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促进消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与市场风险相伴而行的局面，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托底功能对于夯实双循环大格局的国内消费基础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布莱克莫尔等（2019）所论，社会政策应该关注社会变迁加速背景下的消费性质不断改变的事实。政策无疑是 “人类涉及的秩序”的一部分（黄国信，2018），它并非总是能够反映社会事实的演化规律，而是常常受到一定偏好的影响。如从消费政策史来看，制定者、受益者、观察者等群体的认知非常复杂，对个体、家庭乃至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通过访谈调查等方法可以发现，不同空间背景下的受益群体对政策的判断也会基于不同动机而展现偏好取向的多样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为此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推断不同的偏好对产出、价格的影响，进而评价组织经济的不同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复杂而动态的个体和家庭偏好。因此，提振消费带有一定的社会政策属性，但并非单一事件的政策序列的简单排列组合。它牵涉到一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的情境评估、决策主体与受益对象定位、社会政策选择及其风险预防等一系列逻辑链的互动与影响。换言之，提振消费政策若要达到社会结构良性运行的效应，必须要突破其面临的结构性约束。

一、 抽水、放水与接水：三种值得注意的叙事及其核心问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一步激发消费，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成为一个焦点性议题。因此，我国如何制定有效的刺激消费政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经描述过经济刺激政策背景下所面临的一种局面，即抽水竞赛。她说：“茶壶里的吸管太多了”（奥斯特罗姆等，2011:2-3）。问题在于水就那么多，即公共池塘的资源是有限的。由此，她提出，刺激经济的政策绩效与行动情境、人们对规则的认知紧密相关。正是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着政策偏好。她认为受影响者既包括政策制定者，也包括政策解读者与政策损益的对象。

无疑，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态势构成了社会各界共享的行动情境。奥斯特罗姆的观点表明，选择合理的刺激消费政策需要深入分析一定行动情境下的心理与行为取向。一些访谈资料能够印证奥斯特罗姆的一些观点。企业家们往往会主动观察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走向，进而选择自己的行动取向。一位房地产从业者FR说：“什么是化危为机？对于企业来说，解决危机化解风险的过程也是迎接政府放水的过程。这个过程，企业就是要主动抓项目。抓项目就是接水。只要搞好与政府的关系，接住一桶水，做个三五年，这辈子就不用愁”。这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种叙事方式。在这一叙事当中，包含了三种认知偏好：（1）与遵循制度的路径依赖特性关联的偏好。他认为房地产依然是消费的重点，也是土地财政受益的关键。因而，他希望刺激消费政策能够让房地产价格上涨。（2）与遵循强政府驱动下的项目制优先相关联的偏好。人们不仅内化了项目治国逻辑，而且基于项目治国逻辑进行思考(周飞舟，2012)，把这一原则与锦标赛体制^①的理论假设联系起来。在这一逻辑中，地方政府、企业作为中央财政放水的承接者具有项目竞赛性特征。人们往往认为，项目获得者可能就是接水的受益者。FR试图借助承接项目来转嫁企业危机，获得长期自利的蓄水池。（3）遵循资源配置与个体利益优先相结合的偏好。这种综合特征明显的偏好往往和政商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这位企业家一样，另外一位小手工业者BF已经是政府帮扶政策的受益者。他从事的是与建材安装有关的销售行业。夫妻俩都来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初中，一个还在幼儿园。疫情期间，孩子不能上学。为了照顾孩子，妻子不能帮助他照看门店。这样，他一个人要承担全家四口的生活来源。但是，疫情爆发后的2个月内，他的门店没有接到任何订单。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指导意见》。受益于这份文件，他不但不用负责门店租金，而且还在地方特殊政策下，获得了2万元左右的补贴。但是，他下面这段话所反映出的信息依然值得注意：

“好在政府给我补贴了2个月，有2万多块钱。否则，我只能逃回乡下了。我希望政府还是能够刺激房地产生意。虽然，很多房地产公司把装修也集成进去了，但总归会有需求。这样，有人买房，我也有生意做，至少能喝上点汤。如果生意差，供不起在城里的房子，还不起贷款，我迟早选择断供回农村。40多岁了，也拼不了几年。再说，现在做小本生意的风险也很大，不知道哪一天，好好的店就跨了。好在，我城里买的房子升值了。烦人的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有价无市！我还能变卖房产回家，和我住在一条街上的很多人，连房租都交不起啊！如果小县城有更多就业机会，这些人宁愿回到家里。”

这段话表明，他的包括消费偏好在内的行为取向受到了4种因素的影响：（1）基于财政补贴的杠杆缓解了他的资金压力。（2）疫情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理解。显然，BF把乡村作为自己生活稳定的最后堡垒。（3）房贷压力对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具有导向性作用。BF一开始是木工，是匠人。经过多年发展，在城市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他成为亦商（门店老板）亦工（手工业者，安装工）的从业者。但是，房贷和育儿成本影响了他对流动的看法。（4）同辈群体与同一业缘群体的压力让他对消费预期、资产保值预期产生了悲观看法。

同时，BF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他是进城务工人员，全家住在建材市场附近，附近的街巷便是城中村。城中村居住着大量来自进城务工的家庭以及大量刚刚毕业在城市入职的大学生。这些家庭十分希望补贴资金能够让他们也受益。BF明确告诉我，由于收入来源迅速收窄，甚至短暂地失去收入来源，这部分人基本没有消费能力。 BF感叹，减免房租要是能够长期减免，也许这些家庭能够度过难关，慢慢地融入城市。事实上，BF的感叹反映了一个世界性难题，即该如何解决城市的贫穷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其著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困与暴利》中引述了美国诗人休斯^①的感叹“房租要是能从天而降，多好”(德斯蒙德，2018)。这一感叹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国已经出台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指导意见》的正确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与之相关的政策更具执行力，更具长期性和持续性，或许政策的绩效会得到进一步放大。

来自赣南地区的调查可以进一步印证BF的感叹，证明疫情背景下提振消费政策对于推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性。2020年8月，来自麓村的闵娣向调查人员讲述了自己家人的故事。麓村地处福建与江西交界之处，也是产业转移与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区域经济要冲。麓村人大部分在福建省的制鞋企业务工。疫情到来之后，一方面外出务工时间比往年晚了2~3个月；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开工不稳定。闵娣的丈夫是外卖小哥。随着疫情的发展，大量青壮年转入该行业，外卖小哥的收入下降了47%左右。闵娣的丈夫可以住在她原来打工住过的宿舍，省了租房费用。由于丈夫从沿海地区寄回的收入减少，闵娣只能节衣缩食，抚养好孩子，尽管她本人非常希望回到城市工作，回归以往的消费水平。因此，她对政府提出的对务工人员予以交通补贴的政策非常赞同。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就是要促进就业。给务工人员发放交通补贴的做法无疑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

可见，访谈对象的叙事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与关联性。他们都对政府政策抱有很高的预期，都是在资源配置、风险防范方面的敏锐感受者。他们都认为政策的背后是流水般的利益，都希望是政策的受惠者，他们都是城市生活机会的敏感者。可见，他们对提振消费的政策预期是比较强烈的。他们关于抽水、放水与接水的叙事表明，提振消费政策需要着力研究政策偏好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与利益取向。进一步来看，提振消费的过程是一定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下，一定的人口与家庭结构状态下，政策主客体进行资源整合、资源获得等一系列行为互动的过程。提振消费的过程，不是资源有效集聚、有效配置的过程，更是践行分配正义（如代际正义、防止偏好扭曲制度正义等等），防范风险的过程。

二、 风险社会与低欲望社会的叠加：提振消费的结构性阻滞

但是，他们毕竟代表的只是某些群体。提振消费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效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谨慎分析。就他们所提及的风险社会而言，有必要作进一步分析。BF提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务工群体交房租能力的问题。正如李培林（2019）所强调的那样，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他们直接牵涉到中国能否成功促进中产阶层的成长，牵涉到社会阶层结构的样态。因此，他们的消费能力值得关注。BF毫无疑问是从农民工转变为小商业从业者的典型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向上流动。BF接着说，一般来说，在南昌，租一室的往往是务工者自己或夫妻两个居住；如果有小孩会租两室一厅。这些群体代表了大多数务工群体的消费能力。他说，相对而言，租住一室一厅的更多的是年轻的务工群体。来自安居客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BF的观点，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南昌市一室的租金价格在下滑之后一直缺乏回升的迹象（见下图1）。图中显示，房屋价格从1月份跌落之后，全年就没有回升过，并且波动非常小，只是在2元之间。

资料来源：安居客网，https://www.anjuke.com

来自与房屋中介人员LC的访谈资料表明，选择两室一厅的群体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务工者、求学者的合租；一种是有小孩的务工家庭；第三种是为了到重点中学附近陪读的家庭。这类消费群体往往租房时间较长，有较为稳定的收入。进入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房屋中介要么停业了一段时间，要么只能通过网络来开展业务。中介人员说，这类租房群体恰恰是社会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他说，虽然两室一厅的需求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总体情况是下滑的；至少，短期内看不到快速回升的动力。来自安居客的数据同样也印证了访谈对象的观点（见图2）。图2表明，除了2020年3月和4月份有短暂上升之外，新冠疫情爆发后的1~6 月份租金价格基本上缺乏强劲回升的迹象。如果从全年来看（见图3），如果全球新冠疫情得不到控制，这种状况存在着长期持续的可能。务工家庭和有能力在重点中学附近陪读家庭的消费能力及其水平是牵涉到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务工群体是双循环格局中的支柱性力量。只要自身工作稳定，一方面，他们不仅能够确保自身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而且能够为所在城市的房屋租赁业等大量行业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从城市向乡村寄回了大量资金，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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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房屋中介业者LC感叹说，这些年，生意很难做，因为消费者的风险意识更强了，消费更加理性了。LC感叹道：“每个人都有一种不确定感。大家不可能为不确定而付费。以前是有点钱就会消费；现在的情况是，能省点钱就省一点；能不消费，就绝不消费”。显然，他的感叹表明，提振消费政策遭遇到了风险社会与低欲望社会的叠加效应。无疑，风险是指在一定领域、一定事件当中，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引发的社会损失，甚至是社会动荡，并且这些损失与动荡会导致一定可能性关系状态的改变(刘岩，2008)。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和传播毫无疑问是风险。从SARS到新冠肺炎疫情都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的关于要着力化解重大风险的论断具有战略意义。

这一论断也是当下讨论提振消费的基本依据之一。回顾起来，这一论断具有开放性，是国际理论界成果的中国化应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首次系统阐述了风险社会思想。贝克强调，在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另一种现代性，其中轴是风险分配与应对（贝克，2020：3-15）。卢曼（Niklas Luhmann）同样关注作为现代性表征的风险。他同样强调人们对未来的损失是否发生这一问题的认知、归因的重要性。他说：“未来的损失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从已然确定的现在出发，未来是不确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现在要么符合预期，要么不符合预期”（卢曼，2020:34）。对于分析提振消费的政策效应而言，卢曼的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它表明，提振消费的政策效应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紧密相关。房屋中介工作人员LC说：“人家连对能否长期呆在南昌工作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要签长期房租合约？”但是，这种理性的认知是否就能够化解风险？卢曼并不认同。恰恰是风险意识可能衍生出新的风险。他说：“人们知道得越多，便越知道人们不知道什么，这才造就了风险意识。人们计算得越理性，开启越复杂的计算，眼前便有越多边边角角涉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因此存在风险”（卢曼，2020:50-51）。在卢曼看来，未来规避风险，政治系统会把风险导向经济系统，通过经济系统化解危机。他说：“当政治系统吸引来自社会所有领域的风险时，为了部分地将之作为过度反应或不予以考量的风险加以吸收，并部分地在此疏导回社会，经济系统更可能充当最后的蓄水池，所有风险都向那儿涌去——特别是人们用成本支出来反对风险作为自我保全的这种方式”（卢曼，2020:253）。就此而言，提振消费政策具有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蓄水池功能。

在全球新冠疫情尚未出现明显的结束迹象之前，人们必然会理性地思考如何应对风险。FR、BF、LC都认识到一点，一种韦伯（Max Weber）笔下所论及的新教伦理式禁欲取向氛围正越来越浓厚起来：人们必须要思考成本支出与化解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了降低风险，人们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对欲望进行控制。这样，人们开始担心风险社会是否会与日本式的低欲望社会相叠加？至少，“疫情过后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彻底的低欲望社会”这一问题已经进入了新闻议题的设置进程当中。以“疫情”、 “低欲望社会”作为关键词进行大数据检索，百度搜索引擎显示共有120余万条。

低欲望社会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提出来的。大前研一试图对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观点进行回应。大前研一对托马斯·皮凯蒂观点存有疑虑的地方恰恰就在于采取何种税收政策才能提振消费。托马斯·皮凯蒂主张对富裕阶层在世界各地的资产进行课税，而大前研一（2018:14-19） 则主张把消费税提高10%。不仅如此，大前研一还反对对资产金额采取累进课税的办法，主张应该对不太富裕的年轻人课以较少的税。他以人口减少与超老龄化泥淖并存这一最大问题为依据，进一步指出，日本年轻人不愿意背负危机，他们不愿意背负房贷，连结婚的欲望也下降了。把这种低欲望状态描述得更为细致的是三浦展提出的第四消费时代理论。三浦展同样是以少子高龄社会的家庭与代际关系为依据。三浦展(2018:4-9)提出，在第四消费时代，人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不花钱的情况下获得幸福。也就是说，第四消费时代是摆脱物质性、强化非物质性意愿，追求极简单主义生活的时代。极简主义者们往往依据生态思潮，强调共享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存在着某种低欲望的极简主义生活取向，如在租房、租赁等领域存在的拼凑性共享现象。

由此可见，无论是大前研一，还是三浦展，都非常强调提振消费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当下社会的整体消费取向，而这些消费取向往往和人口结构、价值取向紧密相关。比如，从人口结构来看，许多国家在制定各种政策时必须面对一个又老又穷的“白发新世界”，政策必须考虑老龄化(菲什曼，2018)。这样，大前研一和三浦展的论述把人们对提振消费政策引向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思考：低欲望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叠加效应就在于人们为了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风险，可能会选择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面对这种生活方式，以往有效的提振消费政策很可能遭遇挑战，因为这是提振消费的结构性情境。一方面这种结构性情境会让习惯性的政策评估失效，如广泛流布的报复性消费预期并未如期出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78亿元，同比下降7.5%，降幅比3月份收窄8.3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32%。^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突破结构性情境约束是一个大难题。和此前的SARS危机不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已然今非昔比。另一方面，体现提振消费效果的商业模式将遭遇巨大挑战。三浦展明确说：“一排排的商业街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需要结合社会政策（如在商业街上建托儿所）来重构新的经济空间(三浦展，2018:184)。众所周知，以往商业街是提振消费的蓄水池，也是表征，但线上消费的兴起已经严重地冲击了商业街的发展模式，冲击了传统的就业空间和就业群体。而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恶化了许多商业空间的处境，为平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甚至部分商业街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引发巨大争议的社区团购便是例证之一，因为社区团购对原来的集市、门店都构成了巨大冲击。故而，提振消费需要充分考虑这种结构性阻滞。

三、 当工作消失时遭遇政策偏好：提振消费对象与行动者的情境

政策的落地往往反映事物演变的宏微观连续性特征。前述的讨论表明，提振消费无疑会受到一定情境下的政策偏好影响，因为正如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所强调的那样，众多政策工具总会“吸纳自己的行动者群体，使用自身的运作系统，有自己内部的动力”(萨拉蒙，2016)。反过来，政策偏好本身就是不确性的一部分，甚至会导致不确性更加复杂。除闵娣之外的其他三位访谈对象都涉及到建筑行业。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带有该行业的共享取向：对待基建行业的态度。经济社会学者加里·贝克尔分析证明了一定社会群体或者社会力量的偏好结构对政策运行的巨大影响。换言之，他认为偏好结构往往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和文化解释影响。人们往往喜欢把一定的偏好进行效用最大化。偏好还受到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共同作用。也就是说，在决策动机上，除了理性的利益预期外，人们可能受到习惯、成瘾性行为、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学界和舆论界迅速把凯恩斯主义与基建结合起来思考，强调新基建是提振消费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这些讨论表明，过往的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博弈方式、制度形成及其绩效，因为它们将部分地控制未来的行为。按照卢曼的观点，恰恰在这一过程中，新的风险就可能正在孕育当中。因此，制定提振消费政策首先要加强风险评估，以利于实现政策撬动效应最大化。这样，提振消费政策必然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对象是谁？进一步来看，又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规则；二是受益对象和受益地区。

首先是关于规则。无疑，在不确定性中进行选择和决策是常态（摩根等， 2011），更是当下最现实的情境。然而，社会现实是由继时关系与共时关系的多重场景构成的。目前的情境和理想情境必然存在一定差距。与提振消费政策相关的游戏规则显然要面对的正是这种场景的系统复杂性，并由此来进行优化。否则，抽水、放水、接水等行为就会出现失范现象。系统复杂性的存在使得人们必须考虑理想情境作为参照。有学者试图设置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理想情境。在这一情境中，人们魔幻般地达成共识，并以一种共享的正义原则为基础友好相处。法国学者埃哈尔·费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对此进行了批评，其理由之一是，行动者往往是利益的捍卫者，他们必然会思考为什么自己会失去(费埃德伯格，201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同样重视一定情境之下的行动者取向，重视实际运行的规则对行为的规范能力。她对公共池塘资源的分析表明，在一定情境中的行动者往往受到个人偏好、信息处理能力、选择标准、个体资源、一定情境中的行为解释能力、对结果的预测与评估等因素的影响(奥斯特罗姆等，2011:41)。行动者需要在一定的规则体系中进行选择。而规则是情境性的、规定性的且需要被遵守。按照奥斯特罗姆等(2011:45)的观点，一般来说，行动情境会受到位置规则、边界规则、权威规则、聚合规则、范围规则、信息规则、收益规则等的直接影响。

同时，偏好伪装可能会影响情境，影响规范的利益取向。进而言之，提振消费的规则是否有绩效往往和一定的行动者、行动情境、行动场景紧密相关。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台湾地区提出了消费券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很快引发了巨大争议。再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围绕疫情疏困方案的争论。可见，当下讨论提振消费必须充分考虑其作为公共池塘的资源属性，清醒地分析政策的偏好，优化政策信息流动环节，加强规则的解释与宣传，优化政策实施的环境，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的危险，进而真正实现化危为机。考虑到新冠病毒可能长期存在和会产生长期影响，因此在制定提振消费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规则的合理性，财政能力的持续性（如财政负债带来的挑战）。

其次是关于受益对象和受益地区。制定规则必然要面对一定空间的受益对象与分配正义的关系处理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进一步实现提振消费政策的分配正义。威廉姆·陶瑞（William Torry）在研究饥荒时曾经强调，危机系统恰恰是从常规分配原则的逐渐加强和缩减开始的(道格拉斯，2013:157-158)。在此基础上，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进一步结合制度的受益对象提出，理解分配正义需要和一定的制度背景紧密结合起来。她说：“一种体系的正义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它满足制度的日常需要……理性的选择不是在断断续续的危机和个人偏好中间选择，而是持续地在制度中间选择”，分配正义恰恰要防止的正是固有的偏见(道格拉斯，2013:159)，使得资源让更多的人受益。BF在接受访谈时强调，自己受益于提振消费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种信心：感到来自乡村的自己还能够在城市中稳定地生活下去。与BF的取向不同，对来自赣南地区唐村的入户调查则表明，1970年左右出生的群体则愿意选择回到农村就业、创业。到2020年6月，留在本县务工者超过了50%。疫情使得这部分群体认识到守护老人、照顾家庭的重要性。但是，受访人员也表示，自己的收入与在沿海地区务工相比肯定会有所下降，因此消费欲望也会下降很多。可见，精准选择受益对象、受益空间有利于强化制度的分配正义。

在思考分配正义的诸多理论范式中，空间正义是亨利 · 列斐伏尔( H e n r 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等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从疫情发展情况看，新冠病毒超越了空间边界。国内外学者很快将疫情发展与全球化、逆全球化联系起来。关于脱钩论的讨论便是其表现之一。其中，空间的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是讨论的重要视角之一。一方面，所谓空间的生产性消费是指生产过程中对空间的消费。如工厂和工场中的机器、原料、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列斐伏尔，2003）。众所周知，工厂是现代工业的巨兽（弗里曼，2020），它的运行正常与否直接对产业链的运行构成了巨大影响。新冠疫情爆发后，作为密闭空间的工厂很快受到影响，空间的生产性消费受挫之后影响到了扩大再生产。同时，与工厂紧密相关的是工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居住空间能够反映这种空间的生产性消费动态。房租价格走势恰好能够体现这种动态性。

另一方面，空间的生活性消费往往维系着消费主义的起落（任政，2018）。空间的生活性消费涉及到房屋购买、逛逛旅游、商业步行街、大型交通设施以及物流设施等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面临巨大挑战。据媒体报道，广州市购物中心的空置率达到了近10年来的新高。^①值得注意的是，空间生产性消费与空间生活性消费之间具有很强的联动关系。东莞是中国工厂集中的城市，是空间生产性消费的典型城市。这种城市特征必然导致房屋出租与工厂开工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房租状况同样反映了这种联动性。江西省是农民工输出大省，接受江西农民工的主要省份是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其中，接收农民工的重要城市之一便是东莞。一位接受访谈的南昌房屋中介告诉笔者，如果仔细对比一下东莞的一室房租价格，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按照其建议，笔者检索了东莞市房租价格的走势（参阅图4）。走势图表明，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一直到2020年7月初，东莞市的一室一厅房租价格一直处于下滑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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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种下滑态势和南昌市的价格趋势基本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颇具象征意义。众所周知，南昌市、东莞市分别地处内陆与沿海。在双循环格局中，两者之间的联动性、一致性恰恰说明，需要针对保就业与促消费之间的强关系，进行社会政策干预。为此，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一室一厅房租价格下滑背后的更为重大的问题是企业开工率不足。而开工率不足必然影响就业走向。也就是说，一室一厅房租价格下滑表明大量工作机会消失。可见，新冠疫情的发展表明，风险传播具有空间延展与联动特征。这一特征进一步构成了提振消费的结构性阻滞。尤为关键的是，这一特征表明，要把政策的受益对象与受益区域分析清楚。

从实际情况看，现有提振消费、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突破这种结构性阻滞的努力。新冠疫情爆发后，针对乡村，有关方面迅速意识到要抓好防止因疫返贫的工作。比如，针对集中连片贫困区，国务院扶贫办迅速地开展了调查工作。但是，城市农民工聚集区却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如前所述，调查对象之一BF正是建材市场周围社区的居住者。他担心自己重新沦为债务负担者，甚至是赤贫者。按照前述李培林的观点，BF代表的恰恰是部分可能转为中产阶层的农民工群体。而在疫情中，这种转变的预期受到了严重打击，甚至BF有明显的害怕向下流动的恐慌情绪。BF还强调与建材市场紧密关联的恰恰是泥工、木工、搬运工、卡车司机等群体。在这些群体当中，很多人的工作带有短工性质。因此，考虑到这一点，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提出的担忧恰恰值得注意：谁可能是城市新穷人？如果能够让这部分群体受益，则提振消费有非常雄厚的人口基数支持。威尔逊认为，要关注被高失业率所困的居民点，因为这部分聚集区恰恰最能反映社会变迁的脆弱性；要优化聚集区内的机会结构，让这部分人有基本消费能力，可以防止坏的预期弥漫于社区，防止基层出现恐慌。闵娣家的故事表明，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恰恰是影响消费预期的关键因素。

从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面来看，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东部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发展落差依然存在。如前所论，从阶层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命运是社会变迁中的关键。脆弱的聚集区往往反映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经济落差存在的挑战，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行动者进行选择的结构性情境。威尔逊的研究带来的启示表明，提振消费如要防止被错误的偏好所绑架，进而实现精准施策，就应该像检测无症状感染者一样，开展精准的社区调查，以利于掌握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基本消费能力及其在疫情中的损益情况。因为精准调查有利于实现卢曼所说的通过掌握流动而准确的信息，了解真实的消费世界。尤其在池塘的水本就不多的情况下，抓好精准调查尤为关键。沿着威尔逊的思路可以发现，至少有三种聚集区不应受政策偏好影响而有所忽视：（1）两种类型的城中村人口的消费状况需要调查。一种是因进城务工而形成的城中村聚集区的家庭生计与消费状况调查。另一种是因城市扩张而导致的整村进入城市社区的家庭生计与消费状况调查。（2）近5年就业群体的租房聚集区需要调查。这部分群体是未来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部分群体是中产阶层或准备进入中产阶层的群体。尽管学界尚有争议，但是收入依然是人们思考格差社会，防止阶层固化的一个基本问题（橘木俊诏，2019）。这部分租房群体的收入和消费紧密联系，而且消费的能动性强。（3）工厂厂区密集地带的生产性消费调查。2020年2月，国家发改委采取了疫情期间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做法。这一做法有利于工厂密集区的企业降低运行成本。这一政策的绩效要得到真正体现，且能够把资金真正让企业受益，则需要精准调查。

四、 结论：警惕政策偏好性挑战，提振消费需长期努力

如前所述，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一系列提振消费，防止经济下滑的措施迅速出台。但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一个不确定性增强的风险社会与低欲望社会特征并存的阶段里，人们需要充分考虑政策偏好伪装会带来什么风险。政策偏好影响个体与集体选择的取向，这些取向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公开的；既体现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也反映在政策执行并被公众理解的过程当中。

从麓村、唐村之外的三位访谈对象来看，在提振消费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联动性对构建双循环格局中强大消费基础的重大影响，进而需要正确处理几对关系以利于警惕政策偏好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1）路径依赖在政策制定、讨论与落实中的强大惯性。三位访谈对象都把基建行业当做抽水、放水与接水的渠道。尽管这可能受到三者在行业上存在关联性这一因素的影响，但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学界、公众、媒体一起参与“新基建” 大讨论的现象，不难发现路径依赖对政策制定、讨论与落实的强大惯性力量。甚至，路径依赖导致从政策的制定者到政策信息的接受者出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惯性力量。这种惯性力量很容易导致一个社会在思考提振消费政策时缺乏更加宽阔而长远的视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锦标赛特征的科层制背景下，提振消费对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伪效应。比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不同群体都试图利用政策红利获得更多的接水机会。这样，提振消费可能在社会心理层面导致集体性的接水妄想与狂欢。在财政能力面临巨大考验的背景下，如何处理抽水、放水、接水三者的合理关系可能会面临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与不同群体的政策偏好紧密相关。受路径依赖影响，当政策偏好落入恶化分配正义原则的死循环时，这些挑战必然压抑合理的欲望，导致更大的社会风险。

（2）结构、制度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政策制定与落实、资源筹集与分配、受益群体之间的良性关联。无疑，提振消费和一定的结构、群体紧密相关。但是，制度是和资源配置、分配正义等问题紧密相关的。从具象角度看，政策的落实与何种亚结构、具体的群体紧密相关则是大问题。至少有三类群体值得关注：首先，稳定进城务工群体的消费能力。访谈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使得农民工获得了大量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故而，提振消费政策具有优化阶层结构的功能，有利于稳定农民工群体。比如，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部分进城务工人员获得了在城市长期工作、定居的机会。但是疫情可能使得这部分群体的机会成本大幅度提高。访谈资料表明，对疫情更加敏感的行业与群体甚至做好了长期返乡的准备。因此，稳定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就具有稳定战略结构发展方向的意义。其次，社区中的失业群体、短工化群体，防止这些群体的家庭负债表严重失衡。手工业者BF的经历表明，尽管他已经开始从商，但是在疫情期间，他一度面临门店关闭，只能从事短工的现象。因此，为了精准施策，开展社区消费能力的普查就极为必要。最后，要稳定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且消费欲望较为强烈的青年就业群体。如前所论，无论是南昌，还是东莞，住房租赁的数据表明，这部分群体的就业空间、消费能力受到了很大影响。

（3）空间、代际与生活方式的挑战。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到来强化了社会各界对低欲望社会和风险社会的讨论，但是，人们尚未全面讨论两者的叠加效应。事实上，这种叠加效应已经出现了。风险传播具有空间传递与互动特征，如城乡之间、不同省份之间。风险会导致一定群体的一定生活方式的中断或产生，如BF对城市生活的延续性感到担忧。再如，疫情导致儿童照顾、学业安排发生巨变，如闵娣只能选择在家里照顾孩子，以利于孩子在疫情中保持健康。这些行为选择必然影响城市房屋租赁行业的变化，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SARS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地都是特大型城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部分农民工希望能够在县城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但是中小城镇的发展空间还有待优化。前述BF的访谈就表明了这一点。和闵娣一样，LC也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房屋租赁者因为要回家照顾孩子上学而离开了大型城市。因此，提振消费政策需要站在双循环大格局的宏阔视野角度，避免狭隘的政策偏好，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来面对空间、代际与生活方式的有机联动，真正实现化危为机。

① “锦标赛体制”来自经济学的锦标赛理论。参阅周飞舟(2009)。

① 休斯（1902-1967），美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转引自德斯蒙德(2018)。

① 国家统计局：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78亿元，同比降7.5%[EB/OL].(2020-05-15).https://n.eastday.com/pnews/1589513910012201.

① 广州购物中心空置率10年最高，北京路商圈租金下滑[N/OL].南方都市报,2020-07-06.https://3g.163.com/local/article/FGS46EHV04178D6J.html.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