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壮大和不断崛起，中国已成为石油、铜、铁矿石、大豆、玉米、稀土等大宗商品^①的主要进口国和出口国。但长期以来，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领域却相对弱势，经常处于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地位，也曾招致“大豆采购危机”和“铁矿石涨价事件”等惨痛损失。因此，研究如何改变我国在大宗商品定价权上被动挨打的局面，努力争取更多大宗商品国际价格话语权，尤其在当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我国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缺失的主要表现与相关对策研究。这类研究通过回顾历年来我国因为缺失大宗商品定价权而导致重大损失的事件，例如“大豆采购事件”、“铁矿石涨价事件”、“国储铜事件”等，提出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必要性和对策建议。^①2.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这类研究主要通过统计数据或计量模型，对供求状况、市场投机、汇率等因素对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②3.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这类研究通过回顾不同品种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历程，认为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分配格局决定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的归属。^③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试图将国际定价权的主体由国家扩展到企业层面。以往的研究多将定价权主体限于单一国家层面，这导致在解释常见的一种“悖论”时出现困难，即中国作为世界上诸多大宗商品(如铁矿石、大豆、石油、铜、稀土等)的最大进口国或出口国，却无从决定或者影响国际市场价格走向。第二，试图采用适合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为定价权研究提供必要支撑。顾名思义，定价权是指市场主体对商品价格所具有的控制权或影响力。因此，在定价权研究中，作为模型因变量的并非价格本身，而应该是定价主体的特定市场地位或者市场权力。本文认为，微观产业经济学中的市场结构理论，可以为研究定价权问题提供现成的思路。

市场结构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创立。根据经典市场结构理论，商品市场可以被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4个类型。每一类型的市场结构下，由于主体的市场地位各不相同，其价格影响力(定价权)也各不一样。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每一市场主体都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到了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单一的市场主体则会成为价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即定价权达到最高。为了衡量市场主体的垄断地位和程度，市场结构理论提出了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性和市场进入壁垒3个衡量指标。^④具体来说，市场主体的供给集中度越高，其产品品质的独特性越强、该产品市场的进入壁垒越高，则其市场垄断地位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此，如果将市场垄断地位近似地理解为市场定价地位，那么通过分析主体的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性和市场进入壁垒等指标，就可以对该主体的市场定价权高低做出相应判断。

二、 市场集中度与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

下面，本文拟以市场机构理论为基础，以市场集中度作为主要衡量指标，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大宗商品基础投入品性质，同类产品品质差异性一般不大，因此产品差异性指标将被排除在本文分析框架外。而市场进入壁垒指标，由于涉及各国自然禀赋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指标暂时难以量化，将作为重要的外生变量在本文的末尾进行讨论。

（一） 市场供给集中度

市场供给集中度是指企业在某一大宗商品的供给总量中所占据的结构比重。美国学者贝恩曾提出以CR₄和CR₈这两个市场集中度指标来判断企业在某类市场的垄断供给程度。其中，CR₄代表行业中前4位企业的市场供给份额，CR₈则代表行业中前8位企业的市场供给份额。如表1 所示。

资料来源: 芮明杰.产业经济学(第三版)[M].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326

由上表可见，CR₄=30%或者CR₈=40%是区分市场是竞争型还是垄断型（寡占型）的临界点。可以认为，如果市场供给集中度超过临界比例，该市场前4位或者前8位的企业就具有不同程度的市场垄断地位和定价权。市场集中度超过临界比例越多，定价权就应该越强。下面具体针对铁矿石和石油两个品种，进行市场供给集中度分析。

如表2所示，在铁矿石的生产供给方面，目前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和FMG这四大矿商的CR₄水平已超过50%，在全球铁矿石行业业已形成明显的寡头垄断(寡占Ⅲ型)的市场结构。由此，以上寡头矿商在国际铁矿石交易中的定价话语权，在2005年“铁矿石涨价事件”中已得到有力证明。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铁矿石生产商年度报告.http://www.qhrb.com.cn/2017/0808/215803.shtml

再来看国际石油市场的供给集中度。回顾石油产业发展历程，国际石油市场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市场结构变迁。1870年，洛克菲勒投资成立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到1882年，在全世界3500万桶石油年产量中，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就控制了3000万桶，单个企业的供给集中度CR₁超过85%，^①几乎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之后，欧洲石油企业加入竞争，到19世纪末，形成了标准石油公司、英波石油公司和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三巨头”垄断国际石油市场的格局。进入20世纪，国际石油业三巨头格局被打破，形成了所谓“七姐妹”统治的局面。^②1952年，“七姐妹”的原油产量占全世界的90%(CR₇)，属于高市场集中度的寡占Ⅱ型市场结构。二战以后，亚、非、拉等石油输出国纷纷收回石油主权，组建国家石油公司，以“新七姐妹”^③为代表的国家石油公司群体性崛起。2015年全球原油产量43.6亿吨，以“新七姐妹”为代表的国家石油公司群体占据超过37.6%的市场份额(CR₇)。^④可见，国家石油公司群体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老牌国际石油公司，成为新的国际石油定价权的角逐者。

（二） 市场需求集中度

市场需求集中度，是指企业在某一大宗商品的需求(采购)总量中所占据的结构比重。经典市场结构理论虽然仅讨论了供给侧的市场结构问题，但本文认为，如果将分析视角适当拓展，企业在市场需求(采购)方面的垄断性地位，同样可以带来不同程度的市场定价权。仍以铁矿石为例，我们知道，在铁矿石国际市场需求(采购)领域，与前述四大矿商博弈的是全球各大钢铁企业。由下表3可以看出，2016年我国钢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CR₃仅为17.72%，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产钢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钢企在国际铁矿石采购上的不利地位，分散的采购决策使我国钢企远不能在谈判中对以上四大矿商施加足够的压力，反而还由于较高的国家整体进口依存度而形成对垄断矿商的依赖。相反，日本和韩国钢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CR₃分别为79.88%和94.8%，是非常显著的寡头垄断市场，其国内寡头钢铁企业就可以将这一市场需求结构优势转化为国际铁矿石采购谈判中较强的价格影响力。

数据来源：世界钢铁协会《世界钢铁统计数据2017》.https://www.worldsteel.org/zh/steel-by-topic/statistics/top-producers.html

（三） 市场流通集中度

我们再把市场集中度分析扩展到流通层面。市场流通集中度是指企业在某类大宗商品市场流转运输环节所占据的结构比重。在某些大宗商品领域，由于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市场主体众多，市场竞争性较强。于是，国际定价权的关键环节就从供求两侧，转移到了流通领域。例如在国际农产品贸易领域，事实上就形成了所谓“ABCD”四大国际粮商寡头垄断的结构，其中ADM、邦吉、嘉吉3家是美国公司，路易达孚是法国公司。2012年，四大粮商中，ADM营业收入806亿美元，邦吉587亿美元，嘉吉1200亿美元，路易达孚约为595亿美元。^①据统计，在2012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农业经营收入超过总收入60%的16家企业中，ABCD四大粮商占据的比重(CR₄)超过39%。^②凭借自身寡头地位，四大粮商在世界范围内搭建起了集种植、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以及销售为一体的巨大网络，从而获得了对国际粮食价格的较强定价权。具体到玉米品种，仅嘉吉一家公司就占有美国玉米出口市场的42%的份额，而美国每年为世界提供2/3的玉米贸易量。^③又如大豆，目前跨国粮商掌握着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主产国大豆的收购，仓储和出口码头等设施，控制着全球70%以上的大豆货源，中国80%的大豆进口货源也由四大粮商所控制。^④

（四） 计价货币集中度

计价货币集中度是指某种货币在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中占据的结构比重。本文认为，如果某一国货币能够成为大宗商品国际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那么该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会通过利率、汇率等中间变量对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造成影响乃至形成控制。二战结束以来，基于美国全球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也得以确立，这一垄断地位被称为“美元本位制”。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6年统计数据，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中，以美元为标的交易份额CR₁高达87.6%以上。正是由于美元在国际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中的绝对垄断地位，美国国内货币政策对于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影响明显。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国内利率变动对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周期呈现出这样的关系，即美国货币扩张，利率下降，带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反之，美国货币紧缩，利率上升，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①具体到国际石油贸易，当前，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一篮子平均价所监督的12种原油交易都以美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涵盖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石油期现货交易市场。^②由此美国也获取了对于国际石油价格较高程度的定价权。实证研究证明，国际石油价格和美元汇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③

（五） 交易场所集中度

交易场所集中度是指大宗商品在某一有形交易场所的交易量占据该品种全球交易总量的结构比重。近年来，由于期货交易公开透明且便于进行套期保值操作，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采取有形的期货交易所定价模式。于是，某些交易规模大，市场集中度高的商品期货交易所就逐步成为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中心。国际定价中心的交易规则由于受到所在国政府法律法规约束和管理，且该定价中心的计价结算货币一般也为该所在国货币。因此，国际定价中心所在国家就会凭借这一优势地位获取一定程度的国际市场定价权。据统计，2016年国际期货及期权交易量总计252.2亿手，其中成交量前4的交易所集团包括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CME Group）、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洲际交易所集团（ICE）和莫斯科交易所，整体CR₄水平为39.85%。^④凭借较高的市场交易集中度，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隶属于CME Group）一直是农产品(大豆、玉米)国际定价中心，而洲际交易所ICE则成为国际原油交易定价中心。相应地，美国也就获取了在这些品种上的较高国际定价权。

三、 市场结构地位与获取大宗商品定价权——中国对策

以上从市场供给、市场需求、市场流通、计价货币以及交易场所诸方面探讨了市场集中度对于一国获取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的重要作用。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要想改变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缺失的不利局面，就应该把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结构集中度，培育和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垄断地位作为主攻方向。根据不同大宗商品品种的具体情况，国家应该有针对性采取如下政策：

（一） 在部分大宗商品贸易中采取国家谈判体系，将相对分散的进出口企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以此增强谈判定价权

就国家整体来说，我国在不少大宗商品贸易领域都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方。但问题在于，以往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市场决策大多是分散的且缺乏协调，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定价权的丧失。以稀土为例，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拥有超过全球50%的稀土资源储量，占据了全球90%的出口市场份额。但是，1990~2005年，我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而出口价格却持续下跌。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稀土资源的开采、冶炼的企业众多，“小、散、乱”特征明显。各自为战的中国企业面对相对协调一致的国外企业，必定是定价权的旁落。^①针对这种情况，在某些大宗商品国际购销中，如果由国家牵头组建由国内主要企业参加的价格谈判联盟，就有可能把国家整体优势地位转化为本国企业的市场定价地位。例如，在2006年国际铁矿石长期协议价谈判中，面对寡头矿商一致的涨价要求，汲取2005年谈判失败的教训，以宝钢为首的国内16家企业组成采购方联盟，将谈判拖入了旷日持久的对峙，开始显示出我国在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一定定价地位。^②

（二） 培育属于中国的大宗商品跨国经营企业，占据国际市场寡头地位，获取市场定价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扶植本国企业在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获取市场寡头垄断地位、分享寡头垄断利润为主要目标，各国不同程度上推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认为，在对国家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大宗商品贸易领域，出于获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目的，也有必要借鉴“战略性贸易政策”做法，主动培育我国自己具有国际寡头地位的大宗商品跨国经营企业。在这方面，2004年大豆采购危机事件后，我国政府就加大了对中粮集团等国内粮食龙头企业扶持的力度，积极促成其进行产业整合，中粮集团在几年时间内接连收购了多家国际粮食贸易商，并积极寻求海外农产品生产基地，从而大大增强了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又如，2016年6月，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我国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宣布重组，更名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联合重组后，宝武集团资产总额约为7300亿元，营业收入将达3300亿元，^③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钢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由此也在钢铁以及铁矿石国际定价权争夺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地位。

（三） 与其它国家联合组建某一大宗商品产销卡特尔，提高国家整体国际谈判地位和市场定价影响力

虽然企业是国际市场定价的直接主体，但是国家间达成的产销合作协议，仍可以对本国企业获取国际定价权产生积极影响。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组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OPEC。OPEC成立之前，虽然以“新七姐妹”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石油公司的市场地位整体上升，但是，由于各国石油企业之间缺乏产能协调，导致战后以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长期保持在低位。OPEC成立后，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联合行动大幅度提高了国际石油价格，此后又多次联合对国际石油价格进行调节，以实现集体石油收益的最大化。借鉴OPEC的成功经验，中国应该针对不同品种的具体情况，在大宗商品产供购销各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石油天然气为例，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背景下，我国可以加强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等重要能源输出国家的合作，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能源合作机制”，打破OPEC以及欧美在这一领域的既有垄断局面。在亚洲，我国可以通过“10+1”、“10+3”合作机制，构建东亚能源合作联盟，以增强亚洲国家的企业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集体定价影响力。^①

（四）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国际市场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比重，削弱美元在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上的绝对垄断地位

如前所述，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是决定该国是否拥有大宗商品定价权的重要因素。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政治经济大国，中国可以通过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削弱美元在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上的绝对垄断地位，相应地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以2009年7月中国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作为起点，至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不少积极进展。2009~2014年期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30%以上。201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达到7.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43%。资本项下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4.87万亿元，同比增长43%。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七大外汇交易货币。^②未来，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乃至发展成为与美元相抗衡的世界第二大国际货币，那么，我国国内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国际大宗商品定价的影响力就会显现。

（五） 加快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开放进程，争取在部分品种形成公认的国际定价中心

借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洲际交易所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选择部分品种培育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定价中心。具体来看，在原油交易领域，隶属于上海期货交易所，注册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已于2018年3月推出中国版的原油期货合约交易。按照设计，中国版原油期货将采用“国际平台、净价交易、保税交割、人民币计价”的基本思路。其中，“国际平台”指的是交易、交割和结算环节国际化，依托国际原油现货市场，引入跨国石油公司、原油贸易商等境内外交易者参与。而“人民币计价”的思路，即明确交易和交割将采用人民币计价。

我国另一个可以竞争国际定价中心地位的就是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领域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加上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了难得发展机遇。自2011年起，我国就已在多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而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将很快启动。^①未来，中国应该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提高国内碳交易所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碳现货和碳期货品种，争取以交易场所集中度为依托，形成国际碳排放权市场的“中国价格”。

（六） 加大重要大宗能源矿产的研发勘探力度，通过打破传统市场进入壁垒，提升国际定价权力

根据市场结构理论，市场进入壁垒的存在意味着某些企业(国家)凭借既有生产技术条件、自然地理禀赋乃至法律政策环境的独特地位，将其它企业(国家)排除在该市场之外，以维护自身市场垄断地位和定价权。在本文中，维持或者打破市场进入壁垒就是一国争取国际定价权的重要外生变量。以石油为例，长期以来，中东地区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主要供应地，这使得联合起来的中东产油国可以通过国际卡特尔的方式控制原油价格，引发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石油危机。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北海油田、俄罗斯—中亚油田的勘探发现和开发，国际石油市场出现新的寡头供给方，导致OPEC对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控制能力明显下降。而近年来，得益于页岩油气开发技术取得突破，美国又引发了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的“技术革命”和全球能源供给地缘结构“西移”态势。^②有鉴于此，中国应加大对某些大宗能源矿产产品勘探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力度，力争打破既有市场进入壁垒。2017年7月9日，我国在南海的可燃冰试采工程取得成功，为一步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③下一步，如果中国可以在全球率先实现可燃冰的商业化开采运营，那么，就有可能打破国际能源市场的进入壁垒，改变国际能源市场的既有供需结构，从而全面提升我国在能源领域的国际定价权力。

①所谓大宗商品一般是指在实体经济活动或者生产过程需要大量消耗的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产品，例如大豆、玉米、铁矿石、原油、燃料油等。随着世界经济形态日益的虚拟化、网络化，大宗商品的类型也有所扩展，诸如碳排放权等也开始被纳入大宗商品交易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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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七姐妹”即新泽西标准（埃克森）、纽约标准（美孚）、加利福尼亚标准（索科、雪佛龙）、得克萨斯标准（德士古）、海湾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司（Shell）和英国石油公司（BP）。

③“新七姐妹”即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mco）、俄罗斯天然气股份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CNPC）、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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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