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河南省博爱县唐村出现《李氏家谱》（下称唐谱），据说为民国人抄写自明末清初本。由此，唐村在几年内，紧锣密鼓涌现出众多李岩“文物”，形成联系紧密的证据链。若其为真，将能证明唐村的武术史地位、唐村李氏为李岩宗裔等系列问题，并与李嘉诚拉上关系，则唐村的文化地位将非常突出。无怪这些“文物”问世，吸引了众多学者著文立说，并有趋烈之势。2014年11月，美国一位著名汉学教授找到笔者垂询看法。笔者感到已无法漠视，遂举唐谱与李自奇墓碑为例，考辨如下。

一、 李氏家谱

首先，唐谱对造反沾沾自喜，令人生疑。家谱修撰一般隐恶扬善，对叛乱、犯罪成员基本除名，而唐谱绝不如此。唐谱载：“九世公讳仲、讳信，结陈沟姑表陈公讳奏廷，三表兄弟，太极门拜师结义，树志文武，兢功成名，创艺太极养生功十三势通臂功，考举选贡，诱闯贼营，文武智杰，威振贼雄。”（许案：姑表兄弟结义？）又载，“前有贤祖宗开之于先，必有贤子孙承之于后，为吾族门文武史洁，识时务，事正道焉。族长严训，谓明末吾族门九世李公讳仲、讳信、讳牟、讳栋、讳友，皆诱入闯贼谋主数将，族裔诚祀之，所事避谈，籍谱勿传扬焉。”这段文字虽偶一奏雅，但既无畏惧，也无惭愧，其主要文字为自炫光荣：“启励吾族裔，皆楷模也。”

编撰人贡生李元善不仅详载父辈造反，而且洋洋得意，这恐怕是未经祸患之人的梦想。满清开国，千载寺就因清兵怀疑藏贼而被焚烧。唐谱亦载，李氏家族参加起义的10人，只有李仲漏网，但他立即带着儿子并李牟之子李怀功，“赴浙江弟俊府书社武堂传拳为生”。整个家族成员形如惊弓之鸟。这种家族恐惧与时代惊惶对李元善的影响必定深刻，现在文字上竟然找不到这一惊惧痕迹，甚至颇为骄傲。这在清初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广为发送，家谱从来就不是秘笈。在清代文字狱盛行期，家谱编修完成后，往往先送官审查再予刻印，以免文字违碍。乾隆三十年胡学成兄弟刊修家谱案、四十三年赣榆县生员韦玉振刊家谱僭用“世表”案，就是显例。家谱内容无甚可读，外姓人一般也不感兴趣。但一本足以炫耀的家谱兼拳谱就有拿给人看的冲动与必要了。所以，学者从家谱编撰者、收藏者的心态推测并不可靠。

唐村自称，唐谱为李元善父子情深留下的家族信息。满清包容牛金星等大顺个别官员，并非意在宽大，而是为傲视与笼络汉官。多尔衮寄书史可法即宣称大顺乃明、清共敌：“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①李元善只要思维正常，就不会留给子孙一颗不定时炸弹。

其次，唐谱抄写过于随便。唐村称，唐谱为康熙时人所写，民国人抄写在“德茂成”商号的账册上。这涉及对家谱的态度。抄写家谱以备传世，不应随便写在纸质极差的竹纸上，尤不应写在账簿上。

随后，笔者发现，近十年，李自成家谱手抄本、李过日记手抄本竟相继涌现。建国后曾鼓吹李自成起义，为什么那时都不拿出，现在却一股脑儿全部出现？李自成家谱写在白色绵纸上，纸张质地略泛黄。其载：“且说吴三桂将自成追赶到云南口子罗共山下，李自成单人独马，急时无力，吴三桂也如此。李自成曰：‘仁兄速回京地，九龙正位无臣无主，大业在你，杀死愚弟何以足乎。’将话言讫，三桂俱礼勒马急回，不知下事如何。”其用语、逻辑、思想都是典型的市井小说，不值一哂。唐谱、李过日记都写在黄色竹纸上，竖行，朱栏界线，上下中分，朱栏外框。根据笔者目测，这些纸张最早不过民国。而李过日记墨色深浅不一，水渍清晰，甚至化开朱栏红色，做旧手法特别生硬。唐谱则绝不拿出底本，只是派发复印件。笔者大胆推测，其底本质量当不很过硬。

古籍作伪，不自今日始。其最大问题是用语不能拟古，制度容易失准。而家谱作伪，存在支系连续不上的问题；拳谱作伪，存在固定术语使用错误的问题。这些缺陷，唐谱皆未能避免。笔者不敏，试论述如次。

（一） 用语讹误

李元善既为贡生，当有一定文言功底，但唐谱文字却颇多讹误。现按家谱结构，逐文分述。

1. 《李氏家谱序》

⑴“大明初，太祖定鼎分民诏下”。历代对纪年，都极为关注。用前朝年号纪年，往往招致新朝无情打击。清初政治，对遗民兼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政策，独对文字狱抨击甚烈，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都因使用明的年号。清人称呼前朝，可称“故明”、“亡明”、“前明”甚至“残明”，但绝不可称“皇明”、“我明”、“大明”。清人著作，记“大明”情况如下：

其一，易代之际，寄托故国哀思，但只限于引述他人。

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五次“大明”，都是假托旧臣之口。如载姚湘：“丁时魁欲官之，湘骂曰：‘吾死为大明一秀才足矣，何用此腐鼠！’”^①蒙正发《三湘从事录》、徐芳烈《浙东纪略》、吴伟业《鹿樵纪闻》、翁洲老民《海东逸史》、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等，都是引述他人。

其二，引述他人用“大明”，作者自述则绝不用，以划清政治界线。

《鲒埼亭集外编》载南明修历书，条目为：“残明东江丙戌历书跋”，正文转引曰：“爰成大明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一卷，谨缮写随表上进以闻。”结尾，作者不忘以评点亮明政治态度：“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原，而山海未靖”。^②

其三，专有名词，因与政治无关，往往不避，如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二“大明宝钞”条，考述明代纸币。^③

可见，纪年性命攸关，清初作者是做不到放言无忌的。

⑵“谋主数将”。意为谋主与数将，显为语病。

⑶“族长严训”，“所事避谈，籍谱勿传扬焉”。但唐谱对造反者记述格外详细，一意违背严训，这是明显的故弄玄虚。

⑷“三百多年来”。此为民国以后的口语，明末清初无此说法。又，“迄今三百四十多载”，则是古文与口语杂凑。要么写民国口语“三百四十多年”，要么说文言“三百四十余载”或“三百四十余年”。

⑸“宗支繁衍，世代有大略志裔，远游他方，文武传艺焉。甚者有居处遥祖，数世兴雄，而不通闻问者”。“大略”即大志，与“志”重复。“遥祖”即追溯先祖，后接具体先人。居处远祖，语意不通。况且本处交代族裔，当然共有祖宗。若指向下文的潮州之人，则距离本支，尚未过三代，也谈不上“遥祖”。

⑹“功笔修谱”，应为“攻笔修谱”。如吕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④又如贾岛“善攻笔法，得钟、张之奥。”^⑤

⑺“古老传闻”。当作“故老传闻”。“故老传闻”一说，可追溯到《论语》。孔子在考察夏商之礼时感叹“文献不足徵”。“文”，指典籍，是书面资料；“献”，即“贤”，是熟悉掌故的博学之人。历代典籍中，该词都由此生发。如“符以故老传闻，证以累朝实录”；^⑥“折衷浔溪故老传闻，证以吴中先辈诸文集。”^⑦

⑻“敬篆树”。当做“敬篆述”，或“敬篆”。如《全唐文》载“去思有碑，详在篆述”^。①

⑼“以扬前列”。应为“以扬前烈”。如《全宋文》载“奉扬前烈，传之无穷”；^②《清史稿》载“丕承太宗，允扬前烈”。^③“前烈”，意同前贤、前辈，语意尊崇；前列，站在前头的，二者含义迥异。

2. 《家训诗联》

其载：“尊先祖孝父母潜严教子，谐乡邻济危贫弘扬祖风。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文武不可不修。”

名为诗联，但平仄错乱，规矩全无，可谓半文盲笔墨。这既与编撰者自称贡生的古文功底严重背离，也与历代族规家规之严谨风格不符。

3. 《始祖迁志》

文笔较为精炼，朗朗上口，颇有家谱文风。反观《序》，大段文字与之相同，但《序》末二节文字错乱，病句甚多，似为割裂拼凑而来。但《始祖迁志》仍存在问题。其载：“始祖选住了千载寺邻唐村这块风水宝地，弟李清河同来住李窪村。”“风水宝地”一说，不见明清典籍，其出现时间不会早于民国。

“风水”一词，郭璞《葬书》解释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④

“宝地”一词，《汉语大词典》解释为，一指佛地，一指宝贵的土地。《战国策·楚策二》：“秦女依强秦以为重，挟宝地以为资，势为王妻以临楚。”宝地亦为称他人之地的客套语。京剧《沙家浜》第四场：“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⑤其实，早在清代，敬称对方的“宝地”就已经出现。如《彭公案》139回载：“在下是外路人，因到贵方宝地投亲不遇。”《大八义》11回载：“此人住家也在贵宝地，姓丁双名银凤，外号人称赛彦章。”36回载：“诸位老乡，贵宝地是何家口吗？”《雍正剑侠图》26回载：“乡亲们，在下是外乡人，来到贵乡宝地。”

将“风水”与“地”联合成词，有如下几种用法：

其一，“风水地”。《雍正实录》载：“风水地内，所有民间田亩。按其升粮科则，照应得之价，加倍赏给。”^⑥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一载：“此大风水地，恐我家不克独当，必有暗分之者。”如《彭公案》69回载：“这所宅院倚山傍水，半天产，半人工，果然好一块风水地”；332回载：“山前水潭内有两个金蝉，据说是块风水地。”

其二，因属皇家专用，“风水”往往与“禁地”、“重地”连用。如《康熙实录》：“刑部题，阿哈尼堪盗伐风水禁地树木。”^①《乾隆实录》载：“后龙风水禁地，防守官兵不敷。”^②又载：“兵丁运柴，原因风水重地，不便堆积”。^③

此外，又有称吉地，如帝王葬地称为“万年吉地”。

唐谱自称“宝地”，如同自称而加“令”、“贵”，显得不伦不类。且与风水合称，更属滑稽。明末清初作者，不会使用该词。

4. 《一至十二世》

“始祖李公讳清江，行一，生于元，卒於大明三十四年”，两个“于”，繁简错用，恐是现代人的笔误。

如桧、如相，配氏皆有“候氏”，候应为侯。

（八世）“春茂，字廷璧，号叶蓁。”但《序》中又说“八世祖讳春茂名叶蓁”。李春茂“卒于康熙五年九月”，李元善“生于明崇祯十五年壬午九月初九日午时”，则祖父死时，李元善已24岁，怎么对祖父名、号都不清楚？如此却大修家谱，岂非笑话？

5. 《无极养生拳论》

末署：“大明万历庚寅年岁次春月于太室祠传拳训论李叶蓁”。岁次，意为岁星所处。《汉语大词典》解释：“古人认识到木星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其轨道与黄道相近，因将周天分为十二分，称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即以其所在星次来纪年，故称岁星。”^④古代又以干支纪年，十天干称为岁阳，十二地支称为岁阴，所以“岁次”常与干支连用以纪年。此处的正确格式应为：“大明万历十八年岁次庚寅春月”。明末清初的贡生当不会搞错这个常识。

（二） 制度不符

1. 名讳

避讳从周代就已开始。如《左传•桓公六年》载“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但《李氏家谱》，多有违背。

（1）不避国讳

如二世名“天顺”。据《历代避讳字汇典》，明太祖、武宗、英宗、思宗，均多次诏令天下臣民名字有“天”者改之。^⑤

三世字“生元”。明初忌用“元”字，皆改为“原”，乃至纪年“元年”都改作“原年”。甚至因为恶“元”之音，朱元璋下令捕杀江中之“鼋”。^⑥

四世名“廉君”、“廉臣”。洪武三年，诏令小民“名字有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汉、晋、唐等国号相犯者，悉令更之。”^①

十世“元钦字明君”，“生于明崇祯三年”。若谓成年取字，则已入清，这一举动简直骇人听闻。

（2）不避家讳

笔者择取了部分犯讳情况，如表所列：

尤为怪异的是父子不避，上下辈不避。如九世“李仲”号“仲元”，但“李仲”五子，皆以“元”取名，如五子名“元明”，并犯讳国号；四子“元善”，犯讳七世祖名“政善”；次子“元臣”，犯讳四世“廉臣”，并犯国讳。十一世“如檀字碧林”，儿辈取名续字为“林”；“如明”，子名“如林”。唐谱以“福”为十一世取名续字，但十世却有“怀福”之名。

2. 双祧

李元善自述：“一门双挑，仲、信双立祖，世裔奉祀。”不仅写错了字，也弄错了典故。

兼祧制度出现很晚。封建法典明确记载，“不可以一人而为两家之后”；即便已继之子，若需归宗，就要重新立嗣，因为一子不可双立。^①“乾隆四十年，高宗特旨允以独子兼祧，於是始定兼祧例。”^②独子兼祧从此合法:“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周亲，两相情愿者，取具合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③独子兼祧，为两房延续香火，两房可能为其各娶一妻，但后娶者合法身份仍然是妾。^④清末明初，独子兼祧已经流行。如杞县李氏族谱，十一世独子心辰兼祧十世绪瓒、绪玠。^⑤但李元善排行第四，并非独子，只能出继，无法兼祧。

3. 葬制

唐谱载，八世开始依支系拓新坟。李元善父辈兄弟4人，坟地分别在村东南、正南、西南，既不埋入祖坟，为何又不合葬？北院后裔墓地分散，形同乱葬，这对聚居家族而言，是个大忌。

李仲、李信“双立祖，跋新茔，位村正南地”。这一奇特葬制乍看似有道理，但不知李元善已逝三兄（元清、元臣、占鳌）与李信之子元斌如何埋骨？

李氏八世、九世所跋新茔，皆为癸丁向。俗称“立穴易，立向难。”^⑥而这些新茔散落在村之东南、正南、西南、正西，甚至村北隔河而葬，且死者逝年不一，怎么不问时间、地理，统一立向为癸丁。这在墓葬风水上无法说通。

（三） 内容主观

李元善“应族人重托”编家谱，但唐谱未载其他参与人。唐谱对别支态度傲慢，文字轻重随意，内容常有矛盾。

1. 轻重不一

家谱体例必须划一，除非可光宗耀祖者，普通成员记述内容基本类似。但唐谱不然。八世之前，除元善祖父春茂，其他人生卒年皆不详。八世至十世，元善祖父、父亲与三兄弟、元善自己与五兄弟皆文字详细，其他支系则特别简略。其轻重悬殊，似难以服众。

唐谱从九世开始，详载生卒年与行迹。而九世李笈，独缺生卒年，且文字极简。其载：“进士，康熙年开封中试，有撰传，文武双修。”其所谓传，文字仍然空疏：“文武志坚，博艺皆功，考举中进，职廉民拥。”除去错别字、语病，其并未比地方志多提供多少新鲜内容。这恐怕不是李元善疏忽，而是真正作者有所顾虑：进士文字，虽未目睹，但难保没有留存；为保险起见，干脆避开。

2. 入谱随意

家谱对女性族裔要么不记载，要么都记载，要么选择记载特别重要者如烈女贞妇。唐谱却很随意：七世，4房各有1女；八世3女，皆李元善北院一系；九世4女，皆东院一系；十一世5女，为李元善3女与2侄女；十二世4女，皆李元善孙女。唐谱所记都是普通女子，且大多无名、无出嫁信息。南院、西院两支没有女子入谱。

唐谱记载小妾也很随意。一般地，妻子和继妻可入谱，妾必须生子方可入谱。唐谱不然。首先，所有的小妾入家谱者都是李元善一支，包括：李元善祖父春茂与其弟春玉、叔父李信、元善自己、元善弟元明、元善侄如桧如相如桂如杞、元善三子如椿如木圆如檀。其次，明显未生子的小妾也入家谱。如元善叔春玉“配赵氏、汤氏”，侄如桂“配董氏、朱氏”，侄如杞“配陈氏、汤氏”，子如檀“配杜氏、阎氏”。四人皆“无所出”，小妾未生子，皆不当入而入家谱。反观其他支系，小妾无论生子与否，无一人入家谱。

唐谱将幼童甚至婴孩也在家谱中单列一房，显得怪异。其第十三代中，最小的鹤林在修谱时尚不足三月、如林才刚满周岁，也单列一房，其他尚有众多幼童。

唐谱对早夭者不仅记载，也单列一房。李岩有子元斌，谱载“生于崇祯元年戊辰七月七日，卒于崇祯十三年”，则卒年不足13岁，宜于李岩名下注出，不当单列一房。据《仪礼》，“丧未成年人者……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①一般来说，下殇以下是不入谱的，中殇以上可于其父名下注出。

类似者为李怀智，死年只有13岁，唐谱竟然记载“配氏无考，行四，无所出。生于天启七年，无所出，取二门怀模次子世文奉嗣。崇祯十三年因荒病饥少亡。”怀智“少亡”，则不当成婚；且为小宗，也不当立嗣。历代法定婚龄,明代最小：“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②明清并认为：“十五为成童，十四为幼孩”。^③且为怀智立嗣乃违法行为。《大清律》载：“应为立后之子，其寻常夭亡未婚之人，不得概为立后。若独子夭亡，而族中实无昭穆相当可为其父立继者，亦准为未婚之子立继。”^①而“下殇无立继之理。”^②一般地，除战死沙场等特例，未婚而亡、未成年而亡都不得立嗣，何况早夭者。

3. 人口增长理想化

唐村李氏人口从第五代飞速增长，易代战乱的影响不明。尽管历史上婚内生育率约为5～6，但在明末清初的非战争期，人口增长一倍所需的时间明末为约1387年，清初为约231年；战争期间人口增长更加艰难。^③对应到唐谱，六至十二世男丁数分别为：4，6，12，18，34，43，52（最小不足一岁，仍将出生），其人口增长却稳定而迅猛。杞县《李氏族谱》也以明初分民迁杞为第一世，两者背景相似。^④该族谱六至十二代男丁数分别为：6，5，4，2，4，9，22。该谱人口增长在明末清初出现明显波谷。唐村李氏备受农民起义影响，人口增长却未受冲击，这是不可想象的。

4.生日巧合

首先是月份集中。月份明确的96人中，2～8月出生84人，9～12月出生12人，1月无人出生。其次是出生日期偏于上旬。日期明确的87人中，中旬出生只有6人（琪顺、国宝、国富、国通、福寿、世正），下旬没有。其三是出生偏好5日、8日等特定日期。如5日出生14人，其中5月5日就有8人（鹤林、国玉、世宝、世璋、倬梅、世学、元祯、怀模）；8日出生19人；9日出生6人；1日出生5人；日月的数字相同者21人（不算5月5、8月8、9月9日，仍有8人），日月的数字差为1者（如2月3日）9人。一个家族的出生日期达到这种巧合，恐非自然选择。

（四） 拳谱作伪

唐谱所附的《十三势行功歌》并非如某些人鼓吹的那样正确。^⑤笔者试以王宗岳之作做对照，分析如下：

“气遍身躯不少滞”，王本作“气遍身躯不稍痴”。从练气角度看，“痴”指气在体内要能自如流动，要灵活不要迟缓，能意到气到，收放自如，并能用内气与意念绷起身周之圆，形成外拳内气、轻灵松沉的呼应效果。“滞”，停滞不流，这不止是气出现了阻碍，而且意味着身体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强行练，定会走火入魔。稍有气功经历者，当明白两者的巨大差异。

“因故变化示神奇”，王本作“因敌变化是神奇”。中国武术，古称“技击”，所以练武需要假想敌。太极推手，则要求对练。敌就是对练者，随时要将你推倒。太极拳刚柔相济，势如流水，没有故，只有新，只有不断变化的应对与出招。“因故变化”的隔膜于此可见。“是”强调“技击”的实际效果，“示”则是单纯的表演。对抗性武术演练，甚至需要藏拙，以图一击制敌，怎么未打之先要显示自己的高明？

“势势存心揆力意”，王本作“势势存心揆用意”。太极拳从来反对蛮力，提倡不用力又绵绵不断，因为气是基础，意是统帅。甚至走攻击一路的少林武术也是靠气的收发击败对手。不仅内家拳如此，外家拳如硬气功同样以气为主，意领气走。所谓“打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是也。

“腹内闻静气腾然”，王本作“腹内松净气腾然”。太极拳练习要求放松身体，腹内不饱不饥，二便腾清，专心一意，情致舒适。如此才能引导产生最好的内力，才能把内力从身体的手、肘、肩、胯、背等任何部位以整劲的方式发出，这就是太极拳的内家味道。因此，练习者绝不能忍着大小便练习，也不能吃饱饭或饿肚皮练习，还需要内心清净，意虑澄明，不要胡思乱想。只有这样，才能练到气血充盈，意领气走。这就是“松净”的基本含义。“闻静”，语义不可解释。

“尾闾中止神贯顶”，王本作“尾闾中正神贯顶”。太极拳练习要求身正，乃至不要皱眉、歪头、缩颈、猫腰等。练习太极拳之前，最好先练半年站桩，站好架子。比如架子过低，不仅不能强身健体，反而会损伤膝关节。“尾闾中正”，即立身中正，并以腰背带动上半身转动，才能内力流畅。“尾闾中止”，则身体只能陀螺般旋转，成了笑话。

“入门引路须口授，功夫无息法自修”，王本作“入门引路须口授，工用无息法自休”。上句既然说师父的耳提面命，下句“自修”就矛盾了。王本意思为，用功练习不要停止，时间久了自然就能领悟到太极拳的精髓之美。休，美善。如《诗·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我心则休。”可见唐谱所载错误严重。

“若言休用何为准，意气君来骨肉臣”，王本作“若言体用何为准，意气君来骨肉臣”。王本意为在练拳时要注意的核心是什么呢？意气为主，即气为基础，意是统帅，意领气走，这是太极拳的核心；而身骨为次，要放松。即运气而忘身，以意领气，以气贯力，而不是用力使气。“休用”，遂至全句不可解释。

《十三势行功歌》残存不足一页，字数不满70，就出现如此密集的错误，这样的歌诀能指导练武吗？这样的家族是武术世家吗？

二、 李自奇墓碑

唐谱出现后，唐村又出土“李自奇墓碑”。颜紫元先生曾著文，认为该碑为假造，并以激将法要求唐村自证。^①但未有人对颜文作出有力回应，唐村也没有停止展示该碑，因而有继续考证的必要。

1. 皇明

该碑载，李自奇为“皇明庠生”，该碑立于“大清康熙二十八年”。碑顶刻“皇明”，又树立野外，李自奇家族恐难以幸存。对前朝怎样称呼，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牵涉到个人甚至家族的生死，清初人绝不会疏忽至此。

2. 宗师

颜文曾从拳谱渊源上考证李自奇不是拳术创始人，因而不可能用“宗师”这个说法，并说宗师“是近代（民国后）人立碑时才用的，古之拳术等碑文无一用‘宗师’之句”。可惜颜文未考证“宗师”渊源，似有不足。

宗之本义与祖相同。其甲骨文字形为、，可见宗庙立神祗以祭祀的特点。因追溯家族本源之意，其含义遂指向“本”，如《国语·晋语四》载：“礼之宗也”；指向“长”，《书·舜典》载：“东巡守至于岱宗”；指向“尊”，《禹贡》“江汉朝宗于海”。《庄子》首提“大宗师”，其意谓“遗形忘生，当大宗此法也”，^①宗即师，师即宗也，都是尊奉之意。

其后，以“宗师”一词，表示众人崇仰、堪为师表楷模之人。儒释道三家遂皆用之，不过时间上稍有先后。

《汉书·艺文志》称：“儒家者流……宗师仲尼”。清初戴名世《答张氏二生书》曰：“治古文，奉子长、退之为宗师。”甚至有因仰慕学术而取以为名号者，如唐诗人樊宗师、宋诗人胡宗师。民国徐一士仍称此意：“盖必为后世之宗师矣”。^②

佛教传入中国，分支立派，遂称传正法为众所尊崇者为宗师。如李隆基《为赵法师别造精院过院赋诗》：“宗师心物外，为道运虚舟。”宋人褚伯秀《送玉海宗师还山》。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显证。

道教之称宗师，似乎最晚。《南村辍耕录》载：“丘长春，初名处机……元太祖遣近侍迎至雪山之阳……赐号神仙爵大宗师。”^③

鲁迅曾评说元好问、张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不过是利益交换。^④这也可见儒释道三家的关系：三教一家，表面尊儒，都是统治需要。这正如《元史演义》载文宗对西藏活佛所说：“帝师祖奉释迦，是天下僧人的宗师；我祖奉孔子，是天下儒人的宗师。”

明清帝王实录中，“宗师”一词多归美于孔子：明《太祖实录》载祭孔乐曲：“百王宗师，生民物轨。”^⑤《宪宗实录》载衍圣公犯法，众大臣求情：“弘绪为宣圣嫡孙，宣圣乃万世名教宗师，历代崇尚，有隆无替，待其子孙与常人不同。”^⑥《孝宗实录》载常熟知县请尊孔子名号，“系以万世帝王宗师。”^⑦清《世宗实录》载上谕“至圣先师孔子……立万世之宗师。”^①明清实录只有一次例外：明《宪宗实录》载其滥赐官职，有“宗师法信”，^②这与宪宗荒政有关，为一特例。

因科举，“宗师”又指提督学道、提督学政，虽不离学术文章，身份地位已稍滥也。这类宗师，清人笔记、小说、戏剧记述众多，此不赘言。王夫之曾称：“督学之称宗师，自蔡虚斋始。其学行之粹，教思之笃，为士子所敬重，故缘情而立名。实则原本《庄子》，亦不足贵也。虚斋而外，士子于督学但称先生、大人至矣。迨其末流，乃以施之郡邑之长吏。滥极则贱矣。”^③

民国以后，“宗师”含义大开。第一次将其引向三教九流是在民国6年：“都中作篆分者，咸以覃溪学士为宗师”。^④

清末民国小说，涉及武术帮会首领，常称“祖师”、“会总”、“教主”，称“宗师”者极为罕见。如《小五义》84回载：“我们祖师爷打发我出来，问你们是那里来的？”《永庆升平》46回载：“于珍他本是个八卦教主，天地会他有三个哥哥，俱是天地会的会总，他也是个邪教匪贼的小会总儿。”《雍正剑侠图》第一次引“宗师”入武林，其49回载：“燕普跟他师哥无形剑客万俟羽修那可是武林的一代宗师”。^⑤这是笔者见到的武术宗师的最早说法。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宗师”遂指向各行各业。如1947年10月7日《民声报》首次提出“各行各业的宗师”；同年12月21日与24日，《大报》也提出“各行各业的宗师”；1948年10月20日，《宁波日报》载文《法国书坛宗师马纳及其作品》。“宗师”含义遂广大其门。

可见，武术宗师这一非常晚近的说法，不可能出现在明末清初人的墓碑上。

3. 体例

碑文内容，离题颇多。为何刻上“严尊堂兄春茂师导创修研传游教晋陕心意拳六合枪宗师”？李春茂属于北院一支，为何要出现在西院支系李自奇的碑上？“严尊”，意指尊崇、尊严或尊称对方的敬辞；“堂兄”，自然表明与李春茂的关系。既称堂兄，则碑应为同辈李自奇自立，这就成了笑话。且后半句谓语堆叠，语意含混；修饰语与宾语杂糅，句式错误。稍有古文功底，即不当犯此低级错误。而曾孙“朝客”名下为何标注“徙往福建莆田后居潮州府”？莫非刻意要提醒李嘉诚？

碑文布局，极不严谨。“皇明庠生李公”在一条中心线上，而“自奇行五之墓”中心线向左偏移约1.5cm。“朝客”注释，“徙往福建莆”在一条中心线上，“田后居潮州府”六字逐渐右斜，形成甩尾之势。墓碑布局，怎能如此随意？

整个墓碑内容庞杂，编排错乱，刻画随意，字迹乃至刻功都有差距，如同一张草稿，与碑文肃穆绝不相称。刻碑人意不在哀思而在自我鼓吹拉关系的目的过于明显，其贪多求全又不胜其力的痕迹也很突出。

4. 人物与唐谱抵触

孙辈中，怀兴、怀恩在唐谱中父系不明，不知墓碑为何将其归入李自奇孙辈？曾孙辈中，朝客、朝宾唐谱无载，不知墓碑何以多出两人？唐谱中自奇曾孙辈有世勋，“配宋氏，行三，无所出，生于康熙十六年丁巳五月七日。”世勋已经婚娶，当已成年；且唐谱修撰于康熙五十五年，则世勋已经29岁，能入唐谱，为何不入碑文？唐谱作者李元善为十世，其在康熙五十五年修唐谱，为什么不去看一眼祖坟中康熙二十八年即树立的李自奇墓碑？李元善为李自奇孙辈，岂能对同辈、下辈关系疏忽至此？所以，若墓碑文字为真，则唐谱必假；若唐谱为真，则墓碑必假；或者两者皆假。

结论

综上所述，《李氏家谱》在用语、制度、拳谱等诸多方面存在难以弥缝的硬伤，其辅证李自奇墓碑也存在文字、体例、人物等诸多问题，因而唐村为李岩故里、太极拳根源等说法难以成立。这些问题一直缺少质疑，导致学界持续推崇，既与当地有意过滤反对意见有关，也与学者过于轻信有关。笔者一孔之见，愿呈学界探讨。

① [清]巴泰等.世祖实录（全）[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71.

①[清]王夫之等.永历实录所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86.

②[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四部丛刊本(第29卷)[M]:33-35.

③[清]法式善.陶庐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58-61.

④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 中华书局,2010:706.

⑤[清]王士禛.池北偶谈[M].北京: 中华书局,1982:344.

⑥明神宗实录[M].黄彰健,校//明实录.台北:史语所,1962:7262.

⑦[清]沈起,陈敬璋.查继佐年谱,查慎行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158.

①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M].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7127.

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4)[M].成都: 巴蜀书社, 1989:681.

③[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 中华书局,1977:2930.

④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12)[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598.

⑤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3)[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1648.

⑥世宗实录（二）[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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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高宗实录（二）[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437.

③高宗实录（三）[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37.

④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5)[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356.

⑤王彦坤编.历代避讳字汇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445-446.

⑥王彦坤编.历代避讳字汇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592.

①王彦坤编.历代避讳字汇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49.

①[明]张四维辑.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208,262-264.

②[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2728.

③郭成伟主编.大清律例根原[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411.

④陈重业主编.折狱龟鉴补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7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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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李氏谱卷[M]//中华族谱集成(第16卷).成都:巴蜀书社,1995: 800.

⑤王旭浩,魏美智.唐村《十三势行功歌》与王宗岳《十三势行工歌》的比较研究[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9-12.

①颜紫元.李自奇的墓碑是伪造[J].武魂,2007(12):20.

①[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4.

②徐一士.一士类稿[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85.

③[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139.

④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796.

⑤明太祖实录[M].黄彰健,校//明实录.台北:史语所,1962:1493.

⑥明宪宗实录[M].黄彰健,校//明实录.台北:史语所,1962:1291.

⑦明孝宗实录[M].黄彰健,校//明实录.台北:史语所,1962:2876.

①世宗实录[M].黄彰健,校//明实录.台北:史语所,1962:118.

②明宪宗实录[M].黄彰健,校//明实录.台北:史语所,1962:4342.

③[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M].长沙:岳麓书社,1988:616.

④葛虚存编.清代名人轶事[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139.

⑤常杰淼.雍正剑侠图[M].兴记印刷所,194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