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艰难谈判，终于被接受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俱乐部，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迈入新的阶段。如今，中国加入WTO已逾18年时间，站在这一新的起点上，重新回顾和讨论入世带给我国的经济冲击与政府应对，具有新的时代意义：一是，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经过了40多年的风华岁月之后，如今又再一次站到了另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决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①这意味着，当前的我国必须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以更大的步伐、更开放的姿态谋划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二是，放在一个更长的视野下回顾这段历史，才能更加客观地评价WTO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种种正面与负面影响或冲击。三是，回首这一过往的历史与政府应对，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政府在应对这次政治经济冲击中的有效作用与经验教训，也能为下一步我国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汲取有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从当前有关中国应对WTO冲击的相关学术文献看，国内有关研究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入世早期的研究，大多是一片“狼来了”的悲观预期，对中国是否能成功应对WTO冲击多抱有怀疑态度。薛荣久对当时企业界、学术界以及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入世“狼来了”的悲观论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不应该这么悲观，而应该乐观开放。^①另一些研究对入世后中国的应对表现出所谓的谨慎乐观。如1999年12月25日由浙江省社联《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的“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讨会上，就有不少专家对入世冲击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研讨会上不少专家认为我国部分产业、部分企业不容乐观。^②

（2）随着入世时间的延续，国内外有关入世应对研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大多对政府成功应对WTO冲击的做法表示赞赏。比如，陈泰峰对截至2007年中国成功应对WTO的经济表现和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③李善同等认为，中国加入WTO促进了中国有效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促进了中国要素成本等的比较优势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的紧密结合，其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入世前后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④

（3）入世15年之际，国内媒体和相关研究基本上均认同了我国成功应对WTO挑战的说法。比如，周汉民认为，入世15年，中国不仅自身取得了发展的成绩，而且也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⑤曹鹏程则直接使用了“入世十五年，市场已认可”的标题，对中国成功应对WTO的挑战表示欢呼。^⑥

综观这些有关WTO冲击与中国政府应对的文献，大多数关注于WTO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与应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但并没有专门就政府的全盘应对进行过系统研究。上述陈泰峰一文虽然对中国政府对WTO的成功应对进行了一些分析，但有关的数据分析，不仅时间段较短，而且从深度上来说也比较有限。与这一文献相比，本文基于更长的时间跨度，综合运用中国学术界有关WTO研究方面更加全面的学术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广泛的分析。同时，本文有关针对中国政府应对WTO经验的总结也比前者更加全面。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通过四个方面讨论入世对中国的冲击与政府应对：首先，本文从WTO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一角度考察入世对中国所产生的冲击；其次，从中国入世这一行为与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在时间上的关联关系角度，考察入世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与冲击；再次，在以上两个角度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将专门讨论入世冲击条件下中国所开创的政府主导应对模式及其应对的历史经验；最后，本文总结中国入世冲击与政府应对的经验与教训，并对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提出若干现实启示。

二、 从WTO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看WTO对中国的冲击

中国学术界有关WTO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冲击。图1是根据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统计出来的中国学术界篇名中含WTO的文献年度分布情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学术界针对WTO的研究早从1985年就开始了。1994年后数量不断增多，但每年的文献篇数均不超过100篇。从1999年也就是中国入世前两年开始，有关WTO的研究开始大幅度增加，从几十篇跃升到755篇。2000年，这一趋势继续上升，一下子增加到5117篇。到了2001年，WTO研究的篇数增加到6099篇，2002年进一步增加到11411篇。此后，这一趋势一直延续了五、六年时间。再往后，研究篇数就开始稳步缓慢下降，到2018年仍然有233篇相关文献。由于我国加入WTO的时间为2001年12月11日，所以，为了清楚地看出入世前后中国有关研究文献的变化情况，本文以2002年作为界线，从前后文献篇数的对比情况看，1999年这一国内相关研究的高峰时期比入世时间要提前2~3年出现，而之后由于中国已成为WTO成员国，并且其规则开始日益密切地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因此，后面对WTO的关注仍然持续了较长时间。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中搜索结果，经过作者统计

图2给出了根据这些文献所归纳的各类主题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国内有关WTO的研究主题覆盖面非常广，涉及到WTO的贸易争端解决、不发达国家、北美洲、美国、上诉机构等相对国际性的主题，也涉及到中国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外资银行、竞争力、企业管理、财政管理、农产品等各行各业的具体问题等。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中搜索结果，经过作者统计

图3给出了按照研究层次划分的中国学术界有关WTO研究文献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发现，有关研究大多属于基础性研究，但行业指导与政策研究也占了第二和第三高的比重。如果再算上自然科学类的相关政策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有关WTO的研究总体上是基础性研究较多，政策研究较少。这说明，不仅中国学术界关注WTO这样的问题，而且政府推动也是促使这类学术研究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中搜索结果，经过作者统计

通过以上三幅图，总体上可以发现以下有关WTO对中国冲击的相关信息：第一，中国学术界有关WTO的研究往往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政策指导性，构成了国内了解、认识WTO的重要知识传递基础。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在面临入世冲击时的政府应对、行业应对以及企业应对等方面，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第二，入世对中国而言，的确是一次伟大的经济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它的研究早在1985年前后就开始了。可以想象的是，前面若干年，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学术界的自发式研究。而到入世前的3年左右，才出现了政府推动的大规模研究，而且研究强度开始大幅度增加。这表明，中国入世是政府推动的一场制度变迁，而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过程。学术界的研究在前期打好了基础，而政府推动的研究则强化了政府应对，二者相互配合，构成中国学术界有关WTO研究的独特风景。第三，入世的确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外交与国际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影响的领域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如农产品、制造业、财政金融业等领域，而且还涉及到广泛的体制改革领域，如体制改革、法律、争端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等方面。中国学术界在这些方面也的确发挥了比较积极的知识传递、普及与研究功能，这对于中国正面应对WTO的冲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 中国加入WTO与主要经济标志关联关系的分析

学术界有关WTO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知识界甚至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但要准确地刻画WTO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却需要比较准确和客观地考察中国主要经济指标与WTO之间的关联度。比如，中国的汇率是否受到了WTO的冲击？中国的进出口是否受到了影响？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也对此作出了反应？如此等等，为此，需要结合相关经济指标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图4是中国加入WTO的时间点与以1978年不变价格衡量的中国GDP总量之间的关系图。从中可以看出，2001年年底加入WTO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较为平稳地转入加速上升的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加入WTO只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而中国最终是否会拥有较好的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国内很多条件的配合，比如，相关的改革能否为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创造有利的国内制度条件等。从实际效果看，很显然，中国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并且也比较好地推动了国内的改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不然中国此后的发展就不会如此顺利。

图5显示了我国加入WTO的时间点与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历年进出口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加入WTO的确很好地创造了中国产品出口和进口的外部市场条件，这对于扩大中国产品的国外市场规模，增加国内急需的各类设备、技术、产品的进口，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显然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

图6是中国加入WTO时间点与美元兑人民币（exusch）、人民币兑日元(exjpch)以及欧元兑人民币(exeuch)的汇率对比情况。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加入WTO与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关系并非是非常即时的关系，而在滞后2~3年时间也就是2004年后才变得相对密切起来。自此以后，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就变得更加市场化了。从图中可以清楚地发现，2004年以前，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保持不变，实行所谓的固定汇率体制，但从此后就开始市场化了。类似的，从中国加入WTO与日元和欧元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看，虽然趋势没有美元兑人民币的关系那样密切，但基本的态势却是一样的，即人民币兑日元的汇率在2011年前波动上升，但到2011年后就波动下降。欧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变化趋势与美元有所不同，先是在2007年前上升，之后就下降，趋势紧跟着美元。从三种主要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来看，随着中国加入WTO，汇率都变得越来越市场化了，并且普遍的趋势是，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升值的共同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加入WTO对于中国汇率的市场化以及人民币的升值起到了比较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7给出了中国加入WTO以及以1978年为基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x）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urfix）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发现，加入WTO之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都呈现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这与加入WTO后世界市

场带给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或者良好的未来预期有关，而这种良好的未来预期和前景是否会转变为现实，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地方政府怎样将这些前景和预期转变为现实？换句话，地方政府采取哪些政策来付诸行动，并且也能够很好地防范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从实际效果来看，很显然，这一良好的未来预期和前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说法仅仅是一种理论猜测，而更多的证据只能留到后面政府应对部分加以论述。

图8显示了中国加入WTO的时间与世界治理指标中有关政治稳定性指标（polsta）以及腐败控制（ccrupt）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从中可以发现，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度曾一度下降，原因是无论企业、市民还是投资者都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外部知识，这对国内的政治稳定通常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当所有主体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增多之后，外部知识对政治稳定性的冲击就可能降低。在图中，这一拐点出现在2010年前后，此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度开始上升。从加入WTO与中国腐败控制程度之间的关系看，轨迹几乎是一样的，即随着加入WTO，中国社会对腐败的控制程度在快速下降，但在2004年以后，中国对腐败的控制程度就开始上升。这说明，随着中国对外的开放，无论是从国际通行规则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中国都加强了针对腐败的控制程度。特别是在2010年后，中国社会的腐败控制程度开始大幅度提升。这一发现完全符合国际经验。比如，Bremmer(2007)就发现，在一国的开放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J型曲线，意思是说，随着一国的对外开放，该国社会的稳

数据来源：《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中的Political Stability，图形作者自制

定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但随着时间延长，社会稳定度会逐步上升。^①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开放之初，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很不熟悉，往往是单维度的向往而毫无抵制力，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对此就渐渐司空见惯，因而，情形就会好转；另外，政府在面临开放时，一开始治理能力较差，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治理能力会提升，其结果就是社会稳定度和腐败控制程度上升。

通过以上针对中国加入WTO以及相关经济指标关联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加入WTO的确对中国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是外部知识的不断传播，国外有利和不利信息的不断流入，因此，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度曾一度下降，针对腐败的控制程度也一度下降，但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度、对腐败的控制程度等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中国成功应对了WTO所带来的种种冲击。

四、 中国政府应对WTO冲击的历史经验

事实胜于雄辩。上述有关中国加入WTO与主要经济指标关联关系的分析已经显示，WTO并未对中国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冲击，相反，由于受到加入WTO效应的推动，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实际表现不仅超出专家的预测，而且也超出了“十五”规划和专项规划设定的各项目标。无论是基于GTAP模型还是CGE模型的定量预测，都与实际情况发生了偏差，出现了“预测失灵”。^②如今，基于加入WTO后18年的长期数据发现，专家们10年前有关中国成功应对WTO的判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本文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应对WTO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的未雨绸缪、长远规划以及应对冲击过程中强有力的执行力。

首先，中国政府加入WTO这一决策，并非基于短期而是基于长远考虑所做出的慎重选择，因此，中国政府有关WTO的冲击应对早在入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到了1985年前，主要的改革措施基本上在农村展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农村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从1986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始转向城市。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与WTO的谈判就开始启动了。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启动WTO谈判？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高层已经认识到WTO乃是一个关税减免的超级俱乐部，其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其成员，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绝不能绕开它，而必须与之正面接触、谈判，而不是回避。于是，1986年6月到9月，中国开始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的各项准备工作。紧接着，从1987年2月开始，中国开始了“复关”的多边谈判进程。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这种未雨绸缪的长远规划、早期了解与远见卓识，恐怕日后对WTO的种种冲击应对就不会那么顺利。

笔者2012年有关WTO成员资格是否有效地降低了成员方关税水平的研究发现，从全球看，WTO资格的获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降低成员方的关税水平，并且这一资格早从资格获取之前的两三年就开始了，并且这一成员资格对于成员方的关税削减效应往往会持续8年时间。该研究显示，1997~2000年，中国无论是初级产品、制造类产品还是全部产品的关税水平均在15%~20%左右，到2001年，中国的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了50%，达到10%左右，此后，中国的关税水平基本保持稳步下降的态势。^①当时，中国每年进出口的商品多达几万种，涉及到大量初级产品，也包括数不清的制造业产品，中国政府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几乎所有产品的关税实行大幅度削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表明，中国政府很好地实现了入世时对WTO的关税减免承诺。

其次，中国政府开创的“政府主导型”应对模式是中国成功应对WTO冲击的根本原因。其鲜明的特征是，政府从高层到基层都高度重视，而且，政府官员的重视还能转化为政府各项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和调整上，以确保每一项承诺能够落到实处。

相关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中国加入WTO后，2002年2月25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就在中共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上发表了题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的讲话，以此为开端，全国上下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全民学习WTO规则和应对WTO挑战的高潮。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为例，自2002年12月26日第一次起，截至2007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共进行了44次集体学习，平均每40天左右就学习一次，其中与改革开放和应对加入WTO挑战直接相关的就有13次之多。^②

另外，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几乎每年出版一本中国WTO报告，详细阐述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各项政策进展及所取得的成绩。以《中国WTO报告2003》为例，该报告分为综合篇、行业篇、区域片、资料篇等，全面展示了中国加入WTO后的进展。其综合篇分八个部分介绍了中国的所作所为：一是根据WTO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主要涉及货物贸易法律制度、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以及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修改与完善等方面。二是积极依法推进政府规制改革，比如，国务院2001年10月18日批转了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体改办和中央编办联合制定的《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2001年10月9日），其中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改革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实施步骤和需要注意的问题等。在这部分当中，中国政府对加入WTO之前现存的共4800万规制事项进行了全面评估与排查，其中包括了中央政府至少28000多项规制，每个省政府至少10000项规制，城市政府平均7500多项规制，县平均2500项规制，乡镇平均1000项规制等，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加入WTO每年减少规制项目的长远规划。三是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影响应对反倾销的情况进行了报告。四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的情况进行了报告。比如，200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252632件，比上一年的203586 件增长24.1%，其中国内申请205396件，比上一年的165697件增长24.0%，占总量的81.3%；国外申请47236件，比上一年的37889件增加26.7%，占总量的18.7%。200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授权专利132401件，比上一年的114252件增长15.9%，其中国内专利112088件，占比84.7%，比上一年的99271件增长12.9%，国外专利20313件，占比15.3%，比上一年的14981件增长35.6%。除此之外，该报告还对外汇管理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制度选择、入世后的海外投资、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在报告的最后，还附上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入世一年的积极评价。^①

在此后的2004年和2005年，中国出版了一本合订本《中国WTO报告（2004—2005）》，其中对中国加入WTO 3周年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对过去3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改革、利用外资、农业发展等进行了详细评估，在附录中同样加上美国对中国加入WTO 3周年的评价。^②

再次，中国对WTO的冲击应对还与不少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中国的应对涉及到国内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企业，中国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也都全面、正面、及时地对WTO的冲击与影响进行了应对；另外，中国对WTO的各项政策应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应对内化于各级政府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之中，从而形成了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开放”的独特改革开放逻辑。

从应对的全面性看，以加入WTO 3周年的评估为例，其中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改革、对外贸易发展、利用外资、农业发展、纺织工业、汽车制造业、IT产业、分销服务业、银行业、中国经济开发区、走出去战略、省市的进展等方面。有关经济摩擦这一部分，分别分析了反倾销摩擦、技术性贸易壁垒摩擦、保障措施摩擦等方面。

从开放与改革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一开始就清晰地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中国的开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改革也不是目的，同样是手段，但同样作为手段的改革和开放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主次关系的，也就是开放是比改革更加超前的手段，而改革是之后的手段，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对中国而言，加入WTO可以说是另一场类似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制度变革。它面对的对象并非是若干个国家和地区，而是WTO的100多个成员；另外，这场制度变革不仅要求在经济体制上进行变革，而且还要求在法律体制、对外贸易、政府管理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变革，因此，这就要求中国的各级政府、企业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这种对外形势的巨大变化。

以利用外资为例，加入WTO后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包括技术开发与使用能力、对客户需求的理解能力，还包括国际化人才。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改善中国企业的素质、结构，激活中国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都会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外资企业进来之后，就必然要求中国政府的监管、政府服务、执政法治化水平等与国际接轨。柏兰芝（2003）就记述了江苏省昆山市的台商怎样从早期钻空子、走后门的非正常角色转换为与地方政府协商建立正规制度，进而参与到地方政策、制度的制定乃至经济和社会治理过程的案例。^①

最后，中国对WTO冲击的应对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值得指出，那就是，中国在WTO谈判的过程中以及在WTO承诺的履行过程中都极力强调所谓“缓冲期”、“宽限期”的重要性，这与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渐进改革战略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也是理性应对WTO冲击的一个有利策略。

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中国对外开放并不是一下子毫无保留地开放，而是分步骤、分阶段、分领域地逐步加大开放的过程。这样做，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WTO法律文件中的缓冲保护机制，避免对国内的产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有了缓冲期或宽限期之后，中国企业、政府就有了一个适应和思想准备的阶段。以金融业或银行业为例，中国在加入WTO后，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全面开放，而是采取了有步骤、分阶段的开放措施。这一点可以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趋势上清楚地看出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但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迅速转向完全的浮动汇率制，而坚持了有管理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市场化的策略，到了2004~2005年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才开始加快，这不仅为企业的调整预留了时间，而且也为政府的主动应对预留了时间。

五、 对全面开放与深化改革的启示

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激烈转变。一方面，过去延续了五、六十年的贸易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趋势不断发生逆转，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另一方面，美国一改过去40年作为经济全球化旗手的角色，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反对者，并越来越露骨地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种形势下，借鉴当初中国积极主动加入WTO的历史经验，就具有更加现实和迫切的意义。

第一，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积极作为，来应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第二，中国决不能放弃过去40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经验，而应该积极发挥政府有效作为+市场积极发力为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势，不断提升经济实力和经济质量，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任何来自系统内外的冲击。第三，新时期中国全面开放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形成陆海内外、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在是否以“一带一路”地区为重点全面开放的问题上，目前国内尚存在诸多不同意见，比如“一带一路”地区投资风险大，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等等，所以，我们仍然应该以欧美等发达国家而不是“一带一路”地区为重点。笔者认为，以欧美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正确的，但是否以它们为重点并不完全能由我国决定。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这些发达国家与中国关系日益复杂化和政治化的背景下，选择“一带一路”地区不失为一种有利的策略：一是我们有了新的选择余地，这会给这些国家一定的压力；二是目前我国赴欧美的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继续投资的收益会递减；三是“一带一路”地区虽然风险较高，但中国公司、企业不会对此毫无防备；四是风险高的地方，往往也有高额的回报，毕竟风险大的地方竞争者也少。第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提升国内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企业活力，以高质量发展引领综合国力的提升来主动应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第五，对贸易战发起者、逆全球化主要推手的美国而言，中国应放低姿态，以主动应对的战略，积极与美国展开谈判，采取渐进、有序、有建设性的策略，争取能获得双赢的谈判结局，从而为中国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争取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当然，中国也无须对美国逆来顺受，而应以不卑不亢，有利、有理和有节的原则，下好主动应对贸易战这步棋。

①习近平.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8.

①薛荣久.WTO问题专家薛荣久谈中外企业关系——入世不是“狼来了”[J].英才, 2001(10): 28.

②叶芳, 赵生仙.“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学术研讨会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 2000(1): 51-54.

③陈泰峰.对中国成功应对WTO的思考：实际表现与原因探索[J].国际商务研究, 2008(3): 37-40.

④李善同, 吴三忙, 何建武, 刘明.入世10年中国经济发展回顾及前景展望[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1-8.

⑤周汉民.入世十五年, 贡献大世界[N].文汇报, 2016-12-09.

⑥曹鹏程.入世十五年, 市场已认可[N].人民日报, 2016-12-12.

①Ian Bremmer, The J Curv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Why Nations Rise and Fal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aperbacks, 2007.

②陈泰峰.对中国成功应对WTO的思考：实际表现与原因探索[J].国际商务研究, 2008(3): 37-40.

①赵红军.WTO成员资格是否有效地降低了成员的关税水平——来自1991~2010年WTO153个成员和63个非成员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 2012(6): 45-51.

②陈泰峰.对中国成功应对WTO的思考：实际表现与原因探索[J].国际商务研究, 2008(3):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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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刘力.中国WTO报告（2004—2005）[M].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5.

①柏兰芝.跨界治理塑昆山[J].中国经济快讯, 2003(43): 24-2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