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业同业公会是近代外贸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一些政商界的有识之士提出建立外贸行政，有意识构建近代外贸体制，并将外贸行业的同业组织视为构建近代外贸体制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进出口业同业公会成为政府和进出口企业沟通的主要渠道、博弈的重要平台，亦是外贸体系运作的要素之一。本文即以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为例，从近代外贸体制转型的角度考察进出口业同业公会的沿革、组织架构和功能嬗变，从中管窥近代外贸体制转型的困境。^①

一、 外贸体制转型及近代进出口业同业公会的出现

既然是“体制”，自然是政府主导建立，有较强约束力和规范性的制度安排。如果从“体制”的层面考察，对外贸易体制的近代转型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开埠至19世纪末，不平等条约主导着外贸体制的形成，清政府基本是被动接受，不由自主；第二阶段为晚清至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有具体的制度设计和相关举措，但在发展对外贸易的制度建设方面缺乏针对性；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开启了外贸体制近代转型的第三阶段，南京政府以国家强制力推动外贸体制的构建，近代外贸体制初步形成。而在上述外贸体制转型的三个阶段中同业公会则存在着从“共同体化”向“社会化”，再向“国家化”转变的特点。^①总体看来，一方面，发展工商业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共识，从“商战”到“实业救国”、“国货运动”，政府与民间的商业意识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对市场和社会控制力、组织能力得到强化，有条件进行近代外贸体制的构建，而进出口业同业公会则成为外贸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沟通政府管理部门与企业的“中间组织”，也是各相关方展开博弈的重要平台。

外贸体制近代转型的第一阶段渐由广州口岸为代表的“行商体制”转变为上海口岸开先河的“条约体制”，在此过程中，清政府较少主动作为，呈现出“被动性”的特点。此时的同业团体为行业自发组织，是一种市场行为，即如学者所说的“共同体化”阶段，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开埠之初，上海等口岸出现了许多专营进出口的新式商行，并组建了“洋货公所”等同业组织，丝茶公所、纱业公所、丝绸业公所等亦很活跃，因为以同业团体为背景与洋行打交道可以得到较多便利，因而行商对于加入同业组织多持积极态度。

第二阶段是自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设立专司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机构，还颁布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法令法规，但还缺乏有针对性的外贸体制建构，可以说北洋政府在外贸体制建设方面有主动性而无针对性。而在第三阶段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贸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由政府主导，并有明显针对性和专业化的特点，出现了专门的外贸行政机构和进出口业同业公会，近代外贸体制初步形成。

在外贸体制的近代转型中，进出口业同业组织也在逐步发展，从以商品分类到行业归口，从输出业公会到进出口业同业公会，成为外贸体制中的重要环节。晚清民初，各地纷纷建立近代商会，“公会”之名的同业组织亦如雨后春笋，而关乎对外贸易的同业公会多以产品分类，笼统以出口业为名的同业公会出现于民国初年，曾任上海怡和洋行买办的浙江慈溪人陆维镛发起组建了上海出口各业公会。^②1917年北洋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将同业公会纳入法制化轨道，但内战不断，政令不一，导致该规则滞碍难行，形同虚文。

至南京政府成立，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以国家权力打造外贸体制。如以国定税则取代协定关税，成立国际贸易局，以指导、推动对外贸易，在上海等重要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此外，各地社会局则从社会团体的角度加强对各类同业公会的管理。而且，同业公会已被政商界的有识之士视为外贸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成为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的寿景伟1930年发文指出，政府和出口商应各有作为，政府组建国际贸易局、建立输出保险、输出奖励、保护关税等制度，出口商应组织中国输出贸易协会，相互配合，推动对外贸易发展。^①可见当时政商界的人士已经意识到应将政府管理部门与出口商及出口行业组织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贸易体系，才能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

抗战时期，为配合贸易统制政策，政府将进出口业同业公会视为协助政府管理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辅助机构。^②1938年颁布的几部同业公会法，除工业、商业的同业公会分别立法外，还有专门的《输出业同业公会法》出台。政府期望能够通过同业公会加强对民营出口企业的规范管理，鼓励输出，增加外汇收入。如马寅初所言：“则以年来贸易入超为额甚巨，长此因循，后患堪虞！且推广输出，又须有特别之国际知识，非普通商人所能经营，故为奖励出口，挽救入超，非有特别之组织不可。故于工商两业公会之外，又有组织输出业公会之必要也。”^③其间改组和创立的输出业同业公会多以商品分类。兼顾进口的同业公会出现于汪伪时期，上海有华南进出口贸易业同业公会、闽海进出口贸易业同业公会，但存在时间较短。抗战胜利后，进出口呈现短暂繁荣，上海市社会局指导各业对原有的同业公会进行改组或创建新的同业公会，在进出口业方面，不但有按照商品类目组建的草帽输出业、茶输出业、植物油输出业等各业公会，还创建了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

尽管没有专门的“进出口业同业公会法”，导致创建进出口业同业公会于法无据，但上海、天津、青岛等重要口岸的进出口商还是组建了进出口业同业公会。主要原因在于战后初期鼓励进口的外汇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1946年2月25日，政府公布“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将进口商品分为：自由进口类、许可进口类、禁止进口类。除禁止进口的奢侈品和许可进口类中如煤油、糖、烟叶、客车等非国内必需或国内已有生产的商品须申报海关签证许可外，其他商品都可自由进口。此外，外汇市场开放，指定银行可供给合法进口物品所需外汇，而且实行的是美元对法币的低汇率政策，极大地刺激了进口。时人评论“归结起来，中国自抗战结束后第一次施行的外汇政策，是公开外汇市场，维持低汇率以奖励输入的政策。”^④从而导致进口业的畸形繁荣，曾经的出口商见进口生意稳获暴利，也开始做起了进口生意。当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洪涛回忆：“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所大量增设的华资进出口行，考其业务重点，绝大多数是进口专业；即使号称‘进出口兼营’的行家，这时期也实际以进口为主。”“至于纯粹只做出口的专业户数，根据材料统计：一九四六年的户数，反较一九四一年的上海‘孤岛’时期减少了九十四户。”^⑤在此情形下，创立进出口业同业公会实在是形势使然。

二、 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的缘起及其近代特征

时人记录：“民国三十五年春间，有一部分业务着重南洋贸易的进出口商行，因为感觉到某些事情需向政府交涉，单独出面，绝难进行，因此有组织一种公会的必要，这种想法马上得到某些有较远大目光的进出口商的同意，于是积极地筹备起来。”但“这一批发起组织的人士，论其声望，都并不怎么高，但因他们站在先知先觉的地位，弄了一个组织起来，于是在进出口贸易界中，就处在领导的地位了。”^①最初的发起人是张焕章、陆伯伟、叶序馨、周经为等，1946年1月，奉上海市社会局令组建筹备会，设筹备委员13人，^②并于1946年3月31日召开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大会。凡在上海的进出口行号，无论华商、洋商均可加入公会，创建之初有会员380多家，至1947年8月底第二届会员大会召开之前已经增加到1300多家，^③一些官僚资本如扬子公司也加入了公会，洋商企业占会员比例近30%，在上海的同业公会中，其规模仅次于银行业同业公会。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至1949年4月底停止业务活动，1950年1月26日向上海市国际贸易公会筹备会办理移交，与上海其他8家输出业同业公会合并改组为上海市国际贸易公会。

作为拥有上千家会员的同业公会，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在外贸运作中举足轻重，其自身的近代化程度与外贸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首先，由于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是受时局变化和进出口业发展应运而生，是新兴的公会，少有传统包袱，其在管理人才、组织架构和运作等方面均带有明显的近代特征，但由于政治、社会制度和传统因素的制约，上海市进出商业同业公会不免政治干预、人事倾轧，没有完全发挥近代经济社团的功能和作用。

管理民主化主要在于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该公会实行当时通行的理监事会制，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表决同业公会的章程、规则等，由会员大会选出理事、监事、候补的理事和监事，再由理事选出常务理事和理事长，理监事联席会议为公会日常决策机构，常务理事会为日常议事和操作机构。公会初创时设秘书室、总务科、事业科和财务科，其中财务科直属理监事会。1947年9月第二届常务理事履职后，增加了研究室和咨询科。为了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相关问题，还相应设置了一些特种委员会，如保管委员会、会所委员会、业规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咨询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较有弹性的专业委员会，委员除了在理监事中推选外，可聘请会员和专家充任。而公会的日常运作和事务性工作主要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具体负责。

作为日常决策机构，常务理监事会平均大约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内容包括报告事项和讨论决议事项，多由秘书长汇报上次常务理监事会决议执行情况或近期公会活动，然后提交需要会议讨论的事项并经与会理监事做出决议。如出席人数未达规定人数，通常只讨论不表决。总体来看，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运作非常规范。不过，如仔细考察，公会亦不免人事纠纷，影响了公会的工作效能和声誉。时人将刚刚创建了一年的公会总结出四个方面的问题：1.公会领导人及领导集团的声望与能力均不够，有尾大不掉的现象，领导人为了巩固其地位，与会员产生摩擦；2.理事长因公会人事与秘书长冲突；3.党部、CC系、孔宋系均垂涎于该公会，企图控制；4.会员派别复杂，对理事会与中央银行屡次交涉无结果表示失望，纷纷另组小团体，另立门户。^①从中可以看出像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这样的近代社团难免被政治派系渗透，这也是公会在“国家化”阶段的共同特征。

其次，在公会的管理层呈现出人才专业化的特点。公会的管理人员呈现高学历、专业化。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第一任理事长张焕章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第二任理事长寿景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曾任职经济部商业司司长，国营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公会第一届五位常务理事有四人大学毕业，分别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圣方济学院、中国公会、国立中央大学。第二届七位常务理事中除寿景伟之外的六人中有五人大学毕业，其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各一人，有两人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一人毕业于圣芳济学院。^②再如该公会下属的研究室主任邱良荣对于桐油贸易素有研究，研究室工作人员沈光沛为民国时期著名国际贸易研究专家，曾在《国际贸易导报》中开辟有“国际贸易实务”专栏，著有《国际贸易实践》、《贸易统制之原理与实践》，译著有《国际贸易论》等。沈光沛还是该公会所出期刊《进出口贸易月刊》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管理人才的专业化应是该公会近代性的重要表征。

但也应看到，近代中国的半封建社会特性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公会“国家化”阶段，与政府周旋成为公会领导人最重要的工作，仅靠专业知识是应付不了的。公会的第一任理事长为通惠公司总经理张焕章，他是个纯粹的商人，在政界并无多少人脉，因而与中央银行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交涉不畅，效果不彰，且由于公会规模急剧膨胀，加之一些官僚资本企业和历史悠久、资本雄厚的洋商企业加入公会，张焕章无论声望、资历都不足以服众，因而在第二届会员大会上被寿景伟取而代之。寿景伟不但有留美背景、博士头衔，更重要的是抗战时期他在经济部、贸易委员会都有任职经历，有深厚的政商背景，一度被会员们寄予厚望。但事实上，他只是在公会挂名的理事长，出任理事长后不久以考察之名逗留海外，公会事务多由张耀章、骆清华等处理。

再次，同业公会基本立于民间立场，主要代表进出口商行的利益。自抗战爆发，政府主要将同业公会视为经济社会管制的工具，同业公会是在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监督指导和法令的制约下改组或创建的，如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主要是受到上海市社会局和经济部上海工商指导处管理指导，因而带有明显的体制内特征，成为近代外贸体制的重要一环，管理功能得以强化。但由于同业公会的领导层出自会员，且由会员选举产生，公会日常经费也基本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同业公会的民间立场，同业公会须承担为会员发声请愿的角色。这往往导致同业公会在为会员服务与辅助政府实施行业管理的两难之境中竭力寻求平衡。

但应看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迅速腐朽，经济崩坏，外贸政策从属于外汇政策，朝令夕改，进出口商一夕数惊，外贸体制的运作并不顺畅。1946年11月17日，政府颁布《暂行管制进出口贸易办法》，限制进口，1947年2月施行“输入限额分配”制度，进口配额按季度分配，却逐季减少，自备外汇进口又会以走私罪论处。在贸易管制的政策背景下，如欲与政府博弈，进出口商只能团结同业与政府抗争。公会本应具备的管理和服务功能逐步单一化，“中间组织”特性也被淡化，公会的主要工作便是凝聚同业与政府的苛政周旋以求生存，从而导致外贸体制难以运作，其近代转型也未能完成。

三、 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与外贸体制中其他要素的互动

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之初业务并不多，因为外汇放开，自由贸易，会员各自为战，对公会基本无所求。因而“公会理监（事）一般都忙于私人企业业务”。不过“自1946年冬季进出口管制致公会有了新的进展，未入会进口商纷纷加入……会员由三百余家骤然增至一千两百余家”。^①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资源有限，在进口配额的分配中处于弱势，如欲争取进口配额，甚至影响外贸和外汇政策，只能通过公会交涉。因而公会与政府、公会与会员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如图1所示，政府管理部门、公会、企业三者是近代外贸体制的主要构成要素，其中进出口业同业公会起到了“中间组织”的作用。^②但正如前述，近代同业公会本是协调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中间组织”，此时却异化为一个“为民请命”的同业组织。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分析亦可管窥近代外贸体制转型的困境。

抗战胜利后的外贸体制包含行政院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等外贸管理部门和海关、中国银行、商品检验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从事进出口的企业、进出口业同业公会，以及一系列相关法令、政策、业规、行业习惯等。此外，作为经济类社会团体，同业公会还受到社会局、经济部驻各地工商指导处的管理，业务上还要接受商会的指导。

仅就外贸体制而言，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主要在管理部门与会员间发挥“中间组织”的功能。就与会员的关系而言，两者立场接近，利益攸关。一方面公会领导层，如理事长、常务理监事等都是主要会员企业的所有者或高级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其为会员服务成效如何直接影响会员缴纳会费的积极性和对公会管理层的认可度，如第一任理事长张焕章因无所作为而被赶下台，因而公会总体上需要竭力为会员的利益服务。

公会为会员服务体现在多方面：进行业务介绍；出具相关证明；调解会员之间或会员与其他商行之间的纠纷等。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在其一年半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截至1947年8月30日，公会受政府机关及会员和美、英、加、印、菲、澳、法等各国进出口商委托介绍业务300多件，办理出口货原产地证明及免交所得税事项160余件，调解会员与客户纠纷20余件。发布相关外贸资讯亦是公会的重要服务职能，如1948年6月第二届第九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要求公会联系海关和中央银行获取关单副本和每月发行结汇证明书数额，由《进出口贸易月刊》编列每月出口数字表供会员参考。^①

其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在执行外贸政策及代表会员与管理部门交涉，由于抗战胜利后外贸政策多变，公会就成了贯彻外贸政策的主要渠道，公会往往以去函告知或在公会创办的《进出口贸易月刊》上刊登消息的方式向企业传达相关外贸政策。此外，有关企业信息的搜集及重要物资的登记，管理部门也主要是通过同业公会操作。如1948年10月奉上海市社会局令，公会发函要求各会员限期登记棉花、汽油、柴油、煤、烧碱、橡胶、颜料等七种工业原料的库存。^②此外，一些赈灾救济和捐饷的摊派也往往通过同业公会来居间操办。

前已述及，由于进出口商的生存环境恶化，自1946年11月，政府实行外贸管制后，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的职能主要是代表会员与政府博弈。其博弈方式也分多种：1.利用舆论影响管理部门的政策，公会利用自己的会刊《进出口贸易月刊》及其他杂志报刊宣传有利于会员的外贸政策建议，如张耀章（常务理事）提倡的出口津贴、进口许可证制、寿景伟主张的进出口贸易连锁制等建议终获采纳。^③而在1947年底自备外汇进口物资处置问题上，公会更是发起舆论攻势给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最终迫使其做出让步。为了能够与媒体保持持续有效的沟通，1948年3月常务理事会决定每月的第二、四周的周三为记者招待日。^④2.尽力与外贸行政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定期联合进出口贸易协会招待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官员，并经常邀请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参与公会的专题研讨，使得进出口商与外贸管理部门保持信息畅通。^①3.通过官方程序向管理部门提出相关设想、建议，如筹备组建全国性进出口同业公会联合会，推动政府颁订“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法”等。4.就政府出台有损公会或行业利益的政策进行交涉。如在公会成立不久，经济部认为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的名称、分类不明，范围广泛、于法无据，令公会查明会员营业种类，按商业种类分别成立组织，其中经营输出业的商行另行组织输出业同业公会。公会理监事联席会议议决不同意改组，并依法具文呈复，在抗争过程中还得到天津等地进出口业同业公会的响应，最终得到不予改组的批复。

对于政府推行从根本上损害进出口商利益的政策，公会的抗争尤为激烈。如1947~1948年间，政府对自备外汇进口货物的处置措施和修改结汇办法等严重损害了进出口商的根本利益，公会被推上了与政府斗争的风口浪尖。行政院于1947年10月14日通过《无许可证自备外汇到埠及起运货物处理办法》，规定无证到埠货物均由政府按进口货C.I.F原价收购，并由政府出售。如进口商不愿接受上述处理，须于60日内将上述货物起运出口。这对于处于困境中的进口商而言不啻雪上加霜，“工商界无不震惊愤慨”。^②于是公会通过上海市商会联络16家输出业同业公会，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并由张耀章、华洪涛、陈懋勋三位公会的常务理事与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接洽，最终迫使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出台《施行细则》，规定政府收购的进口货物仍可由原进口商或原定户进口发票上的C.I.F货价将外汇数结算成法币优先购回。

对修改结汇办法的抗争亦很激烈。1948年5月7日，中央银行会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发出131号通函，宣布《修正进口结汇办法》，修正之处在于：1.自接获输出入管理委员会通知准发输入许可证之日起，进口商即以核准外币金额50%结算国币，存入中央银行，其结算率以存款当日牌价为准。2.进口商须凭上述存款收据，向输出入管理委员会领取输入许可证。3.指定银行应先查明货物输入确已抵达中国口岸，始准与进口商结汇。政府此项措施增加了进口商的负担，因为进口商存入货价50%的法币是按当日外汇牌价存入，但所存法币不能转化为外汇定额，待数月后欧美订货到达上海才能依照第三条正式结购外汇，但在法币大幅贬值的情形下，原存的法币已微不足道。办法公布当日，公会集议，通知全体会员，暂停结购进口外汇，同时停止结售出口外汇，并公推代表向当局交涉，政府不得不发布《结汇证明书办法》，取消131通函。^③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进出口业同业公会作为政府苦心经营的外贸体制的重要一环，延伸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强化了行业管理，而企业意见也能够由同业公会向政府部门代为发声。抗战胜利后内战再起，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对外贸易急剧下滑，政商关系紧张，同业公会成为进出口企业与政府间最主要的沟通渠道。但因政府举措失当，外贸体制内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被打上了“死结”，政府意图通过公会强行贯彻其“竭泽而渔”的外贸政策，进出口企业则由公会出面据理力争，以停业为手段迫使政府做出一定的妥协。进出口企业、公会与外贸管理部门变成了对立面，外贸体制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已不可能。

前曾述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即从外贸行政及海关、银行等相关机构、进出口业同业公会、企业及相关法令、规则入手意图组建较有效率的外贸体制，该体制也显现出一些带有明显近代特征的新气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推动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无非是为了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作为行为主体的南京国民政府虽模仿近代民族国家之形，但其本质是代表统治集团中的权贵利益，非以民生和经济发展为根本导向，甚至也没有代表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①因而其着力构建的近代外贸体制存有根本缺陷，如20世纪30年代初多次修订的海关国定税则，大幅提高了进口税率，但主要体现为财政关税，而非保护关税，对于保护和推动民族工商业效果有限。1931年成立的国际贸易局倒是一个服务型的外贸行政机构，为外贸商提供咨询、中介等方面的服务，但不久即被实行贸易统制政策的贸易委员会取代，贸易委员会为政企合一的机构，冗员充塞、腐败横行、效率低下等政企合一的弊端所在皆有。^②抗战胜利后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为主要外贸行政机构，执行进口限额制度，此时外贸政策从属于外汇政策，企业在争取进口许可证和外汇配额中挣扎，对外贸易停滞。而作为外贸行政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进出口业同业公会的功能也在发生转变，政府通过同业公会实施的行业管理变成了行业管制，同业公会给予外贸企业的服务只剩下向政府部门诉苦、陈情、抗争。正如经济史家诺思所指出的，当影响规则及其实施的报酬足够大时，企业家们就会出资创建像贸易协会、游说集团这种介于经济组织和政治体系之间的“中间组织”，而社会资源越是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就越是会投向“中间组织”这样的攻守同盟。^③问题在于面临经济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在与企业博弈时已经失去理性，不按规则出牌，作为“中间组织”的同业公会难以发挥其应有功能。

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组建的外贸体制各要素尚算齐备，但自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国民党政权的执政地位均受到严峻挑战，国民党政权不得不施行政企合一的贸易统制政策，抗战胜利后在短暂的施行自由贸易的方针之后重拾贸易统制政策，亦如诺思所说，如果来自内部或外部较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对统治集团的生存造成威胁，那么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保存下来。^④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是否有效主要看它是不是降低了交易成本。从本文对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与外贸体制各要素的互动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政权末期，政府竭力攫取财源，信誉破产，在对进口限额和外汇配额的争夺中“潜规则”盛行，外贸体制各要素之间的互动窒碍难行，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节节攀升，导致对外贸易陷入困境，外贸体制的近代转型最终也未能完成。殷鉴不远，在外贸体制中对同业组织如何定位，如何发挥其作用，如何达成外贸体制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从根本上讲在于政府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和界定自己的角色，这或许是本文引发的一点题外思考。

①目前学界有关近代银行业、钱业、书业、保险业、糖商业、木业、旅业、新药、轮船商业等同业公会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但对近代进出口业同业公会尚缺少专门研究。

①樊卫国认为近代行业组织经历了“共同体化”、“社会化”、“国家化”三个阶段。樊卫国.“共同体化”、“社会化”与“国家化”：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变迁之阶段性特征——以近代上海为中心[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2(2).

②依现有资料，“上海出口各业公会”的确切成立时间难以考察，但根据1915年2月9日，陆维镛以上海出口各业公会名义给袁世凯、黎元洪等发电报要求拒绝接受日本无理要求的电文可知该公会至迟已于1915年初成立。参见天津博物馆.袁世凯卷（二）//北洋军阀史料[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378-379.

①寿景伟.论出口商家宜自动组织中国输出贸易协会[J].国际贸易导报, 1930(9).

②章友江.三论民生主义对外贸易政策[M].重庆: 中正书局, 1947: 17-19.

③孙大权, 马大成编注.马寅初全集补编[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264.

④金家麟.我国战后外汇贸易政策的演变（上）[J].台湾贸易, 1948(2).

⑤华洪涛.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华资民营进口行的暴兴暴衰[C]//上海文化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①马东宇.上海进出口业内幕[J].经济导报周刊, 1947(31).

②上海档案馆.上海国际贸易商业历史沿革[Z].档案号S189-3-1；上海档案馆.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概况及章程细则和各种专门委员会通则[Z].档案号S190-1-5.

③上海档案馆.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概况及章程办事细则和各专门委员会通则[Z].档案号S190-1-5.

①马东宇.上海进出口业内幕[J].经济导报周刊, 1947(31).

②上海档案馆.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概况及章程办事细则和各专门委员会通则[Z].档案号S190-1-5.

①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国际贸易商业历史沿革[Z].档案号S189-3-1.

②魏文享认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即是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国家与商人群体之间的中间组织，公会为国家管控社会，企业、商人、社会影响国家政策提供了一个制度性平台。参见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M].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①上海档案馆.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第二届会员大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常务理事会议和理监事会议记录[Z].档案号S-190-1-3.

②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为工业原料限期补行登记事致北极公司的函[Z].档案号Q366-1-440.

③王卫.外汇调整后的进出口贸易——张耀章先生访问记[J].经济周报, 1946(11)；寿景伟.民元来我国之国际贸易[J].银行周报, 1947(25).

④上海档案馆.上海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第二届会员大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常务理事会议和理监事会议记录[Z].档案号S-190-1-3.

①《进出口贸易月刊》设有“贸易座谈”专栏，刊登出席人员和讨论内容。

②行政院的处理办法及其后的折冲[J].进出口贸易月刊, 1948(2).

③华洪涛.上海进口商的两次抗争[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2 第3辑）.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2.

①[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M].张富强, 许世芬,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1927-1937[M].蔡静仪, 译.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北京公司, 2015.

②张国义.创新与顿挫: 民国国际贸易局述论[J].史林, 2016(5).

③[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 韦森, 译.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4: 103.

④[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 罗华平, 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4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