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8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国际经贸学院与上海市教委知识服务平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贸易学会、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国际贸易专委会联合主办，以“全球化变局、国际经贸形势与大国战略”为主题的高级研讨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古北校区举行。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孙海鸣教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校长唐海燕教授、哈尔滨商业大学党委书记曲振涛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聂清教授以及来自上海市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高校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围绕“全球化变局下的国际经贸新形势与中国战略”以及“要素流动、成本和收益视角下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与中国实践”两大主题，共同探讨经济全球化变局下国际经贸格局重构和中国的应对策略。大会主题报告发言人沈丹阳、林桂军、张二震、曲振涛、鞠建东等著名专家就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的背景和战略思路，全球价值链演化与未来全球贸易的模式，国际贸易增速低迷的特征、成因及中国对策，全球化方向不可逆转以及三国鼎立与亚洲共同体等焦点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张幼文、朱钟棣、尹翔硕等著名专家围绕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方向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论述。

一、 全球化变局背景下国际经贸新形势与中国战略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首先作了题为“全球价值链仍是未来全球贸易的模式”的主旨发言。对当前全球价值链贸易现状，他指出，从全局看，2015年全球价值链贸易在萎缩，全球中间品贸易呈跌势；从国别看，亚洲地区进口下降明显，而美国与欧盟略好。亚洲贸易总额中60%以上为中间品贸易。除越南外，亚洲各个经济体的中间品贸易均呈现负增长。学界对于当前全球贸易减速的解释大致包括如下几类：投资结构变化；价值链冗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技术发展引致本地供给中间品增加。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忧喜参半的现状。对于中国，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低廉的劳动力、相对低价的土地资源、优良的基础设施以及宽松的规制等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与之相对应的，曾经占据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逐步下降，来料来样加工占比下降；但另一方面，中国进口零部件占比大幅降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增加值相对于其他产品显著提升，长期以来出口增加值低的面貌一定程度上得以改观。对未来全球价值链变化趋势，他认为，新技术可能导致GVC部分回转，复杂的分解过程和供应链程序是GVC的累赘，选择国内供应中间品是GVC发展的必然结果，接近大市场生产和取消加工贸易内销关税使GVC更有吸引力，而歧视性的保护主义政策或者在岸生产将会提高最终产品的成本。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教授与哈尔滨商业大学党委书记曲振涛教授，先后分析了区域经贸格局与全球化走势。鞠建东教授在题为“三国鼎立与亚洲共同体”的发言中，围绕全球贸易新常态、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以及中国开放的新战略三个方面展开。鞠教授认为，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而是与全球三足鼎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G3体系，即北美自贸区、欧盟、亚洲/华夏（农历）共同体（Huaxia(Lunar) Community）；一带一路，以横向调整促布局优化；亚洲/华夏共同体，则以纵向调整促产业升级，两者互补，构成我国在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一体两翼”开放新战略。随后，他对以上观点逐一作了阐述。对于三足鼎立的区域经贸格局，他谈到，自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减缓趋势，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已连续5年下滑，自2013年起连续4年低于3%，2015年的全球贸易已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要素禀赋的差异在缩小。从贸易格局上看，亚洲、美洲、欧洲三足鼎立。从区域内部看，美洲有高科技发展的美国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墨西哥；欧洲有德国、法国、瑞典等发达国家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东欧；亚洲有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等领先国家和诸多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20余年之前，中国向全球提供了3亿多廉价劳动力，因此第一波全球化由中美驱动。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和地价大幅提升，中国产品和美国产品竞争性取代了互补性，因此，全球化演变成了如今的区域化经贸格局。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他指出，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发展过程是从G2到G1再到G3的过程，即从战后的美苏对抗到美国独大再到中美德三足鼎立。从亚洲的发展来看，2014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和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日的角色已互换。对于中国开放新战略，他提出“一体两翼”的开放新战略，“一体”即华夏共同体，“两翼”即“一带一路”。华夏共同体推动以我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的建立、东亚国家的深度经济一体化，并促进我国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及产业升级的完成；“一带一路”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剩产能的有效利用。“一体两翼”奠定中国和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世界将建立“三足鼎立、多元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新框架。但也应注意到，东亚经济合作不一定要像欧盟那样发展得太快，可能要循序渐进，最终达到稳态均衡。

曲振涛教授作了题为“经济全球化方向不可逆转”的发言，从法经济学视角来看待全球化，从全球化是人类主体长期的追求、逆全球化与全球化逐影随形、全球化的构局与对策等三个方面对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判断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全球化是长期主流，无论是航海、航空、陆路交通还是网络电商的发展，全球化一直在不断推进；逆全球化只是历史插曲，不能主导历史的发展，虽然历史上曾出现冷战与制裁、“砌墙”的历史，即便是贸易摩擦始终不断、此起彼伏，到现阶段的如特朗普新政、英脱欧公投、法选举总统右翼抬头以及德国三月上旬国会决议限制外国投资案等逆袭浪潮，都不能阻碍全球化的进程。因此，中国需要重视内贸外贸并举、两个体系匹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联动、“两只手”互补；市场决定与政府监管配合和两个关系均衡；利益与风险平衡的发展策略，实现经济发展长远规划。

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教授、南京大学张二震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陈飞翔教授、复旦大学沈国兵教授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伟光教授等，先后从“十三五”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中国应对贸易增速低迷的策略、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定位和政策选择、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策略以及全球化变局下中国的态度等方面作了演讲。

沈丹阳教授作了题为“‘十三五’中国外贸发展愿景与战略思考”的发言。他指出，当前中国外贸表现出的特征与美国等国家曾经历的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类似。中国具备“由大向强”的优势和基础，但在产业竞争力、货币金融实力、营商环境、经贸规则制定等方面与贸易强国尚存在明显差距。针对当前的新形势，沈教授详解了“十三五”时期我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总体思路。他提到，相比之前的五年规划，本次货物贸易发展规划的重点是不设量化指标，是发展的新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长动力转换、新优势培育与“由大向强”转型。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则的重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外投资、服务业的联动发展以及重要领域的引领作用。

张二震教授作了题为“国际贸易增长低迷的特征、成因及中国对策”的发言。他指出，从特征看，2008美国经济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贸易经过短暂恢复后，增速出现了连续、大幅下挫，复苏乏力。世界贸易增速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中国并非特例。从成因看，虽然制度红利基本殆尽，当前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但是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可以继续利用现有的先进技术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从应对策略看，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可能引发的产业范式变革还未成为产业化发展趋势；全球经济新规则同样尚未实质性形成并进入普遍推行阶段。关于我国新环境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策略，张教授提出“三个转型”，即分工位置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型、自身角色由贸易商向投资商转型、主要市场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型；“三个兼顾”，即区域上——周边地区与外围地区兼顾、方式上——绿地投资与兼并收购兼顾、行业上——沿产业链垂直投资与水平投资兼顾。中国贸易伙伴选择上，亚非拉地区的众多新兴经济体应成为新的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国家和地区，我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有更丰富的在落后国家生产经营的经验，适应后发国家社会环境迅速转型的能力更强，这是我们在“一带一路”地区抢占商机的优势。

陈飞翔教授作了题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机制”的发言。他采用UNCTAD-Eora GVC数据库，实证分析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影响因素，进一步讨论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定位和政策选择。陈教授指出，全球价值链动力结构正在重造，新兴经济体扮演了重要角色。新兴经济体的新型比较优势持续增强，利益均衡是未来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格局。因此，需要加强合作提升新兴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地位。陈教授进一步提出建议，增强相互之间的投资自由度，拓展和深化新兴经济国家内部的价值链关联；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度，吸引全球价值链更多地向新兴经济国家转移；加大相互之间的金融自由度，中国可倡议发起“新兴经济国家全球价值链发展基金”等机构。

沈国兵教授作了“世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下中国自贸区策略及边贸口岸经济增长”的发言。他从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国式增长战略；“一带一路”上中国主要边贸口岸经济比较；“一带一路”上边贸口岸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阐述。沈教授认为，国际“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内自贸区策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抓手。沈教授对“一带一路”上边贸口岸区域经济增长提出几点建议：立足区位优势，发展口岸经济；强化制度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学习和借鉴同类海关经验，强化横向联合；基于边境和民族特色，发展边境旅游业；完成初步加工到深加工的升级；学习浙江经验，构建北方商品集贸市场。

陈伟光教授围绕全球化变局的趋势判断和中国态度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他指出，当前全球化变局并非全球化终结，而是新全球化的开始；全球化的客观性不存在根本性的逆转。基于此，他提出，中国应该倡导开放型世界经济，平抑全球化逆动，这不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二、 要素流动、成本和收益视角下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与中国实践

（一） 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动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张幼文研究员作了题为“全球化新态势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的报告。他指出，当前全球化新态势呈现几个方面特点：从全球格局看，美国在收缩，欧洲在解体，东亚在对抗，东亚不可能成为全球化的引导者；从贸易与投资关系看，投资取代贸易成为全球化的核心问题，表现为投资创造贸易，投资替代贸易；从利益分配看，表象上，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分配在减少，而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本质上，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所有者和要素流动的主体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他强调，国际贸易理论必须适应全球化的新态势，只有弄清楚收益问题，才能更好的发展全球化。张幼文教授总结了贸易研究要重视的10个问题：1.比较优势论泛化问题，应考虑国内市场资源配置的条件以及出口部门挤出的资源在进口部门进行有效配置的条件。2.要素禀赋论与中国现实背离问题，中国出口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不符合要素禀赋理论，应考虑资本的来源和主体。3.投资与产业内贸易问题。产业内贸易的分析应重视投资的影响，投资是创造产业内贸易更重要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产业内分工的原因。4.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问题，对贸易创造和贸易应结合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5.属权与贸易增加值问题，应进行属权分析。6.要素分工与贸易利益问题，应从要素分工看到产品分工，产品分工远不足以分析贸易利益。7.要素增量与贸易利益问题，应结合要素增量来看一国的收益。8.要素价格均等化问题，应结合投资分析，投资更会改变一国的收益。9.要素禀赋、流动对全球化的影响问题，要结合投资的原因。10.异质性企业理论的拓展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不仅适用于贸易分析，而且适用于投资分析。

（二） 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中国贸易竞争力、收益及中长期趋势的再估计

厦门大学陈雯教授、武力超副教授围绕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竞争力、收益与中长期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讨论。

陈雯教授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全面研究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位置、增值能力、贸易收益和竞争力问题，且对KPWW构建的指标、全球价值链收益指标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标进行了改进。她指出，1995年到2011年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收益逐年递增，所获得的贸易利得越来越大。但是，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处于一种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增值能力比较弱；总体上，1995年到2011年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和贸易收益强于服务业，但局部上，2010年和2011年服务业的贸易收益增速超过了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参与GVC分工总体上处于中下游，仅纺织及服装业、造纸及印刷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略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

武力超副教授从贸易竞争力和贸易结构两个角度运用马尔可夫链模型对我国的外贸趋势进行动态预测，对我国产业升级和对外贸易转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她指出，从中长期效应看，在竞争力方面，第一产业商品的比较优势基本维持稳定，但在广义要素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第二产业中纺织原料及纺织品、轻工业产品、陶瓷、玻璃制品的国际竞争优势长期呈明显下跌趋势，而矿产品、普通和精密机械、贱金属及其制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并没有明显变化；在产品多样化方面，我国贸易产品多样性绝大部分都在增加。受要素成本上升、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外贸产品波动尤其是出口产品的结构调整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三） 其他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要素问题

厦门大学张明志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殷德生教授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流动障碍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等方面讨论了与贸易相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张明志教授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估计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将工资上升的效应区分为“成本效应”和“效率工资效应”，并研究了工资上升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张教授以我国长期以来要素市场工资的扭曲和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转移的人口结构问题为背景指出工资的上升不仅表现为成本上升，工资上升是对长期以来工资扭曲的矫正并有利于激发效率工资效应，并从出口“量”和“质”两个角度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在“量”的层面和“质”的层面上，工资上升对出口的影响都受到劳动生产率的调节，“成本效应”和“效率工资效应”存在，并依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在“量”的层面上，工资上升引致劳动生产率上升，进而推动出口上升。在“质”的层面上，出口产品质量的改善取决于工资的持续性上升，而工资的暂时性上升可能对出口产品质量造成“断崖式”的伤害。

刘文革教授围绕地缘政治风险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机理展开论述。他指出，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下，经济中存在着多重均衡，对应于不同的市场预期，会达到不同的均衡状态；资本净流入对地缘政治风险最敏感的是新兴经济体；本研究中采用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与其他代理变量（如EPU、VIX等）具有相同的趋势，对于宏观经济形式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及预测性等。

殷德生教授从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驱动力、境内外人民币外汇市场格局、人民币国际使用、国际储备的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评估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供给侧改革等多个角度进行讨论。殷教授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全球化受阻、在岸人民币交易量较低、汇率双边波动等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运行试图实现中国资本项下的稳定逆差，但人民币怎样实现回流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怎样提供人民币资产的供给、金融开放和金融制度创新的供给，以及提供有深度、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和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论坛的各个阶段和圆桌论坛上，中央财经大学唐宜红教授、上海大学沈瑶教授、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鲍晓华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万灵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石士钧、姚为群、陈子雷、张鸿、高运胜、汪建新、史龙祥等分别担任主持人和评论人。在论坛的总结发言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所长、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对本次会议凝练的成果作了归纳和评述。他指出，本次研讨会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在理论方面，投资取代贸易成为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意味着，在国际贸易理论框架内引入国际投资，从要素禀赋、要素流动、要素属权视角解释全球化、国际贸易与利益分配将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实践方面，此次会议对全球化变局下世界和区域经贸形势、中国的战略和策略选择以及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动向作出判断，在应对全球化变局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突破要素成本上升困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区网络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政策建议。因此，本次会议的成果不仅丰富了国际贸易和开放经济理论，也将对国家、地方不同层面上的战略拟定及政策实践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国际商务研究》两家期刊和新华社、光明网、解放日报等媒体参与组织和报道了此次高端学术论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