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山西票号的衰败已经百年，百年来学者对山西票号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山西票号兴盛和衰败的结论过于“范式化”，而且对山西票号“专业化经营金融”的“历史真实”构建并不完整。最典型的莫过于：几乎所有人都在呼吁山西票号“原始资料”缺乏，然而早在70年前就为学者刊行、公布的许多资料，直到现在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①倒不一定是不知道资料的存在，很有可能与“读不懂”资料的“实际意义”有关，进而无法利用和解析。从晚清开始，上海逐渐成为了近代中国金融中心，在其形成的半个多世纪中，山西票号始终与上海的诞生、发展形影相随，其贡献绝对不可或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学术情况是：山西票号缺席了近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化进程。

山西票号在上海，特别是从上海开埠到辛亥年一个甲子轮回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20多家的态势，正是这20多家票号在上海的活动：一方面形成了上海金融势力“三分天下的格局”，^②一方面沟通了上海与当时160多个城市、商埠、码头的白银货币的汇兑往来联系——汇通天下是实至名归的。^③光绪三十二年，仅日升昌上海分号一家票号的汇交总量就达660万两。而这一年上海的山西票号至少在30家以上，尚且不包括兼营汇兑的山西账局在内。粗略估计，山西票号出入上海的白银总量当年至少不下一亿两，只不过它们并没有与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直接地关联，而是在与全国各地的金融商贸联系上发挥作用，进而也就鲜为人知，一般民众更难以知晓，因此游离出上海近代史学家的视野也是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山西票号属于明清以来最为典型的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土生土长的、民间性、自发的组织机构，尽管它纯粹地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性产物”，但也必然地遵循着亚当·斯密所确立的经济学思想——经济人法则。然而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在方法论上囿于“传统历史的学术范式”，直接使经济学、金融学与历史学存在壁垒，从而忽视了对山西票号的“绩效”分析。这一点恰好正是当前造成山西票号的发展、兴盛、衰败历史扑朔迷离的原因所在。

为了能够深化山西票号的学术研究，也为了对明清以来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深入探讨，笔者围绕“业务－收益”展开了一系列的考察，目的在于：编制和绘制山西票号的“演进曲线”——利润收益平滑表。笔者针光绪三十二年日升昌16处分号的《年总结账》予以展开，本文当属其中一个时点的“共时性”情况，比较学意义蕴含其中。抑或作为对山西票号专门化经营的历史资料的专业化“解读”，也是恰当的。

概而言之，本文是一系列关于“山西票号业务与收益”考察中的一个“个案”。方法论更多地采用经济学、金融学，乃至现代会计学的技术处理，因此文本结构与传统历史学论文稍显出不同的特点，然而历史的“事实判断第一性”的考据方法，却也不曾忽视。

二、 背景及其相关说明

从目前所知的历史资料可以判断，日升昌票号诞生于道光初年，享有百年老号的美誉。但是，笔者并不赞同一些延伸性说法，诸如，“山西票号的诞生在道光初年”。^①事实上，凭借“日升昌票号诞生在道光初年”难以断定“山西票号也诞生在道光初年”。与其如此，反倒不如下面的说法较为恰当：山西票号发展到了道光初年已经成熟，其基本的组织、机制、原则、规则、手段、方法等基本成型和完善，而日升昌票号则是最突出的一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能够保持百年之久。而较早于日升昌字号诞生的票号，大多在道光时期就消失了。近代中国商业与金融的明确分野，东方中国的金融雏形，定然不在道光初年才开始滥觞，最迟也在晚明前清时期——大量的实物“汇票”、“本平”、“白银货币色平兑”、“书信经营”等山西票号的金融要素，甚至山西商人从事汇兑的“实例”，都是确凿可凭可依的。

1. 光绪三十二年的日升昌票号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日升昌票号业已经历了风风雨雨80多年的历程，与其它的票号一样也处于鼎盛时期，这一年，日升昌票号至少开设有30处大小不等的分号，合账分号为20处的样子（表1为上洋日升昌记总结帐单）。这一年日升昌票号的汇兑营业总量在5000万两左右；年纯利润大体在20万两上下，四年一个大账账期，每股分红在10000～15000两之间。这一年又新开设4处分号，一为营口，一为与营口处于同一市场圈并且链接华中市场圈的道口(河南省)，一为隶属梧州分号的广西南宁，一为隶属上海分号的芜湖。前两个分号的开设，意图非常明显，希望加盟到正在兴起的“京师－张家口－祁太平－道口－天津－营口－沈阳”环渤海金融市场圈中。要点在天津，营口和道口作为天津的两翼相互配合。其它分号基本保持依旧的格局。芜湖，在这一年具有了独立分号的特征，不再属于临时性的派出机构。

特别强调：从现有资料可以清楚地知道，日升昌票号在各地分号的经营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业务转型——汇兑业务的经营开始成为山西票号展开金融经营的基础，甚至进一步成为扩展运营资本的手段和方式。事实上，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之后，日升昌票号的金融经营已经实现了方向性转变——至少在业务表现上，实现了汇兑、借贷、存款三结合的近代银行雏形，也基本完成了向近代银行靠拢的业务准备。然而其固有的规章、惯例、原则等机制，包括思想、观念、作风、技术等等，尚不能及时适应，相互协调。总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甚至不相兼容，实际上愈来愈凸显。因此很容易陷入“高额利息的陷阱”，而极度扩张的“金融信用”则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随时都将遭受“倒帐风潮”的袭击。^①

2. 光绪三十二年日升昌票号上海分号

上海分号几乎伴随着日升昌票号走过了太平天国之后的全部历程，一直到民国三年十月，被草创的民国政府以近代中国史上第一家“破产法”的尝试而结束使命。就在京师分号被查封的第二天，扬州、杭州分号悉数收撤到上海，几乎同时，上海分号也随之收撤，之后便开始了历时十多年的艰难清理。必须强调指出：上海分号在日升昌倒闭后的清理中始终没有出现纠纷。因为当时日升昌票号在上海市场圈(包括杭州、扬州在内，乃至密切联系的汉口、重庆、天津)的存款、放款情况如表2。

注：以上资料摘引自笔者依据《天成亨等14家票号呈北洋政府财政部“部文”》，附《清单》整理编制的《日升昌情况一览表》，原始资料时间为民国二年九月三十日，《北洋政府档案》，机关代号1027，卷号206。单位为：日升昌票号本平两，较库平每百两小3.2两。

很显然，整体上的债权大于债务。至于最后具体情况现在不明。按照稍后的资料来看收回债权的希望不大。^②然而上海方面的债务却基本了结。

光绪三十二年的上海分号，统领扬州(扬州领属清江铺)和杭州，直接派出伙友进驻芜湖。扬州与杭州分号其实是作为上海的两翼和犄角而一直存在。上海分号到了光绪后期，已经成为了“资本扩张”——为总号拆借资金，或者吸收存款的主要分号之一，另外为总体运营筹集资金的分号还有京师、平遥；这一转化大体从庚子事变开始，在此之前，上海分号一直是“长存平铺款项”的分号。

3. 光绪三十二年日升昌票号上海分号《年总结账》

作为山西票号分号的账册体系而言，上海分号光绪三十二年的《年总结账》也仅仅是一个时点的“个案”而已。然而这一本《年总结账》作为山西票号发展历史阶段的宝贵资料，对于“绘制”山西票号的收益和利润演变轨迹，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一，它给出了山西票号鼎盛时期处于正在崛起并形成的新的金融中心的一个山西票号传统分号的基本情况；其二，它的“汇兑＋借贷”作为票号金融经营转型的“真实历史”情况被用会计学的方法记载下来；其三，它对于搞清楚日升昌票号光绪三十二年的经营活动中的“内外因素”类型化和区域化弥足珍贵。

本文资料及其相关资料，最早收集在1936年，卫聚贤直接从平遥获得，稍后收入《山西票号史》^①一书中，然而包括本资料在内的大量关于山西票号的原始资料，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卫氏来不及整理就“得而复失”了。直到1990年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编辑出版《山西票号资料书简篇(一)》^②方才清楚，原来卫氏所收集资料，现在就被保存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4. 特别说明：当时山西票号在上海的家数情况

山西票号在上海同时存在的家数，最多的时期是在光绪后期，也即庚子赔款到民国伊始的阶段中。目前学术文论中通常说24家，或者21家等等，其实都是上海地方史资料中的数字，要么咸丰，要么同治时期某一个时点的记载情况，山西票号分号开设情况依照各家的目标追求而开设，某一阶段分号的存在与否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中。笔者依据山西票号的其它相关资料予以了考订，可以确定：光绪后期是最多的时期，不下30家。先后进驻过上海的山西票号，大体有60多家。尽管时间长短不一，但是从咸丰之后开办的票号，都有过进驻上海的经历。另，《日升昌票号信稿》中，总号与分号的往来，记载较为清楚，原件现保存在平遥日升昌票号博物馆。范椿年曾经是上海分号经理之一，他曾经撰文说“辛亥年——在上海有26家”。其实，就在此之前三五年内，至少5家票号已经在光绪三十三、四年的“倒账风潮”中收歇。^①

三、 对资料的进一步分析

以下为作者根据史料整理的光绪三十一年冬月~三十二年冬月底(1905年10月~1906年10月)日升昌票号上洋分号的相关账目表（表3~6）：

从上表不难看到，顺着所开列的“栏目”，基本可以简化情况不一的山西票号的经营活动。然而，务实中的随机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动态情况远不是“简单模型”，或者“会计报表”所能够全部涵盖。因此针对表3～6予以必要的解析和说明是需要的——揭示、解读上海分号展开金融经营大体的“实际情况”，特别关注其“资金占用、收益来源及其结构和绩效”等。

（一） 关于分号问题

山西票号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是分号设置，也是山西票号专业化汇兑天然的要求——汇兑在地理的空间上进行，进而形成了100多年来独特的运营机制“分号经营、总号核算”。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前后日升昌票号开设有分号：营口、京师、天津、太原、平遥、开封、道口、周口、汉口、清江铺、扬州、上海、芜湖、杭州、长沙、湘潭、广州、桂林、梧州、南宁、沙市、成都、重庆、西安、三原等(另有山西省境内几处)，大小不等，共30多处分号，其中有20处左右为合账分号。有一些分号业已收撤。^①上海分号属于独立结算分号，直接统属芜湖分号。

（二） 关于上海一年的业务

光绪三十二年上海分号的业务共有三大类：汇兑和存款、拆借及出放贷款。

收会业务总量：3285639.52两；交会业务总量：3317206.53两；出放贷款，以短期为主，上海特有的“拆息”，也可以合并其中，这一方面业务总收入为22599.60两。与之对应的业务总量通常属于动态，目前不是很清楚，缺少具体清单(原资料附有，卫氏没有收录)。即便如此，也可以找到当时相关数据从中知道其大概。依照上海当年的市场行情的平均情况日拆息为2两估计，^②则一年中拆放总量当为11299.8万两，倘若以300天计算，每天的拆放量至少也应当是37.7万两。也即月拆放流通总量达千万两。以此理解票号中人的回忆，“鼎盛的时候，上海分号每月的营业可达上千万两”，^③则完全是实际情况。否则，单凭汇兑业务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相反，却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认识。当然，其中也有部分短期借贷，由于资料或缺，无法具体化，这里只能笼统而言了。

总体来说，上海分号的收交会业务大体上平衡，这一年“交会”仅仅较之“收会”多31567.01两，占收会总量的1%；而拆借经营则较为纯粹地就是利用汇兑收交的“时间差”进行。进而可以说：山西票号经营要素中的“路期”，或者“期制”是最为关键的。只可惜目前没有学者能够科学地说明和解析，进而导致一系列的错误——利润是从时间中产生——白银货币的“时间价值”，这才是山西票号的“金融经营”的根本。

（三） 关于上海分号的利润及其来源和结构

上海分号的利润来源及其结构与业务的展开相对应，不同的业务，随行就市，产生不同的绩效。毛收入撇除费用支出，就是纯利润。利润的增减多半要看上海分号执事的运营手段和策略等等。一般而言，票号的收会去业务和交会去业务，属于该号主动业务，直接地与收入相联系。而交会来和收会来业务，属于协助性业务，通常很少与收入相关联，除非特别业务和对方的相关安排，抑或只有零星的“平差和色余”需要处理。因此，即便缺少上海分号的《底账》，也能较为轻松地甄别其收入的不同情况，包括结构，出入并不很大。

1. 利润来源1

收入汇费合计6344.33两，多半与收会业务总量3285639.52两相对应，平均收益率＝收入汇费÷收会业务总量×100％＝6344.33÷3285639.52×100％＝0.2％。

意思是说：当时上海分号每接受、承揽一笔相应汇兑业务，需要顾客支付0.2％左右的会水。相当于“每千两收费二两”的样子。这一数字说明：上海白银货币的汇兑，已经是接近了“手续费”的水平。更多地在有限的“空间”展开汇兑——与汉口的业务固定在了“收申票贴费二三两”^①的范围之内，抑或也随时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夹赔”情况。即便上海与其它城市之间的收费也不是很高。这一点还将从“贴费”支出中反映出来。或者说由于山西票号上海分号交汇业务多，也必须采用“低收费”的办法来维持“收交平衡”，甚至不惜“贴费”而承揽业务。

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形势的变化，对上海分号执事业务素质之要求愈来愈高，否则，很难维持“收交平衡”而灵活高效地周转。与此同时，也要求各地相关分号的配合更要“划算得来”。原因在于电报、铁路的开通，彻底地改变了山西票号的“期制”结构。乃至上海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一整套自我体系，具有了很强的区域影响力。今非昔比，与十年前的上海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毫无疑问，传统的模式已经难以胜任。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山西票号的衰败，近在咫尺了。

2. 利润来源2

收入期利，也就是出放贷所得利息，包括长短期利。

依据以上，能够给出一个上海分号通年总收入28943.93两的基本结构:

汇费＋得色＋借贷期利＝21.9%＋0＋78.1％，或者，汇费：借贷期利＝1：3.6。

这一结构，对于山西票号100来年的经营来说，是全新的情况——汇兑收益成为了“副业”，而借贷却极速上升，甚至成为了“主业”。

3. 特别讨论：上海分号的拆借

在上海分号现存的《年总结账》中，尚有一个更大的值得讨论的问题。按照实际，上海分号属于“长交平铺的分号”，也即总号长年占用上海分号资金^①大体在70万两左右。因此必然引出的问题是：这一资金来源于何处？它的最终收益有多大？如此扩张资本的方式到底好不好？

帐册表明：收付两抵净亏39713.52本平足银两；进而，年平均损益率＝亏损÷资本×100％＝39713.52÷700000×100％＝0.567％。

这一问题的意义非常重大，山西票号的“资本运营”模式和理念及其最终的绩效在上海具体化了。进一步解析：上海为总号一年提供的70万两款项，它的代价是以接近月息六厘而“揽进”的，那么，山西票号总号以此能获得的收益又有多大可能超出呢？对山西票号的运营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一旦运营不好，折借在所难免。倒账风潮时刻等着山西票号的“变革性的努力”。也就是说，山西票号发生经营性结构转型就在光绪后期，它直接地关联着不久将出现的山西票号的“信用危机”问题。面对如此的“绩效”，该怎样认识？肯定是一个关键性的学术问题。

（四） 关于上海分号支出费用

依据《年总结账》编制了表6，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上海分号通年的支出费用。稍加合并，其通年总支出为68657.42两。其通常结构及比率为：(1)拆息短期期利支出合计47110.65两，比率为占总支出的68.6％；(2)贴费、贴赔、短平合计16580.01两，比率为24.1％；(3)房租等比率为1.15％；(4)福食杂使、摊派等方面的比率为6.1％。如果前两项为营业性支出则占到92.7％左右，后两项为经营性开支则为7.3％的样子。这是光绪三十二年上海分号的大体情况。

这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1)历时性地看，上海分号已经完全地走向了近代银行之路，业务的改善将是它的方向；2)共时性地比较这一年其它分号的开支情况，上海分号是相当特别的，这是一个信号；3)全方位地认识，上海分号的经营绩效，将是每一位票号“掌柜的”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如此情况它的存在到底有多大意义——山西票号的的确确走到了“十字路口”，不改革，恐怕是不行了。事实上，不出两年，山西票号就开始“遭殃”了，改组银行就是在这一深刻的背景下才被提出来。

山西票号的衰败，根本不在辛亥革命的时候。问题也不在“战乱和革命”上，恰恰在山西票号的经营结构上，在收益来源上。时间则在光绪后期就开始了。

（五） 关于上海分号的《年总结账》及其账法与结构

表3～5除了反映其收益与经营活动之外，形式上还体现着《年总结账》的结构和账法。从本文给出的表格不难清楚地看到：

1)上海分号的《年总结账》，采用的是唐宋以来逐步完善的传统账法——四柱账法。

2)山西票号将传统的四柱账法“复合”使用，区分了两大类型业务，表3反映的是纯粹的汇兑业务的总结；表4反映的是汇兑之外的其它业务的总结和核算。两者合并就是表5，反映了上海分号一年的最终经营情况。

3)山西票号的“龙门账”。上海分号光绪三十二年的《年总结账》是分号经营的结果，并不是日升昌票号的全部账表、帐册。与上海分号相对应，在上海分号记帐的同时，其它的分号也各自在登录帐册，总号也建立着与各分号往来的相应帐册。暂且不讨论上海分号与其它各分号的关系，仅仅说：当时总号的帐房里也有一套针对上海分号的往来帐册。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而上海分号的帐册汇总为一个“清单”的时候，命名为清单1；必然地与总号所汇总的“清单”，命名为帐单2；在项目开列上则“相反”——上海分号记载的“存项”，在总号就是“该项”；分号的“该项”，必然地是总号的“存项”。其它的进项、缴项也一样。当等这两张“总结账”，被总号的帐房先生和掌柜的拿在手里的时候，一左一右，清单1和清单2，两张分别记录的清单，最终的结果是一致的，则明确地说是“汇合正确”，否则，必然是“错误”的。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山西票号“龙门账”“合龙门”的最直接表现形式。两张清单加在一起、并列在一起，毫无疑问是“复式”的：“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或者“有收必有支，收支必相等”，两者属于“平衡”、“相等”关系。至于其它城市分号与相应业务往来的分号之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山西票号的“复式”是分号与分号之间，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复式”，可以是同一层面的“汇兑、收支相等”，也可以是不同层面的——分号与总号的“借贷、进出相等”。单纯地考察其任何一个都不是“复式”的，最多是“四柱账法”，抑或“四柱账法”的变体形态。^①所谓的“合龙门”是在：分号与分号之间、分号与总号之间最终进行。然而，需要特别指出：山西票号的早期，或者说，当且仅当纯粹的汇兑业务时，抑或汇兑占到绝对量的时候，山西票号的账法就是“空间上的结构的复式簿记”。也就是说，表3“复式簿记”等于“四柱账法”。而表4~5则不属于“复式簿记”。^②总之，山西票号的“龙门账”仅仅在“汇兑收交”方面具有魅力。它属于不完全的“复式簿记”。除开汇兑业务之外，其它方面最多是“四柱账法”的高级阶段。

票号的后期阶段，账法与帐簿与山西票号经营方向的转型，及其账法与帐册的紊乱，毫无疑问是山西票号急速衰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金融经营的理性工具——龙门账，愈来愈散失了控制职能和作用。

四、 简要结论

第一，日升昌上海分号从咸丰时期开设之后始终是一个稳定的分号。就日升昌票号的规模而论，属于业务进出量最大的分号之一，并且也是“长交平铺的分号”之一，为总号的资本扩张做着基金筹集的贡献。

第二，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前后，上海分号一年的业务有三大项：汇兑和借贷、存款。汇兑业务基本属于收交平衡，以平均收费水平低于“通常标准模式”进行，甚至难免夹赔：平均“每千两为二两”的样子。它与其它城市及其跨区域城市之间的关联度相当密切，其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汇兑模式”。而上海俨然是一个“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了，或者“货币流通市场的中心城市”。

第三，上海分号的利润来源有二，得费、短期利息；没有平差和色费收益，地方钱庄在起作用。二项利润收益的结构及其比率为：汇费＋得色＋借贷期利＝21.9%＋0＋78.1％；或者，汇费：借贷期利＝1：3.6，而借贷经营主要是“日拆”——这是上海金融市场成熟的标志。

第四，从上海分号的经营收益结构来看，上海分号的收益率合并计算，属于“盈利与亏损平衡点附近”，这是上海分号结构转型的标志之一，也是必然结果。上海分号走到了“十字路口”，为接下来山西票号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五，上海分号的《年总结账》的账法及其结构形式，基本属于传统“四柱账法”结构，单纯就该“清单”而言，不体现“复式簿记”的特点。唯有与总号的清单对应，才具有“复式簿记”的魅力，才体现出山西票号“龙门账”的特点。

第六，光绪三十二年的上海分号，处于全国性“商业和金融信用”扩张阶段的浪潮中；山西票号的业务转型格外明显。它的营业特点和模式决定了它随时都将遭遇到“存款逼提”的尴尬。

①70年前公布的资料是指曾经于1938年被分批刊载在当时的《中央银行月报》第七卷第一号上（1938年1月，第20－21页），后来，又被卫聚贤收入专著《山西票号史》中的山西票号原始账册，其中有光绪三十二年日升昌票号16处分号的《年总结账》清单，本文所用专门资料，即援引该著。

②习惯认为，上海金融中心形成的早期，上海的金融势力为上海钱庄、山西票号、外国银行。

③160多个城市、商埠和码头，是目前山西票号上海分号所存账册、信稿中，汇兑业务对应的“数据统计”情况。数字源自2014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收集整理与研究》子项目《数据库》阶段性成果。

①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12-15.

①孟伟.明清以来白银货币变迁与金融嬗递——以山西票号兴衰为重点[D].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②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M].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490－491, 517－533.

①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重庆: 说文社, 1944.属于第二部关于山西票号学术研究的专著。第一部为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日]滨下武志等编.山西票号资料书简篇（一）[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1990.

①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M].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638－665；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J].中央银行月报.民国二十四年.

①另外，曾有过记载的分号，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还有：苏州、张家口、沈阳、河口、南昌、赣州、济南、周村、禹州、常德等，分号的开设与收撤，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营情况及其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②参见江海关《关税存放生息细数清册》；《各项洋款存放生息细数清册》，农工商部档案，庶务司经营类，卷号71-74。所谓“日拆”，其实是指：每日一万两利息数，相当于月息6‰；年息7.2％，也即通常所说，利息为七厘二。另见，《上海钱庄史料》也有详载。再，《山西票号史料》也有摘引，（增订本）第261-267页。

③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138-139.

①在山西票号的往来信稿中会发现千篇一律的话，在每一封信的最后，都是一样的“行情行市”报告，我们非常有幸再见到当年卫聚贤收集的原始资料，一个叫做“中兴和票号”汉口分号致祁县总号连续三年的书信，清楚地表明了：上海与汉口之间的行情与行市。在此，笔者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馈赠影印资料。

①这里必须指出，以往学者套用近代银行的概念，抑或上海钱庄之间的往来结算方法，认为是“轧差”，其实是严重错误的——它不属于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业务往来，需要清算。这一套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以至于山西票号的历史真实被歪曲，根本无法认识票号衰败的直接的技术方面之原因。

①正常的四柱表达式是：旧管＋新增＝开除＋实在；另一种变体的表达式是：实在－旧管＝新增－开除；甚至于使用另外的“术语”变换为：存项－该项＝进项－缴项。本质上，都属于“四柱账法”。有一些学者，将“四柱账法的变体”作为山西票号的“龙门账”，委实是错误的。充其量仅仅是一种“验算”而已。

②有关山西票号“龙门账”的相关问题，可以参见笔者系列论文《龙门账考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