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主体性、独白性哲学思维的影响，翻译研究先后经历了“重建作者原意的作者中心论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接受反映的译者中心论范式”。①但无论中心如何迁移，传统翻译研究始终被“我—他”这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左右。强调以单一实体为主导的翻译研究范式反映的都是狭隘的个体主体性，即只承认个体性，而否定社会性。至此，翻译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死胡同。哲学上的主体间性转向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和对话性思维模式，尤其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并开启了巨大的致思空间。本文拟依托哲学阐释学理论，从主体间性的高度重新审视译者主体性，随后以《草房子》英译本为例，探讨译者主体性在间性对话过程中的彰显。

一、 对话哲学品格

（一） 主体间性哲学思想

西方哲学研究经历了由前主体性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的历史过程。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把现代哲学本体论由实体变为了“关系”。现象学家胡塞尔最早提出主体间性概念，以摆脱唯我论的困境。之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布伯、巴赫金、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这一哲学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传统哲学崇尚主客模式、主奴逻辑、中心—边缘范式，而主体间性哲学则在思想上突破了二元对立、单一主体的局限性，转向主体间的关系范畴，在间性中追寻存在本身。“生存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主体构造、征服客体，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①这就意味着，孤立的个体主体变为交互主体。我的存在需依靠内部与外部的双向确证才能得以显现；自我意识必须通过主体间的交往、理解才能获得。

西方哲学的对话维度在苏格拉底的诘问法中已显出了原初样态，但是之后由于独白性哲学思维大行其道而被遗忘、悬置、遮蔽多时。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对话”的哲学品格也再一次得到诸多现代哲学流派的呼应和阐释。其中现代哲学阐释学奠基人伽达默尔创造性地将阐释学引向对话理论，使阐释学拥有了“对话”维度。

（二） 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对话之维

阐释学的核心议题便是“理解”、“对话”与“交往”。阐释学把语言当做存在的家园，语言承载着存在，并且它本身就是存在。伽达默尔认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②理解具有语言性，理解的对象是由语言建构而出的，同时理解的方式与媒介也是语言，所以理解不再被视作认识主体的技艺，而是一种人的根本性的存在方式，一种主体间的共在。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了理解的“对话模式”。他认为理解只有通过双向的问答逻辑（the 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在对话中才能实现。文本不再是对象化的封闭自足的认识客体，而是“真正的交往伙伴”。这也就意味着，主客二元对立的“独白模式”得以消解。理解者和被理解者形成了“我—你”之“生命伙伴”关系。主体间的对话、沟通和交往成为理解的关键，且对话是以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为旨归的，因为“每一场对话都有一种内部的无限性……不论提问还是回答，都是一种无限的对话”。^③因此理解绝不是对超越时空与文化间距的封闭自足的纯客观意义的追寻，而是发现共同的意义，是一种对共同真理的分享。“意义空间的塑造与开启不是由某一方自说自话、一锤定音，而是由各方歃血为盟、共谋共划”，^④经由“我—你”的对话不断得到重构与新生。

而参与理解的双方无可避免都是带着各自的前见进入对话的。“谁试图去理解，谁就面临着那种并非由事物本身所产生的前意义的干扰。”^⑤这里所述的“前意义”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前见”（prejudice），是历史存在的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伽氏强调，“前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或错的，实际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⑥这也就意味着，“前见”不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而前见构成了“视域”，视域就是“视力所及的区域，它囊括了从某个特定的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①是一个人在理解特定事物之前所具备的一切知识、观点、情趣、态度等要素的总和。离开视域，理解无法进行，文本的意义就无法显现。且由于人的历史的存在，视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在对话过程中，理解者和被理解者因为历史的存在而具有不同的视域。由此，要达成共识就必须促成不同视域间的融合。正如伽氏所言，“理解其实总是这些被我们想象成独自存在着的视域的融合”，^②是文本视域与解释者的视域各自不断跨越自身的界限而与对方相互融合的过程。简言之，对话的本质就是视域融合。而不断形成的新视域是对文本视域和解释者视域的一种超越，真理就诞生于这样开放的“视域融合”的对话之中。理解因此具有了无法还原的历史性，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是“主体对文本所作的特殊的历史逗留”，^③“那种动辄排除个人前见朝向所谓绝对客观的理解无疑是一种否定历史的自娱与错觉”。^④

当然，对话的这种开放性和未定性并不意味着文本理解的无限性，倘若文本意义怎么理解都可以，则不免陷入“阐释学的虚无主义”。伽氏对此采取的是辩证的态度，他反对“与作品的每一次相遇都有某种权利和理由进行新创造”的观点。^⑤他提出问题视域(the horizon of the question)，以此强调在对话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意味着开放性，而且还意味着某种限制”，^⑥即“开放性在于它指导达到几种可能回答的几种可能方向”。^⑦所以理解的过程抑或是对话的过程是开放和限制辩证统一的过程。

二、 译者主体性在主体间性对话中的彰显

（一） 译者主体的回归

伽达默尔指出，理解和解释具有内在统一性，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而“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⑧“翻译就是译者对所给定的词语所进行的一个完整的解释过程”， 是解释的一种极端例子。因此，正如理解一般，翻译也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对话，是主体间的共在。翻译所追寻的同样不是永恒的、一劳永逸的、封闭自足的终极理解，不是文本的绝对客观意义，而是通过对话逐步接近文本审美价值本真，使得作品的生命得以延续，从而在异域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在翻译这场跨语言、跨文化的对话中，谈话双方的互相理解有赖于译者这一中介的翻译，因为“理解其实并不是发生在谈话双方之间，而是发生在解释者之间，因为解释者能在一个共同的理解的世界里真正地相遇”。^⑨而只有真正的相遇才能创造主体间真诚交谈的机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解和共同意义的生成。因此，翻译不仅是解释，还是一种双重解释过程，抑或说是一种双重对话过程，包含了译者与原作以及译者与目的语读者的主体间性对话。这也就意味着，在具体翻译实践中，作为中介及解释者，译者不再是历史上对原作/作者亦步亦趋的传声筒或者仆人，而是作为翻译主体参与到理解活动中、参与到“我—你”对话中。

作为历史的存在，译者主体是带着由历史文化境遇所赋予的前见或视域与文本展开对话的。译者不必再背负对原作/作者“不忠”的罪名；相反，这种前见或视域的客观存在“展示出理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①译者自己的思想参与到了重新唤起作品意义的对话之中。如上文所述，对话的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而这也正是翻译的哲学本质所在。在目的语文本最终生成之前，整个翻译过程经历了两次解释，也就是两次视域融合，“第一次解释是译者自身的视域和源语文本视域的融合，第二次解释则是目的语语言文化的视域与译者新视域的融合”。^②译者在先后两次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是译者主动地使自己的视域与谈话双方的视域进行碰撞、交流，达成特定历史境遇下的“视域融合”。由此，“新的阐释会得以产生、新的意义会得以生成、新的空间会得以开显”。^③所以不仅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会存在相当差异，即使是同一译者也会由于所处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对一部作品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也证明，翻译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为。

（二） 译者主体的间性存在

犹太神学家与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你”“我”无法独立而存，割裂而在，二者以逻辑和经验的方式共存于“关系”之中。^④这也就意味着，存在的关系本质是一种“我—你”的间性关系，“应该在我同你的沟通、照面、会晤、倾谈中来体认、来证成。对话一方面即使我与你独立自存，另一方面又使我与你相连共存”。^⑤所以，虽然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得到了正名、译者对文本意义的积极建构作用得到了承认，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在翻译这一主体间性对话中，译者绝不是原子式的孤立主体，也不是所谓的中心主体。译者主体必须在与他人平等的交往、对话中才能被识别和定位，是个体自由本真存在的必由之路。而译者主体性也正是在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中发挥的主体性，应以主体间性为前提和旨归，同时包含主体性和交互关系两层内容。

当然译者主体的间性存在并不是对译者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主体性的现代修正，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主体性，是个性的普遍化和应然的存在方式”。^⑥译者主体要使共在的自我在翻译中充分发挥和谐的创造作用，使两次“视域融合”真正实现，就必须确保对话的有效性。而要确保对话的有效性，就必须在对话过程中坚持平等性，并尊重差异性。

首先，“平等”既是一切对话得以展开的起点和前提，也是对话关系中应坚守的原则。众多哲人对此都做过精辟的论述，布伯强调“应该根除弃绝的非是‘我’，而是唯我独尊之妄虚本能”，^①巴赫金呼吁“甩掉世界上唯一之我的重负”。^②参与对话的各主体间应人格平等、真诚自在、宽容信赖，对个体主体性的消解使得真正的对话成为可能。这一原则促使译者主体在对话过程中避免坚持自己一孔之见，单凭自己误以为的惟一视域进行理解与阐释活动的尴尬，有效遏制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这也就意味着，译者在主动地使自己的视域与他者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在肯定自我为一种必然存在的同时，又时时打破自我的禁锢，走出自我，融入他人，重新塑造一个融合于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我视界的更大视野”。^③

其次，对话过程应充分尊重并保持差异性——即对话主体间的视域差(horizon gap)。作为历史的存在，原作、译者及目的语读者的视域都是由各自的历史文化境遇所赋予的，且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永远不是一个像把我们永远封闭其中的圆圈”。^④所以视域差是客观的存在。而“唯有在相异的事物之间才会出现交互作用式的对话关系”，^⑤如若抹杀差异，也就不分你我，对话也就没有进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了。倘若译者认识到差异却不给予足够尊重，则译者将不可避免地通过批判地破坏或重建相异的视域而使“对话”再次走向“独白”。由此，平等对话便沦为空谈，主体间的共在更是无从谈起。其实“平等”和“差异”并不矛盾。“差异与平等是互为补充的两个概念，对平等的诉求制约着差异，避免其重蹈个体中心主义的覆辙；对差异的尊重和接纳建立在平等思想的基础之上”。^⑥所以，译者主体在对话过程中应“通过保护他者的观点使相异的观点和我们自己的观点在一种新的形式中组合起来”，^⑦从而在一个更大的超越彼此的“第三视域”中促成文本意义的新生。这也就意味着，译者主体在面对异质文化他者时，不应陷入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而应本着促进不同文化和民族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及维护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目的，尽力将文本中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差异较为客观地传达出来，通过“视域融合”拓展不同文化间的认知视阈，达成“改善人类“的终极目标。这也正印证了伽达默尔所提出“翻译的真理是更高的真理”这一观点。

三、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草房子》英译本为例

（一） 关于《草房子》

我国儿童文学作家，北大教授曹文轩获得了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该奖项被誉为小诺贝尔文学奖，此次获奖也实现了华人作家在国际儿童文学界零的突破。《草房子》是曹文轩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之一，^①作者用其温暖哀伤同时又坚实有力的笔触讲述了一群生活在油麻地的中国儿童的故事。他们以弱小的身躯直面生活中的苦痛和挫折，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给予他们的考验，并最终完成心灵的净化，实现自我的成长。曹文轩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一部作品能否走向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就是是否经得起翻译。^②显然《草房子》这部作品不仅经得起翻译，而且英译本的出版对其获奖也起到了相当的助推作用。下文以《草房子》英译本为例，以列举实例的方式说明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在间性对话过程中得以彰显的，又是如何助力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

（二） 第一次视域融合

曹文轩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的媒体见面会上提到，“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知道双足是站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忽视、忘却甚至拒绝这块土地是愚蠢的——那块土地在星辰转换中早已注定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视它、忘记它、拒绝它，将使他一无所有，甚至带来文学生命的死亡”。^③所以毫无疑问，他所讲述的儿童文学故事带着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温度和价值，《草房子》在诞生于作家笔下之初虽然主题寓意全人类，但却只能发生在中国，呈现出鲜明的异质他者性。《草房子》的译者在与原作对话的过程中非常尊重该作品中属于中国文化的陌生感、民族性和美学特点，努力打破由文化背景、历史、语言等因素所造成的自我视域的禁锢，积极寻求与原文本视域的融合，从而在超越彼此的更大的视域中有效保留了原作所蕴含的中国的文化基因和审美方式，为作品最终在异域文化中的艺术生命能够以本真的面貌得以延续打下基础。

例1: 据当时的人讲，慧思那时还不足二十岁，头发黑如鸦羽，面白得有点像个女孩子，让一些乡下人觉得可惜。（《草房子》，第二章）

According to people who were around then, Hui Si was under twenty when he came.His hair was as dark as the feathers of crows, his face as white as a girl.His friends regretted that he had become a monk.^④

作者在《草房子》的创作中用到了不少的比喻，使得其作品的描写更加细腻灵动，富有画面感，同时还引导小读者在这一基本认知运作中对事物达到一种新的洞见，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汉英两种差异明显的语言文化中，我们在打比方时所选择的喻体常常存在差异。《草房子》的译者对整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比喻修辞都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对喻体文化形态的差异进行了直译，从而帮助异域小读者跨越文化的藩篱，看到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使得小读者对世界的认知视阈又一次得到了延展。

如例1，西方文化形容皮肤白皙有不少比喻，比如as white as snow或者as white as milk，但几乎不见用“女子”作为喻体的。而在中国文化中，对男性俊美的描写时常带有女性化倾向，比如“齿白唇红”，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等等，男生女相的类似描写不一而足，这就是汉民族在审美判断上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即偏女性的民族审美心理。所以作家用“面白得有点像个女孩子”这一具有文化审美特色的比喻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生活在中国乡野农村的人们对慧思的美好印象和几许好感。译者本可以用西方小读者熟悉的喻体加以阐释，保证阅读流畅的同时似乎也能形象再现“肤白”的事实。但是译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对这一文化异质因子进行细致揣摩和理解后，充分发挥主体性，强调他者的文学诉求和文化特征，选择在译文中保留西方小读者看来虽可理解但较为陌生的比喻形象，忠实再现作家笔端流淌的中国色彩，彰显了其对于作者与原作的尊重以及对源语文化的负责。

例2：这时，河边上响起一片爆竹声。紧接着，三支琐呐同时吹响。锣鼓声也随即响起。

小孩们就在河边上乱窜乱跳，叫着：“新娘子船到了!新娘子船到了!”（《草房子》，第七章）

Firecrakers exploded near the river, followed by three suona horns, and then drums.Children jumped wildly at the riverside and shouted, “Here comes the boat of the bride! The boat of the bride arrives!”^①

作者在《草房子》中用细腻生动地笔触描绘了油麻地上的一切，在大人们五味杂陈生活的映衬下，勾画出孩子们成长中的小心思和大麻烦，琐碎中带着感动。胡琴、会操、小脚、土地、风水、红油纸伞、自行车、纳鞋底、迎亲、炮仗、唢呐、粮票、瓜子、中药、药罐子等都是作者笔下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北农村生活图景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及民族特色。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基本全部采用直译或者音译加注的方式对这些异质文化因子进行处理，在不影响阅读流畅性的前提下，有意保留西方小读者接触别具异域特色的异质他者的机会，充分实践了其对原作所肩负的道德责任。

如例2，爆竹、唢呐、锣鼓和载着新娘徐徐而来的小船，作者在这里用三两笔准确地勾勒出中国水乡农村的婚礼迎亲风俗。这其中唢呐是中国民族吹管乐器的一种，也是中国各地广泛流传的民间乐器，音色高亢嘹亮，是中国广大农村婚丧嫁娶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对这一中国民俗文化给予了保留，用音译的处理方式向西方小读者展现了这一中国民族特色乐器，同时又通过语内加注horn点明了其吹奏乐器的属性，在构架理解的桥梁的同时凸显了“他者”的客观存在，忠实再现了极具地域文化性的中国色彩。

（三） 第二次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强调，“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之中，作品是一种‘流传物’，依赖不断的新的解释而获得生命力”。^①译作作为一部“完善的经过再创作的作品”，^②其意义的生成及原作艺术生命的延续都离不开目的语读者参与到“对话”中。译者应“努力回避翻译中全然不顾可接受性、盲目指归原文的另一种极端倾向”，^③使得最终产生的译本再现原作自我面貌的同时，具有适于读者接纳的阅读品质。这不仅是对目的语读者的负责，更是对原作生命的负责。对于《草房子》的翻译，译者清醒地认识到，倘若忽略西方小读者这个共在的自我，所产生的译作不免沦为尴尬的“孤芳自赏”，很难在与原作迥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空间中得到西方小读者的接纳，这等于把翻译助力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走出去”的门关上了。所以在译作中，我们看到，译者充分关注第一次视域融合后所形成的新视域与潜在目的语小读者(包括目的语文化)视域之间存在的视域差(horizon gap)，与读者展开积极的间性对话及视域融合；在第二次视域融合所形成的新视域中进行文字的表达、推敲和取舍，即诗学层面的再创作，是译者主体性的又一次彰显。

例3：小孩贪玩，又往往非玩得屎到肛门了，尿到门口了，才想起来找厕所。找到了厕所，就想立即解放自己。可是，一着急，把本来的活疙瘩拉成了死结，解也解不开，就搂着肚子在厕所里跺脚乱跳。（《草房子》，第五章）

They didn’t think of looking for a toilet until the last minute.When they ran to the toilet, they wanted to relieve themselves immediately.In a hurry, they often turned the loose knot into a tight one.They couldn’t untie it and had to jump wildly about holding their belly.^④

曹文轩对于儿童动作及心理的描写总是非常的精准到位。例3这段文字中出现了“非玩得屎到肛门了，尿到门口了”这样的语句，看似粗俗，却把小孩的贪玩憋屎憋尿和由此引发的上厕所时的狼狈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也就更反衬出小伙伴们对拥有皮带的杜小康能够从容上厕所的羡慕和夹杂的嫉妒。

译者并没有运用直译法来再现这样的“恰到好处”和活灵活现，而是主动删掉了这一细致的描写，取而代之以the last minute这一委婉的表达。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常把人体排泄物的相关词汇视作有伤大雅的肮脏之物，所以常用含蓄委婉之词予以表达或者干脆回避，成为禁忌语。其实中国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禁忌语，但是源语小读者在语境中读到的是不雅背后的“急”字，而不会被那几个字所纠缠。虽然直译会带给目的语小读者触碰禁忌的刺激，也能让他们更强烈地感受到贪玩憋尿的惊险，但是也可能会对汉语表达产生粗俗的错误印象。所以两者权衡取其轻，译者的这一删一变旨在消除异域文化中小读者的阅读不适感和保存小读者对作品的美好阅读体验。

例4：于是，孩子们一起叫起来，“奶奶——”

声音排山倒海。（《草房子》，第四章）

Children shouted in unison,“Granny——”

The sound seemed to be toppling the mountains and churning the seas.^①

例5：到灯光明亮的大舞台演出那天，秃鹤已胸有成竹。（《草房子》，第一章）

Bald Crane was full of confidence on the day of performance, as soon as the bright lights shone on the stage.^②

高度凝练的成语是汉语语言文化的智慧结晶。倘若能在翻译中保留陌生特质或者说异质因子，给异域文化读者带来新鲜文化体验的同时成功展现我们独特的认知经验和智慧，何不是美事一桩？但是《草房子》的译者在处理作品中的成语时，并没有一味为了尊重异质他者而采取过于激进的存异行为，没有忽略与目的语小读者展开平等对话的重要性，而是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在视阈相互融合的碰撞、沟通中，尽量去调和、弥补两种文化的迥异，在“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间切换。

如例4及例5，排山倒海和胸有成竹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成语表达，译者在处理时运用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对于“排山倒海”这一成语的翻译，译者果断使用了异化策略，直接译为“the sound seemed to be toppling the mountains and churning the seas.”。因为译者在第二次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推倒大山、搅动大海是具有共通感的文化意象，其展现的磅礴气势和惊天动地是被中西方文化所共同分享的认知经验。所以这样的直译是在译入语社会主流诗学规范可接受范围内的，具有可传递性和普遍有效性。西方小读者也在这样的译介过程中接触到了新鲜的表达。

而对于“胸有成竹”这一成语的翻译，译者却坚决摒弃了异化翻译策略。“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具个性，而具有个性的异体之间，吻合只能得之于偶然，很难求之于必然”。^③显然在例5中，译者认为“很难求之于必然”。倘若译成“to have a bamboo in one’s stomach”还堪卒读吗？通过异化翻译想要移植的形象和藉此想要表达的意蕴无迹可寻，因为连基本的可理解性都在这一过程中消失殆尽了。所以译者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再现陌生化而全盘牺牲可读性实非明智，被读者拒绝，离开了读者的阐释，作品在异域文化中的生命力也就随之枯竭了。所以译者在充分考虑了西方小读者的前见并权衡了异质他者元素的主次要性后，主动淡化了融合度过低的异质因子，选择用西方小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予以翻译，确保了阅读的流畅性。

结语

在哲学阐释学的理论框架下，翻译不再是一种语符转换抑或复制行为，其哲学本质是主体间性对话，是视域融合。“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在先后两次间性对话即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译者主体应在坚持平等性及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与其他主体反复磋商、权衡利弊，方能使共在的自我在翻译中充分发挥和谐的创造作用，从而使得作品的生命得以延续，并在异域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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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H.G.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and Ward Ltd., 1975:236.

⑥H.G.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and Ward Ltd., 197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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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H.G.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and Ward Ltd., 1975:85.

⑥H.G.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and Ward Ltd., 197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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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