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不断扩大侵华规模，占领了面积广大的中国领土。在抵抗日本侵华过程中，众多中国士兵血洒疆场用生命捍卫民族独立。除了牺牲的士兵，还有许多抵抗入侵的爱国者沦为日军的俘虏。为了管理中国战俘，日军在北平、石门（石家庄）、济南、太原、天津、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设置了多个战俘集中营。^①中国战俘在集中营里历经磨难，许多人被折磨致死，幸存者也遭受各种虐待行为。

抗战史研究尚待深入，对中国战俘的研究在整个抗战研究中又属薄弱环节。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抗战的特殊环境使得胜利、英雄成为主题，战后革命文化赞扬英勇无畏和为国捐躯。这种氛围之下，学界缺乏对战俘问题应有的关注。（2）目前挖掘的资料不能对抗战期间中国战俘的数目做出相对精确的统计，这在历史学追求事实准确、数据精确的学科定位面前存在先天不足。（3）抗战期间中国战俘问题异常复杂，战俘同“特殊工人”^②、强制劳工等内容纠结缠绕，很难厘清。尽管存在以上困难，前辈学者的不断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对抗战战俘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是何天义对华北战俘集中营的调查研究。^③此外刘宝辰对掳日中国战俘劳工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④王留柱整理了100位掳日中国战俘劳工的口述资料。^①樊建川搜集整理了日方资料中留存的中国战俘图像资料，试图改变我们对待战俘“回避、隐匿、淡化、掩饰、失语的集体立场。”^②这些研究对抗战中国战俘问题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也留下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这些研究的着眼点是“战俘劳工”，并没有将战俘和劳工区分。战争过程中，尤其是在战争后期，日方曾经以“猎兔作战”等方式从华北掠夺平民劳动力，这些平民劳工同战俘明显不同。战俘研究需要从“战俘劳工”这一大概念中独立出来。二是这些学者立足华北，对华中、华南地区的战俘关注不足。虽然华北地区是日方集中营设置的主要区域，但是在入侵华中、华南的过程中也俘虏大量中国士兵，学界需要加强对这些战俘的关注。

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过程中，大量中国士兵血染疆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抵抗入侵，这些爱国者值得尊敬与纪念。同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有一些抵抗入侵的爱国者最终沦为日军的俘虏。他们遭受饥饿、严寒、酷刑、强迫劳动等种种暴行。日军试图利用中国战俘劳动力资源，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规划。在集中营里，日方对中国战俘进行思想改造，试图消弭中国战俘的抵抗意志，将中国战俘由“抵抗者”变成“合作者”。本文利用部分档案资料，加之前辈学者的田野调查，试图还原集中营里中国战俘的物质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战俘

对于战俘的概念，学界尚存争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战争期间被交战国俘获或拘留的任何人员。”^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战俘是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战斗人员。”合法交战人员包括“参战的军人、志愿部队人员、游击队员、民兵（包括战斗员和非战斗员）。”^④前者强调战争一方的任何成员只要被俘即成为战俘，后者强调只有“合法战斗人员”被捕后才是战俘。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俘”概念适用于“1907年10月18日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所附规则所载被敌方俘获的一切人员。”^⑤在《陆战法规和惯例条约》中，规定“交战各方的武装部队可由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组成。被敌人俘虏时，两者均有权享受战俘的待遇。”并且特别强调“公开携带武器并尊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民众抵抗敌人的入侵，被捕后亦为战俘。这一认识强调了“公开携带武器并尊重战争法规和惯例”等成为“合法交战者”的条件。虽有以上分歧，但被俘的“武装战斗人员”被认同为战俘无疑。然而，日本侵华过程中并未遵守这一基本认同。

日军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卢沟桥事变之后扩大侵华规模，占据了大片中国国土，但是日方一直不承认其战争行为。“在中国境内，中日战争进行了10年以上，但是从九一八沈阳事变起，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始终不愿承认中日战争是战争。”^⑥日方否认侵略战争，将其侵略行为托词为“事变”。否认“战争”、借口“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既想取得武力入侵的成果，又不接受相关战争法的约束，尤其不想承担人道法规定的基本责任。日本军部主张中日没有战争状态，所以不能适用战争法规，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不是合法的战斗员，仅仅是“土匪”。^①对于俘虏的中国抵抗者，日方称其为“土匪”、“共匪”，^②始终未承认其政治身份。“日本人这样故意玩弄名词，就以为找到了藉口，可以宣称在进行这些战争时，有关战争的法律和惯例都不适用，也无须乎遵守。”^③然而，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苦难，不是日方玩弄政治术语所能掩饰的。在事实面前日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政略上的原因并没有正式宣战，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什么事变。”^④

日方不承认中国战俘享有国际法规定的政治身份，自然也没有对中国战俘的专门定义。然而，战后日本战犯的审判记录中留下了日方对中国战俘认同标准的线索。上村喜赖在战后审判中供述日本陆军认同的战俘包括：（1）交战对方敌军的军队成员——新闻记者、马夫和从军工作者都在内；（2）交战区敌国政权系统人员及参战的敌国政权成员；（3）参战的敌国政府组织成员和敌国政府领导下的社会群众团体成员、参加战线的个人。^⑤可见，日方所指的中国战俘是指军队、政府、社会群众团体中的反抗者，也包括个人反抗者，即所有抵抗日本侵华行为而被日方逮捕的中国人。

抗战期间，中国战俘的总数难以统计。原因包括以下方面：（1）战争的特殊环境使得一切以战斗、胜利为主，而对战争中被俘的军民关注不足；（2）中国战俘不仅包括国民党、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还包括敌后抗战力量，包括统一战线中全部爱国者。日本在敌占区开展多次“治安肃正”，逮捕中国战俘数目众多，没有统一的计算标准；（3）日方在战争临将结束之时对战俘管理档案统一焚烧，使得最有可能统计战俘数据的资料付之一炬；（4）中国战俘在集中营中的高死亡率使得精确统计更加困难。^⑥

抗战时期，中国方面就曾对战损情况做过相关统计。当时的统计没有“被俘”项，仅包含“阵亡”“负伤”“失踪”和“病故”项。军令部报告表明至1942年1月失踪人数为22993人，而抚恤委员会报告表明至1942年4月，国民党部队失踪人数为167343人。^⑦在稍后的一项调查报告中，研究者设定自1937年7月至1942年4月，“阵亡”“负伤”“失踪”和“病故”的中国军人的比例为1:2:0.5:1。统计资料表明，截至1942年计有150万中国军人阵亡，由此计算中国军人失踪人数为75万人。^⑧在这些统计项中，“失踪”项与战俘项最为接近，但仍没有证据表明这里的“失踪”即为被俘。这个统计主要是针对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的正面战场，未能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被俘情况进行统计，也未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东北战俘数目进行统计。战时的各项统计数字并不准确。出于各种目的，中方统计资料常缩小中国军人的损失情况，扩大日军的伤亡数目。“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①当时的研究者也认识到了这种情况，“在军令部统计各项数字中，吾人以为仅有阵亡人数一项尚可勉强合用……依据军医署负责人意见，我军负伤率至少应为阵亡率之二倍。失踪一项因无可靠资料为据，不得已，假定其数约为阵亡人数二分之一。”^②

日本方面亦有对中国战俘的记载，但是散见于各种文件中。根据日军的一份文献记载，1939年9月，“在华北某些地方，每日平均有42次交战，给与（予）地方的损伤平均每日遗尸约460具，俘虏56人。”^③在前线部队发回到大本营的战斗详报中，中国军队“遗尸”和“俘虏”^④是两个重要的指标。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出版的战史丛书中部分引用了这些档案文献。然而，战史丛书没有全部收录全部资料，况且当时前线部队发回大本营的战斗详报也存在错报、漏报、重复报告的情况。根据日方不同的史料，所做的统计也是不一样的。日军侵华过程中，到底俘虏多少中国士兵，有多少战俘被杀害，多少战俘被关入集中营，均需要更为翔实的资料进行系统研究。

日军将中国战俘关押到北平、石门、天津、青岛、济南、太原、洛阳、郑州、武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集中营。根据笔者的研究，日军设置的管理中国战俘的集中营存在着以下特征：一、中国战俘多以劳工的身份被关入集中营，日军野蛮掠夺中国战俘的劳动力资源；二、日军的管理极为残酷，中国战俘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三、中国战俘从未享受国际法规定的战俘待遇，其生命、自由、尊严等完全没有保障。战俘集中营内充满了暴力，中国战俘遭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生命安全也没有起码的保证。战俘集中营日军对华经济侵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华经济侵略是为了满足军事入侵。日本侵华时期设立的战俘集中营不仅体现其军事、经济意图，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化管理机构，保障其对中国的军事入侵。日本在中国各地设置的战俘集中营也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经济掠夺职能。

二、 集中营里中国战俘的日常生活

中国战俘是二战期间待遇最差的群体之一。在战场上，日方将中国战俘视为管理负担，很多时候采取野蛮屠杀的策略。在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许多战犯都有屠杀中国战俘的罪行。最近公布的一批审判档案中，残杀中国战俘是日本战犯最常见的暴行之一。池田义三郎供述他所在的部队在河北省俘获战俘1名，日本军官认为“真麻烦”而用刺刀杀害。^⑤中村五郎供述在山东潍坊射杀“5名抗日武装人员的俘虏”，^①野口作次郎供述在河北南皮将4名八路军战士“用于初年兵的突刺训练而虐杀”，在河北沧县将一名八路军伤员“用刺刀刺其胸部”而杀害。^②中尾邦广供述在河北黄冈虐杀两名中国俘虏一名用刀斩首，另外一名用刺刀刺杀。^③山村幾马供述在湖北宜都县将战俘绑在树上，对新兵实施刺杀训练，要求新兵按顺序刺杀中国战俘。^④即使逃过了被战场屠杀的命运，中国战俘的生命安全也未得到保障，他们的命运完全被战俘营的管理者所支配。战俘营里管理严苛、物资短缺、暴力充斥、绝望弥漫，在这个充满了苦难、艰难、鲜血和死亡的地方，中国战俘经历了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大量战俘死亡，幸存者也经历了饥饿、劳累、疾病的摧残。

日军曾在中国沈阳、上海、海南岛、香港、台湾等地区设置盟军战俘营。在盟军战俘的回忆中，日军战俘营中的经历不堪回首。盟军战俘在上海战俘营“吃的是带皮的稻谷和没有油盐的白菜汤，难得有一点鱼。”^⑤对比英美等盟军战俘，中国战俘的待遇更差。济南新华院俘虏收容所难波博供认：“每天只给二次小米饭，每次一人能分到的是约三两小米饭和咸白菜，没有开水喝，只让俘虏喝生冷井水。”^⑥赵培宪被关押于太原战俘营，他回忆道：“一天两顿小米稀粥。米是多年前的仓谷，不但腐朽难以下咽，而且谷糠就有大半，每顿一个人配给两小碗。倘若你不小心，误落在地下一粒米，敌人会马上夺去你的碗，狠狠打你一顿棒子，打得头破血流，罚你一天不能吃饭。菜是什么味道，俘虏是没有资格尝一下的。”^⑦中国战俘忍饥挨饿，渴望获得食物，但是日方提供的食物如此之差，这使得很多中国战俘吃饭时候都要历经思想斗争。梅欧曾经回忆说：“对一般人来说，吃饭不仅是生存的条件，也是一种生活的享受，而在这里只是为了生命的继续……战俘们每天吃的都是驻在大院内的日本通讯兵吃剩的准备丢弃的残羹剩饭……大都是一些锅巴、骨头和剩菜汤混合在一起的猪狗食。我每次端起碗来，心中就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屈辱和恶心。”^⑧

进入战俘营后，由于卫生状况极差，跳蚤、老鼠、苍蝇、蚊子横行，从而导致传染病流行。洛阳、石门、北平、塘沽、青岛等地的战俘营都制定了不能喝生水的制度，但是日军不提供热水，于是“禁喝生水”变成了“禁止喝水”，导致“集中营里有痢疾、黄疸、回归热等好几种传染病流行，每天要倒下好几十人，而鬼子却视若无睹。”^⑨然而，战俘们又不能离开水而生活，“为了解渴，尿所结的冰碴也被人们捡回来吃了，使不少人染上了流行病，这种病主要症状是面部发黄，鼻孔发黑，口角起白沫。如染上此病，很快就死亡。”^⑩

（一） 战俘生活与强制劳动

战俘进入集中营后，要严格按照战俘营里的规章制度，接受日方管理者的“训练”与“改造”。“改造”3个月后被移送到劳动场所为日本的经济掠夺服务。根据何天义对石家庄战俘营的调查与研究可以窥探该战俘营的管理模式：战俘7点半起床，排队之后点名并举行升旗仪式，中国战俘须面对日本旗和汪伪旗帜，还要大声呼喊“日华亲善”、“拥护新政权”、“建设大东亚秩序”等口号。跑步结束之后吃早餐，然后进入一天的劳动环节。下午5点晚饭，晚饭结束后以“训话”形式对战俘进行奴化教育，夜间岗哨不停移动巡逻。

日方对中国战俘的“训练”、“改造”主要以劳动的形式完成。日方认为应该对中国战俘实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日方对战俘的管理变异为强制中国战俘从事劳动。中国战俘每天都要参加劳动。战俘营管理者在早上宣布当天的劳动内容及分工。“有的去当铁匠，有的去当木匠，有的去砖窑干活，有的去种菜等等。”^①正如前文述及，新入集中营的中国战俘大多在战俘营内劳动。杭州战俘营中“每一俘虏都须替他们做苦工，苦工分为二种：一种是到外面去做的，初进来的先在里面做，等到敌人爪牙认为你是稳当了，再押到外面做。”^②战俘营中诸多劳役需由战俘承担。战俘回忆道“南兵营里有一个菜园，鬼子安排我到那里干活。”^③“关押期间，日本人还让我们干活，刚开始是和煤球，如果和的不圆，日本人就用木板打屁股。”^④南京浦口战俘营内“劳动及其繁重，从早晨5点一直要干到晚上10点，每天16个小时，中间还不准休息，动作稍慢一点就要挨皮鞭抽或军犬咬。”^⑤武汉战俘营内，战俘每天从早忙碌到晚，负责拆房子、打石头等劳役。^⑥

比较于战俘营内的劳作，中国战俘更喜欢参加战俘营外面的劳作。战俘营之外的劳作可以获得午饭，这对中国战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此外，在战俘营外面劳动还可以寻找食物，用以补充战俘营内的食物短缺状况。“饥饿把身体搞坏了，草长得高，草籽也多，很多人把草籽送到嘴里嚼着吃。秋天的蚂蚱多，肉又肥，大家捉到有的就生吃了。”^⑦对中国战俘来说，战俘营之外的劳动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福利。要想参加战俘营外面的劳作，需要随时表现出对管理者的服从，并且通过日方管理者的考验。一般来说，有机会外出劳动的总是“改造”时间长、身体情况较为健康的战俘。“敌人把个打铁用的铁砧子放在队列前说，谁能把砧子举起来就为全力，可以出去做工，举不起的不行。”^⑧由此观之，不管是集中营内还是集中营外的强制劳动，日方都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中国战俘的劳动力资源。

（二） 战俘营内的医疗卫生状况

日军不承认中国战俘的政治身份，自然不会按照战争人道法的规定对中国战俘进行必要的医疗援助。日方将生病战俘视为管理的负担，很多时候采取任其自然死亡的策略。战犯柴山喜八郎供述，1943年6月在山东聊城有中国12名俘虏患上了大肠炎，日方“一个东西都不给吃，因而虐杀了12名。”^①中国战俘回忆日方不派医务人员对伤病员治疗，并且“曾哄骗我们内中有病的、受伤的俘虏说‘我们皇军的药顶好，你们有病的可以出来同我去看病。’有十几个弟兄以为真的去看病，报名同去，谁知去了始终不见回营。据看守的中国保安大队张队长私下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诸位有病有伤的须勉强支持，不要去看病。我老实告诉你们，先去的十几个人都遭老东（日寇）用刺刀戳死了。’”^②

日方在部分战俘营曾经设置医疗机构，只不过这些医疗机构只起区分生病战俘的作用，而不能真正医治中国战俘的伤病。石家庄战俘营设有医务组，主要负责战俘的医疗事项。义务组管理三个病栋：一栋负责外科、二栋负责内科、三栋只是病重战俘活活等死的地方，战俘们都知道“只要进病栋，就难逃活命”。^③尽管战俘营内流行病盛行，但得病的中国战俘都不愿意接受日军治疗。北京清华苑战俘营中得病的战俘如果接受治疗则死得更快。“在这期间，有不少人得了一种浮肿病，凡得病的人就被送进医院，凡进医院的比不进医院的死得更快，只见有进院的，不见有痊愈出院的。”^④

战俘营内医疗水平较差，加之医务人员对战俘生命的漠视，战俘营内生病战俘的命运极为悲惨。太原集中营“虽然有医疗室，但是有医无药，连一般的病也治疗不了。传染病流行时，日军不但不给治疗，还在大院外用席棚子建造所谓的隔离所，病人进了隔离所只有等死，白天晚上都可以听到席棚子里传来的惨叫声。”^⑤1941年8月，太原集中营200名战俘患急性传染病，特务机关长植山英武命令织田又藏前往集中营，将这批重病号移交给伪山西政府看管。伪山西省卫生事务所所长宋彻以没有病房和设备而推诿。日方人员强调，这些人都是敌军的战俘，好歹有个地方就行。^⑥

日军将中国战俘作为医学实验的工具使用。战犯汤浅谦曾任日军医，他在供述中承认了最少对17名中国战俘实施活体解剖。1942年3月底，他在陕西省潞安对2名中国战俘进行了活体解剖，对其中一人被灌入大剂量麻醉剂“以便检查其死与不死的症候”，另外一人被练习“气管开刀术”。1942年4月14日在太原俘虏收容所，“山西省内的各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的军医约30名对4名俘虏又进行了用活人身体的手术演习。”^⑦战犯林正曾供述，湖北宜昌的日本军医以“实地教育”的名义，将1名中国俘虏“用注射方法使其陷入昏迷的状态后，便从该人的胸部直到腹部实行了解剖，后又用手术刀子刺杀其心脏部，以该俘虏的身体内的五脏，向卫生修业兵进行了说明。”^⑧1944年6月，日军在当阳县俘虏了“全身受榴弹破片伤的抗日军人”，审讯后“为了试验实体注射液予以注射惨杀”。^①在中国战俘的口述资料中，各个战俘营中都存在日军医务人员抽取战俘血液的记载。例如济南新华院战俘被关押后即要抽血200毫升，战俘们传唱这样一首打油诗：“新华院，新华院，它是阳间的阎王殿。谁要到了这里面，既抽血，又剜眼，有时还叫狼狗餐；病了只有死，想治也枉然。十人进去一人出，要想活命真比登天还要难。”^②

日军有能力将战俘营的医疗卫生情况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只是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不予重视。如果中国战俘死亡率过高也不符合日军的利益。塘沽集中营内卫生条件极差，中国战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症，“不管日本人如何打，我们就是下不了床，身体一动就要上厕所。后来日本人拉来一车水，至于是什么水，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每个人喝过半碗以后，都感觉肚子里稍微舒服了一些。”^③如果战俘确定要被移送日本劳动场所，日军会“给我们检查身体，检验大小便，而且还验血，最后又给每个人打了预防针。”^④日军以此防止中国战俘将流行病带到日本本土。这也证明日军有能力提供较高的医疗水平，只是不做而已。

三、 中国战俘的精神世界

中国战俘所受的苦难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极端困乏、严刑峻法造成的身体之伤，还表现战俘的心灵之痛。为了改造中国战俘，消弭中国战俘的抵抗情绪，日军不仅以严刑峻法高压管控，还在战俘营里采取各种精神改造活动。在日军的种种行动面前，中国战俘的思想也在进行着深刻地斗争。他们有坚持、团结与抗争，也有无奈、绝望与屈服。正如之前的研究所关注的那样，很多战俘不为日方的奴化行动所屈服，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然而，在敌人威逼利诱之下，也有部分战俘选择了屈服。

对中国战俘思想的改造是日军一直关注的工作。1940年出台的《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中要求日军“加强优待俘虏工作，诱敌投降和逃亡，从思想上瓦解敌方军队。”^⑤为了改造中国战俘，日军在集中营里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教育改造活动。日军改造中国战俘，首先要消除中国战俘的抵抗情绪，让之麻木，最终服从日军的命令。日军认为中国抵抗者实质是农民，中国农民“思想顽固的几乎没有，假如有，经过训练也就转变了。”^⑥基于以上认识，日方认为改变中国战俘的抵抗意识是有可能的，并且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改造工作。其主要仪式包括朝拜天皇、呼喊反动口号、唱反动歌、读反动报、推行奴化教育等。在石家庄战俘营，日方专门设立阅读室，组织战俘集中阅读《石门日报》、《新民报》等日伪报纸有关“中日亲善”的内容。为了宣传其在中国战俘改造方面取得的效果，日军还以北平西苑战俘营为基础，拍摄了纪录片《特别苏生队》，并且组织歌咏队和话剧团。^⑦日方认为在战俘营里放映电影等娱乐活动能帮助改造战俘，“巡回放映电影、演剧等，收到很大效果。电影主要内容为治安强化运动、自卫团的活动、修筑治安道路等。”^①在济南战俘营，日军的改造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思想训练，通过广播、电影等方式宣传中日亲善，通过召开座谈等方式了解中国战俘的思想状况；二是语言训练，要求战俘学习日语，进行奴化教育，为强迫中国战俘到日本劳动做准备；三是体能训练，即强迫战俘进行高强度劳动，掠夺劳动力资源。^②日本管理者试图利用中国传统道德来感化战俘。日军在石家庄战俘营修建了关帝庙，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关帝像的关帝庙”。^③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敬仰关公，要使中国战俘听从于日军的命令，就要让战俘学习关公的忠义精神。日军借此展现管理的“仁慈”，然而却忘记了自己是侵略者的身份。令日方始料不及的是，关帝庙成了中国战俘坚持民族信仰的象征。

中国战俘强烈反抗日军的思想“改造”行为。在战俘营中，日方教唱反动歌曲、强迫战俘呼喊反动口号是最为常见的措施。中国战俘大多采取蒙混过关的方式应对日方的“改造”，具体的方法是修改口号、歌词内容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日军强迫中国战俘呼喊“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中国战俘想出各种应对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将口号变为大声喊‘打倒’，小声喊‘小日本’；或者小声喊‘拥护共产党’；或者小声喊‘壮大’，大声喊‘八路军’等。”^④日军在战俘营教唱亲善之歌，中国战俘就修改歌词的内容，甚至直接歌唱抗战歌曲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有天中午，大伙正聚到一起休息，看守的鬼子兵一时高兴，定要我们给他唱歌，起初我们故意不唱，他戳戳鼻子又拍拍胸脯，意思是不要紧，有他担保，于是我们就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都唱了起来。”^⑤在石家庄战俘营，朱韬、李振军等人成立了支部，宣传抗战主张。在开展活动时“讲述诸如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戚继光驱逐倭寇等一类坚持民族气节、反抗异族侵略的故事。”^⑥

中国战俘不仅遭受身体上的摧残，而且还要遭受精神上的折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多关注英勇抵抗、为国捐躯，“宁死不当亡国奴”等宣传口号更加深了这一认识。“在我的思想中，一向有一种机械的敌我观念和价值观，我曾认为一个革命战士只能在战场上牺牲，不能被敌人生俘。”^⑦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注重中国战俘的英勇不屈、顽强抵抗。然而，中国战俘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战俘们忍辱偷生，却又遭受心灵的拷问：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答案，有的人选择忠于理想和主义，当然也有人认为生命是第一位的。^⑧

为了改造中国战俘，消弭其反抗精神，日军通过严刑酷法以实现对战俘的震慑，这一企图取得了一些效果。“集中营的战俘，多数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激情……这里的人，多数不是待在木笼傻坐，就是在牢房外站着望天。一脸悲苦，想的都是监狱、受审、过去、未来，愈想愈痛苦，愈想愈悲观，慢慢地人就会变得一点生气都没有了。”^①王礼仁抗战之前曾任中学校长，抗战爆发后成为一名抵抗者。他在被捕后不能承受酷刑而屈服，然而又不能承受心中的耻辱感。这位曾经的抗日战士“不是坐在地上发呆，就是靠在墙上发愣，不言不语，精神呆滞，活像一尊没有生命的泥塑。”他自己常说“如果日本人放我回家，我就回家种地，再不过问政治”。如果不行“那我就出狱后当和尚，面壁而坐，过与世隔绝的生活。”^②通过王礼仁的例子可以看出战俘经历对一个抗战者的影响之大。

中国战俘害怕自己的被俘经历影响到政府、组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在这里的人还有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不愿再回根据地抗日了。有变节行为的人，他们怕回去被人鄙视、嘲笑和被人怀疑，害怕受组织审查或受人们审判。没有暴露身份表现坚贞不屈的人，也怕回去受长期审查，觉得敌我相隔，一时调查不清，长期不被信任，没法工作。”^③之后的历史证明，这些战俘的担心是必要的。考察战俘的回忆录资料可以发现这些历经战俘营生活而幸存下来的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运动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英勇捐躯，对战俘缺乏应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关注。这种文化不但影响到社会大众对战俘的认知与评价，同样影响到战俘的个人思想。战俘们为自己的被俘行为寻找合适的解释，强调被俘是不可预知、不可避免的情况，也是无能为力的最后选择。在笔者查阅到的回忆录资料中，白纬的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白纬被俘后选择了“忍辱偷生”。他认为“在敌人酷刑下屈服的人，不一定都已经丧尽天良”、“我屈服日寇的暴力，并不是贪生怕死，如果我被俘就枪杀我，我绝不会低头求饶，只是日寇的酷刑使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才有了一念之差。”^④如果日方遵循国际法的规定，给予中国战俘人道主义待遇，那这些战俘可以选择不屈从日军前提下维持生命。然而，在日军的严刑酷法之下，坚持抵抗、不屈从就意味着酷刑。白纬的屈服正是不能承受日军的严刑酷法的结果。“我刚被俘，满以为自己会英勇不屈，坚贞不移，可没料到事态发展的结果，我会违背自己的誓言，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屈膝自首。可耻、可卑、可悲。我一想到这里，就会有一种撕裂心肺的羞辱和悔恨。我曾想过自杀，但又无法死，现在死也晚了。因为死也洗刷不了我这一生的污垢，我只有苟且偷生地活着。”^⑤白纬认为临时屈服是无奈之举，同卖国求荣是不一样的。“我向日寇提供的情报都是假的，不会给国家民族造成实际损失。我现在虽然身为日寇的囚犯，仍心向祖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只要有机会，我还要重新做人。”^⑥临时屈服于敌人是一种策略，根本目的是抓住一切机会走出战俘营，然后再同侵略者斗争。“前天，龟田找我谈话，说要我出狱，但必须先到某地的伪宣抚班工作3个月，然后给我自由。谁都知道伪宣抚班是日本人直接掌握的为配合侵华战争进行反动宣传的敌伪组织。我到那里工作，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汉奸、叛徒。可我不去，出不了狱也没法寻找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矛盾极了，我整整想了两天两夜，我还是答应了。我要在出狱后尽快找机会重新参加抗日队伍，当然，不是在原来地区。我要到南方，我的家乡，重新参加革命，别人不知道我这段历史，我心中会好受些……”^①

中国战俘们每天面临日军残酷管理下的心理恐惧，这是日方希望达到的目的。在日军的淫威之下，一些战俘的心理崩溃了，他们服从了日方管理者的安排，接受“训练”，然后被送到东北、华北的工地从事艰苦的劳动，甚至被送往日本本土开挖矿山。在日军设置的战俘营里，中国战俘所遭受的心理恐惧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噩梦。

余论

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毋庸赘言。战俘这一群体是“遭到日军最残酷迫害的中国人。”^②许多战俘被日军杀害，幸存者要为日军侵华提供劳动力资源。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营集中展现了日军最为残暴的一幕，野蛮、暴虐充斥其间。

在战俘营里，日军肆无忌惮，中国战俘遭受饥饿、严寒、酷刑、强迫劳动等种种虐待行为。中国战俘不仅经历物质生活的痛苦，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中国战俘深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这三重痛苦同时压在中国战俘身上，使得他们长久地生活于痛苦、压抑之中。敌人的残暴已经让中国战俘痛苦万分，误解和自责又给中国战俘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中国战俘是抵抗侵略的爱国者，正是因为他们的爱国行动才导致被俘结果。尊重生命、维护个体尊严既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同样也展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日本要反思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苦难，我们也要对中国战俘群体报以尊重、理解与同情。

①日军在中国设置的战俘营没有统一的命名方式，例如石家庄战俘营又名“南兵营”、“石门劳工训练所”；济南的战俘营被称为“济南救国训练所”、“济南新华院”；北京战俘营被称为“北平第一收容所”、“北平特别苏生队”、“北平西苑苏生队”；徐州战俘营又名“特别工人训练所”等。

②在战犯冈也金吾的供述中可以看到日方所谓的“特殊工人”是指：（1）一直被日军奴役到死的中国人；（2）为日军修建秘密工事，待工程完工后被全部杀死的中国人。日军将这些人累死、冻死、或者秘密工事完工后将其“炸死、枪杀或用来试验细菌而将其惨杀”。冈也金吾笔供自述.中央档案馆.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22gy/01.htm.

③何天义对战俘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他采访了数目众多的战俘劳工，并进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研究成果以其主编的两套书为代表：一是《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二是《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济南:齐鲁书社,2005）。

④刘宝辰, 林凤生.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M].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①王留柱.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

②樊建川.抗俘[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册）[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367.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1212.

⑤王铁崖等.战争法文献集[M].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155.

⑥神吉晴夫等编著.日本屠杀秘史[M].台南:西北出版社, 1978:43.

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M].张效林, 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6:482.

②日方所称的“共匪”包括以下几类：1.曾担任匪方党之核心工作者；2.曾担任匪方党之外围工作者（如各抗会干部各团体指导员等）; 3.曾担任匪方军队之重要工作者（营长或同阶级以上之官佐）; 4.曾担任匪方军队之下层工作者（连长或同阶级以下之官佐士兵）; 5.曾担任匪方重要行政工作者（区长以上之行政人员）; 6.曾担任匪方下层行政工作者（区公所助理乡镇长等）; 7.曾担任匪方特殊教育机关教职员者（如抗大、鲁艺等各种党政军训班）; 8.曾担任匪方普通教育机关教职员者（如普通中小学教员）; 9.为生活或环境所迫，担任匪方无关重要之工作，而存心来归者; 10.为生活或环境所迫，担任匪方较重要之工作而存心来归者。参见: 苏北清乡地区匪共自首暨管理自新户暂行办法.1943年4月; 中央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日汪的清乡.北京: 中华书局, 1995:679.

③神吉晴夫等编著.日本屠杀秘史[M].台南: 西北出版社, 1978:43.

④松村俊夫.日军大本营[M].黄金鹏, 译.北京: 军事科学院出版社, 1985:8.

⑤张子峰.侵华日军战犯手记文档揭秘[M].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28.

⑥根据何天义的研究，中国战俘在华北几个大型战俘营中的死亡率达到40%，押到日本的战俘死亡率17.5%，有的作业场达65%，押到伪满的一些劳工作业地，死亡率高达40%。

⑦韩启桐主编.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M].上海: 中华书局, 1946:15.

⑧韩启桐主编.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M].上海: 中华书局, 1946:18.

①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J].抗日战争研究, 2014(1).

②韩启桐主编.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M].上海: 中华书局, 1946:17.

③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M].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 1982:125.

④在日方统计资料中，“投降”和“被俘”并不是一个概念。如1941年2月16～3月13日的苏北作战中，日方记载约40000名中国士兵投降，俘虏中国士兵960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M].田琪之, 译.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40.）1943年4～5月的太行作战中，日方记载俘虏15900人，中方投降58000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M].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313.）

⑤池田义三郎笔供自述.中央档案馆.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14ct/14ct.htm.

①中村五郎笔供自述.中央档案馆.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31zc/03.htm.

②野口作次郎笔供自述.中央档案馆.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28yk/28yk.htm.

③中尾邦广笔供自述.中央档案馆.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10zw/10zw.htm.

④山村幾马笔供自述.中央档案馆.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07sc/07sc.htm.

⑤Raba Wilkerson,“Wake’s Forgotten Survivors”, American History, vol xxii, No.8, dec.1987.

⑥难波博口供[Z].1954-12-27日.中央档案馆, 档案号:119—2,1058,1,第4号.

⑦培宪.我曾被当做“活肉靶子”——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N].新华日报（新华版）, 1942-08-21.

⑧梅欧.日寇战俘营纪实——我在魔窟中的所见所闻.梅欧是《晋察冀日报》记者，1941年9月被俘后被关押在石家庄集中营，化名赵玉英。本书是梅欧的回忆录资料，未公开出版，时间不详（下同）。

⑨朱振军, 朱韬.“六月特支” [C]//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32.

⑩秦成成.我的劳工生活[C]//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 中国劳工在日本.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 143.

①李清文.从南兵营到赤平矿——李清文访谈录[C]//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雪没北海道.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461.

②克非.黑狱六月, 我逃出杭州俘虏营[J].读者, 1945(2).

③马叔儿.我在赤平煤矿服劳役——马叔儿访谈录[C]//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雪没北海道.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458.

④王实祥.一个小乞丐的劳工经历——王实祥访谈录[C]//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港湾当牛马.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68.

⑤何天义.侵华日军战俘营总论[M].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 266.

⑥中央档案馆, 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M].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14.

⑦张东里.从集中营到本溪矿[C]//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 石家庄集中营.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314.

⑧张士修.九死一生话劳工[C]//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 石家庄集中营.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367.

①柴山喜八郎笔供材料.中央档案馆, 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26cx/26cx.htm.

②中央档案馆, 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M].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198.

③姜化民.难忘的岁月[M].天津内部出版（津新出图字（93）第001862号）, 1991:77.

④寇永文.难忘的经历[C]//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 中国劳工在日本.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305.

⑤何天义.侵华日军战俘营总论[M].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156.

⑥织田又藏.太原工程队[C]//太原文史资料(第9辑), 1987:5-6.

⑦汤浅谦笔供自述.中央档案馆.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02tq/02tq.htm.

⑧林正笔供自述.中央档案馆.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26cx/26cx.htm.

①塚本一登笔供自述.中央档案馆.http://www.saac.gov.cn/zt/zfbg/img/30zb/03.htm.

②殷汉文.人间地狱——济南新华院[C]//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 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152-155.

③郭忠义.一个小孩劳工的遭遇——郭忠义访谈录[C]//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港湾当牛马.济南: 齐鲁书社, 2005:53-54.

④李海水.从南兵营到北海道[C]//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 雪没北海道.济南: 齐鲁书社, 2005:595.

⑤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M].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 1982:267.

⑥前田一.特殊工人的劳务管理[C]//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集中营.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87-91.

⑦何天义.侵华日军战俘营总论[M].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196.

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M].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 1982:447.

②前田一.特殊工人的劳务管理[C]//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集中营.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87-91.

③王继荣.小八路——王铭三地下工作纪实[M].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出版管理处内部准印, 2003:46-47.

④王忱.冲出牢笼重返冀中[C]//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30.

⑤朱振军, 朱韬.“六月特支”[C]//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34.

⑥朱振军, 朱韬.“六月特支”[C]//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33.

⑦梅欧.日寇战俘营纪实——我在魔窟中的所见所闻.120.

⑧黄旭东.从集中营到孙家湾煤矿[C]//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石家庄集中营.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252.

①梅欧.日寇战俘营纪实——我在魔窟中的所见所闻.125.

②梅欧.日寇战俘营纪实——我在魔窟中的所见所闻.120.

③梅欧.日寇战俘营纪实——我在魔窟中的所见所闻.141.

④梅欧.日寇战俘营纪实——我在魔窟中的所见所闻.148.

⑤梅欧.日寇战俘营纪实——我在魔窟中的所见所闻.148-149.

⑥梅欧.日寇战俘营纪实——我在魔窟中的所见所闻.148.

①梅欧.日寇战俘营纪实——我在魔窟中的所见所闻.148-149.

②吕正操.抗俘[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