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以成功地塑造了大洋国恐怖的政治治理技术和令人窒息的政治生存环境而闻名于当代世界文学之林。奥威尔为像德国纳粹政权和俄国斯大林主义这类以实施“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为目的的政治技术又贡献了一个典型例证。奥威尔创造了一个保持权力的否定性为威慑，更加注重以捕获群体生命并将其改造成精神驯服者为目的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治理的尖锐社会。针对《一九八四》阐释所形成的主要历史、当今时代文学研究与政治理论彼此介入的强劲趋势，以及“生命政治与当今人类社会的更深地契合”^①的现实清楚明白地印证了《一九八四》的文学意义。在奥威尔看来，这种生命政治治理术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直接对被治理者实施生命终结手段，进而以杜绝那些靠殉难烈士之名生成更多权力违反者的可能，它也不满足于靠权力的不完全渗透从而制造出消极地服从以苟延统治的管治方式，而是将权力作为对被治理者进行意识渗透、知识改写和情感驯服顺利实施的有力保证。也就是说，这种权力的语法不是理顺，而是扰乱了生命过程，结果制造出了大量徒有生命物质载体形式而无任何实质生命价值内容的、仅仅作为生命形式——即只是单纯地活着这一事实——的“形式生命”（form of life）群体。这才是奥威尔在小说中真正意欲揭露和暗示的未来社会的可怖之处：人的生命存在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断裂与紧张关系。

一、 政治权力下的形式生命

《一九八四》既不是靠故事情节吸引读者，也不是靠人物形象打动读者。让读者难以忘怀的是奥威尔塑造的一个名叫温斯顿的外围党员在政治监控和权力惩戒的大洋国中抗争无望的生存窒息感。或许是由于作者在叙事中显露出稍微过多的拙劣，^①以致于让人们觉得奥威尔更加关注的似乎是政治权力技术，而非小说中塑造人物的生命、生活过程。但是，作者虚构的受“老大哥”（Big Brother）政治权力控制的大洋国的政治环境还是给读者造成了极大地触动和警示，并引导读者去思考：权力之下的生命存在如何成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异常尖锐而又特别现实的问题。

在小说开篇不久，奥威尔就设置了英社党大洋国中法律规范让位于政治权力的特殊而又普遍的状态。这样，被治理者的行为便以政党意识为准绳，而不是以合不合法作为判断标准，“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②借此，英社党解除了其政治行为的外在约束，同时使被治理者的生命直接暴露于政治权力之下，从而失去了任何保护。可是，作者却并未表明英社党的政治行为有何政治规则和政治程序。这自然就使老大哥的政治权力实施不断地向极权、模糊和生命的边界集聚，结果让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被治理者的生命处于政治危险之中的浓重气氛。那些在“仇恨周”里被展示者，监狱里被逮捕者，以及那些被英社党制造成的“非人”者，无一不是按照政治权力语法实施的例外常规。文中，“老大哥”是作为政治权力象征符号出现的。而贯彻权力的是众多党员和各种技术人员（诸如，监控者、巡逻机人员、医生以及思想警察等），他们每个人都成了“老大哥”权力的具体化身。所以，“老大哥”又是一个“全能的存在”。温斯顿时刻挖空心思琢磨如何逃脱政治监控，可在他最后被捕时才得知他从一开始就处于“老大哥”的电幕监控之中。温斯顿只能在社会生活俨然成了一个由政治编织的权力文本中小心谨慎得踽踽而行。文中塑造的英社党比以往专制暴政和极权主义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试图在思想和精神上彻底改变被治理者，使其成为“你得是”（you must be）的政治物。另外，英社党认为“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于是，他们积极推行“新话”和“双重思想”，以权力之剑护航来改造那些与被治理者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并且重新生产出符合权力意志的知识新体系。这样，英社党就消灭了人们的记忆、意识、知识、历史和真相间的各种关联，布置了权力的新装置体系。这便从根本上制造了分裂的主体，断裂了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结合成共同体以进行抵抗的可能，从而置被治理者于一种分裂的、分子式的无身份、无存在和无凭附的孤立处境。

专注于生命被政治权力所塑造的恶劣生存环境描述之外，奥威尔还赋予了大洋国另一个崭新的政治治理技术。那就是，让英社党承担起调整、照料、增强被治理者的生命，并将其带向幸福未来的责任。不管大洋国中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富裕部这四个国家治理装置在实际上发挥何种极权专制职能，也不管电幕上时刻不断放送的国家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夸大虚假信息，但就算是名义上，它们也都体现了积极的权力关系和治理的松动。再者，奥勃良在狱中对温斯顿主要实施的是思想改造和瓦解信仰的精神诱导手段，即一种柔性的惩戒方式。例如，奥勃良向温斯顿说，老大哥“不光是要惩戒你们。……（而）是为了给你治病。是为了使你神志恢复健全！”英社党统治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实现“自由和幸福”。^①无疑，作者还真的是部分地同意这一点。因为，他让温斯顿在电幕的监控下，“早操做的比以前更规范了”，最后他还“感激”、“相信”并“爱”上了老大哥。让工人们也自发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为他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表示感谢”。^②

以上表明针对温斯顿为代表的身体（生命的物质载体）惩戒和针对工人阶级（集体人口）生命的调节都是英社党围绕生命为核心和对象的治理技术。生命政治化后，“整个社会机体都由权力机器所构成，并已发展为虚拟状态。……权力已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③而且，温斯顿（作为群体的一个代表）和那些无产者都是以一种无差别的类型生命作为英党政治权力的主客体的。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吉奥乔·阿甘本从福柯那里接过生命政治概念，并将其真正带入国际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福柯后期将研究兴趣从规训权力转向生命权力，首次复活了生命政治概念。尽管，在他的生命政治理论中依然涵盖“规训”（即惩戒的身体解剖学）的维度。但无疑福柯更加关注的是权力直接作用于集体生命所彰显的一系列积极技术与生产机制。阿甘本继承福柯但又不满福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像集中营这种特殊生命存在境遇思考的缺席。于是，他将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引入到施密特、阿伦特等人的极权主义理论中重新阐释生命政治在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复杂关系。阿甘本认为生命政治是镶嵌在人类共同体结构之中的思想，他对资本主义治理技术的激进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诸如纳粹极权主义政治方式的钥匙。这里借用阿甘本“形式生命”（form of life）这个概念，来指称像温斯顿这种生命本身的生活形式完全取决于英社党权力因素的生命形式。阿甘本强调：“形式生命（form-of-life）……是一种永远不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即）在它的生活方式中，至关重要的是生活本身。这种表达意味着……在这种生命中，单个（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行动和生活过程绝非一些简单的事实而已，相反，它们永远且首先是生命的可能性，永远且首先是权力”。^④阿甘本揭露了生命权力中的两个基本事实：生命是依附于权力表面的；生命仅仅是单纯地活着这么一个物质事实，它们都是权力的允可形式。动物性地活着与权力式地活着所蕴含的形式就是无内容的生命本身。

阿甘本所说的“不能与形式分离”的“形式生命”是指不能与由权力授权的生活自身的资格相分离的生命，即生命形式上是作为权力支配的生存形式。这种状况的生命以当其违反权力时所面临的选择凸显出来：或导向一种“赤裸的生命”（bare life），成为为权力献祭的展示物与仇恨对象；或导向以例外之名遭遇死亡威胁的后果。此外，阿甘本还赋予了“形式生命”三个要件：一是与“形式生命”粘合在一起的还有“政治生命”（bios）与“自然生命”（zoē，或称为动物生命）两种重要的生命形式，二是政治权力总是在最终的意义上将自己建立在赤裸生命与形式生命分离的语境上，三是形式生命的主体必须是对政治权力有思考能力却无主体间对话可能的、痛苦而无可挽回地朝向幸福生活的抵抗主体。亦即，朝向一种“好的生活”或无权力布置的、自由的“自然生命”（natural life）的生活形式。反观《一九八四》，奥威尔早就以文学的形式为此做了极好的注脚。

二、 政治生命及其生存形式

《一九八四》虚构的大洋国中“老大哥”的政治恐怖图景，既是作者内心的政治忧虑，同样也是作者在现实人生经历与其所处的英国政治现实的心理折射。可以说，《一九八四》乃是西方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因此，奥威尔展示了西方社会一系列典范的管治技术。作者已经意识到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治理转变，意识到一个生命政治时代的诞生：老大哥针对温斯顿生杀予夺权的死亡权力转向针对增强温斯顿生命的积极力量，从对温斯顿服从性单一性的强调转向对温斯顿情感、思想和友爱等多方面的改造。而且，像温斯顿这样被治理者生命的延续对于大洋国经济（以生命生产和生产价值为代表）的意义被强化。被治理者以生命（或身体）保护政治统治得以延续的意义被弱化。

在一个生命政治治理的虚构国家中，奥威尔书写了两种生命形式。一种是政治生命，它是英社党党员以及城市中大多数工人阶级所过的生活形式；另一种是与之相对的生物生命（自然生命），它是占人口85%以上远离城市中心的无产者所过的无政治的生活形式。作者将前者描述成一种形式上的生命，即一种不值得过的生命；而将后者想象为一种符合生物学本能的自然而然的社会生活形式。在奥威尔的心目中，这两者的区别如表1所示：

英社党对被治理者（主要是党员）实施了全面政治管治。“老大哥”政治监控遍布邮票、钱币、招贴画，各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①任何公共场所，思想开小差都是危险的。“神经的抽搐，不自觉的发愁脸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显得不正常，显得要想掩盖什么事情”，^②只要不保持愉快祥和的表情就会受到惩罚。像温斯顿一样的被治理者，不是被监控，就得参与英社党组织的各种游行、演讲、呼喊、歌唱、旗帜、标语、电影、吹号……这些集体政治活动。他们“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③奥威尔在小说中写了各类人的生活，党员的、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家庭的、男人的、女人的，以及孩子的。其中，重点叙述了三种政治生命形式。一种是那些核心党员，他们是完全相信党、臣服党的政治无情机器的生命形式；一种是像裘丽娅那样的，许许多多的“绝对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的党员生活形式；一种是温斯顿这种只是内在地抵抗英社党，有自我意识的痛苦的生活形式。可他们天性都不可避免地被政治扼杀了，过着一种仅仅是活着的无内容、无价值的生活。

政治是以生命作为治理和管治对象的，在生命政治框架内，它首先是“生物性质的，是属于肉体的”。^④即通过塑造成温顺的身体来得到肉体的帮助。小说中，奥威尔表露出身体与权力间的紧密关系。例如，果尔德斯坦这位几乎与“老大哥”平起平坐、地位相当的英社党党首，他长着“粗犷残忍的脸”、“衰老痴呆的鼻子”和一副“羊脸”。此外，高层党员奥勃良长着“残忍粗犷的脸”，外围党员温斯顿患上了“静脉曲张”，记录司的安普尔福思则“神情恍惚”，小说司的女孩脸上“长满雀斑”，少年侦察队的孩子们看起来“外表凶狠”，……。人们很容易从身体病症的深浅上去判断其与政治权力关系的疏密性，以及所受政治镌刻、毒害的轻重程度。而且，温斯顿的静脉曲张症状常随着政治监控松紧的不同而时好时坏。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并未给小说中人物的生命造成太大的痛苦。显然，温斯顿也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令人恐惧。温斯顿认为可怕的是对人们思想的消除，即一种基于群体思想的管治策略。

生命的国家化必然促使政治权力加速渗透进知识体系，权力通过篡改和抹除历史的方式再造适合当前政治逻辑的新知识。这体现为“老大哥”一方面派思想警察监控人们的思想动态，一方面通过发明新话来重写人们的记忆。“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⑤当然，试图消灭或改变所有人类的历史以及人们的记忆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英社党提出“双重思想”。根据“双重思想”，它既要求“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又要求这个人保持无意识，以不要思考的思维方式接受英社党的正统思想。奥威尔创造的“双重思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例外状态”的范例。老大哥就是靠这样的思想控制防止人们看穿目前社会的本质，维持永远相信并一直爱“老大哥”的状态。话语和思想与人的“生活方式的抉择有关”，^①也与人们对存在的理解有关，“双重思想”造成了许多像奥勃良、温斯顿、裘丽娅这样许许多多的身体分裂、思想分裂、人格分裂、像动物或机器一样的分子式存在物。

大洋国中，第三个政治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无情感、无关爱、无人性关系，有的只是冷漠、隔阂和恐惧之情。英社党党员没有任何闲暇和私人空间。除了睡觉以外，“总是有人做伴的”，其活动还被“仔细记录下来”。^②他们不是在工作、吃饭、睡觉，就是在参加各种集体政治活动，他们不允许离群索居。工作上，没有朋友只有同志。讨论的话题也只限于战争和政治问题。家庭里，埋伏着政治监听和举报，失去了坦诚和关爱。派逊斯被捕是因为他小女儿的告密，可派逊斯却对女儿感到“自豪”。哪怕是夫妻之间都成了政治的场所，温斯顿和凯瑟琳的夫妻生活毫无情趣可言。温斯顿尝试婚外情，作者将其归结为基于对政治报复的变态心理。英社党反对友情、爱情、亲情，反对一切基本人性角度的美好感情。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人们要么让自己的脸上不要显出内心的表情成为一种本能，要么去公共场合参加被政治鼓动起来的激情高昂的集体活动，要么过一种“为党服务”的以单纯生育为目的的无性婚姻生活。否则，就会被政治以医学技术的手段改造成一个异化的“非人”物。总之，除了对治理者以外，不允许有笑、有爱、有艺术、有歌唱、有任何生命过程的应用。政治要消灭乐趣、消灭快感、消除人性，让生命成为单纯的形式，让人过一种无内容的形式生活。奥威尔在这里表明了生命政治语境中的极端友爱政治学。

奥威尔通过上述“老大哥”的“身体监控、思想征服和人性消除”^③三重征服方式的叙述，揭露了一个“人性丧失和完全异化”^④的政治生命场景。为了抗拒大洋国的“非人”政治，打碎作为形式生命的宿命，奥威尔授予了温斯顿自我意识和自我自治，并提供几种对抗的身体：“首先，温斯顿拒绝顺从生命日常不安的反抗身体，其次，裘丽娅在性爱中的裸露身体，最后是无产者母亲在日常工作中歌唱的强有力的身体”，^⑤来追求在政治权力中幸福生活的可能。但最后，温斯顿瘦弱的自然身体不但屈服了社会控制，而且他还放弃了作为生物生命的与裘丽娅的异性恋转向了“爱老大哥和奥勃良的无意识同性恋”，显示了政治生命的极端排他性和阿甘本意义上的要过一种符合政治要求的生活，生活本身幸福的指向是多么的“无可挽回”，多么的“困难”。^⑥

三、 自然生命及其未来社会

在生命政治理论家看来——不管是福柯，还是阿甘本——西方社会的生命政治治理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生命地带的模糊性。福柯认为在生命政治中，死亡政治（即权力的终结性维度）是生命政治的补充。也就是说生命政治同时也是死亡政治，这两者常常彼此结合，难以分辨。而阿甘本认为当前生命政治的新颖之处在于生物性事实同时是政治的，政治性事实也同时是生物性的，他们彼此渗透进对方。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也无意中暗合了生命政治范式对于生命特性的认识。他告诉我们在未来社会中，一方面人类逃避不了政治权力的铭刻、涵化与浸润，另一方面也必须学会如何在政治权力环境中具有主体性地生存。

奥威尔称温斯顿为“欧洲的最后一个”，是说最后一个自然生命的人也在政治权力惩戒中失去了位置。温斯顿最终放弃自我的深层原因来自于“自然生命（zoē）是被包含于国家权力的机制和算计之中的”^①这样一个权力现实。奥威尔设置了温斯顿和裘丽娅这两个主要人物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安排温斯顿步入政治权力监控的前台，裘丽娅则被置于政治对照物的生活布景中。在他们两人的生命中，都内置着暴力的政治生活和抵抗的生物生命两种生命形式。尤其是裘丽娅，她是一位向来被评论界所忽视的人物形象。与温斯顿在政治禁锢上表现的身体痛苦、精神折磨和神经紊乱给人造成的阅读压抑相比，裘丽娅反而展现了更为高明地规避权力的生存技巧。

裘丽娅能游走于政治边缘，机智地规避权力风险并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且她懂得“老大哥”管治的目的，能现实地看待政治权力的弊端。她曾建议温斯顿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比如她说服温斯顿参加那些由热心为党尽义务的党员组成的均获生产）以便获取更多自然生活的可能。每次与温斯顿约会之后，裘丽娅都能熟练地在作为党员的政治生活和作为生物的人的欲望本能之间自由切换。她认为在大洋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仍有可能构筑一个秘密的天地，按你的意愿生活”。^②这并不是说，裘丽娅认可了政治生命存在形式，而是她和温斯顿一样，在其体内都存在着“一丝超越老大哥控制的独立”^③愿望。她甚至常常比温斯顿表现得更为强烈。因为，她从来不使用新话。她敢穿丝袜、涂粉去约会。她竟然还大胆地喊出“要做一个女人，不做党员同志”^④的呼声。从奥威尔的立场看，他让温斯顿的静脉曲张溃疡和早起咳嗽症状，在经过与裘丽娅的约会后得到治愈，又让裘丽娅与温斯顿都由衷地赞叹贫民窟里那个歌唱的无产者母亲的美，都表露出了他们对于人类作为自然生命的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

当温斯顿逃离“老大哥”监控，或回忆“老大哥”统治之前的生活，或者想象一种无产者生活情境时，他的心情都无比地愉快。而奥威尔在叙述这些场景时，也特别地使用了非常舒缓的叙事语调，并且文字也变得无比优美起来。这些时刻构成了《一九八四》最惬意的文学时段。例如，奥威尔这样描述温斯顿离开电幕监控，在贫民窟中看到的景象和心中的感觉：

鲜花盛开一般的少女，嘴上涂着鲜艳的唇膏；追逐着她们的少年；走路摇摇摆摆的肥胖的女人，……；迈着八字脚来来往往的驼背弯腰的老头儿；衣衫褴褛的赤脚顽童，他们在污水潭中嬉戏，一听到他们母亲的怒喝又四处逃开。……大多数人……站着闲谈。

他是在舒服和安全的环境中读书。他独处一室，没有电幕，隔墙无耳，不需要神经紧张地张望一下背后有没有人在偷看，或者急于把书掩上。夏天的甜蜜空气吻着他的双颊。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孩子们的隐隐约约的叫喊声。屋子里面除了时钟滴答之外，寂然无声。他在沙发上再躺一些，把脚搁在壁炉挡架上。这真是神仙般的生活，但愿能永生永世地过下去。^①

在温斯顿记忆中，儿时的家庭是甜蜜幸福；在温斯顿梦境里，田野里的黑发姑娘，有着白皙光滑的身体和令人钦佩的优雅姿态；他在火车上遇见的无产者兄弟，各个都高高兴兴的样子；他对约会地点楼下粗壮的女子，也“感到一种神秘的崇敬”。在无产者贫民窟里，有嬉戏、有歌唱、有来自劳动的幸福；可以涂脂抹粉、自由恋爱；还可以与他人谈论自由问题。这些人，在作者看来是一群充满美、自由和人性的自然生命形式。

可在统治者看来，他们却是一群没有抽象思想，像牲口一样的动物。所以，“老大哥”没有在无产者那里设置电幕和监听装置、派驻民警、安置思想警察。英社党的禁欲主义在无产者那里也不起什么作用。无产者还可以自由地信仰宗教。奥威尔认为，“让他们去自生自长，像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②正是由于这个看似矛盾的地方，奥威尔才坚信未来社会的希望在无产者那里。这个“希望”乃是作者基于无政治权力渗透的、自由的无产者所拥有的生物生命的生活。因为，作者毫不怀疑无产者们“有朝一日会爆发出生命来振兴全世界的蛰伏的力量。无产者仍有人性。……仍保有原始的感情”。^③神志清醒的、有人性的和有情感的生命形式，这才是无产者们生命最珍贵的地方。因为，与生命攸关的一切权利：身体的、健康的、幸福的、伦理的……以及超越一切束缚人、压制人的枷锁以求恢复人之所是人及其所能是的存在者目的时，必然涉及到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抵抗，必然涉及到对未来生命的期冀这个关乎人类未来的生存美学的建构。

结语

在形式生命的语境中，生命失去了伦理的屏障。温斯顿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裸露在“老大哥”政治权力下的“赤裸生命”（bare life）。这时候，伦理便成了真空。权力语法也让其他一些诸如法的屏障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取代其他衡量标准而成为判断生命价值的唯一尺度。这样，生命要么沦为被权力改造的无情感的动物生命，要么沦为权力逻各斯的献祭牲人，抑或沦为信仰权力语法的多重人格分裂者。此外无他。奥威尔开列的无政治的无产阶级掌权的未来社会，多少有些乌托邦色彩。因为，人类从来就是政治动物。而且，“单纯地活着与政治地生存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鸿沟”。^①可奥威尔早已离我们远去，我们无法猜测他可能构想的普罗社会。但今天值得关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中依然重现着《一九八四》的生命政治治理装置，并有加剧的趋势。这才是我们避免“诸众”权力时代日益逼近时，特别需要铭记《一九八四》的关键意义所在。

①Gordon Hull,“Biopolitics Is Not(Primarily) about Life: On Biopolitics, Neoliberalism, and Families”,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2013, 27(3): 322-335.

①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 张文定, 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363.

②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7.

①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230, 238.

②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52.

③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 范一亭, 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30-31.

④G.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6.

①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25.

②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56.

③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89.

④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 范一亭,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30-31.

⑤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273.

①福柯·福柯说真话[M].郑义恺, 译.台北: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10: 135.

②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74.

③潘一禾.西方文学中的政治[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80.

④Eric Fromm, Afterward 1984,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1: 267.

⑤Naomi Jacobs, “Dissent, Assent, and the Body in Nineteen Eighty-Four”, Utopian Studies, 2007, 18(1): 3-20.

⑥吉奥乔·阿甘本.形式生命[A].王立秋, 译//汪民安.生产（第7辑）[C].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47.

①G.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

②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22.

③Craig L.Carr, Orwel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2: 103.

④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22.

①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67, 167.

②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64-65.

③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董乐山,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49.

①Laurent Dubreuil, Clarissa C.Eagle,“Leaving Politics: Bios, Zoē, Life”, Diacritics, 2006, 36(2): 83-9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