解中国的。目前，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梭罗主要是阅读和借鉴了如下三种译本的儒学著作：乔舒亚·玛什曼（Joshua Marshman）的《孔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大卫·科利（David Collie）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博迪耶（M.G.Pauthier）的法文译本《孔子与孟子——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四本书》（Confucius et Mencius, 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玛什曼的《孔子的著作》含有原文，带有翻译，前面还附有一篇关于汉语语言文字的论文。在1843年第4期的《日晷》杂志上，梭罗在《各族经典：孔子语录》（Ethical Scriptures—Sayings of Confucius）的栏目中摘录了孔子语录21条，采用的就是玛什曼的译文，这些语录大多选自《论语》。科利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一反当时传统的翻译，在译文中还不时夹杂许多注脚和评论”。^①在这三本译作中，梭罗比较偏爱的应属科利的译文。在1843年第10期的《日晷》杂志上，梭罗又在《各族经典：中国四书》（Ethical Scripturs—Chinese Four Books）的栏目中，分六个模块，总共摘录了42段儒家语录。这一次援引的儒家语录主要选自《孟子》，也有选自《论语》和《中庸》的部分。在该期《日晷》的前注中，梭罗如是说道：“这个译本（指科利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似乎是为了学习汉语的习作之用，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曾见过的关于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贡献。书中崭新的一部分是分为《上孟》和《下孟》两册的《孟子》。”^②在《瓦尔登湖》中援引十条儒家语录时，梭罗则是把儒家著作的上述三种译本拿来相互借鉴，相互佐证。

其实除了国内研究者经常提到的这三个译本，梭罗还阅读过其他有关中国的作品，只是这些资料并没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太多注意。1835年曾出版过一本匿名人士编辑的《凤凰：古代奇文拾遗集》（The Phoenix: A Collection of Rare Fragments）。该书的第一章集中介绍了孔子的思想，刘岩认为它“影响了美国的文人学者，尤其影响了超验主义大师爱默生和梭罗”。^③根据克里斯蒂提供的信息，1852年，埃瓦利斯特·里吉斯·赫克（Evariste Regis Huc）发行了《鞑靼、西藏和中国游记：从1844年到1845、1846年》（Travels in Tartary, Tibet, and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844-5-6, New York: Appleton 1852）。^④梭罗对游记中讲述的那个故事深深着迷：两个天主教修士化妆成云游的喇嘛，他们发现在整个西藏、蒙古和中国境内，大门都对他们敞开，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梭罗从这本厚厚的游记中，摘抄了许多句子，记在自己的摘录本中。梭罗的日记就表明他曾读过赫克的这部游记。在日记的第四卷中，梭罗这样写道：“所有这些民族的问候用语和日常琐事，我们听起来经常会觉得极为正规，但却总是适合他们的环境，从他们的需要孕育而来。鞑靼人总是询问，‘雨水充足吗？你家的羊群兴旺吗？你家的马群多产吗？’。对方则会回答‘我们的家园一切太平’。静谧祥和，犹如圣经一般，没有任何人为的捏造。赫克先生在中国遇到了特别热情好客的一家人。”^①在另外一处地方，梭罗记下了这样的句子：“他们两手空空、身无一物地四处旅行，所到之处皆是他们想去之地……人们或许会说，他们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驱使他们不断地向前行走。”^②

虽然梭罗声称自己从未读过小说，感觉小说中缺乏真实的生活和思想，但他却的确读过一本名为《玉娇梨》（Abel Rémusat, J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es; roman chinois, Paris: Moutardier, 1826）的法文译本的中国小说。梭罗对这部中国小说的兴趣可以在日记的第十一卷（第65、66页）中得到证明：“在这部叫作《玉娇梨》或《双美奇缘》的中国小说中，我发现其中的一章引用了一句格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酸涩的李子变得甘甜之前，有必要做多少准备呀！……但假如至高的幸福在一小时之内就能获得，那么生命中最高贵的情感还有什么效用呢？”^③在日记第十一卷的第81页，梭罗还有这样的记载：“《玉娇梨》这部中国小说大概写于八百多年之前，其作者似乎欣赏杨柳之美。为了能在余生饮酒作诗，书中的男主人公苏友白在晚年时候迁出闹市，搬到二十英里之外、岸边长有柳树的溪边居住。他把女主人公的眉毛描写为宛若浮在水面的柳叶。”^④

三、 中国古代文化对梭罗的影响之重估

梭罗的确比较推崇中国古代的文化，在抨击新英格兰习俗的弊端时，梭罗借用他人的话语说道：“‘毫无疑问’，一位法国翻译家在谈及中华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古老和持久，谈及他们的立法者的智慧时说，‘那儿存在着一些统治世界的永恒法律的遗迹。’”^⑤不仅如此，在把大多数西方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经》贬为不可思议、荒谬可笑的绊脚石的同时，梭罗也在宣称：“我最喜欢读的便是这几个民族的经典，然而碰巧我对印度人、中国人和波斯人的圣典比我最后涉猎的希伯来人的圣典更熟悉。”^⑥在梭罗看来，把中国、印度、波斯、希伯来等几个民族的经文集或圣典收在一起作为人类的圣经印成书，将是这个时代很值得做的一件事。而事实上，梭罗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化，并对其中的许多观点产生了认同。因此的确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给了梭罗一定的启迪。在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国内不少的梭罗研究者却喜欢夸大这种影响，过于强调中国古代文化对梭罗产生的作用。影响固然可以体现在结果上（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化之于梭罗，就是梭罗在《日晷》杂志上摘引儒家语录和在著作中不断加以援引），但结果和影响之间并非全然可以划上等号。更多时候，影响是一种没有固定形状的东西，很难进行准确的衡量，于是对于同一件事实，影响的估量也就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夸大或贬低成了常有的事情。

梭罗一生涉猎广泛，在东方文学、英语文学、美国历史、游记文学、西方古典作品以及印第安人史书等多个领域均用力颇勤。梭罗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对此梭罗传记作家亨利·塞德尔·坎比（Henry Seidel Canby）说道：“梭罗的思想都是借来的，其创新性就在于混合之中。”^①如同美国所有其他的超验主义者一样，梭罗采取的是一种高度折衷的阅读方法。也就是说，他们进行大量的阅读，但从阅读中，他们只是吸纳那些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的观点，而对其余的一切则视而不见。在日记中，梭罗就曾坦言道：“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的观念从何而来，也不在意它们存在的语境。”^②从特定的阅读中，梭罗还经常汲取与作者原意相悖的观点。为了能更好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也不会觉得这样的误引有所不值。晚年时候，梭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番夫子自道：“不管是在物质上，精神上还是道德上，人们只会接受他乐意接受的东西。我们只会倾听和理解我们已经一知半解的事物。如果某物和我无关，与我不符，凭我的经验或天性我都不会对其进行关注的话，那么不管这个事物多么新奇或与众不同，即使有人说了，我也不会去听；即使有人写了下来，我也不会去读；或者假如我读过了，它也不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③

梭罗对一切阅读均持此种拿来主义的折衷态度，对包括中国四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浏览也不例外。在东方文学中，梭罗找到了一些观点用来支持自己关于独处和沉思的必要性和价值，也找到了一些观点用以驳斥西方那些仅凭物质来衡量成功的价值准则，从而将儒家思想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对此，克里斯蒂认为，超验主义者在孔子身上找到了一些高效的原则，凭借这些原则可以处理人际关系。“梭罗从印度、中国还有波斯经典那里汲取的一切的共同特征就是对于自然神秘的爱……这是他在宗教文学和哲学文学阅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④常耀信则宣称：“对于完善自我的信仰、对于人类改善自身的信念、以及服务于人类的愿望，把19世纪美国的超验主义学者同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联系在了一起。”^⑤刘岩的论述则更为清楚地指出了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共同点：超验主义者与儒家思想的契合之处在于他们共同关注和提倡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养。梭罗“从孔子的语录中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如何做一个君子，如何保持坚强的意志，如何忍受清贫的生活。孔子的学说给了他的生活以力量，也给了他的理论以支持。”^①

诚然，梭罗阅读过、援引过儒家的经典语录，其思想观念与儒家思想亦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文化就对梭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对于孔子及其门徒来说，人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而对于梭罗来说，人则是以自然为中心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与梭罗的关系，与其说梭罗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还不如说“他是在尽可能地援引与主流的西方工业和基督教文明不同的、属于古老传统的思想，为他所要反抗的工业文明树立一个对立面。在此意义上，‘中国’与‘印度’、‘波斯’等有着相似的地位，是梭罗借以表达自己思想的符号而已。”^②如此看来，国内学者过于夸大中国古代文化对梭罗产生的影响实在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梭罗并不是真正要去彻底研读儒家思想，而且在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上也的确有些随心所欲。毕竟从根本上来讲，梭罗“能容忍各种哲学，原子论，圣灵论者，无神论者，有神论者——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留基伯、毕达哥拉斯、琐罗亚斯德以及孔子。比起这些人物所作的任何观点交流，他们的态度更使我们感到兴趣”。^③

四、 梭罗对中国的多样描述之细分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认为，中国四百年来对西方始终具有一种复杂的魅力，日本、印度、中东（波斯或者伊朗）都从未如此强烈地吸引过西方。^④此种论断也大致适用于美国。在爱默生的引导下，早在1838年8月22日，梭罗就在日记中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发表了最早的评论：“荷马史诗、阿斯维陀古经或孔子著作等最为古老书籍中的高尚情感是多么令人激动！这是通过无数时代的岛屿，乘着时间之风漂流而来的音乐。正是这种高尚，我们才能接近、听到这些妙音。”^⑤此后，梭罗又在《日晷》杂志上摘录了中国“四书”的语录，在《瓦尔登湖》、《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及《论公民的不服从》等著作和政论文中援引了儒家的语录。^⑥在不断的摘录和援引中，梭罗勾勒出了孔子这样一位智慧圆熟、性情仁厚、人格独立坚强、对万物持诚敬、庄穆态度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学者在研究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时，也大多强调的是梭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作出的正面评价。但事实上，梭罗在著作中对中国的评价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其中不乏褒扬的语句，亦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评论，还有一些充满了贬抑之情的叙述。

1.褒扬的态度：国内学者最喜欢翻阅梭罗的著作，精心选择一个又一个段落来证明梭罗喜好中国文化。而事实上，在梭罗的作品中也的确不乏这样的语句。在呼吁人们生活要简朴时，梭罗说道：“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①在批判人们无法理解约翰·布朗的暴力抗争时，梭罗设想假如布朗起义发生在中国，情况又会怎样：“我们梦见了异域的国度，梦见了其它的时代和其他种族的人们，把他们放置在历史或空间中的一定距离之外。但是如果允许诸如目前这样的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经常发现自己与最近的邻居们之间存在的这种距离和陌生感。这些邻居就是我们的奥地利，中国和南海诸岛。”^②在提倡人们要响应大自然的召唤和保护自然资源时，梭罗宣称：“一个镇区里的原始森林在另一个腐朽的原始森林之上成长——这样的城镇不仅适合种植玉米和土豆，更适合滋养后来的诗人和哲学家。荷马和孔子等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③在力劝人们要回归自然时，梭罗看到新英格兰的自然资源日益遭到严重的破坏，于是他不禁感叹道：“我们长着双翼的思想已经变成了家禽，它们不再展翅翱翔，只停留在庄严的中国，特别是上海。你一定听说过那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人。”^④仔细品味这些语句，我们就会发现，当梭罗不满于美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并对此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就会持一种褒扬的态度。这时的中国俨然是一个光明的国度和理想的天堂，是作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很大程度上梭罗将“自我所渴求的、所构想的，以及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都幻化为一种‘他性’投射于东方”。^⑤

2.中性的描述：有时候，梭罗在著作中对中国的描述并没什么过多的实际意义，仅仅是为了增添一丝异国情调和卖弄腹中的渊博知识而已。在评介人们的实际行动和付出的代价时，梭罗宣称：“城里有过一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到中国去的隧道，掘得这样深，据说他已经听到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响声了；可是，我想我决不会越出我的常规去赞美他的那个窟窿的。”^⑥在坚持人人有罪的时候，梭罗对自己的罪过也毫不讳言：“有一次我还杀了一条蹂躏我的蚕豆田的土拨鼠——它颇像鞑靼人所说的在执行它的灵魂转世——我吃了它。”^⑦在呼吁人们要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竭力追求精神生活的丰裕时，梭罗说道：“现在就开始探险吧，走上那最远的西方之路，这样的探险并不停止在密西西比，或太平洋，也不叫你到古老的中国或日本去，这个探险一往无前，好像经过大地的一条切线。”^⑧在谈到漫步自己喜欢朝着西南方或西方前行的时候，梭罗号称：“东方的鞑靼人认为西藏是最西边，他们说：‘那里是世界的尽头，再过去就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洋了。’他们住在最东边。”^①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进行为期两周的旅行时，梭罗看到了一艘顺流而下的平底船，在与船员聊天时，梭罗说道：“他们或许会游览福克兰群岛和中国海，然后开始进入梅里马克河流域，也许永远不会按原路返回。”^②

3.贬抑的色彩：美国人的中国观受到了欧洲中国形象论的左右，在二百多年的中美交往中，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断在爱与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Isaacs）曾将这种摇摆划分为6个阶段：（1）尊敬时代：18世纪；（2）蔑视时代：1840-1905；（3）仁慈时代：1905-1937；（4）赞美时代：1937-1944；（5）失望时代：1944-1949；（6）敌意时代：1949—。^③从这个阶段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出，梭罗生活的年代恰好处在美国人的中国观从“尊敬时代”向“蔑视时代”过渡交替的时期。处于这么一种大的时代氛围之中，梭罗的中国观也无形之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描写鱼类的生命力旺盛和分布地域极广时，梭罗说道：“中国人收受贿赂用罐子或中空的芦杆把鱼卵从一个省带到另一个省，或是用水禽将鱼卵运到山间小湖和内地湖泊里。”^④在批判新英格兰人民生活中颇多陈规陋习时，梭罗用中国作为反例，敲响了长鸣的警钟：“请想想中国的自大和那种人类的凝滞的自满。这一世代庆幸自己为一个光荣传统的最后一代。”^⑤在描写自己离开被关押了一天的监狱而感到的变化时，梭罗声称：“不过我更加清楚地觉得，我所居住的州发生了变化。我看见在多大程度上我周围的人们可以被视作好邻居、好朋友；我看见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像夏天的气候一样善变；我看见他们并不十分打算执行正义；我看见他们就像中国人和马来人一样，充满了迷信和偏见，成了一个远方的种族。”^⑥关于中国人的迷信，梭罗还在生命晚年完成的《野果》中宣布：“杰拉尔德声称鞑靼人一直对菖蒲的根非常看重，‘他们对此看重到这一地步，没有浸泡过菖蒲根的水不能饮用。他们只喝用菖蒲根浸泡过的水。’”^⑦在《没有原则的生活》中，梭罗更是直接否定了中国人存在的历史价值：“各个民族！各个民族又是什么呢？鞑靼人，匈奴人还有中国人！如同昆虫一般，他们蜂拥而入。历史学家们费劲了气力，也没有使他们为人铭记。”^⑧在对中国古代文化赞誉有加的同时，梭罗的美国文化优越感也不时浮现出来，这时他看到的自然是一个停滞不前的自大的中国，看到的是一群充满了迷信和偏见的中国人，于是梭罗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存在不具有历史价值。

余论

梭罗在阅读和写作中，曾经借助和挪用过中国的儒家语录，这一点对于深谙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学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也是促使不少国内学人对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客观原因。但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一课题之所以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恐怕更多的是与国内学界对西方的梭罗研究现状以及东西文化交流失衡的不满有关。在梭罗与东方古典哲学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中，西方学者过于强调印度文化之于梭罗的重要性，而往往对中国古代文化之于梭罗的启迪有所忽视。于是，在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和民族文化立场也日益明确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反其道而行之，致力于强调学术研究中的东学西渐。但说起来有点遗憾的是，国内梭罗研究者的这一做法却多少有些矫枉过正，在资料掌握并不充分或并没有进行仔细研读的情况下，过于夸大了儒家思想对梭罗产生的影响，而对梭罗蔑视中国文化的言辞却置之不理。

克里斯蒂认为，“从十九世纪末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东方的想象本身创造了两个浪漫的‘东方世界’”。^①从梭罗对儒家语录的引用和对中国的多样化描述中，我们就已经多少看到了这种浪漫想象的影子。毕竟不管怎么来说，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利用总是极其复杂的。制约着美国的中国形象的，主要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美国自身的需要和问题；美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因为“需要通过‘他性’，创造一个‘非我’来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②不管赞扬、丑化还是纯粹掉书袋，梭罗描绘的都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而是将中国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将中国打碎后按美国的趣味和利益重组成一个容易被驾驭的单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既可指其永恒性，也可指其时代的局限性。当今国人往往容易对外国人的赞扬不加分辨得喜形于色，而对于他们的反面言辞则一律报以横眉怒目。因此，在全球兴办孔子学院和大力弘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正确合理地评价梭罗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实在很有必要。

①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赵裔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39.

②常耀信.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J].外国文学研究,1985(1).

①李艾红.从梭罗哲学思想与儒道思想的相似性看中国传统文化对美国文人的影响[J].理论导刊,2007(4).

①Arthur Christy, The Orient in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 Study of Emerson, Thoreau, and Alcott,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3: 29, 195.

②Lyman Cady, “Thoreau’s Quotations from the Confucian Books in Walden”, American Literature, 1962, 32: 31.

③王守仁.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对梭罗的影响//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204.

①陈长房.梭罗与中国[M].台北:三民书局,1991:26.

②Henry David Thoreau, “ Ethical Scripturs—Chinese Four books”, The Dial, 1843(12).

③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2.

④根据阿尔德里奇·克里斯蒂（Aldrich Christie）的研究，梭罗阅读的这本游记的书名为A Journey through Tartary, and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844, 1845, and 1846，且该书是由天主教遣使会修士赫克和伽贝特两人合作完成。转引自J.Gerald Dollar, “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a: Henry Thoreau, Gao Xingjian, and Jiang Rong”, Neohelicon, 2009, 36: 414.

①Arthur Christy, The Orient in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 Study of Emerson, Thoreau, and Alcott,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3:319.

②J.Gerald Dollar,“ 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a: Henry Thoreau, Gao Xingjian, and Jiang Rong”,Neohelicon, 2009, 36: 413.

③Arthur Christy, The Orient in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 Study of Emerson, Thoreau, and Alcott,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3: 320.

④Arthur Christy, The Orient in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 Study of Emerson, Thoreau, and Alcott,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3: 320.

⑤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上）[M].陈凯, 许崇信等,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120.

⑥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上）[M].陈凯,许崇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22.

①Harding, Walter and Michael Meyer ed., The New Thoreau Handbook,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P, 1980:91.

②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上）[M].陈凯,许崇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35.

③Henry David Thoreau,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XIII,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77.

④Arthur Christy, The Orient in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 Study of Emerson, Thoreau, and Alcott,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3:199.

⑤常耀信.多种视角——文化及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200.

①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76-77.

②刘玉宇.从《瓦尔登湖》中的儒学语录看梭罗的儒家渊源[J].外国文学评论,2009(3).

③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上）[M].陈凯,许崇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33.

④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2.

⑤Henry David Thoreau,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Journal I,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06:55.

⑥梭罗在《日晷》杂志上摘引中国四书中的句子和在《瓦尔登湖》中援引了十则儒家语录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梭罗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及《论公民的不服从》中也引用过儒家语录：“孟子曰：‘人有鸡犬放，则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孔子曰：‘君子以友辅仁’”（参见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上）[M]，陈凯，许崇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38, 244, 253）“孔子讲得好：‘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参见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65:245.

①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

②Henry David Thoreau, “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Nancy L.Rosenblum, ed, Political Writings: Henry David Thoreau,Beijing: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3:45.

③梭罗.心灵漫步·河上一周[M].林志豪,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36.

④梭罗.心灵漫步·河上一周[M].林志豪,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62.

⑤乐黛云.世界文学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序史景迁《北大讲演录》[M]//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5.

⑥梭罗.心灵漫步·河上一周[M].林志豪,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53.

⑦梭罗.心灵漫步·河上一周[M].林志豪,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54.

⑧梭罗.心灵漫步·河上一周[M].林志豪,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299.

①梭罗.心灵漫步·河上一周[M].林志豪,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11.

②梭罗.心灵漫步·河上一周[M].林志豪,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150.

③潘志高.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变与不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

④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上）[M].陈凯,许崇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2.

⑤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307.

⑥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1965:248-249.

⑦梭罗.野果[M].石定乐,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10.

⑧Henry David Thoreau, “ Life Without Principle”, Joseph Wood Krutch ed.,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2:367.

①Arthur E.Christy, “The Sense of the Past”, The Asian Legacy and American Lif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49.

②乐黛云.世界文学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序史景迁《北大讲演录》[M]//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