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现象，由一整套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有机构成，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反映人类生存的社会性。各种语言由于各自文化对世界、宇宙在认识上的共性而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这种共性正是造成翻译活动可行性的基础。然而各种语言又是相互独立的系统，它们因为各自文化对世界、宇宙认识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积淀而显得千差万别。语言系统的差异反过来又深化了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差异。特定语言作为特定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塑造着存在于其系统中的人这种动物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母语就是“自我”，作者用母语写作表达是作为人的一种最大自由和最大尊严。

于是，当我们把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一个危险的陷阱。那就是，译者在进行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有可能侵害原作者的语言自由、剥夺原作者的话语权、漠视原作者的母语尊严。翻译中这种对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侵害、剥夺和漠视有时是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比如当译者对原作者和原文本的意图领会得不够透彻时，就会造成误解和误读；有时是有意识但不得已而为之的，比如由于文化的差异，原语言的一些概念、原作者的一些意图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译者就只能采取一些“变通”手段（如加注、解释）或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创造”；有时却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比如曾有译者提出“扬长避短，发挥译文优势”，主张在出发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竞赛”，以使译文得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 翻译中“再创造”的不可避免性

“再创造”从来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象，它又因为与翻译理论中争论了几千年之久的“忠实”问题直接相关而愈发显得错综复杂。古今中外的译者们都对“什么是再创造”及“如何把握再创造的度”等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结论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这些探讨多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从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语言结构差异出发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和现象加以研究。其实，翻译上的众多问题绝不仅仅源于语言本身的差异，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反映，并且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代西方翻译界有一种观点是，对翻译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文化的研究，将成为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再创造”这一翻译中的历史遗留现象重新进行了审视，剖析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因素。

1. “再创造”的语言学因素

翻译中“再创造”现象的存在，充分证明了翻译并不总是可能的，而常常是有限的。翻译就是一种使用语言的过程，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遭遇的问题，就来自于语言。而“再创造”这一现象的产生，也首先是由语言的因素造成的。乔治·穆南在其《翻译的理论问题》中从索绪尔语言学及“世界映象”理论两个方面出发揭示了翻译的有限性，从而也揭示出了“再创造”现象得以存在的语言学因素。

根据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词（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作为语言结构基本成分的语言符号所“连结的并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能指）与音响形象（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而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从本质上看，都是由其所属的系统决定的。“在语言中，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和声音，有的仅仅是由这个系统产生的相互区别的概念和声音。”语言符号的意义并非其本身的内容所决定的，而是被其在语言这样一种纵横交织的关系网络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规定着的。在语言中，任何要素（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符号）的差异和对立。索绪尔指出“在语言中，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它们最确切的特征便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因而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各要素的价值是不同的。从索绪尔的观点考察，翻译作为将价值从一种语言系统向另一种语言系统进行转换的活动，其基础障碍之一便是，它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对词的意义加以简单的转换，而是与两种语言系统的整体密切相关的一种复杂的转换。乔治·穆南指出，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并没有动摇翻译活动的正当性，却使我们可以对“词对词的翻译之所以不能进行”作出科学的解释。正因为翻译活动这一基础障碍的存在和词对词翻译的无法进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这类障碍时只能采取种种翻译策略和变通手段进行“再创造”。

另外，乔治·穆南还分析了新洪堡学派提出的宇宙与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在新洪堡学派看来，语言并不只是一种被人们利用来进行表达的被动的工具，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因素，规定着人类的不同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加西尔说“语言并非只是人们理解与想象这个世界的工具；语言规定着人们对世界的观念以及在其中生活的方式”。特里尔则进一步指出“每种语言都是一个对客观现实进行选择的系统，其实，每一门语言都为自己创造了一幅完整的关于现实的图景。每一门语言也都以独属于自己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构建。每一门语言所特有的现实要素由此得以建立。某一特定语言中的现实要素绝不是对现实的直接描绘，因而也绝不会以完全一致的形式出现在另外一种语言中”。由此可见，出身于不同语言背景的观察者并不一定能从同一明显的自然事物中获得同一的宇宙图景，因为每一门语言都是区别于其它语言的一种结构系统，处于这个系统中的个人不仅借助这门语言来进行交流，而且遵循这门语言的规定来构建他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人们是按照自身母语预定的界线来对自然进行分类的。乔治·穆南认为这一理论对翻译的可行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因为这样，意义就丧失了普遍性的保证而变得无法捕捉，因而无法翻译。尽管乔治·穆南认为新洪堡学派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他仍肯定了这些观点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翻译中的本质障碍。事实上，“世界映象”理论也辅证了翻译中绝对忠实的不可能性和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再创造的必然性。

2. “再创造”的文化环境

翻译中“再创造”现象的存在，不能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因为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不可能超脱于译者所处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之外。因此，对翻译的研究有必要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有西方学者认为，翻译学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翻译科学论迈向翻译文化学研究。如列费维尔和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的单位已经开始了“从词到文本，从文本到文化的迁移”。诺德指出“人类的交际受到情境的制约。情境绝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植根于文化习惯之中的；反过来，文化习惯又对情境造成了制约。既然语言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那么言语交际必然受到文化情境条件的制约。”

从文化角度考虑，许多翻译理论家提出翻译就是介入，就是对文本的操纵处理。而所谓的“忠实”，在其看来是不可能的。N.弗莱就认为“中立并非介入，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严格地说是不可能的。这种人只能是不懂语言、没有价值观念、也没有自己准则的人，这种人当然不可能参与文化对话”。

列费维尔在其《翻译、重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写道：“翻译，当然是一种对原文的重写。所有的重写，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某种观念和诗学的反映，通过重写操纵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换言之，翻译就是对原文本的操纵处理、再创造甚至重写。在《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中，列费维尔和巴斯奈特指出，作品的生存需要依靠重写或再创造。离开了重写和再创造，“原著就有可能很快消亡”，而重写和再创造则能够“成就或扼杀一位作家”。这是因为“翻译从来也不可能是中立的，而是带有思想并受制于‘权力游戏’的”，而翻译中的重写或再创造现象所反映的是目的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目的文化对外国文化抱持的态度。

所以，翻译中的再创造现象实际上是翻译受制于译入文化的表现。列费维尔在其《翻译、重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文化对翻译活动的筛选与影响。他指出，一个时代对原著，尤其是对一些经典作品的不同态度决定了这个文化在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不同策略；特定文化的文艺理论、社会伦理道德和流行的文学体裁与标准则决定了在翻译活动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和采用的手法。比如，巴宾声称自己在翻译荷马史诗的过程中常常 “使用一般性的概念”来替代一些在现今看来过于猥琐的细节；同样，新古典主义翻译家德拉马特也宣称他倾向使用令当时读者感到愉悦的概念来取代在荷马时代令人感到愉悦的概念。又如，在十九世纪，其它语种的诗歌在翻译成英文时几乎总是被译成韵体诗，即便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无韵诗在译成英文时候也必须要押韵。再如，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完全是顺应了中国所处时代的社会需要。毋庸讳言，社会、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都对译者的选择进行着无形的操纵。翻译中再创造现象的存在不仅仅是由于出发语和目的语的不兼容，还受到了社会文化深层动因的制约。

由此可见，“再创造”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多重语言学因素影响以及社会、时代、文化环境的制约，而无奈采取的一种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虽然也会对原作者的语言自由、话语权和母语尊严造成一定程度的侵害，但它的存在确实是不得已和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还是应该恪守译者的本份，对原作者的语言自由、话语权和母语尊严保持足够的尊重，把握好进行“再创造”的分寸，以使自己的翻译免于落入“媚俗”的陷阱。

二、 翻译中的“媚俗”倾向

1. 从“过度再创造”到“媚俗”

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译者是处在原作者/原著→译者/译本→目的语读者这一链条的中心环节。然而根据传统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译者既要对原作者和原著负责，又要对目的语读者负责，原作者和原著形成了一个话语的权力中心，它们要求译者“忠实”于自己，译者和译本是不能超越它们的；而目的语读者又形成了另一个话语权力中心，他们拥有对译者和译本进行评判的权力，他们要求译者的翻译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因而，实际上，译者便被置于原作者/原著和目的语读者这两大权力中心的夹缝之中，留给译者表现自己个性的空间小之又小，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很大的压抑和阻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译者作为主体的存在，也有其自身的主体意识，有表现自己主体性的渴望；有时候其主体意识的过份张扬，会冲破上述两大权力中心对他的种种限制和规定，于是造成了翻译上的过度再创造现象。

译者主体意识的过份张扬导致了在翻译活动过程中的过度再创造行为。这在中外翻译界中均有所表现。国内曾有译者提出“扬长避短，发挥译文优势”的观点，便可看作译者主体性过份张扬的一个突出表现。巴西的坎波斯兄弟也同样提出，在翻译中，译者不应把原文视作至高无上的、只能亦步亦趋顶礼膜拜的权威。在他们看来，翻译本就应该是一种僭越，译者不仅必须吞食、消化原文，而且必须摆脱原文在形式上的束缚。他们认为，翻译活动是一个帮助原作增强力量、汲取营养、获得新的生命力乃至流传于世的过程；在这种翻译过程中，译者将不再会因为意义的丢失而感到无奈和沮丧，反而会通过自己的再创造领略到“积极参与和肯定的愉悦感”。

当然，这种“发挥译文优势”主张的提出，是有认识基础的。毋庸置疑，一部文学作品从出发语译成目的语，目的是为了在目的语语言系统的读者中实现其价值；而由于出发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系统先天上的差异，原文本在审美、文化等方面的情趣存在一些不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目的语读者在接受和理解上的某种障碍。这其实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然而“发挥译文优势”的主张者似乎不愿意接受这种差异的存在。他们似乎是信奉“读者至上主义”者，试图从便于读者理解接受的角度出发，而不惜牺牲原作者的语言自由、话语权和母语尊严，采取种种手段，来“发挥译文优势”。然而，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过，一味从目的语读者接受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再创造”，这种翻译文化行为还潜藏着更大的危险性，那就是原文本价值观之独立性的丧失。为了获取目的语读者的承认而“发挥译文优势”，也难免要屈从甚至迎合目的语读者的价值观与趣味，原作者价值观之独立性由此受到威胁。当译本中原作者价值观独立性丧失殆尽的时候，翻译就会流于“媚俗的翻译”。

什么叫“媚俗”？我们不妨参照一下米兰·昆德拉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昆德拉说：“媚俗就是制定人类存在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且排拒来自这个范围中的一切。”从这个定义的角度来观察“优势”论者们的翻译理论，我们便可以确定这种关于“发挥译文优势”的翻译理论，实际上正是一种“媚俗”的翻译理论。他们所谓的“扬长避短”，常常掩盖了目的语和出发语两种语言系统乃至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而使读者也无法正视这种确凿存在的差异。这种翻译中的媚俗在时下并不在少数。《翻译的艺术》一书在谈到“扬长避短，发挥译文优势”时曾举一例，借用这一例子加以说明，媚俗的翻译一目了然：英国19世纪小说家司各特在他的名著Quentin Durward（林琴南译为《奇婚记》）中，描述布根第公爵要把伊丽莎白伯爵小姐嫁给奥尔良亲王时说：

"My Lord of Orleans, she shall be yours, if I drag her to the altar with my own hands!"

The Countess of Crevecoeur, a highspirited woman,...could keep silent no longer."My lord," she said," your passions transport you into language utterly unworthy.The hand of no gentlewoman can be disposed of by force."(Scott: Quentin Durward, Chapter XXXV)

对这段文字，《翻译的艺术》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译文并进行了对比。其一是：

“奥尔良亲王，她是你的人了，我拖也要亲手把她拖到教堂里去！”

克雷夫葛伯爵夫人是个勇敢的女人，......她觉得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殿下，”她说，“您说出的气话有失您的身份。一个贵族小姐是不能被迫去做新娘的。”

可以说，这段译文已经比较完整、通顺且恰如其分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旨。可是“优势”论者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认为它没有能够“发挥出译文的语言优势”。他们更欣赏的是如下译文：

“奥尔良勋爵，我非要她嫁给你不可，就是拖，我也要亲手把她拖到教堂里去！”

克雷夫葛伯爵夫人是个见义勇为的贵妇，....她觉得不能不仗义执言了。“主公”，她启禀道，“您在盛怒之下，就难免失言了。一个名门淑女的终身大事，怎好强人所难呢！”

乍看之下，这段译文确实独具一格，朗声读来趣味盎然。“优势”论者藉此认为，这段译文中的“‘我非要她嫁你不可’、‘见义勇为’、‘仗义执言’、‘主公’、‘启禀’、‘盛怒之下’、‘难免失言’、‘名门淑女’、‘终身大事’、‘强人所难’都是更加精确、更加深刻的汉语译文，因此，可以说是发挥了译文的语言优势”。言之凿凿，似乎无可辩驳。可是再看之下，总觉得不甚对劲。怎么越读越觉得自己是在读章回体白话小说，耳边分明响起了说书大师般极富感染力的声音。何以至此？发端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的某些精辟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据索绪尔看来，语言中除了存在着句段关系（他称之为“横组合”关系）之外，还存在着“纵聚合”关系：纵聚合关系即语言的联想关系，是指特定句段中的词与“现在”未出现的许多具有某种共同点的词，在联想（“记忆”）作用下构成的一种组合关系，这种关系是垂直的、共时的。而这种联想或记忆则是深深植根于特定语言背景、特定文化背景之中的。很多中外的作家在创作当中常常利用这种联想或记忆：《红楼梦》中“甄士隐”、“甄应莲”和“贾雨村”的谐音就令中文读者对他们的身世命运或个性充满了联想；《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法文为Quasimodo，雨果赋予的这个名字也很容易让法语读者联想到“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新生”等概念。中国的语言文化背景尤其擅长利用纵聚合关系：枣、桂圆、花生、莲子在西方人眼里可能是四种风马牛不相及的食品，但到了中国人的婚宴上，就变成了“早生贵子”的祝愿。可见，这种纵聚合的联想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不同语言中人们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所以，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慎重使用一些在目的语中具有多余的纵聚合联想的表达方式，因为那很有可能会扭曲、损害目的语读者对原作者意图的理解。另外，穆卡洛夫斯基通过对文学语言表现功能的研究还发现，在文学中，语言总是偏离日常语言的认识功能和指称功能，以便“最大限度地突出话语”、“将语言自身的行为置于最突出的地方”，将语言符号所具有的表现功能置于支配地位；文学符号不是一种普通的符号，它的能指与所指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自主符号，更多的指向作品本身的艺术世界；文学符号的这种自主，正是通过文学语言的联想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当生活在汉语语言系统中的中国读者看到“见义勇为”、“仗义执言”这一类的词语时，他们注意到的可能不仅是这两个词的所指与英文中“highspirited、could keep silent no longer”所指的对应关系，他们脑海中还很可能会立刻产生一些多余的联想，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义”、“义气”、“江湖义气”等等；这样一来，克雷夫葛伯爵夫人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顿时“鲜明”和“丰满”起来，可那却是一个很讲义气的、闯荡江湖的绿林女侠的形象。此外，“主公”、“启禀”两个词更是会令人误解小说故事是发生在中国古代。

关于艺术中的媚俗，昆德拉认为，这是一种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下“不择手段地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这种艺术中的媚俗使得艺术家变得急功近利，使他墨守陈规，沦为市场或既存体系的附庸。阿多诺（Theodor W.Adorno）也曾说过，媚俗艺术的持久特征之一就是“依靠虚情而活”。艺术媚俗表现在翻译中就会使得翻译者不再重视表现原作者自身的体验或感受以及原文本的表现模式和文学趣味，而转而注重讨好目的语读者的趣味，并迎合在目的语系统中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了的表现模式来达到这种目的。从这种媚俗的译本中，目的语读者已经无法了解原作者赋予原文本中人物的真实情感和体会，而是经过翻译者煞费苦心改头换面了的矫情和诠释。这种媚俗的译本相对原文本到底有多大价值？从法国拉鲁斯字典（LAROUSSE）对媚俗（kitsch）一词的解释中，我们就能略知一二了：1.Se dit...d’une oeuvre d’art d’un mauvais gout jugé esthétique par certains.（指受到某些人追捧的品味拙劣的艺术作品）2.Se dit d’un courant artistique, d’oeuvres présentant une outrance volontaire et ironique du mauvais goût.（指品味拙劣的、刻意进行歪曲和讽刺的艺术流派或作品）。简而言之，媚俗，是只有很少价值或没有价值的文学或艺术。

2. 翻译中“媚俗”的危害

翻译中这种媚俗现象的出现，究其主要原因，是译者没有摆正自己在出发语系统与目的语系统之间，原作者、原文本、译本及目的语读者之间的位置所致。而这种媚俗对翻译活动本身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种翻译中的媚俗淡化甚至抹杀了出发语系统和目的语系统之间的语言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出发语和目的语作为两个各自独立的不同语言系统，它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或者说甚至是对立）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索绪尔在谈到语言时曾说，“在语言中，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它们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其实，世间万物何尝不是如此。各种语言系统、各种文化正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对立才显出各自的特色，这个世界也才因此显得多姿多彩。所以，作为译者，完全没有必要费尽心思地去企图淡化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甚至提出在原文本和译本之间进行“竞赛”。因为差异和对立产生意义，差异和对立产生价值，差异和对立产生美。

其次，这种翻译中的媚俗自觉并有意识地侵害原作者的语言自由、剥夺原作者的话语权、漠视原作者的母语尊严。这既没有尊重原作者和原著作的文化及环境，又没有给目的语读者带来通过外来作品而了解外来文化、思维的目的，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功效。

再者，这种翻译中的媚俗使得译本中翻译者自身的个人色彩过分浓厚，僭越原文本。古今中外的翻译，都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一个目标：忠实——忠实于原作者、忠实于原文本、忠实于目的语读者，说到底，忠实于译者自身。忠实的译者，应该尽可能成为一扇平整、透明、无色的玻璃窗，让目的语读者透过自己尽可能真实地看到原文的本来面貌、原作者的真实意图。尽管绝对的忠实是不可企及的，正如光线透过玻璃窗时难免发生折射，但这种“求真”意识已经成为每个翻译者应该的出发点。即便是持有“优势”论观点的译者，也一定要把“求真”、忠实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所谓“扬长避短，发挥译文优势”的主张也是为了探索一条达到或接近“忠实”这一目的的途径。然而，这样一种主张把译者摆到了与原作者平行的位置上，把译者变成了完全的“再创作者”，试图通过译者的“再创作”，使译文胜出或者超越原文本。可是，这种“胜出”或者“超越”实际上成了一种“僭越”，是喧宾夺主，是越俎代庖。与其在翻译的名义下进行这种“再创造”，不如直截了当地声明自己是“改编”或“编译者”。

最后，这种翻译中的媚俗也是对目的语读者能力的怀疑和不信任。“优势”论者似乎是从便于目的语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才不惜牺牲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价值的。然而，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这种做法势必要迎合目的语读者的习惯、排拒一切不符合这一习惯的东西，即使是有新意、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作品的阅读是读者和文本、读者和作者的一个交流、互动的过程；翻译作品更要使目的语读者同原作者的互动和交流的渠道变得尽可能地通畅。而“优势”论者这种僭越的和媚俗的翻译，一方面为原作者、原文本、出发语语言系统及其文化又多蒙上了一层面纱，给目的语读者认识和理解它们增设了一重屏障；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目的语读者能力的怀疑和不信任。这表明了他们对目的语读者对不属于自己语言系统的东西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欣赏能力以及接受能力没有丝毫信心。

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大环境中，翻译领域亦不能幸免：在一个“利”字的驱策下，读者的兴趣和选择成为某些译者和出版社的唯一指针，他们只一味地迎合读者的口味。因而，翻译中的媚俗现象也呈泛滥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好“再创造”的度，如何尽量避免损害原作者的母语尊严和原文本的价值观及文学趣味，以及如何避免翻译中的媚俗，已经成为值得翻译者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