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忘却，曾经强大的图像符号渐渐失去与时代关联，然而终究难以抵挡历史的惯性，犹太传统文化一直贯穿其中的反偶像崇拜，在历史的记忆中又无法抹去。在犹太传统中，十分重视视觉与听觉、书写与口传的冲突。原先这一犹太传统与偶像禁令密切相关，而继承并不断发展的反偶像崇拜思想，与属于希腊传统的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作了切割，同时对属于犹太传统的重口授语言作了改造，实现了谛听传统的发展与超越，又进一步重视书面语言的功用。在如今视觉图像纵横的大众文化崇拜情境里，需要介入犹太文化中的反偶像崇拜传统并加以改造，在澄清视觉偶像崇拜的同时，直面口头传统、书面语言、谛听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 视听官能在两类文化传统中的分野

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这两种异质性的文明架构对认知理解的渠道，分别诉诸于视听两种感官，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视听维度重要性的转换与异质性的融合。古希腊有一贯重视视觉的传统，对视觉的重视程度往往与听觉成反比，对听觉的贬斥则意味着在视听的对比中，视觉对总体观照的作用占有优势。而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也带有视觉表意的习惯，自《易经》就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以突出视觉的抽象表意属性。

希腊人的理解就是去看，或能看，看既是知；希腊语中的知道就反映了视觉的审美维度，这种感性追求表达了“看”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表达。通过具体可见的感性表达与操作，追求形而上学的哲思魅力。古希腊以来的“图像”“视觉”传统，一定程度上被早期基督教造像禁忌所困。柏拉图延续了赫拉克利特对视觉中心说的推崇，认为听觉效果的达成，并不一定借力于某个中介因素，而视觉效果的达成，则需要光这一外部力量的介入。亚里士多德则以摹仿学说催生出视觉高置论，普罗丁则以视觉美的标准归为对称与悦目的颜色，进而追问出美的源泉最重要乃来自于视觉官能。奥古斯丁的光照论依旧延续古希腊的视觉审美理念，认识到无论是认知行为还是对美的感受，都通过理性与观看相关联。

从日神精神的理性象征到光的理性隐喻，都体现了古希腊哲学话语体系中对视觉官能的重视程度，固化了向阳传统的位置。古希腊文化浸润了视觉文化因素，透过西方文化的演进过程反映出“视觉中心主义”的理论倾向。古希腊哲人在识别知识范围时指出，亲眼所见未必是真正的知识，通过“不可见”与“可见”这对范畴表征视觉与认知之间的关联。可见的世界往往因变动易朽而并不真实，视觉感官无法企及的不可见世界，往往又是恒久不变的，而真正的知识则正好意味着永恒不朽的现实，靠的是理性直觉达及。这就出现了一种哲学悖论，在给予视觉在认知功能中优先位置的同时，又把真正的知识归结为用理念化的灵魂视野才能触及。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视觉感官所触及的世界，其根源于不可见的理念世界。视觉图像的基础乃是不可见的原型。万物的目的都导源于体现其本质特征的原型或理型。图像依托某种原型而存在，为某种原型而显现。这一影像依据原型树立，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是依照摹仿的逻辑规则而定，原型作为事物的本质，先于图像这一映现的影像而存在。基督教理论借鉴这一理论视角，完成从上帝之言到上帝之形的转换，从而影响了人们对视听两种官能作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犹太文明作为西方文明另一源头，认为依靠听觉感官才可触及理性世界的真谛，犹太人视听觉为主要手段来实现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即《圣经》中通过高置听觉达到对上帝的阐释。《圣经》用“shama”或“ozen”两个译自希伯来语的古词，来表达听的含义并反映人们的理解判断能力，光“shama”就1050次频繁出现，不仅能表征声音本身，还能标识听读动作等外在行为方式。

希腊和犹太两种异质文明交融互动越发显著，来自犹太传统的宗教性听觉与古希腊传统的哲学性视觉相遇，才有审美官能间越明显的对抗发生。希腊传统过分沉溺于“空间的看”，希腊传统下因视觉高置造成圣像崇拜，犹太传统补充了为希腊传统所缺乏的“时间的听”，则因听觉审美达成圣言隐遁。早期基督教既具有犹太传统中宗教的神肃美，又具有古希腊传统中哲学的崇高美，两者间达成信仰形式一致性的契合效果。^①两者间的理论差异与分野，经由道成肉身的宗教哲学理念改造，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犹太宗教学家斐洛把《圣经》里关于上帝的溢美之词，都看作是对古希腊哲学精神中“逻各斯”的赞许，因为Logos表征理性与思考，把逻各斯视为人格化的上帝神智，这就接近于《圣经》中关于“word”智慧的表达。

“不可见”与“可见”这组二元对立的范畴与视觉官能直接相关，由于历史上对图像态度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形态，古希腊是以理念世界和感觉世界区分的，中世纪是不可见的上帝和可见的上帝造物区分的，近代是以物自体和现象界区分的。其中，不可见者是更关键的一维，是可见者显现的前提和可能性条件。可见性伴有的形象色彩越浓，与不可见真理的间隔就越大。不可见现实的显现，由听觉感官的介入而越发显著，随之而来的是现实距离的扩散化，以及感觉形象的逐渐退缺和散失。

二、 犹太反偶像崇拜传统对听觉的高置

高置听觉的犹太传统，试图从内部通过听觉中介达到对圣言隐遁的破解。基督形象的初期创造，一般是靠视觉再现的手段来建构的，这是由视觉传达或文字符号生产方式，来实现创造的想象欲求。从表面上看，借助视觉力量的显现，上帝完成世间万物全景式的创造，并由此彰显自身。而实际上，基督形象的创设，则通过言说方式再现视觉效果，以简单的话语符号，来实现从有形形象到话语再现上帝形象的转换。一方面，借由外在的圣像显现，另一方面，则通过《圣经》的文字话语符号显现。而圣像以图像的方式呈现，则使得形象和言说相一致，但这又与偶像诫命相背离。“因为那是上帝的作品；如果你少写了哪怕一个字母，或多写了一个字母，你将毁灭整个世界。”^①语言不能完全去除形象的效果，语词内部在一般情况下，均会展示某种形象特征，“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衰退的更快。文字因没有精神而死亡。”^[1]166然而对上帝形象化的处理，又极容易呈现出多变性特征，恰好与一贯而来对神的不可知性相吻合。

破解圣言的隐遁难题，从《圣经》的书面记载里就已经被打开一个缺口，激发了犹太传统内部通过听觉中介对其进行探求。圣言的不可言说性，通过听觉喻指人类对终极意义的洞察，也意味着这种特殊交流方式和理解渠道的重要性。犹太传统把用人类的语言言说上帝的方法归为象征，但通过象征的语言，便自觉的传递出不可言说的经验。不可言说的真实也在其中一并被加以传达，从而造成了一种悖论。上帝本身在《圣经》中常通过“火”这种意象表征最强的视觉形象，作为《旧约》里上帝的视觉形式出现，上帝之光由此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而希伯来传统却并不认可通过视觉把握上帝的企图，表现上帝公义的临在与绝对的荣耀，人是不可能全部达到对上帝荣耀的绝对认识，也不可能接近上帝公义的临在。在《出埃及记》中，上帝在西奈山完成偶像戒律的制定后，用指头书写并遗留下两块法版，这种书面语言拟就的圣言，以人言形式书写，与视觉认知上帝的传统大相径庭。

基督传统意义上的视觉之“光”，更多由“言”加以替代和转换，作为预备意义而存在的圣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达及不到上帝的终极意义。基督生活从外在的仪式到内在的修炼与神契合，都需依托静默的方式来“听”，继而静思真理之言。^[2]79静思默想，作为一种直指人类自身归属感的表达——“听”，它从原先天国回归日常生活世界。这种“听”，很大程度上由反偶像崇拜的视野进入到图像世界，对视觉化空间的扩张进行制衡。

三、 犹太听觉传统对视觉偶像崇拜藩篱的破除

就犹太思想家的理解，偶像是对图像的希腊式观看理解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形式的基督形象都被当成一种偶像祟拜。图像既可看作偶像对待，又可看作圣像以通达不可见的上帝。希腊人通过雕刻等手段制作了可见的神像，神像作为偶像即表现为“神人同形”。偶像作为可见的形象表示观看者的经验、意志与希望。在人类经验里，依托自身的神圣经验将神圣形象显现于偶像之中。^①神的神圣性本身，即使达到信仰完备的条件，但并未制造出且显现为偶像，而是把对神圣的显现归于人类经验的条件。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深化了观看的欲望，欲望的生产满足了匮乏的需求，也成为一种制造偶像和自我偶像化的过程。

犹太的听觉传统打破偶像崇拜的藩篱，从视觉传统转换到听觉传统，不再是单纯依托理性的安排对上帝加以解释与认知，而是进一步还原到回归真实生活世界。雅各比沿袭犹太传统的观点，认为秉持听觉来接近神性的永恒，又不局限于圣经的字面阐释，听觉中内在的乌托邦精神因子，不再是虚化在空中的隔音符，而是彰显了人性的因素，不仅不会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而且让丰满的言说直指人类的心灵世界。摩西·门德尔松认为，图画和象形文字导致迷信和偶像崇拜，人类屈服于通过卑贱的仪式，从形象化的角度获得信仰。而犹太禁忌对教义真理的寻找，则摆脱了偶像的束缚，遵循思辨知识和道德教义。犹太哲学家赫尔曼·科恩将一神信仰与偶像戒律巧妙融合，指出如果不明白摧毁偶像崇拜的必要性，就无法真正理解一神教。上帝绝不是通过偶像的指令加以想象的对象，不可能有真实上帝的形象存在。在雅各比看来，日常生活观念中，视觉上经历的东西似乎就是提示事实本身，而听到的东西则需要加以理解阐释或是调和。“耳朵不像眼睛，它们不能徘徊也不能闭合；它不能来回移动也不能旋转。耳朵永远在准备谛听。” ^[1]181汉斯·约纳斯认为，声音是动态的，与视觉静态所不同在于其能进入被动的对象。时间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维的，而听到的东西正好符合事件发生顺序的一维效果，而凝视则符合空间的多维本质。“犹太人只聆听，而听见则存在于一个时间的连续统一体中。” ^[1]181马丁·杰伊认为，犹太传统挑战视觉这种当今时代的主要感官，后现代思想中的反视觉冲动深受此种传统影响。“耳朵不仅能够接受信息，并且能够记录时间的序列；声音需要持续。” ^[1]182声音包含了时间，而时间蕴含着历史。声音形成了一系列的印象，这种时间性的印象带领人们进入的是一段一维性的时间而不是一个形象化的空间，提示人们接下来会是什么，继而展开对未来的想象。“人类的倾听是并非一味地被动，在与圣言的互动中体现出一定的张力……人之所以可以进入谈论上帝的阶段，是因为先有上帝的言说，对此言说作出倾听的动作。” ^[2]88倾听过程后能实现与信仰的相遇，同时与上帝相遇之后的倾听更能够把握真谛，“听”与相遇过程本身如影随形。

“听”在反偶像崇拜的视野里，成为犹太固守传统和聆听未来的方式。听觉不断的落地生产，这种事件化使得听觉在时间中展开。一维性的时间性质，无法保证持续性的声音生产，听觉展开运作的方式往往转瞬即逝，这就要如对当下发生的行为负责，把珍守当下并希冀未来，既作为“听”的运作权利，又作为“听”的规定义务。

四、 不可言说作为反偶像崇拜策略的第二条路径

雅各比意义上那种无法言说的渴望，直接对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做出了界划。古希腊哲学中缺席的那种由倾听而升腾的对神圣的敬畏，由偏向会意的犹太传统得以补缺，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西方哲学一直以来的向阳传统。“耳朵胜过眼睛。单有书面文字可能导致误解；它太过于形象具体。” ^[1]166在基督偶像戒律的影响下，雅各比的反偶像崇拜策略，进一步形成了犹太不可言说传统的合法性支撑。

雅各比指出信仰的边界和听觉密切相关，反视觉中心主义的反偶像崇拜力量，便在这反复交替的冲突中得以展示。借助谛听的沉思与静默，口头传统也不会像视觉图像那般，造成某种偶像化的效果，而书面语言则受自身内容的限制，易受到视觉图像挑战。“当语言从形象与图画中衍生出来的时候，这种禁忌同样也挑战了书面文字。” ^[1]137原本图像虽获得同文字抗衡的权利，但神圣的文本内部，往往存在内外两重内涵，一种提供了外在的文本指引，一种则提供的是内在的价值意义。“只有通过注意口头传统，才能够揭示书面文本中的真理。的确，一个文本的公开的含义与真实的意义有可能完全相反。外在可能错误地显示内在。” ^[1]175用谛听和关注来取代凝视，才能靠近真理，这使得书面语言成为新一轮偶像崇拜对象的可能性减弱，甚至可以避免。

在《不完美的图像》一书中，雅各比回溯了诸多犹太思想家对口头传统的认识，指明其在犹太思想传承过程中体现的重要意义。“大体而言，他们都反对将语言当成用来交流的工具或一套符号系统的科学观念；他们都提倡关于语言的所谓弥赛亚理念。” ^[1]169他借肖莱姆之口指出，“我们可以接近上帝之名，但不能朗读。”^①他引述犹太哲学家弗朗茨·罗森茨威格的观点指出，犹太人面对形象艺术时往往带着担忧，这种担忧却又没有出现在诗歌艺术之中，口头诗歌、音乐这一类艺术表达形式，既提供话语也提供结构，比形象艺术往往更能深入心灵之中进行思考，使人真正称之为人。“绘画产生欺骗，而口头诗歌指明真理。眼睛给人误导，耳朵给人引导。” ^[1]179他又引述犹太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拉茨的观点，强调口头传统的重要性，认为拥有耳朵的人们才具有否定的批判立场，对他们而言，上帝通过意志，并通过耳朵为媒介彰显自身的存在，而非以眼睛为媒介让人们在自然中去感知其存在，否则就会让神成为可以去加以凝视的东西，而提供其虚假的形象意义。

话语内部的整体建构，也往往容易被表象化的视觉图像攻破。而依托口头的效用，图像中所显现的一切内容，比原先视觉所传递手段更能激活接受者，可以获得更为充足的真实感。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它是真理的载体，不如说它是真理的障碍。” ^[1]169反形象化视觉语言的要旨在于，聆听到掩藏于图像之后的话语。“声音包含并浓缩了无法预测的变化。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和展望下一个和音或音符。” ^[1]182①声音和笔画正是界定语言特征的两个方面，言说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作为创造性的表达途径，是衡量语言功能的重要方面，照此看来，“人类的语言存在就是为事物命名。”^②不可言说的圣言的无限性，在有限的人言的口头表述中，体现出人言诠释时的不堪重负，但又暗示了潜在的力量所在。

雅各比指出，人类语言包含形象和肖像两种信息，在词语的表达和传递中往往存在虚构。词语中的形象并不一定是真实的，而仅仅是一种暗示或者语言。对偶像禁忌的论争背后，实质上已变成了一种反对语言的战斗。“痴迷的拘泥字义同它的对立面——对无文字的或不可见的事物的神秘信仰——共存，某些时候前者甚至孕育出后者。” ^[1]166他坚持摩西·迈蒙尼德宣称，语言表述形象与图画，语言本身也遭受偶像禁忌的制约。然而先知却运用语言来暗示上帝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这实际上形成一种僭越。语言表述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可以被接受，上帝只能从否定的意义上加以描绘，通过描绘上帝不是什么来抵达上帝的本真，而形象化的语言无法企及。描述造物主，除了用否定方式别无他法。^③上帝不可用语言描绘，因而就此诉诸于沉默。“书面语言的具象性象征着无法打动至高无上的上帝，一次不可言说的交流或许会避免这一失败。”^[1]163他坚信口头传承比书写文本的优越性，并采取含蓄隐晦的创作手法，传达不情愿表述不可表述者的观念，传授真理的过程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乃至神秘的行为。“对偶像的逃避可能也包括了对语言的逃避，因为语言像视觉艺术一样容易被‘偶像化’。” ^[1]164雅各比指出，摩西·门德尔松担心书写语言本身会有被崇拜的偶像产生危害性，真理被隐藏在词语数字等书写语言之中，继而奇迹的力量被归于此。“为了探寻出文本的真理，就要有口头交流和传授——正如听奏并聆听长笛。我们无法看到成文的真理。充其量我们只能聆听其他学者和学生的阐释，他们把我们引向那真理。” ^[1]178如此看来，偶像戒律很可能包含对书面语的戒律。

雅各比试图让反偶像崇拜中的沉默气质，从信仰裂隙中迸发出原初的世俗活力。“在想要领悟绝对的努力中，语言可能会中止。一种沉默的精神气质渗透到了魏玛乌托邦思想家的全部作品中。”^[1]169在他看来，霍克海默如此认为，继续提供一种令人费解的语言是没有意义可言的，在可能受到极权主义威慑或是大众文化幻象迷惑的情形下，流行的思想交流形式因强化了因循守旧而受到攻击，留下的希望恰恰是欧洲那些所谓的听不见的耳朵，这是对于虚假交流形式和氛围的反抗。悲剧主角只有一种语言与之相称，即保持沉默。阿多诺指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对重写偶像禁忌是不可或缺的。绝对在这里是无法被理解的，对待极端的历史要求谨慎甚至保持沉默。“拒绝为绝对命名保留了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反之语言利用假象诱使人们相信它占有真理。” ^[1]170阿多诺认为艺术的真正言说即无言，当形象不在场时才能思考和把握全部对象，不在场的立场才能把握事物，与偶像戒律保持一致性。^①把乌托邦救赎的希望同偶像戒律联系在一起，这一保障是对任何将乌托邦救赎取而代之观念的拒斥。反对把有限当无限，反对把虚假的形象神当作真理神来祈祷。

雅各比指出，视觉标志几乎是所有传统乌托邦的标识和共性，而犹太思想家的乌托邦理论却缺乏这一共性特征，而重视谛听和书面静默的效力。“由于缺少这种视觉上的标志，犹太乌托邦思想家就很容易被人忽视。” ^[1]159毛特纳倾向于上帝面前应当保持沉默的观点，沉默无言具有其必要性，他认同维特根斯坦关于不可说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的立场。沉默精神渗透在无法言说的写作效果之中，而且不可言说包含在已经说出来的东西之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如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是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斯特劳斯认为，真正的文本含义往往与明确的外在意思相反，这就必须考察文本词语背后的内在表达效果，这类似于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症候式阅读。^②写下所坚信东西的对立面恰恰能做到对真理的保存，这就是在令其相互矛盾的状态下掩藏真理，之所以如此，乃是考虑到真理可能遭遇到的压制和暴虐，而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属性。肖莱姆则激进的认为，保护真理的最好办法则是利用公开的声明直接向不理解真理的受众加以揭示，以此保持并维护真理的安全，这可能是比沉默更奏效的方法。对口头语言的偏爱贯穿于犹太传统之中，口头律法的黑色之光让不成文法或口承传统中不确定的东西，反而获得了生命力，容易完全为人们所理解。

反偶像崇拜尝试尽可能地朝向真实的未来，并接近终极真理，虽然惧怕偶像背后的空无，但仍坚信能达到未来的真谛。任何有价值的思想文化传承，都需借助符号标识的功能与工具手段的作用。在图像化时代开通的反视觉崇拜策略，并由此建立起的反偶像崇拜叙事技巧，正是力图通过有限的谛听，来把握其真正内涵的无限超越，在以人自身为立足点的对象有机体内重新生长。由犹太传统引发的“听”的乌托邦希望，将视觉偶像与人保持合适的距离位置，获得通向无形之道的一种新路径。

①约翰在向世界解释基督宗教的救赎时，诉诸的是希腊的精神，“在他关于道、逻各斯的绪论中，他采纳了犹太人斐洛早期把希伯来传统柏拉图化的方法。”参见：科林·布朗.基督宗教与西方思想( 第一卷) [M].查常平，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1.

①Gershom Scholem, On the Kabbalah and Its Symbolism, New York, Shokan Book Company, 1969: 45.

①偶像是由观看者构造而成，以概念的形式出现，基本特点在于其内在性，即内在于人们自身的意识并因此为意识所掌握。两者并不反映不同类型的存在，而是代表了不同的观看方式，观看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最终所见的不同。参见Jean-Luc Marion, God Without Being: Hors-Texte,trans.Thomas A.Carl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7-15.

①Gershom Scholem, On the Kabbalah and Its Symbolism, New York, Shokan Book Company, 1969:42.

①诺瓦利斯在《花粉》中指出, 用声音和笔画命名, 作为一种令人惊叹的抽象。参见[德]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M].刘小枫主编, 林克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77.

②[德]瓦尔特.本雅明.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 马海良主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56.

③[西班牙]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M].傅有德, 邹鹏, 张志平, 译.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4.

①[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②通过对书面文本深入阅读后悬置的方式，努力发现和说明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即作品的症候，并以此切入文本的最深层含义，由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动因，深入挖掘、分析文本创造的生动内核，重新阐释作品深刻复杂的意义。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 [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