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挑战

2018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在于“变”，再加上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在这种大变局中，我们面临的最明显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中美摩擦全面升级

中美摩擦始于贸易摩擦，从2018年到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轮五次的中美关税战或者说是中美贸易战。2020年1月15日达成的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扩大进口、在市场准入方面跟美国达成共识等。协议中，中国承诺2020年在2017年基础上扩大进口767亿美元，也就是总额1727亿美元的进口。平均来说，就是今年上半年需要完成813亿美元的进口。目前，上半年我国已经实现进口402亿美元，^①基本完成了50%。但是这并不是说中方完成情况不好，相反，说明中方非常有诚意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因为协议中有例外条款，如碰到不可抗力因素，两方任何一方都有权力展缓实施。今年的新冠疫情既是“黑天鹅”也是“灰犀牛”，毋庸置疑是不可抗力因素，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暂停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是积极履行。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全面打压中国。2018年到现在，美国逐步从经贸摩擦走向对中国全面打压。贸易方面，比如“特殊301调查”、“232调查”、双反一保调查、“337知识产权调查”以及出口管制等；高科技方面，对中兴、华为，特别是华为全面打压更是不遗余力，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的牌照，推动英国等盟友禁用华为及封禁中国的抖音、微信在美业务或强令出售等；金融方面，包括贸易投资安全调查、汇率操纵行为调查等；外交方面，驱逐中方主要媒体，拒绝承认中国南海主权。甚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污蔑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7月底又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还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完全否定过去近50年来的中美关系和对华战略。至今，甚至已经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特别对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等提出各种政策干预。可以说，中美摩擦已经不止于经济贸易方面的摩擦，而是上升到了全面摩擦。2018年开始到现在，中美关系像自由落体般的在滑落，贸易关系作为刹车器、压舱石的作用在逐步减弱。

(二) 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合作趋向停滞

从中美经贸摩擦开始，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不仅拉拢其他国家先后签订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甚至阻挠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正常运转。争端解决机制是WTO三大支柱之一，被称为“WTO皇冠上的明珠”，由于美方持续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使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协商机制被严重弱化，WTO也几近停摆。全球化是不是终结了甚至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问号。

(三) 传统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破裂风险

从传统意义上讲中国是最大世界工厂。因为美国对中国全面打压，外资撤离中国的撤资论有所流传，产业转移论也因此开始抬头。虽然这种做法和行为站不住脚，可行性也会碰到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毫无疑问，对传统的业已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依然是不小的冲击。

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一系列新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的机遇。为此，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双循环在大变局中开新局。

二、 应对：双循环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

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新阶段、新环境和新的条件和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决策。

2020年5月14日政治局常委会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竞争优势是超大规模的生产优势和内需潜力，目标是构建一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局面。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并将“逐步”变成“加快”，一字之差，也反映了国内外格局不断变化的真实情况。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再次明确提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至此，双循环发展理念与战略已经相当清晰，双循环中的内需外需相互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国要闭门造车，促进“双循环”格局也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向，更不意味着我国发展的内向化，而是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势，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同时通过畅通的国内大循环来推动国内和国际双循环，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更高水平，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 中国发展双循环的优势和基础

中国发展双循环这一国家发展新战略有四点支撑。

(一) 中国拥有规模巨大的市场优势

中国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在于劳动力比较便宜，而在于具备规模巨大的市场。首先我们有14亿人口，这个市场规模绝对是绝无仅有，其次我们有广阔的土地和资源，有多样化的需求，也能提供多样化的广阔市场。

(二) 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中国拥有规模巨大市场优势的同时，在贸易、企业、资本、人员、数据、技术等方面都已经深度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这是我们提出双循环的原因之一。目前全球产业链的比较优势客观上只有中国拥有，虽然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一般来说，一国能生产的产品品种越多，说明产业链越齐全。根据我国海关数据统计（表1），按照海关8位编码来计算，中国2019年有超过7932种产品出口。如果按照美国更细的10位编码来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数目更多，达到14000多种产品。这些都说明中国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

(三) 中国的产业集聚链是核心竞争力之一

过去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涌现出了众多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集群，目前我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张产业集群的“名片”，比如东莞的电子产业群、汕头的玩具产业群、廊坊的家居产业群等。产业集聚有利于专业化分工，降低交易成本，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也有利于中国的出口。^①产业集聚效应带来的价值，让中国的全产业链具有十分明显的比较优势。

(四) 交易成本优势

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规模，14亿人口中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且这个群体未来会越来越大。在这个基本背景下，外资撤离中国，不符合外资企业利润最大化要求。首先，从劳动成本因素看，中国的劳工成本月平均约为750美元，而美国的劳工成本月平均约为4200美元左右，前者仅是后者的1/5。其次，从交易成本因素看，产品生产出来要销售，如果产地接近市场，运输成本就会下降，交易成本也因此会下降。中国作为最大的市场，产品要卖到中国，肯定在中国生产更好，市场成本优势非常明显。事实上，服装、鞋帽这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虽然有可能部分撤离到东南亚，但是如果整个产业都搬迁到东南亚这类地域和市场都较为狭小的地方，劳动力成本和市场成本势必就会上升，几年之后劣势就会很明显，企业都会考虑这些因素。所以众多产业整体搬迁到东南亚这类劳动力成本较低地方不太现实。

总之，尽管全球化的结构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与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这正是中国发展双循环的优势所在。

四、 落实：如何做好中国经济“双循环”

如果说过去的改革开放是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那么目前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对内开放，对外改革”，即搞活中国经济“内循环”，重在对内开放，而要做好中国经济“外循环”，重在对外改革。

(一) 如何做好中国经济内循环？

第一，以中性竞争原则推进要素的市场化。202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化的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各种要素，既包括我国传统的资本、劳动力、能源以及中间品，也包括新兴要素，比如数据等。这种传统要素和新兴要素如何通过完善制度和规则从而进一步市场化非常有必要，这也是做好中国经济内循环需要注意的第一点。中性竞争原则意味着“公开、公正、公平”，也意味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样重要，在市场中发挥各自的优点和特点，通过中性竞争原则推进和实现要素市场化是发展中国经济内循环的第一点。

第二，通过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推进贸易自由化。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在十九大会议中提出的，它有着深刻的内涵。主要内容包括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丰富的内涵，最主要意思是法无禁止即可入，然后推进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投资的便利化，再加上简政放权做好金融方面的改革。自2013年9月到2019年8月，我国已经分5批先后构建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①逐步形成了“1+3+7+1+6”的基本格局。从地理分布看，东部、东中部的省份已经全部被覆盖，除了西部以外，只有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湖南、贵州这6个省份没有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所以，未来逐步在这6个省份设立自由贸易区应该是进一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举措之一。另外，北京比较特殊，河北自贸区包含大兴机场片区，大兴机场也有一部分在北京，但毕竟不够大，所以，北京也有可能发展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另一个新举措，是2020年6月份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分两步走，一是“早期收获”，二是“全面开放”，到2025年实现早期收获。其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商品的自由贸易，二是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这些都是贸易便利化的举措。新举措的长期目标是要建立制度集成和规则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税收改革，通过税收管理推进社会治理、法制建设；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做好风险管控，不仅包括贸易方面的防走私，也包括金融方面的防诈骗以及公共管理、公共卫生等一系列安全问题的防控等。有关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2020年8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出台了文件，提出了15点具体举措，同时也总结了三个重点方向：第一是对外资、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第二是加快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比如从东部转到中西部去；第三是提升通关的便利化水平以及对外资重点项目的扶持。

第三，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投资便利化。自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与各级政府对优化营商环境高度重视，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我国的排名也由2018年的78位、2019年的46位上升到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位列东亚太平洋地区第7位，仅次于日本。但我国各地、各城市发展不平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提升居民的消费。双循环中的内循环，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提升居民的消费。促进内需要通过两条腿走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聚焦在三个方向：第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第二是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第三是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促进居民消费也很重要。2020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降费，保证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从而扩大消费；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减租降息，让中小企业能够生存下去。企业只要能够生存，居民的就业就可以保住，保住就业就可以保持持久的收入，这样才有扩大消费。

第五，继续发展“两新一重”，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三化融合”。“两新”指的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一重”是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国家投资1.6万亿元用于“两新一重”，目标就是通过城镇化来带动投资需求上升，推动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新基建的“新”，首先是“新”在内涵上。以往传统的基建是“要想富，先修路”，现在，新基建应该是在城市群比较集中的地方搞新基建，而不是在没人的地方去搞新基建。所以新基建主要是需求创造供给。其次是“新”在主体上。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讲的是“政府+市场”，讲的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现在的新基建除了政府和市场以外，企业、特别是商业应用企业应该在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也是新基建的重点。这些变化都是5G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据统计，5G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目前是0.5万亿，间接影响是1.2万亿，这只占中国经济的1%左右，未来10年5G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应该要达到10.6万亿，达到相对占中国经济比重较高的目标。

为什么“两新一重”跟“三化融合”有关系？“两新一重”的目标就是为了服务城镇化的发展，而发展城镇化一定要依靠工业化和信息化相互融合。具体理解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依存，如果彼此分离就都无法持续。因为离开了工业化的城镇化会导致“贫民窟”现象的产生，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而离开了城镇化的工业化则没有持续的劳动力来源，自然也无法维持。信息化就是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结合为前提，通过AI、5G等手段更好地融入工业化和城镇化之中，而工业化和城镇化都与现代信息、科技紧密集合。所以“三化融合”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点，也是推进中国经济内循环落地的重要工作。

第六，通过重点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我国的城镇化率2019年是60.6%，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28%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但目前美英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75%以上，有的甚至在80%以上，我们与之相比还有一定距离。所以提高城镇化率也是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长江中游城市带这五大城市群，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

(二) 如何做好中国经济外循环

对于中国经济的“外循环”，要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在于贸易自由化，先有贸易自由化，然后才是金融自由化，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有贸易，再有投资和金融。然而，全球大变局之下，去全球化、贸易单边主义时有发生，经济全球化面临很多冲击，在此情形下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没有终结，只不过呈现为一个新的形态。做出如此判断的原因是：源于贸易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即生产地区化、贸易多边化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所谓生产地区化，即从铅笔到iphone手机，每个产品都遵循零部件由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家的专业化生产，再经过另一个地方加工装配，然后再卖到全球各地，这一核心特征并没有因为特朗普征收高关税而崩溃或者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然，WTO的举步维艰使得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在取代多边经贸合作，虽然地区经贸合作这种多边机制不断加强，正在取代全球多边机制，但贸易多边化的本质尚没有改变。

中国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经济外循环？

第一，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切实落地。“一带一路”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目前官方数据显示有65个成员国家，如果从广义上讲数量更多。通过两条腿走路，“一带一路”的外贸已经占我国外贸的31%左右。目前看来，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前景应该会优先于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是东盟10+1自贸区，东盟10国已经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更要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目前一共覆盖16个国家，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自从2010年建立东盟10+1自贸区之后，东盟10国已经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我国外贸的后花园地位基本奠定。如今中美关系比较紧张，一味依赖美国已经不太现实，也会让我们比较被动，所以，中国的价值链有必要通过东盟10+1自贸区和日韩产品来完善、补充，更多出口到欧盟和其他新兴工业国家。要继续利用全球化的经济特征，持续做外贸生意。中国未来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积极参与并主推RCEP。RCEP不仅要求参与国之间90%的货物贸易实行零关税，实施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允许在整个RCEP范围内计算产品的附加值，还放宽服务贸易跨国投资准入，增加电子商务便利化的新规则。电子商务也将是国际贸易新的重点，尤其后疫情时代，电子商务新的业态将愈加重要，RCEP会继续往前推进。

目前来看，实现中国经济双循环，政策方面主要是 “六稳”和“六保”，但是应该深刻认识到，“六稳”的内容并非是相互平行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稳预期”是起点，“稳就业”是目标，“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是为了“稳就业”。而对于“六保”，短期之内更加强调保市场主体、保基层运转，笔者的理解是，“六保”在短期内只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而“六稳”不止应对疫情，后疫情时代也是如此。总的来说，“六稳”、“六保”还有经济双循环主要要靠三个政策，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开放政策。

五、 推进中国经济双循环需要重点关注的其他问题

(一) 如何巩固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的位置？

双循环不是说只有内循环，也不是说不要外循环，相反是要加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心节点位置。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心节点位置并不会因为我们面临几个大挑战而被取代。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前，全球分成两大贸易中心：以德国为首的欧盟中心和以美国为首的美国中心。近20年后的今天，已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美加墨自贸区，以中国为首的中国、日本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区，以及以德国为首的欧盟经济圈，三足鼎立的贸易拓扑图逐渐明显（图1）。

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如何重构中国中心节点的全球价值链？第一是要提高国内产品的附加值。跟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已经下降不同，中国国内产品附加值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上升是因为技术进步，下降是因为扩大进口，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再加上今年第三届博览会，会使中间品进口上升，所以，要提升国内产品附加值。第二是要发展数字导向和知识密集型的全球价值链。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发展“数字导向”而不是“资本导向”，也不是资本密集型，因为数字导向型非常重要，数字已经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大数据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所以数字导向是未来发展的重点，进口高质量中间品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如何发展数字贸易？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全球贸易下降11%左右，数字贸易却逆势上升。发展数字贸易有两个重点方向：第一要跟“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结合起来，将数字的新形态体现在商品贸易中；第二要跟服务贸易结合起来，通过落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来实现。

我国要发展全球价值链，要以数字贸易为先导，通过知识密集、数字密集的方向实现。而且从数字角度来讲，我国的5G、AI等产品跟发达国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有利于我们未来的跨越式发展。所以，数字贸易是我国未来国际贸易以及发展经济的重点之一。

(三) 企业如何备考答卷？

对于众多企业而言，如何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之中，并扬长避短提升竞争力至关重要。

对此，企业首先要做的就是看准大方向、瞄准新方向。所谓大方向是指对中美关系持续下滑要有清醒的认识，所谓新方向是指把目标转向一些新兴工业体及新兴市场，尽管这些市场目前的规模仍然比较小，但可以通过“零敲牛皮糖”的方式一块一块敲下来，由此寻找到更多的商业合作机会。其次，是走得远。无论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还是过去几年兴起的互联网产业，都可以把自身的触角延伸得更长远一些，积极发展包括东南亚乃至非洲等市场，通过加大投资输出中国技术、中国模式，为全球各市场带来更多的经济优化价值。再次，是挖得深。企业要大力提升企业产品附加值，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做好新产品的创新，由此提升企业竞争力。此外，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发展知识密集、数字密集等全新的数字经济，实现弯道超车也是未来的趋势和重点。最后，是到西部去。目前，国内的经济体系正逐步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来帮助实现梯度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和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向国内的中西部转移，这样不仅能对“西部大开发”起到更多作用，也能够重塑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四) 如何正确认识中美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不能有太乐观的估计。因为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全面打压，所以，笔者认为“长期竞争、有限合作、力求共存”将是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基本定调。“长期竞争、有限合作”是刻画客观事实，“力求共存”表明的是努力方向，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能比较被动，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国在很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有限合作也是存在的。以前，我们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还能不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尚未可知，但是还是要尽一切可能让经贸关系成为防止中美关系下滑的刹车器。总之，“长期竞争、有限合作、力求共存”是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基调。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有理、有利、有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以斗争求和平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和平亡”。

小结

总的来看，在“双循环”新格局、大战略的背景之下，中国一定会从长期增加有效供给，打造经济新增长点的布局之中，培育出更多新经济、新模式和新产业。对中国企业来说，未来以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同样也是实现企业竞争力提升、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赢得更加广阔市场空间的关键和新动能所在。

未来毫无疑问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但是在全球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袭情况下，中国经济已在回暖，并且成为全球大国表现最好的国家。尽管全球化形态发生变化，但是它的基本方向和根本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要确保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心节点位置，就应该优先发展数字导向、知识密集型产品。应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则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以不变应万变，通过双循环在大变局中开新局。如果能做到这些，中国仍将处于一个最佳战略机遇期，中国企业应该看准大的方向并把握好大局。

①Chad Bown,“US-China Phase One Tracker: China’s Purchase of US Good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2020.

①Long Cheryl, Zhang Xiaobo,“Cluster-Base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Financing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4(1): 112-123.

①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成立时间：2013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2015年4月，广东、天津、福建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2017年3月，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2018年10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2019年8月，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