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以中美贸易摩擦为标志，对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主动地(或被动)卷入其中，经济全球化前景蒙上阴影。世界经济将步入持久“下行周期”成为时下的“关键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新常态”挑战，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外部市场需求不振以及当下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压力迫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外向发展战略成为政策调控的首要目标。在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下，政策干预的频率和力度大幅提升，“有形之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经济政策调控客观上加剧了市场波动，影响个体的市场预期和经济决策。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周期中伴随的不确定性和贸易摩擦持续上升，令中国“走出去”战略面临挑战。^①因此，中国必然面对如下问题：经济周期如何影响贸易摩擦？下行周期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否影响了贸易关系？本文从经济周期和经济不确定性的角度对贸易摩擦成因展开实证研究，并对化解贸易争端、构建合作共赢的经贸关系提出有益建议。

二、 文献综述及理论假设

（一） 经济周期与贸易摩擦

贸易摩擦是个体在市场环境下对贸易实践做出的政策安排，涉及经济和政治双重因素。外部市场状况会影响贸易条件和贸易实践，进而对贸易摩擦特征产生影响。从早期的贸易保护^①到近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②都强调了产业内部环境和市场外部环境对贸易制度的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政策多集中在本国高失业率的产业中，市场下行中的失业骤增成为政策背景。^③张坤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巨额的贸易与金融失衡依旧存在，是构成贸易摩擦的潜在因素。进一步看，贸易摩擦也体现了包含政治因素的贸易结果的制度性安排。^④毛燕琼指出，对华贸易摩擦表现出成因的政治化、摩擦领域的宏观化以及贸易摩擦影响的连锁化特征。下行经济周期加重美国在就业、移民、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社会压力，提升对华贸易摩擦概率。^⑤据此，本文就经济周期与贸易摩擦提出：

假设1：经济下行周期与贸易摩擦正相关。

（二） 经济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

与经济下行和市场持久衰退相伴而生的是经济、政治等方面不确定性的加剧。鲁晓东和刘京军指出，不确定性源于经济参与者对未来趋势的无法判断，并通过他们的行为放大为宏观经济现象。^⑥不确定性体现为与“风险”、“波动”、“不可知”等具体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负面经济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对不确定性类型的细化，强调经济政策调整对经济行为的影响。Baker等基于他们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发现较高的不确定性使得美国实际GDP收入降低了3.2%、民间投资下降了16%。^⑦“逆全球化”趋势推动了学者就不确定性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再思考。佟家栋和李胜旗发现，入世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提高了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不确定性降低对创新的推动效果将更加明显，^⑧使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研究显示，其对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则不确定。^⑨

梳理文献发现：专注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对贸易关系的研究较为匮乏，并且忽视了对贸易结果，即贸易摩擦的讨论；而后者关系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前景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具体内涵，对贸易摩擦的影响涉及经济和政治双方面因素。从经济上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征了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塑，经济秩序波动必然伴随国家间博弈。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具体表现为新一代规则范围扩大、标准提高，更加严格的贸易规则必然加重外贸规制。从政治方面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暗示潜在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增长，以政治稳定为目标的应对性政策体现为更大的“利己主义”倾向，加剧贸易冲突。2009年金融危机带来全球范围内经济和政治制度变迁，引发“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政治经济关联反应，经济增长优先或分配公平优先已普遍成为政党选举竞争的核心议题。贸易环境恶化加重美国社会压力，迫使特朗普推出“本国优先”战略，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据此，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提出：

假设2：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正相关。

（三） 对华贸易摩擦的“源头”

贸易摩擦涉及至少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贸关系实践，存在贸易摩擦的“主导者”与“跟随者”之分。对贸易摩擦中“主次顺序”的分析，需要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对水平入手，即回答“哪一方的政策调控对贸易摩擦的影响更大”这一问题。^①从数据和理论出发，笔者认为东道国是对华贸易摩擦中的“主导者”。

从数据看，一直以来，中国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与中国主动发起的贸易壁垒相比，东道国发动了更多对华贸易摩擦，特别集中在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在特朗普“本国优先”的经济战略下，美国主导发起了大部分贸易壁垒，成为逆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中美贸易摩擦”也显著表现为美方借口“贸易失衡”和“不公平技术转让”对全球贸易规则发起的单边挑战和颠覆。李鑫茹等发现，以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加值核算的方法均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失衡，美方以对华贸易失衡作为贸易争端的理由缺乏合法性基础。可见，在对华贸易摩擦中，中国大多是扮演了“被迫应对”的角色，对方国家才是贸易战的“主导者”。^②据此，就东道国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提出：

假设3：东道国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正相关。

三、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设置如下模型，讨论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摩擦的影响。模型(1)为基本检验模型，检验经济周期与不确定性对贸易摩擦的影响；模型(2)为引入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模型，检验对华贸易摩擦的“主导方”。j、t为东道国与时间，X为控制变量，$\delta$为残差项。

（二） 数据说明

tft为贸易摩擦，以东道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壁垒(antidumping)数量表示。国际贸易摩擦具体表现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伴随全球化趋势，非关税壁垒中的反倾销措施因其隐蔽性，成为贸易摩擦的主流。考虑到反倾销对贸易的影响具有持久性，构建如下指标：$tf{t}_{jt}=\sum _{t=1}^{t}tf{t}_t$,，即中国在t年受到的贸易摩擦的影响等于从第一年到t年的反倾销数量总和。数据源自世界银行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GAD，Global Antidumping Data)。

ecy为经济周期，借鉴陈冬等的研究——如果东道国GDP增速低于样本中位数，则ecy赋值为1，否则为0。^①由于名义GDP存在较强的时间趋势，可能对ecy有效性产生影响，因此以消费物价指数(CPI)调整后的实际GDP作为因变量，将年度依次标注为1、2、3等序数，作为自变量，以OLS回归得到的残差即为剔除时间趋势后的实际GDP，仿照ecy的赋值法，赋值为1和0，将这一方法得出的经济周期表征为ecys，作为ecy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GDP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UNCTAD)。

hepu为东道国不确定性，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作为对比，进一步加入母国不确定性，表示为mepu。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数据来自Baker等学者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网站，^②EPU原始数据以月度为单位，本文将其转化为年度单位：$ep{u}_{it}=\sum _{m=1}^{12}ep{u}_{im}/12$。

repu为东道国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简称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示为东道国与母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比。该指标从贸易摩擦的“推动力”角度量化了东道国和母国的相对比重，决定谁是贸易摩擦的“主导方”。该值越大，说明相对母国而言，东道国经济政策的值更大，隐含着东道国对贸易摩擦具有更大推动力的内涵。

X为控制变量，包含一些可能影响贸易摩擦的因素。(1)民粹主义(pop)，以东道国基尼系数(GINI)衡量。本文以基尼系数表征的收入分配程度衡量民粹主义，更大的基尼系数意味着更大的民粹主义倾向。GINI系数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Data)。(2)失业率(une)，以东道国劳动力失业率数据表征。世界经济衰退背景下，多数国家就业矛盾空前增长，推动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死灰复燃”，失业率更高的国家可能具有更大的贸易保护需求和动机。失业率数据源自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STAT)。(3)市场增长动力(hggdp)，以GDP增长率表征。市场增长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晴雨表”，经济持久衰退或停滞会降低国际贸易市场需求，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提高贸易摩擦发生概率。GDP增长率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4)双边投资协定(BIT)，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BIT衡量。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一部分，经贸协定有助于降低不确定因素，降低贸易摩擦频率。与反倾销壁垒相似，BIT的经济效应也具有持久性影响，故仿照tft构造BIT指标，数据源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政策数据库(UNCATD Investment Policy Data)。(5)出口贸易(imv)，以中国对东道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额表征。更大规模贸易往来会提升贸易摩擦概率。贸易出口数据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6)贸易条件(nti)，以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表征。^①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更多的出口盈利能力，相反则表明贸易条件恶化。随着世界贸易需求不振，各国贸易条件普遍恶化，为贸易摩擦创造了条件。贸易条件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7)中国“再工业化战略”(ris)，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出的年份表征。对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崛起战略的抑制，尤其体现为美欧等国家对应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以及“工业4.0计划”。考虑到上述战略的前瞻性效应，本文以2013年为时间点，构造二值变量，当年份大于等于2013时，变量值为1，否则为0。^②

依据上述数据，本文构建了2006~2014年31个东道国对华贸易摩擦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

四、 实证检验

（一） 下行经济周期加剧对华贸易摩擦

表1的具体检验结果表明，经济下行周期提升了对华贸易摩擦数量，印证了市场衰退对贸易争端的强化特征。(1)和(2)显示，经济周期(ecy)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经济下行与贸易摩擦正相关，假设1得证。

世界经济深陷衰退“泥沼”，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速和市场活力大幅下滑，尤为严重的是上述趋势日益演变为普遍经济下行周期，增加贸易双方“擦枪走火”的概率。经济衰退加重贸易摩擦的成因可以从东道国和母国市场角度理解。企业生存状况具有“顺周期”特征，外部市场环境恶化会加重生产和销售压力，引发更多市场摩擦。^③从东道国市场层面看，下行周期会加重企业生存压力、降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激化社会矛盾。贸易摩擦背后是双边贸易流动特征，经济衰退周期下，双边贸易差引发的贸易福利分配问题成为贸易摩擦的“导火索”。就中美贸易争端而言，中国对美国持久且庞大的贸易顺差以及贸易福利分配问题久存争议，并在当下愈发明显。东道国经济衰退直接降低中国出口企业的市场需求，“供给粘性”的存在会加重供求矛盾，引发较大的价格波动和市场摩擦。生产规模优势使得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波动对海外市场造成较大冲击。^④(3)是对中国经济周期(cnecy)与贸易摩擦关系的检验，与东道国经济周期相似，国内经济下行周期(cnecy)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国内下行市场同样是对华贸易摩擦的“推手”。笔者认为，国内市场环境对贸易摩擦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内部压力与外向发展动力两方面。首先，国内市场下行压力迫使部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重了外部市场竞争。虽然国内市场也遭遇了严重衰退，经济增速实现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GDP增速由2000~2010年的年均11%下降到2013年的7.3%)，但对外贸易顺差增速一直“高位徘徊”，^①配合中国OFDI在下行环境中的“逆境突起”特征，^②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激化了东道国市场竞争。其次，作为应对国内“新常态”局面的主要措施，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和扩大也引发他国的“不满”。外向型战略的深化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多边合作体系构建以及微观层面的贸易和投资结构升级，国内政策推动下的全球化战略也引发经贸投资领域诸多摩擦。以美国为代表，对亚投行(AIB)一系列制度安排提出质疑和批评，不免恶化中美间经贸关系。^③从控制变量看，出口贸易规模(imv)和东道国贸易条件(nti)的恶化显著提升了贸易摩擦频率，以BIT为代表的双边制度框架在降低投资风险、缓解经贸摩擦方面发挥一定功效。“中国再工业化战略”(ris)显著增加了对华贸易摩擦数量。从实践出发，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推动欧美等国制造业回流和工业振兴战略的实施，而中国发起的“中国制造2025”对其他国家的工业振兴构成挑战，贸易摩擦成为某种“回应”。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贸易摩擦规模

市场下行中，宏观政策调控对贸易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多样化内涵是理解贸易摩擦成因的关键。表2具体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对华贸易摩擦规模，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摩擦效应，不确定性包含的“风险”、“波动”和“不可预期”等特征是提升贸易摩擦的原因。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hepu)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不确定水平的上升会显著增加贸易摩擦数量，假设2得证。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对贸易关系的影响符合已有研究结论，即不确定性包含“风险”、“波动”等负面经济效应会加重市场压力和竞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兼具“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波动”双重内涵。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市场主体经营信心，恶化市场环境、加重竞争。另外，政策波动会冲击原有市场结构，提升市场不可预期性，随之而来的企业“短视”心理会加快市场分割和利益再分配，增加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摩擦。以欧美为代表的“本国优先”贸易政策导向，加重“逆全球化”趋势的同时，更是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和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不确定性也会加重“外来者劣势”及其引发的市场摩擦。外来企业对东道国市场风险的敏感性更高，对预期收益风险和资本安全的担忧会加重企业竞争。另外，“外来者劣势”中包含来自东道国政府的“歧视性”政策，人为加重市场摩擦概率。美方强调对华贸易的政策性战略博弈，导致2017年对华贸易争端立案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美经贸关系暗流涌动。^①

作为对比，本文还尝试性对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检验。对比(2)和(3)的结果发现，母国不确定性(mepu)的系数符号为正，但显著性不稳健。关于不稳健的原因，可能受双边不确定性“趋同化”影响，^②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中国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的确提升了贸易摩擦风险和概率。与传统认知不同，本文认为母国不确定性隐含的“好消息”是引发对华贸易摩擦的主因。不确定性的“好消息”指的是中国经济政策调控给中国出口和投资企业带来的利好效应在推动外向经济发展的同时，客观上提高了东道国失业率。为了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新常态”，包括“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金砖组织、中非合作论坛等)在内的一系列全球化制度创新，在显著输出国内过剩产能的同时，扩大了贸易顺差，引发贸易伙伴对贸易福利分配的不满。^③

（三） 东道国是对华贸易摩擦的“主导者”

从对华贸易摩擦实践出发，对贸易摩擦“主导者”的检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之前的检验结果说明，双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正向影响贸易摩擦数量。因此，就相对不确定性的检验就是进一步判断“哪一方对贸易摩擦的影响更大”。表3的检验结果显示：东道国相对不确定性水平提升了对华贸易摩擦，说明东道国是贸易摩擦的“主导者”，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反制举措具有“正义性”。结合(1)~(3)的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相对不确定性(repu)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正相关，更大的东道国相对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摩擦数量，假设3得证。上述结论说明东道国是对华贸易摩擦的“主导方”，东道国经济政策调控给市场带来的“坏消息”是对华贸易摩擦的最大“推手”。从宏观层面看，全球化带来的社会不公平和矛盾积累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日益严峻。经济分化引发政治激化，民粹主义政客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特别是将自身问题归咎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成为国际层面逆全球化乱象的“始作俑者”。与之相对，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出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构成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反思以及对经济极化、社会分化等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另外，东道国不确定性的经济内涵主要包括政策调整引致的贸易争端以及市场不确定性引发的贸易风险和收益不可预期性，这助长了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势头。从对应性政策角度看，市场下行加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倾向，主要表现为由前者发起并推行的针对中国特定行业的隐形贸易壁垒：如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起的“337条款”、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SPS)、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等措施，加剧贸易争端。^①具体政策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客观上恶化了东道国市场生存环境，引发了广泛性负面经济效应。下行市场环境加重当地企业的生存压力，引发对“外来者”的“敌视”和“排斥”。更为重要的是，持续加重的市场压力会引发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矛盾，“领先者”企业对市场垄断权力的保护以及国家层面对既有国际秩序、经济格局的维护，使得对华贸易摩擦具有了国家战略竞争内涵。从历史中发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部分“后发经济体”采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实现对“领先者”的赶超，其中不乏必要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干预，使本国选定的战略产业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有力支持，构建超越先进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立足当下，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遏制中国制造业崛起被视为特朗普政府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动机。^②

（四）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分别采用替换“经济周期”变量并使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工具变量、替换模型回归、剔除可能存在极值的年度三种检验方法，并证明实证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首先，名义GDP存在较强的时间趋势，因此将其以消费物价指数(CPI)调整为实际GDP并作为因变量，将年度依次标注为1、2、3等序数，作为自变量，以OLS回归得到的残差即为剔除时间趋势后的实际GDP，最后仿照ecy的赋值法，将ecys赋值为1和0，替换ecy。另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自变量(贸易摩擦)间可能存在内生性影响。国际经贸关系的构建与重塑，一方面包含了贸易政策变动的内涵，另一方面也会引发贸易国之间经济和政治博弈，提升外部市场和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水平。据此，构建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的工具变量，表示为：$\sum _{hep{u}_{idt}}\sum _{d\ne j}^{n}hep{u}_{dt}/n$，以表示t年，除目的国j之外的其他评价国d对i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均值。该变量是基于第三国的不确定性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生性，另外，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全球化趋势，保证了工具变量与之前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具有相似趋势。

其次，考虑到样本中不同变量间的数据缺失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容易出现样本特异值问题，如控制变量的样本数量较为完整，但核心自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样本数量相对比较有限。受上述影响，传统OLS方法变得无效率，而稳健回归(robust regression)可以降低特异值的影响，并接近OLS效率。据此使用迭代再加权最小二乘法(Iteratively Reweighted Least Squares，IRLS)进行回归。

最后，考虑到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2012年达到“峰值”，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剔除2012年数据，重新回归，观察实证结果有无显著变化。

表4至表6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4给出了使用“经济周期”替代指标以及使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由于只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个工具变量，因此不需要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中F统计量均超过10，且F拒绝统计量的P值为

0，因此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Hausman内生性检验结果说明存在内生性变量，说明工具变量估计是合理的。经济周期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数显著性与之前相同，证明结论具有稳健性。表5和表6依次为使用迭代再加权最小二乘法、剔除可能存在异常值的年份样本后的回归结果。从表5、表6的结果发现，核心自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之前检验结果一致，证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 结论

本文使用2006~2014年31个国家对华贸易摩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摩擦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下行趋势以及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加重贸易摩擦。东道国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正相关，证明东道国是对华贸易摩擦的“始作俑者”。通过核心变量替换、工具变量法、更换回归方法以及剔除可能存在极端值的年份数据等方法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得出实证结果稳健的结论。

国际经济复苏势头不甚明朗、市场持久低迷、民粹主义复苏等现实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宏观背景。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加重中国外贸发展的不确定性，构成外向发展战略的挑战。由此出发，中国外向型发展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信心和决心，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化进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挑战，以不利的市场环境“倒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逆境中发现机遇；另一方面，要提升对外部市场环境的预判，强调“逆周期”调控的精准性和实效性，“相机抉择”地做好对应性经贸政策调整，降低市场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冲击。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重贸易摩擦的事实出发，强调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长期收入预期和投资需求，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因此，中国对外贸易的区位选择应该基于东道国市场的可预期性，制度环境的稳定性，以此增强外贸企业的营商信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外，中国应该提升外贸发展战略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充分考虑东道国市场的需求结构、承载能力，突出出口贸易产品的“互补性”特征，降低源自中国产品的“市场冲击”。

总体而言，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对外部贸易环境挑战，坚定深化对外开放的信心与经济发展“定力”，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对和化解矛盾，以实际发展成就彰显国家制度优势和“中国方案”的吸引力，推进和构建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经贸关系。

①贸易摩擦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分别源自世界银行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temporary-trade-barriers-database-including-global-antidumping-database)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库(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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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Paul R.Krugma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0, 44(1): 10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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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国的相对不确定性即A国与B国不确定性的比值，量化了A国不确定性对贸易摩擦的相对“推动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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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index.html.

①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为以出口单位价值指数与进口单位价值指数的比率，相对于2000年为基年度量。单位价值指数是基于各国所报告的按联合国贸发会议质量控制显示出一致性的数据，并以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三位数级的上年贸易额加权估算值作为补充。

②“中国制造2025”这一概念在2014年12月被首次提出，之后于2015年3月由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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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虽然两者的相关性系数不大，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两者存在的相似趋势，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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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