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体系日益深化，中间品贸易比重越来越大，目前已占到了全球贸易的60%。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嵌入GVC生产体系被视为提升生产能力、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参与GVC的程度逐步加深。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研究表明，2005~2010年发展中国家GVC参与平均增长率为6.1%；相较而言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为3.7%。

然而，较高的GVC参与度与参与增长率，并不意味着能从GVC生产体系中获得理想的收益。此外，在GVC生产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产能提升效应也会因国内产业、行业、企业间联系的减弱和技术外溢的受限而大打折扣，发展中国家有低层锁定的风险。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GVC依赖程度高和参与环节附加值低的特征还反映了其应对国际经济波动的脆弱性。

改革开放来以来，上海在成功融入GVC取得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未能摆脱发展中经济体在GVC体系中低层锁定的风险和危机。如今，几乎所有支撑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锁定于GVC低层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正面临着严峻挑战，提升产业和对外贸易GVC地位成为上海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充分利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调整、国际经贸体系重构、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良机，促进上海产业和贸易转型升级，摆脱上海在GVC低层锁定的地位，成为当前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和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二、 上海对外贸易GVC地位布局与趋势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对外贸易经历了转轨探索(1979~1991年)、快速发展(1992~1999年)、高速发展(2000~2008年)和转型探索(2009~至今)4个发展阶段，总体呈现出以下特征：1)增势强劲，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2)贸易主体、方式、商品、对象日趋多样化；3)贸易主体中外资企业比重大，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比重高，出口以机电产品及纺织品为主，贸易往来相对集中于发达经济体。上海对外贸易发展的阶段性及总体特征，不仅反映了GVC参与对上海经贸发展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参与至今上海在GVC上的地位布局和趋势变化。

1. 上海GVC参与程度持续深化

上海GVC参与程度随着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和引进外资的不断加强而持续深化。鉴于GVC生产体系下的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日渐突出，而跨国公司以各种方式主导的GVC囊括了全球贸易的80%，因此贸易规模扩张是GVC参与程度深化的重要表征。在1979~2014年的35年间，上海对外贸易增长了120余倍，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4.67%。在上述对外贸易发展的4个阶段，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8%、21.7%、25.5%和6.4%。

与对外贸易相比，由于跨国公司与GVC的密不可分性，引进外资则直接反映了上海GVC参与程度的提升情况。^①数据显示，1985~2013年的28年间，外国直接投资实到金额年均增长率高达22.14%；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出口占比由1990年的5.62%骤升至2000年的56.25%。

此外，由于GVC参与程度与人均GDP的正向关系，^②上海GVC参与程度的加深，还可以用人均GDP的不断提升来说明。1978年，上海人均GDP为1445美元，2013年增长到14547美元，35年间增长了近10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82%。

2. 上海GVC地位逐步提升

伴随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上海出口商品结构取得了持续重大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显现出的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逐年升高、轻纺产品和机电产品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的重要性此消彼长、近年来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的比重迅速提升、服务出口取得快速发展等特征，充分反映了上海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和GVC地位的提升。

1)1978年，机电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的比重仅为12.27%；到1992年，工业制成品比重已占到出口商品总额的88.04%，但其中77.66%为轻纺产品。2)1990年代，上海着力推进“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大外经贸”战略，进入GVC发展上升期。1999年，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比重上升至95.94%，其中轻纺产品占比下降到41.66%，机电产品上升到42.52%。2000年后，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的比重一直稳定在95%以上。3)2001年中国加入WTO，上海提出了“大外贸、大口岸、大通关”的工作方针，进入GVC拓展期。这一时期，机电产品出口稳步上升，2010年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72.5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的23.34%上升到2010年的46.53%；服务贸易以高于货物贸易的速度迅猛发展，2010 年上海服务出口从2000年的36.1 亿美元增加到406.4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2%上升为23.9%，其中知识技术密集型商业服务如咨询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上升较快，在服务出口中的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8.3%、2.9%、0.3%上升到2010年的20.8%、26.5%和1.45%。^①

此外，多位学者(余典范，2010；汤世强，2012；赵翰林，2013)根据要素密集度对上海出口商品或制成品进行分析表明，上海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且世纪之交在上海出口中所占比重已超过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不仅如此，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贸易竞争力(TC)指数、Michaely竞争优势指数(MI)对上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度量显示：整体上看，包含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及通讯设备以及仪器仪表等在内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而以纺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以及服装皮革羽绒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

3. 上海GVC地位提升的相对性

然而，上海在GVC地位的上升仅具有相对性，上海在依托GVC参与逐步改变了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埋下了在GVC上低层锁定的隐患。一方面，与GVC生产体系下上海出口总额快速增长相比，上海自GVC生产体系中获取的贸易增加值并不可观；另一方面，GVC参与促进上海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作用未能取得突破性利用和发挥，生产和服务出口的技术复杂度仍然较低。

就出口增加值而言，据WTO对2009年5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增加值的统计，中国出口中本国增加值占比仅为67%，位列第34位，不仅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值75.9%。同时，中国出口的本国增加值中有1.63%被再度进口，在所有56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一。

对上海而言，贸易增加值不理想问题更为突出，与其在全国的经贸地位很不相称。1978、1988、1998和2008年4个年度的数据表明，上海贸易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都远较进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要小。不仅如此，近年来两者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进出口总额数据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贸易增加值数据来源于张泓铭和尤安山(2011)

上海依托GVC参与促进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预期不符。快速增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尽管反映了上海产业和对外贸易技术水平的提升，但也同时展现了产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和旧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资本技术密集型机电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存在以下同类的问题：主要依靠外资和加工贸易推动，对外依存度过高；微利代加工制造偏多，产业增加值率低，尤其在高新技术产业；^①技术引进与技术吸收增长倒挂；在GVC中上海更多的是以劳动力优势而并非是技术优势参与其间等。服务贸易存在以下突出问题^②：规模小，基础薄弱；商业服务比重小；^③服务功能差，服务层次低，^④国际竞争力弱(殷凤，2008；张英，2015)；逆差扩大趋势居全国之首等。^⑤

不仅如此，就产业结构而言，上海与国际标准结构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上海数据参见《上海统计年鉴》；“标准结构”数据参见国研网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中2010年数据是对美、日、英、法、德、意和中国香港近3年产业结构数据的移动平均

4. 上海GVC地位提升的目标趋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市场的快速萎缩和大幅波动凸显了上海主要以低成本优势参与GVC体系的脆弱性。2009年，上海出口贸易结束了自199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态势，出现了负增长(-16.2%)，虽然在2010(34.8%)和2011(16.0%)两年有强劲反弹之态，但随后便难掩颓势。2012~2015的4年间，上海出口贸易总额连续两年负增长（2012年-1.4%、2013年-1.2%），2014年增长率勉强维持在2.9%，2015年以美元计值的增长率又陡降-6.3%。

在世界经济增长尚处低迷^①的大趋势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上海对外贸易已不可能恢复到之前20年的强劲增长状态。鉴于对外贸易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②近20年来依托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世界贸易快速增长、主要以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GVC生产体系中取得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上海，应尽快对GVC发展战略目标做出深度调整与修正，以确保上海对外贸易及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远景目标的实现。

上海GVC发展战略目标调整的方向应是：从追求高GVC参与度、不关注国内增加值，向保持高GVC参与度、追求理想的国内增加值转变，以逐步提升GVC地位。具体而言，一是提高生产率，以提升目前已参与的GVC环节的国内增加值；二是向GVC链条高值环节移动和拓展；三是向技术更复杂、价值更高的GVC链条移动和拓展。

三、 制约上海对外贸易GVC地位提升的主要瓶颈

然而，上海依托GVC发展至今，仍存在生产和服务技术复杂度低、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不足、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值自有品牌匮乏、国际竞争性跨国领军企业稀缺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束缚着上海在GVC体系中的议价和获利能力，制约着上海产业和对外贸易在GVC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1. 生产、服务技术复杂度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UNCTAD数据显示，2010年按资源性产品、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制成品、知识性服务、非知识性服务分类的总出口中，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达到了75%；这一数据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

然而，一方面，在高达75%的制成品出口中我国高技术出口占比较低。总出口中高技术制成品占比接近的中国(30%)、马来西亚(30%)、新加坡(35%)三国相比，新加坡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占到制成品出口总值的64%，马来西亚为55%，而中国为40%；而低技术制成品出口在制成品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中国为33%，远高于马来西亚(18%)和新加坡(9%)。这反映了号称“世界工厂”的我国，制成品出口总体技术复杂度偏低的事实。

另一方面，不少研究(Van Assche和Gangnes，2010；黄永明、张文洁，2012；丁小义、胡双丹，2013)认为，中国独特的加工贸易体制导致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高估。即由于加工贸易比重高，考虑到出口制成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中国上述较低的高技术制成品占比，其实已经是高估了的。更有学者(杜传忠、张丽，2013；陈晓华、刘慧，2014；刘琳、盛斌，2017)尝试将国内创造的技术含量从整个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分离出来测量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先后得出了并不乐观的结论。

就技术复杂度而言，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与制成品出口类似的特征。我国知识性服务出口虽然在2000~2010年间增长了8倍多，但是知识性服务出口在总出口中占比较低，仅为5%；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技术内涵仍然偏低(戴翔，2012；马鹏、肖宇，2014)，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据马鹏、肖宇(2014)表2相关数据制作

生产、服务技术复杂度偏低的状况，上海与全国相比差异并不大。这一事实，反映在陈晓华、刘慧(2012)对2002~2008年我国各省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测度中（2002年，上海次于福建、浙江、广东、北京，位列第五；2008年，上海次于广东、北京、福建，位列第四）。也同样反映在杜传忠和张丽(2013)对2002~2009年我国28个省份出口品全部技术复杂度(WTS)和国内技术复杂度(DTS)、祝树金等(2015)对2002~2008年我国31省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所进行的测度中，以及查贵勇(2013)对2010 年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三地服务出口整体技术水平指数所进行的测算中(新加坡7877.8，香港6188.9，上海5572)。

2.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关健技术

上海高技术产业发展数据，最能说明上海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情况。2000年以来，在国家相继出台的一系列区域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推动下,以高新技术产业进步带动二、三产业高端化融合发展，成为上海产业战略转型的重要凭借。

“十一五”以来，上海高技术产业发展基本平稳。据2016年《上海科技统计年鉴》，2000年高技术产业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3.3%，2007年达到25.6%的高点后下降，2011~2015年稳定在20.4%到21.8%之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的23.34%上升到2010年的46.53%，而后稳定在42.35%~44.50%之间，2015年为43.74%。

然而，基本平稳的发展表象之下，上海高技术产业存在主要依靠外资和加工贸易推动、微利代加工制造偏多、产业增加值率低等特征与问题。2002年上海高技术产品产值中外资企业产值占比为78.6%，2007年为93.3%，2012为90.9%。高技术产品生产总值中，加工贸易生产涉及最多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两类占比，2007年为89.64%，2012年为85.09%，2015年仍然高达80.68%。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却又是高技术产品生产中利润率偏低的行业，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据各年度《上海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此外，全国范围内上海高技术产业发展也并不居于优势地位，产出效率尤其不理想。据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统计，2000年以来上海高技术产业按主营业务收入计一直落后于广东和江苏，在全国居于三或四的位置；而按利润率(利润/主营业务收入)计，2000年之后则一直属于倒数前四。另据上海统计年鉴，2002、2007、2012年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分别为23.40%、25.56%和21.40%；而对工业总利润的贡献分别为22.20%、12.00%和9.90%，反映出上海高技术产业利润率的下降态势。

较低的产出效率直接导致上海高技术产业难以维持稳定的投资，产业发展前景暗淡。2004~2008年间, 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新增投资额的变异系数达到0.4061, 远高于全国0.1576的平均水平(蒋媛媛，2010)。据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数据，2014年上海高技术产业新增固定投资总额为115.69亿元，在31个内地省市中列第22位；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除外，内地企业新增固定投资总额仅为33.45亿元，在31个内地省市中仅位于新疆、宁夏、海南、青海、西藏之前，排在第26位。这反映出上海高技术产业发展主导能力弱、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匮乏的事实。

3. 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自有品牌

上海全球知名自有品牌很少，品牌优势不明显。据英国知名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于2017年3月发布的《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榜单，中国内地上榜品牌共有55个，其中上海品牌只有4个(浦发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和东方航空)；而16个跻身该榜单前100的中国内地品牌中，无一为上海品牌。

另据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2016年6月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上海列名品牌数位居北京(105)、广东(79)、山东(42)、浙江(39)之后，为37个，占品牌总数的7.4%。这份基于财务、消费者行为和品牌强度的监测报告中同时指明了品牌影响力范围分布。中国最具价值500品牌中，只有44个品牌具世界性影响力，占总数的8.8%；其中，上海居北京(24)和广东(7)之后有4个具世界性影响力的品牌，即上汽(16)、宝钢(30)、中国华信(47)和太平洋保险(70)，但它们无一进入榜单前十。

4. 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地跨国领军企业

“十二五”以来，为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上海积极推进总部经济发展，总部经济成为“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的战略抓手。截至2013年底，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445家，外商投资性公司达283家，外资研究中心366家，跨国公司总部机构数量已逾上千家。上海成为中国内地投资性公司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与此同时，上海也致力于发展成为国内企业总部。截至2011年底，在上海的央企多达2700多家，涉及17个行业门类，总资产达2.48万亿元，占上海市经济总量逾1/5的比重。

然而，总的来讲，上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地跨国领军企业仍然匮乏。一方面，实力强的跨国公司很少。据2016年8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推出的中国跨国公司100 大分析报告，中国100 大跨国公司中只有6 家总部位于上海(北京45家、广东13家)；而这6家之中仅有一家进入前十，其余5家排在二十以后。另一方面，这些跨国企业总体而言国际化程度也很有限。2016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4.40%，其中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跨国指数居首位, 为68.91%；而上海6家入围跨国企业跨国指数低于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的有3家，最低的仅有2.68%，最高也仅为37.05%，如表4所示。此外，可以用来对照的是，2012年世界100 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62.25%，发展中国家100 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38.95%(左媛，2014)。

数据来源：据2016年8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推出的“中国跨国公司100 大”分析报告整理计算

四、 上海对外贸易GVC地位提升的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生产和服务的技术复杂度低、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不足、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值自有品牌匮乏、国际竞争性跨国领军企业稀缺等，制约着上海产业和对外贸易在GVC体系上的获利能力和高端拓展愿望。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已无法持续的情势下，上海应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平台优势和科创中心建设推力，通过增强高技术吸收能力、推进和加强研发能力（R&D）、大力培育和储备高技术人才、搭建切实高效的创新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等，建立起知识和技术优势；同时，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逐步培育有GVC控制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和可作用于多重GVC链条的供应商队伍，渐次打破GVC地位提升瓶颈束缚；然后，通过产品、流程、功能等的多重动态嵌入，实现向GVC链条高值环节，以及向技术更复杂、价值更高的GVC链条移动和拓展的目标。

1. 增强高技术吸收能力、推进和加强研发是获得知识和技术优势的必由之路

技术引进和吸引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与贸易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今也仍然是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渠道。为增强高技术吸收能力，一方面要出台贸易投资相融合的政策措施，有目的、有重点地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加强R&D、推进人才储备、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健全知识产权制度等，为技术的吸收和消化打好基础。

其中，R&D是技术吸引和科技创新最为重要的内容。R&D不仅是科技进步的直接推动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强对外来技术的模仿、学习和吸收能力。R&D活动能够缩小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差距，扩大内资企业进行技术吸收的选择集，降低技术吸收成本,增强技术吸收效率。R&D活动对自主创新和技术吸收的影响效果，即R&D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既取决于R&D投入的强度和结构，又取决于人才储备、基础设施、创新环境、市场环境等的联合作用。

就R&D投入的强度而言，据韩旺、罗亚非等(2012)应用熵值法计算出的1998~2009年我国不同区域R&D经费强度均值，上海名列第三。2010~2015年，上海R&D投入强度更是逐年提高，由2.81%上升到3.73%。但就R&D投入效率而言，据师萍、张炳南(2011)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1999~2008 年我国地区R&D效率的估计，上海(0.466)名列广东(0.947)、浙江(0.708)、江苏(0.514)、山东(0.47)之后，且与广东、浙江差距明显。另据卢长利、吴雄英(2013)运用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对2009~2010 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R&D效率进行的综合评价，上海虽然在高新技术产业各项投入都不断增加且位居前列，但产出水平不甚理想；上海、福建、河北R&D经费冗余严重，企业平均经费冗余2010 年分别为81.484 万元/家、84.389 万元/家与83.8 万元/家。这反映了高技术人才储备、基础设施、创新环境、市场环境等因素对R&D活动有效性的重要意义。

2. 大力培育和储备高技术人才、搭建切实高效的创新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是技术吸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提

R&D是技术吸引和科技创新最为重要的前提和促进因素，然而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R&D活动不足、R&D人员冗余和研究人员不足约束着上海R&D投入的产出效率。对2014年高科技产业R&D数据的分析显示，上海有R&D活动的企业家数、有R&D活动的大中型企业数，分别在全国排第六、第五位，与广东、江苏、浙江相比差距悬殊；而R&D人员中研究人员所占比率仅为27.53%，次于广东、山东和北京；同时，研究人员总体中，大中型企业研究人员比重在研发居全国前列的六省市中并无优势，如表5所示。即在R&D上上海并无高级人才优势，需要进一步完善高技术人才引进、培育和激励机制，集聚培育高技术人才形成高技术人才群和储备库，同时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最大限度地提高R&D效率。

数据来源：据《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此外，创新机制体制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不当也是约束高技术人才创造力和R&D产出效率的重要因素。构建切实高效的创新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是技术吸收和自主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构建切实高效的地区创新体系，一是要以企业为核心，二是需要建立健全创新机制体制，三是需要注意平衡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四是需要重视创新投入绩效评价等。企业家作为新技术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者是有效创新的关键所在。政府的作用在于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有活力进行创新的社会、市场环境与支撑体系，包括尽可能降低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促成以大企业为主体整合产学研资源的合作机制的形成和服务于中小企业技术的创新平台的创建，以及促进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公司对创新活动的支持等。

知识产权制度与科技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关联。吴超鹏、唐菂(2016)就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通过减少研发溢出损失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表现为企业专利产出和研发投资的增加，以及财务绩效的提升。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有力度和适度的问题，也有有效性的问题。其一，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力度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可行性和执法强度。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要严格执法，同时也应注意对知识产权范围类别做出更具体的规定,以免因过于宽泛而给技术创新带来阻碍；其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要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过高同样有会创新不利；其三，知识产权制度制订必须遵循国际规则，在TRIPS协议的框架下合理进行。

3.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本土跨国领军企业是获得理想GVC权益的重要准备

目前中间品贸易和服务已占据了全球贸易的大半(60%)，而跨国公司以各种方式主导的GVC囊括了全球贸易的约80%。跨国公司不仅通过直接投资、NEM(Non-equity Modes)和一般交易塑造着增加值贸易模式，同时通过GVC治理手段控制着贸易增加值的分配和技术外溢的可能性。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尚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抗衡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力量，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自GVC生产体系中获取的贸易增加值并不可观； 另一方面，GVC参与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作用也不能得到突破性利用和发挥。

为打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本土跨国公司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升GVC地位的必然选择。在此情势下，上海要在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建立知识和技术优势的同时，积极为企业转型升级和实施市场化、国际化战略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逐步培育有国际市场影响力乃至有GVC掌控能力的本土跨国公司群。

值得注意的是，吸引有潜力的其它省份企业入沪经营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上海应从致力于打造“国际中心”，向确保国内中心地位的同时建设成为“四个中心”转变。一方面，上海历来有重外轻内(重外贸轻内贸、重吸引外资轻吸引内资、重对外投资轻对内投资)的倾向，整体呈现的外向性远超其内向性；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深广度的加剧，沿海和内地涌现出了诸多强有力的竞争城市，上海以往集聚国内经贸主体和要素的优势已逐步削弱。据科尔尼公司(A.T.Kearney)发布的“2014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在根据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等因素综合评估的全球城市中，上海位列全球城市第18位。因此，对上海而言，当务之急是顺应国家开放开发战略，利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世界经贸体系重大调整的机遇进行制度创新，率先设置便利国内经贸主体入沪聚沪的制度机制，以巩固和加强对外开放成果，为上海对外贸易及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积蓄能量。

①对1990~2010年187个国家年度FDI流入存量增长与年度GVC参与增长的统计分析显示，两者显著正相关。参见UNCTAD(2013:138).

②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一国GDP增长率随着GVC参与的深化而提高。对GVC参与度增长和人均GDP增长的统计分析显示，两者显著正相关，无论是发展或者发达国家。参见：UNCTAD（2013:20）.

①数据参见历年《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上海商务年鉴》，及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国际贸易发展报告》和《上海服务业发展报告》。本报告中未标注的其它有关上海对外贸易的数据也是如此。

①2008~2011年的4年间，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在全国的排名始终徘徊在倒数一二的位置。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处于国际高新技术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中间段，是以传统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

②相关数据另可参见历年《上海商务年鉴》和上海商务发展报告（http://www.scofcom.gov.cn/swyj/index.htm）。

③在上海服务出口中，运输、旅游等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的比重2010年达到了78.3%，远高于全国及世界平均水平（50%左右），而金融、保险、信息等其它技术知识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商业服务则比重很小。

④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服务产业链主要以中下游为主。以航运服务业为例，上海的航运服务业目前基本上停留在下游产业，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主要集中在码头装卸、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和劳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领域，缺乏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航运交易、航运咨询以及中游的邮轮经济、货物运输与船舶租赁等高层次的现代航运服务知识和技术。

⑤从2000~2010年，上海服务贸易出口从36.1亿美元增加到406.4亿美元；进口从413.4亿美元增加到640.3亿美元；贸易差额由6.7亿美元增加到233.9亿美元。

⑥我国各地区在评价产业结构合理性时，大多用国际基准法和区际类比法。国际基准法的依据是国内外学者或者世界银行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大量统计数据回归分析而得出的“标准结构”。

①2012年和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均为2.3%，2014年增长情况略有改善，但还是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据WTO数据，2012~2014年，世界货物贸易增长率接近2%，低于世界产出的增长率；服务贸易情况略好，2013年约为5%，但总的情况没有大的改观。2011~2015年间，全球商品出口总额萎缩了10%，为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降幅水平。

②上海对外贸易依存度1990年为47%，此后呈上升趋势，2007达到179.3%的高点后逐年下行，2013年仍然高达126.6%；单就出口而言，上海出口依存度1990年为33.6%，此后呈上升趋势，2007达到91.2%的高点后逐年下行，2013年仍然高达58.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