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战争时期的恐慌情绪并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失。虽然德国被打败，但美国有了新敌人布尔什维克。欧洲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美国当局对反资本主义势力的恐惧。政府运用权力绑架媒体，大肆渲染国内外各种与工人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关的暴力事件，政治左翼被极度妖魔化。受权力阶层和媒体的引导，美国人民生活在担忧惶恐中，并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归罪到带来这些变化的人身上：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激进的工人组织成员，视他们为公众之敌。人们似乎竖起耳朵就能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听到布尔什维克主义逼近的脚步声。就这样，第一次“红色恐慌”(red scare)时期到来。

当时美国社会的人口模式也发生着剧烈变化，白人中产阶级新教徒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19世纪80年代以前，移民大多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和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这些移民与美国人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传统，很容易适应已在新大陆建立的宗教模式和生活模式。80年代之后，西欧及北欧移民开始减少，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增多，他们主要来自俄罗斯、波兰、意大利、希腊等国，不通英文、受教育程度低。与此同时，由于西部掘金热和横贯东西铁路的兴建，加州等地也吸引了大量来自亚洲的劳工。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预示着美国开始有选择地接受新移民。

为了进一步推进“本土主义”运动，保持民族同质性，一系列排外倾向明显的移民法案获得通过。以意大利移民为例，从1880年到1920年，超过400万的意大利人来到美国，比所有其他族裔的移民都多；而在1924年新的移民法通过后，来美的意大利人只有4000左右。^①这种针对性的移民遏制法不断变本加厉，西欧、北欧种族优越论观点，夹杂着对“劣种参杂”忧虑，一时甚嚣尘上。政府反复强调无限制移民带来的危机，对红色革命的恐惧逐渐衍变成了对移民潮的恐惧。

本文讨论的萨科审判案就发生在这个红色恐怖、仇恨移民的时代。案件中两位主人公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托罗密欧·樊塞蒂(Bartolomeo Vanzetti)既是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也是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在此背景下，政治审判的色彩不可避免地掺杂到这个刑事案件中，导致了两人的死刑判决。美国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1928年写道：“评论萨科、樊塞蒂案件，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种价值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一次全面的剖析，它揭示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中几乎所有根本性问题”。^①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更是把此案的整个审判过程当作对美国司法制度是否有效的一次检验。时至今日，学界对于此案的审判结果尚有争论，根据50年后公开的庭审资料，所有法学家和相关史学家都认同樊塞蒂是清白的，但萨科是否有罪学者们仍存在一些分歧。可以肯定的是，审判中的标准和依据既不可靠也不公正，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观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死刑判决。萨科和樊塞蒂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意大利移民的身份而最终被送上了电椅。

一、 萨科审判：事件的描述

萨科审判的完整名称是“萨科、樊塞蒂审判”(The Sacco and Vanzetti Trial)。1920年4月15日下午3点，波士顿南方的一个工业小镇南布伦特里(South Braintree)发生了一起抢劫枪杀案。一家制鞋厂的出纳员和保安在运送数万美元薪资时受到两名持枪者袭击，不幸身亡。比这个案子更早一点的是1919年的平安夜，波士顿南方另一个小镇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也发生了一起抢劫枪击案，四名歹徒向一家工厂的运钞车射击，好在没有人员伤亡，钱财也没有损失。两个案件的目击者都称开枪的人长着意大利裔模样。警方考虑到两起案件作案手法、工具和目标的相似性，决定并案处理。

很快警察盯上了意大利移民萨科和樊塞蒂。一开始问话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可疑，但随即在二人身上都搜出了枪支，且萨科带的点三二手枪用的子弹和死者体内取出的子弹型号相同。更不幸的是，两人为了掩饰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的身份都对警察撒了谎，当即两人就作为嫌疑犯被捕。^②当时美国各地暴力行为和动乱此起彼伏，最让政府头疼的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鲁奇·加里尼(Luigi Galleani)发起的暴力对抗体制运动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炸弹袭击。美国国会因此通过了驱逐无政府主义者的法案。萨科和樊塞蒂自然地认为这次抓捕又是一起针对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的“驱逐事件”，便默默跟警察走了。在布诺克顿监狱，天真的樊塞蒂对前来探视的朋友说，即使现在被驱逐，也得由美国人出钱遣送回意大利。朋友这才赶忙告知，之所以被捕既不是因为参加过无政府主义集会和游行，也不是因为他们对加里尼主义的拥护，而是因为被控谋杀。^①

布里奇沃特抢劫案中萨科有非常有力的不在场证明，他的白人老板担保他当时在上班：“他是个靠得住的工人，每天早晨7点开始干活，直到晚上下班，除了请病假或谈论他的祖国外，一直在做鞋子”。^②樊塞蒂则因为有控方目击证人指认他是当晚的抢劫犯而受审。其实辩方很多证人都出庭证明了樊塞蒂的清白，但他们都是英语糟糕的意大利人，听不懂控方律师的问题，证词经翻译后又不能取信于陪审团。最终樊塞蒂被判了15年徒刑，他从没有犯罪纪录，涉嫌的案件也没有造成人身伤害，15年的刑期非常严厉。这是个值得注意的讯号：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当权者对被告的敌意和偏见会影响司法公正。

樊塞蒂被判刑后，无政府主义者在波士顿成立了“萨科-樊塞蒂救援会”，向全世界报告案件的真相和审判的不公，请求各地援助。两人的辩护律师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认为已经不可能仅仅从刑事案件的角度来为他们辩护了，于是改变策略，让当事人在法庭上坦承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从而把被捕和他们从事的激进运动联系起来。摩尔在法庭上直指案件幕后的真相是联邦政府对两人所隶属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镇压。很快审判就由一个地方的刑事案件上升为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1921年5月，南布伦特里劫杀案在麻省的台亨姆正式开庭。值得一提的是，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中全是美国当地的白人，没有一位意大利后裔。^③从法律程序上来说，这对被告是有失公允的。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艰苦庭审，最关键的武器鉴定专家威廉·普罗科托(William Proctor)出场了。如果说之前双方证人的证词都有漏洞和不妥，让陪审团难以抉择，这次的专家上庭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当检察官问到，死者身体里的致命弹头是不是从萨科的点三二式手枪中射出的，普罗科托回答：“从外观来看，致命的弹头和萨科手枪里射出的弹头是一致的(consistent with)。”^④事后大众才知道，普罗科托和控方在作证前就达成了协议，选用“consistent with”这个误导性的词语来回避证据的不充分。普罗科托多年后承认：“如果法官直截了当问我是否能够肯定子弹是从萨科的手枪里射出的，我一定毫不迟疑地回答，不能”。^⑤但是，在近两个月的疲劳听审之后，十二名陪审团成员已经辨别不出专家证词中的玄机，受到了错误引导。

1921年7月14日，陪审团即将就此案作出裁决，塞尔法官提醒他们：“让你们的双眼不受同情和偏见的蒙蔽，只接受真理的普照。一个人的犯罪意识也是他的犯罪证据之一”。^⑥在塞尔法官看来，从一个人的思想、信仰以及说话的态度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犯罪分子。最终陪审团以一级谋杀罪和抢劫罪判定二人死刑。尽管后来迫于公众压力，麻省富勒州长(Alvan T.Fuller)考虑动用特权为两人减刑，他任命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落厄尔(Lawrence Lowell)、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斯特拉顿(Samuel Stratton)和检查官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由落厄尔校长起草，他批评了塞尔法官在审判中对被告的偏见，但认定司法程序“基本”公正，不需要减刑。

1927年8月23日，行刑的时刻最终还是来到了。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美国人聚集在波士顿高举抗议的旗帜，关押萨科和樊塞蒂的监狱周围警备森严。全世界都在焦急地等待事态转圜的消息。伦敦、悉尼、东京、马德里、里约热内卢等地的美国使馆门前，警察不得不用警棍驱散前来示威的工人。而牢里的萨科和樊塞蒂此刻却异常平静。樊塞蒂说：“从来没有奢望我们的信仰和事业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却意外地因为这样的冤案而做到了，但愿我能饶恕此刻对我行刑的人”。^①萨科则高喊着“无政府主义万岁”的口号坐上了电椅。很快电流通过了他们的全身，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时间到了1959年，麻省的州议会在听取了法学专家们的意见后，得出了被处决者是无辜的结论。但直到1977年8月23日，在两人被行刑整整50年之后，麻省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才为他们平反，并宣布当天为“萨科和樊塞蒂纪念日”。他在声明中说道“对萨科和樊塞蒂的审判充满了对持非正统政治观点的外国人的偏见，任何的污名和耻辱都与这两个名字萨科、樊塞蒂无关。我呼吁每一位民众都好好反思他们的悲剧，从历史中获得教训，不再让狭隘的心胸、恐惧和仇恨战胜理性的思考、处事的智慧和社会的正义，这才是一个法制国家应该努力的方向”。^②案件审判到这里才有了真正的终结。

二、 厄普顿·辛克莱与《波士顿》

虽然法律诉讼结束了，萨科和樊塞蒂被处死在了电椅上，然而工人运动和反对政治迫害的呼声并没有因此中断，相反大规模的抗议时有发生。科学界、文学界的很多知识分子和社会名人都加入到了这场为萨科和樊塞蒂正名的斗争中。为这个案件奔走呼喊的有享誉全球的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高尔基(Maxim Gorky)、茨威格(Stephan Zweig)、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等，有大哲学家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有科学巨人居里夫人(Madam Curie)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还有政界领导捷克总统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甚至还有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政府官员等。其中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对此案的反响最为强烈，他们以小说、诗歌、传记、电影、歌曲、歌剧、绘画等不同方式再现案件的经过，表达心中的愤慨。

在萨科和樊塞蒂遇害后的第二年，美国知名左翼作家辛克莱就出版了长达800页的长篇小说《波士顿》，虚构了几位居住在当地的波士顿人，以他们的视角真实详尽地记录了萨科和樊塞蒂移民后的生活，尤其是从被捕到被处死的整个过程。辛克莱觉得有义务弥补媒体报道的偏颇和不足，用最易吸引读者的文学表达形式，重现美国司法史上的分水岭事件，对它进行新的阐释和传播。历史小说成了他为人民发声、为底层劳工呐喊的表达媒介。作家的历史书写反映了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的历史性”或“历史的文本性”的基本观点。新历史主义学派把文学看成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在历史小说里文学与历史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甚至也不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基础上流通、对话和商讨的关系，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①《波士顿》就是这样一次文本化的历史叙事尝试，它反映了当时社会运作的内在逻辑与政治生态。

小说的题名为“波士顿”，不仅因为它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彰显了作者对这个案件的立场。辛克莱认为萨科和樊塞蒂的悲剧是“波士顿”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波士顿上层精英们造成的。从主审法官塞尔到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哈佛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还有老检察官，从提供关键证据的武器专家普罗科托上尉到全是盎格鲁－撒克逊裔(Anglo-Saxon)的白人男性陪审团成员，他们崇尚的都是白人新教徒的价值观和理念，骨子里没有一个人认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仰和移民的利益诉求，甚至潜意识里视萨科和樊塞蒂为现存制度和社会安宁的破坏者。狭隘的偏见早就蒙蔽了他们的双眼，萨科和樊塞蒂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当时社会环境发展的必然。

故事分上下两卷：上卷极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传奇故事，围绕着麻省州长的夫人科妮丽娅·桑韦尔(Cornelia Thornwell)和她在念大学的外孙女贝蒂·艾尔文(Betty Alvin)两位女性的经历展开。祖孙两人都来自上层社会，却选择与自己的阶层分道扬镳，与移民的工人们结盟。辛克莱也借科妮丽娅和贝蒂的视角鲜明地对比了所谓精英阶层的装腔作势、贪婪虚伪和工人们的正直坦率、温良谦和。这个部分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相当成功，堪称美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下卷以历史学家、案件调查者的视角记录每个与审判相关的细节。对于两位主人公萨科和樊塞蒂而言，这部分不像小说更像是历史记载，记录着他们人生最后一段真实经历。作家用同情地笔触塑造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面对生活和死亡的勇气。

小说巧妙地选择了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波士顿妇人为主人公。新英格兰地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她而相遇。一个世界以桑韦尔家族为代表，这里居住着州长、银行行长、艺术品赞助商和政界和金融界精英。这批人表面光鲜，私底下却是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伪君子。他们坏事做尽，却总能完美地逃避法律制裁。另一个世界以憨厚淳朴的布里尼一家(the Brini family)和樊塞蒂为代表。这里住着普利茅斯的工人，说着蹩脚的英语，干着最苦的活，挣着最少的钱，虽然生活艰辛，但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温情相待。两个世界的对立关系贯穿小说始终。但他们的命运由美国的政治权力和司法体系主宰：上层社会可以始终游离在法律的绳索之外，劳工和移民的生活却如履薄冰，再怎样谨小慎微，也可能会像萨科、樊塞蒂那样锒铛入狱。

三、 历史语境与法律解读

萨科审判案发生在30年前美国第一次“红色恐慌”时期(1919~1920)。那些日子里，随着美国劳工运动在规模上不断扩大，反共情绪也不断增强。报纸头版今天是大罢工的报道，明天就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发动暴乱的消息。1920年1月，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米切尔·帕尔默(Mitchell Palmer)发布命令，对全国23个州的30多个城市发动搜捕，对象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天之内上万民众被抓、1600多人被驱逐出境，当中还有很多不明所以的无辜百姓。^①帕尔默大搜捕(The Palmer Raid)是美国第一次红色恐慌达到顶峰的标志。其实他发起搜捕的初衷，是为了给来年的大选铺路，营造一个宣扬法制的总统候选人形象。他的举动殃及无辜，弄得人心惶惶，很快就受到了民众的抵制。但这并不影响搜捕煽起的反共情绪在全国传播，这次行动极大地加深了全美上下反共、反激进主义的意识。《纽约时报》甚至发文支持帕尔默的举措：“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当今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暴行”。^②

除了“红色恐慌”，为数不少的美国人还担心移民对民族同质性的改变而戾气满满。樊塞蒂在日记里曾写道：“我之所以蒙难，是因为我激进的思想；我之所以蒙难，是因为我是一名意大利后裔”。^③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恐慌和歧视是导致萨科和樊塞蒂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20世纪之交是美国移民的一个历史高峰，被称为“第二次移民潮”。美国人一方面享受着廉价的劳动力给美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巨大红利，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的城市被“外国人”占有。1928年著名社会学家埃默里·博加德斯(Emory Bogardus)总结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阶梯：阶梯顶端是英格兰人、土生土长的白人和加拿大人；然后是法国人、德国人、挪威人、瑞典人和其它北欧国家的人；再下面一层是南欧人、东欧人和犹太人；最底层是黑人、日本人、中国人以及印度人。^④尽管进步主义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推动政府层面做出努力，促进移民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但这个阶层分布在日后很多年都没有改变，社会上针对种族阶梯底层人们的暴力及歧视行为屡见不鲜。

更有学者跳出来鼓吹种族优越论和文化优越论，宣扬“不仅生物特性而且人性特征，比如得过且过不求上进的性格或是潜在的暴力倾向和犯罪倾向，都由基因决定”。^⑤他们所谓的科学论断，都是建立在非常不合理的假设之上。比如19世纪末美国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们以《阿普尔顿美国传记百科全书》(Appletons' Cyclopa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为研究对象，发现百科全书里记录的国家名人有3/4是高贵的英格兰人，从而得出了人种多元、种族有优劣的结论，且不知百科全书本身是一种选择性的书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而不是铁的事实。事实上这部所谓的百科全书后来被发现小说创作的成分很多，有不少虚构的所谓高贵的英格兰人。但这并不妨碍种族主义分子警告世人种族融合所带来的危害。保持民族同质性也是后来一系列排外倾向明显的移民法案颁布的初衷。

无论是反共、反激进主义的美国还是歧视移民的美国，萨科审判案当下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氛围都对两人非常不利。萨科和樊塞蒂身处底层社会，却有觉醒意识，这是让统治者们最头疼的一类人。历来社会底层对公平的渴求和对自由的呼唤都是当权者惧怕并欲极力镇压的。作为移民和持异端政治信仰的劳动者，萨科和樊塞蒂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可以说，整个庭审过程就是这起冤案如何走完所谓的程序公正，得出“合法”死刑判决的过程。正如辛克莱在《波士顿》中所言，“审判被当成了一次压制工人不满情绪的契机，审判的目的与其说是检查两人证词的真实性，不如说是为了激起整个陪审团对被告的偏见；让他们对这两个人心中充满仇恨和恐惧，这样他们将不再有任何理性思考的能力；让大家看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狡猾的异教徒，是一个多么无耻的恶棍，死多少次都不足惜”。^①

在20世纪20年代暴力犯罪横行的年代，萨科和樊塞蒂因为不能坐实的罪名被判了极刑，可同时期有许多更罪大恶极的凶犯却免于这样残酷的刑法。像禁酒令时期的黑帮头目阿尔·卡彭，犯案累累，手上人命无数，政府却拿他束手无策，最后只得以逃税的罪名将其逮捕。^②究其原因，卡彭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凶徒，但并不是个反政府的危险人物，而且他遵从游戏规则、一路从底层爬到芝加哥黑帮首领，其经历很符合美国梦的价值观。反观被判死刑的萨科和樊塞蒂，所涉案件中有很多疑团尚未解开，比如，车中另外三个抢劫犯是谁？丢失的赃款去了哪里？证人前后的证词为什么会自相矛盾？等等，法庭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按照内心的意愿而非事实，把两名被告推上了电椅。所以，这起案件在法律层面给人以相当深刻的思考空间。

美国一直是个标榜民主和法制的国家。陪审团制度、程序公正和法官中立性作为美国法治的基本原则，被视为保护公民免受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当权者迫害的重要依靠。^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法制手段在萨科审判案中都失灵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和法制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一样，都存在缺陷，都会导致不公正。审判萨科和樊塞蒂的法庭不再包容不同的声音、非主流的信仰，又回到了为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服务的时代。公民陪审团制度是英美国家民主法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每一位陪审团成员都会受到自身认识的局限，其情感也容易受到媒体和主流话语的煽动。当12个普通的民众面对的是被描述成可能射杀他们邻居的凶手、扰乱社区安宁的激进分子时，很容易成为轻信的听众，做出不公的裁决。

程序公正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所有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但作为个体的被告，仍然难以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抗衡。因为刑事审判对证据的倚重，像弹道鉴定这样技术性的证据，国家机器可以通过改动数据轻易改变案件走向，所以程序公正并不能制止伪证的出现。法官中立性虽然是程序公正的首要要求，但是一旦案件涉及了政治因素，其实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布里奇沃特案和南布伦特里案的主审法官塞尔在审判没有定论的时候，就已经放话要处死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调查此案的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虽然觉察到了审判对被告的偏见，但依然选择支持塞尔法官的裁决。在萨科事件中，法官的个人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压倒了中立性的原则。

这起司法案件在美国法律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了美国司法反面教材的代表作品之一。两个很可能是无辜的人，却因为个人的政治观点和移民身份被处决，这个可怕的事实与美国的立国理念和司法根基是违背的。两人被行刑后的第二天，《巴黎日报》写道：“罪恶完成了，富勒州长去打高尔夫球了，柯立芝总统去钓鱼了，这两个无罪的人为了增加美国官吏的执政业绩而牺牲了”。^①《波士顿环球报》上则刊登了这样一段话：“在这一天，尼古拉·萨科和巴托罗密欧·樊塞蒂，两个希望在美国建立人类间互相友爱关系的人被残酷地谋杀了，凶手则是多年前为追求希望和自由来到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人的子孙”。^②在总结这起案件对美国刑事司法的影响时，历史学家维森泽·斯卡帕斯陈述道：“或许萨科-樊塞蒂案件最大的遗产是警醒人民随时注意国家许可的暴力，如何对罪犯提起诉讼，如何保证审判的公正，有赖于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之间的博奕和抗衡”。^③

四、 审判事件与小说再现

在《真实的小说：叙事真实和当代美国纪实小说》一书中利奥诺拉·弗里斯(Leonora Flis)写道，“文学创作总是希望细节足够真实，这样小说读来才更加可信；而非小说类创作则寄希望于文学表达方式让作品更加的吸引读者”。^④在文学创作中融合历史事件和虚构情节的传统由来已久，从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到多克特罗(E.L.Doctorow)，从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到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从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到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从左拉(Emile Zola)到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融合了历史与虚构。戴维·洛奇(David Lodge)更是提出了小说这个体裁最早就来源于早期新闻报道的观点。^⑤辛克莱在《波士顿》的前言中如是说道：“我努力做一名历史的记录者，且认为已告知读者我所知的一切。但不确定的是，我这样的叙事方式是否让事件双方都表达出了他们的情感与信念；事实上读完作品后事件双方对书中某些内容都表达了不能苟同之处——换个角度看，没有得到任意一方一边倒的支持，是不是也正说明了我有努力做一名客观的报道者”。^⑥

《波士顿》严格来说由上下两部不同类型的历史小说构成，一部是以20世纪20年代初，也就是萨科审判所发生的那个年代，美国的历史大环境为背景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的这部分，人物都是虚构的，围绕着波士顿地区桑韦尔家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展开，进而延伸到公共领域的诸多问题，每个主要人物都塑造得惟妙惟肖，十分丰满：唯利是图的商人、暗箱操作的银行家、颠倒黑白的律师、满嘴谎言假仁假义的政客，还有在社交场合暗自攀比的贵妇们。辛克莱借用他们的视角，让读者一瞥萨科和樊塞蒂被捕前的生活，初步了解两人的品性和信仰。

小说的另一半，或者也可以说另一部小说，则直接对萨科审判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完整的艺术化再现。这里有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理背景，小说中对波士顿地区不同小镇的描述、对当地文化的介绍，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十分吸引人。很多居住在波士顿的当代读者，把作品当成家乡上个世纪的图志，可以回访城市中曾经有过的建筑、公共设施、街道和社区生活模式。除了对事件大环境的重塑，小说中还有对诸多历史人物群像的描摹，案件中的两位主人公、法官、检察官、陪审团成员、控辩双方的律师、证人等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真名真姓，每个人的简历也与真实人物基本相符。至于案件的发生、审判的过程、一次次上诉的曲折和最后的行刑，读来像是从法律卷宗里原封不动搬来一样。区别于法律卷宗的是，辛克莱在其中穿插了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们在萨科审判案中受到的触动和引发的思考，以个体视角的小叙事替代历史的宏大叙事，凸出每一个人身处历史中的情感和认知变化，以及内心的成长。

辛克莱对历史细节的把控随处可见。小说中既有对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点滴的真实记载，比如贵族家庭举行葬礼的整个流程，琐碎到讣告的措辞、哀乐的选择、吊唁宾客的穿着，都是对那个年代波士顿民俗的细致刻画。还有对当时政治文化氛围进行的描摹，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一战后“红色恐慌”笼罩下的美国生活图景：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辛克莱写道，“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团体都在监控着极端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行，纽约州更是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调查所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的个人和群体，家人白天走出家门，晚上不一定能回来”。^①小说写到了对“红色”势力的镇压过程，400个可疑分子未经审判，在寒冬腊月被押往纽约附近的鹿岛监狱(Deer Island prison)，并对那里的恐怖状况进行了描述：“这里没有床铺、没有被褥、没有厕所，不可以和外界通信，丈夫离开了妻子、母亲与孩子分离。残酷的虐待把他们折磨得不成人形，有人爬上楼顶纵身跃下，头骨碎裂、脑浆在其它囚犯眼前溅开。很快有犯人发疯了，还有好几个处在精神失常的边缘”。^②鹿岛虐囚事件，当时的新闻是禁止报道的。辛克莱选取了帕尔默大搜捕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来折射该时段腥风血雨的历史大环境。

辛克莱对于整个审判过程的描述完全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进行。他首先记录的是樊塞蒂被控抢劫一案。“普利茅斯的法院是一座欧式红砖建筑，常春藤爬满了四壁，正门口有尊象征法律公正的人像雕塑，睁着眼睛(open-eyed)”。^①作者这里特意突出了人像眼睛是睁着的这一细节，因为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Justitia,古罗马正义女神，“正义”一词的英语“justice”由其演变而来)的雕塑形象一般都是双眼被蒙的。她穿着白袍、戴着金冠，右手持着天平，衡量诉讼双方的证据，左手持着长剑，对败诉的一方用宝剑加以惩处、绝不姑息。至于蒙上眼睛，是为了让她的判断和思考不受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差异的影响。审判樊塞蒂的法院门前这座雕塑双目圆睁的雕像具有象征意义，预示着这场审判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其公正性难以保证。

作者还详细记录了法庭上所有人的姓氏，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更是强调了庭上鲜明的种族对峙。光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全部由美国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而前来为樊塞蒂作证的全是不通英文的意大利底层劳工。审判很快草草收场，没有任何前科的樊塞蒂因为一起抢劫未遂、没有人员受伤的刑事案，被重判了15年的徒刑。

南布伦特里劫杀案的审判地点换到了台亨姆，案件逐渐上升为举世瞩目的政治事件。辛克莱着力渲染了非同寻常的审判氛围：“报纸上都是对它的报道，全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个事件，政府为了确保审判正常进行加强了对法院治安的维护，派保镖全天24小时确保审理此案的法官和地方检查官的人身安全。法庭上15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分散在各个角落。每个大门的进口都有三人把守。前来听审的男士们被全面搜身，女士们的手包被逐一打开检查，政府如临大敌”。^②

虽然美国司法体系中法官的职权有限，更像一个审判过程的组织者和裁判。但塞尔思维敏捷，而且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一旦意识到被告方占了先机，他会巧妙地找到借口打断辩方律师的提问，让证人不知所措，有利被告的证据得不到认可。他不顾常规私下经常与控方谈聊，多次的接触使得他能很快意会控方在庭上要努力的方向，甚至在控方思维不清时越俎代庖，帮助提词。有一次他意识到自己做过了，连忙道歉：“对不起，我总是在告诉检察官要说什么”。③天真的庭审记录员把这句话也记录在案，成了法官袒护一方的证据。

辛克莱在故事的结尾安排了一次科妮丽娅和她的律师女婿间的恳谈，两人的谈话道出了很多问题的实质，涉及到了司法公正、审判正义和政府在“红色恐慌”浪潮中扮演的角色。辛克莱借他俩之口，点明了造成萨科和樊塞蒂悲剧的原因。不管多么间接，他们的死确实是波士顿上层社会的精英们导致的。

结语

自麻省州长杜卡斯基为萨科和樊塞蒂平反、恢复名誉至今，时间又过去了50多年。这个曾经引起一波接一波全球抗议浪潮的案件，并没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们淡忘。萨科和樊塞蒂的名字，已经成为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政府压制公民自由、司法不公、打击不同政见和排斥外籍人士及其信仰的象征。美国知识界普遍认为，对萨、樊的死刑判决“是对正义的污蔑，是以伪证和对移民和激进人士的歧视为基础的”。^①

案件使得人们对于美国一向标榜的民主与法制产生了强烈的质疑。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萨科樊塞蒂审判案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颁布了惩治间谍法，废除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并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变得愈加保守。恐惧移民潮的到来、恐惧红色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这些内忧外患促使了美国司法制度的改变，移民限制法案层出不穷、对涉案的外籍革命人士处罚严苛。审判判决清楚地告诉人们，专制的政府并不需要一个真正的罪魁来转移民众的不满，只要塑造出一个看上去可信的假想敌，就可以轻易转移大众注意力。偏见让人们无法认真地审视案件的事实，所谓的证据被反复扭曲成了制造冤案的工具。

厄普顿·辛克莱的《波士顿》体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与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进行博弈时的纠结与困顿，折射了广泛、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关系。但也正因为事件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辛克莱，一个生活中温文儒雅的绅士，把自己的政治立场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让历史现实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文本中交汇，较少顾及文学的艺术审美层面，把《波士顿》写成了一部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发声的战斗檄文。

①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211.

①Paul Avrich, Sacco and Vanzetti: The Anarchist Backgrou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5.

②Bruce Watson, Sacco and Vanzetti: The Men, The Murders, and the Judg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Viking, 2007: 27.

①Francis Russell, Tragedy in Dedham: The Story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New York: Literary Licensing, 1988: 93.

②Felix Frankfurter, The Case of Sacco and Vanzetti, Boston: Little Brown& Co, 1962: 332.

③Brian Jackson, The Black Flag—A Look Back at the Strong Case of Nicola Sacco and Bartolomeo Vanzetti, New York: Routledge, 1981: 19.

④Francis Russell, Tragedy in Dedham: The Story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New York: Literary Licensing, 1988: 159.

⑤John Neville, Twentieth-Century Cause Célèbre: Sacco, Vanzetti, and the Press 1920-1927, London: Westport, 2004: 90.

⑥Francis Russell, Tragedy in Dedham: The Story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New York: Literary Licensing, 1988: 208.

①Felix Frankfurter, The Case of Sacco and Vanzetti, Boston: Little Brown& Co, 1962: 11.

②Felix Frankfurter, The Case of Sacco and Vanzetti, Boston: Little Brown& Co, 1962: 797.

①Stephen Greenblatt, Learning to Cur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97.

①Cameron McWhirter, Red Summer: The Summer of 1919 and the Awakening of Black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2011: 239.

②M.J.Heale, American Anticommunism: Combating the Enemy Within, 1830-197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73.

③John Neville, Twentieth-Century Cause Célèbre: Sacco, Vanzetti, and the Press 1920-1927, London: Westport, 2004: 149.

④Emory Bogardu, Essentials of Americanization, Miami: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2: 204.

⑤Pauline Maier, Inventing America: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 2003: 701.

①Upton Sinclair, Boston: A Documentary Novel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Cambridge: Robert Bentley, 1978: 413.

②Luciano Lorizzo, Al Capone: A Biography,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3: 11.

③Jay Feinman, Law 101: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merican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23.

①Howard Fast, The Passion of Sacco and Vanzetti—A New England Legend, New York: Open Road Media, 2011: 216.

②Howard Fast, The Passion of Sacco and Vanzetti—A New England Legend, New York: Open Road Media, 2011: 217.

③Eli Bortman, Sacco& Vanzetti, Boston: Commonwealth Editions, 2005: 96.

④Leonora Flis, Factual Fictions: Narrative Truth and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Documentary Novel,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2: 4.

⑤David Lodge, The Art of Fiction: Illustrated from Classic and Modern Texts, New York: Penguin, 1994: 10.

⑥Upton Sinclair, Boston: A Documentary Novel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Cambridge: Robert Bentley, 1978: 4.

①Upton Sinclair, Boston: A Documentary Novel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Cambridge: Robert Bentley, 1978: 213.

②Upton Sinclair, Boston: A Documentary Novel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Cambridge: Robert Bentley, 1978: 237.

①Upton Sinclair, Boston: A Documentary Novel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Cambridge: Robert Bentley, 1978: 254.

②Upton Sinclair, Boston: A Documentary Novel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Cambridge: Robert Bentley, 1978: 382.

③Upton Sinclair, Boston: A Documentary Novel of the Sacco-Vanzetti Case, Cambridge: Robert Bentley, 1978: 403.

①Anthony Arthur, Radical Innocent: Upton Sincla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2006: 21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