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形成重大冲击，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和不确定性。2017年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奉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针对贸易投资领域实施广泛的经贸限制政策（赵瑾，2019；裴长洪和赵伟洪，2019），标志着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对中国依托外向型经济体系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战（林桂军， 2019）。受疫情蔓延、世界经济衰退、大国经贸博弈和国际制造业竞争交织的影响，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形成了疫情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叠加态势。这种叠加暴露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长期性矛盾及结构性失衡，也使国际贸易问题成为其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进一步加剧了发达经济体实施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倾向（张宁军，2005）。中国深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优化对外经贸发展环境，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长期性冲击的当务之急。如何通过提升区域贸易自由化水平抵消贸易保护政策的负面影响，降低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确保良好对外经贸环境，对中国稳外贸和促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悠久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其理论发展经历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和新贸易保护理论等阶段（梁碧波等，2008；谭崇台，2014），倡导自由贸易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事实上也蕴含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导火索。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是倡导自由贸易的代表性理论，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张曙光等，1996），但由于国际贸易本身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对消费者、进口竞争者和出口受益者等不同群体存在不同福利影响，导致了政策主张的冲突和分化，致使贸易政策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博弈切换，塑造了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复杂的共生交替关系（薛荣久，2009）。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规模经济和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新贸易理论的重要基础，成为贸易保护的新依据（易定红，1999；尹斯斯，2016）。二战后，为了避免无序竞争，促进经济复苏，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先后以GATT和WTO为引领，主导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李杨和黄艳希，2016），促使世界平均关税水平大幅削减，贸易自由化水平大幅提升。但随着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溢出效应和经济追赶，发达国家为了捍卫既得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又愈演愈烈。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通过提高关税，实施非关税壁垒，限制贸易和流动，降低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外国商品参与本国市场竞争的贸易成本，通过歧视性政策精准限制进口商品，谋求本国经济利益。虽然理论上贸易保护主义可能通过“损人利己”的方式攫取不当利益，历史上也有过成功案例，但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获利已日益困难，贸易保护更倾向于导致国际经贸政策的恶性循环，形成双输结果（杨超和王锋，2010）。以贸易保护的贸易条件效应为例，在静态条件下如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是对国际供需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将导致商品需求萎缩，供给过剩，出口价格降低，从而降低实施国的进口价格，改善其贸易条件。相应地，受影响国的贸易条件也将出现恶化，这使得保护政策在经济不景气中容易出现升温。但在以牙还牙的贸易政策动态博弈中，来自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会抵消甚至恶化这种潜在的贸易条件收益，从而形成双输结果。再从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来看，贸易保护政策看似可以对本国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但潜力巨大的产业形成促进作用，随着各个国家纷纷实施类似的进口替代策略，往往导致各国之间的补贴竞争，无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反而造成全球产能过剩（沈伟，2019）。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个理由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在贸易保护政策的作用下，进口下降，贸易逆差有望缩减，从而实现贸易平衡。但事实上，这种平衡并不必然有效，而且代价高昂。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链深度融合，通过贸易保护平衡国际收支实际上是罔顾国际分工关系，舍本逐末地追求破坏性的贸易平衡。同时，在通过征税提高贸易壁垒而抑制进口的同时，本国出口也将因国外的报复性措施而出现萎缩，贸易保护的国际收支改善作用也难以形成（张汉林，1994；盛斌，2002）。

可见，通过贸易保护政策获取利益充满不确定性，但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负外部性却是毋庸置疑的。首先，贸易保护主义对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国内方面，贸易保护政策通过抑制进口竞争，对国内低生产率企业形成输血作用，从而抑制本国生产效率提升（邵军和冯伟，2013）。国外方面，贸易保护通过限制进口，导致出口国的贸易规模收缩，规模经济效应下降，从而压制出口国的生产率提升（侯方宇和杨瑞龙，2019）。其次，贸易保护主义扭曲全球资源配置，导致全球资源配置偏离最优配置水平和最优区位及产业选择，这种影响在贸易摩擦中尤为明显（陈晓文，2006）。虽然贸易保护主义者对这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心知肚明，但更倾向于刻意低估这种损失。以保护幼稚工业为例，政府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干预市场资源配置，保障本国幼稚工业的要素投入和市场份额，但对幼稚工业的选择不当和过度保护带来的问题却缺乏有效措施，同时贸易伙伴的报复也会加剧全球资源配置的扭曲（刘鹤等，1999）。再次，贸易保护主义通过限制竞争和阻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造成不利影响（张中元，2014）。同时低增长又容易诱发保护措施，陷入低增长的保护主义陷阱，进一步诱发贸易保护措施的扩散及经济增长的低迷（汪诗明，2019）。最后，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进程，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割裂市场联系、激化经贸摩擦，贸易保护加剧了贸易利益的冲突和对立，强化了逆全球化倾向，阻滞了全球化进程（刘志中和崔日明， 2017）。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产业空心化归咎于全球化，导致保护主义的兴起和大国经贸摩擦的加剧，已经对全球化进程形成巨大冲击（盛斌和宗伟，2017）。

理论界就区域贸易自由化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消解作用已形成较强共识：首先，区域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具有促进效应，可以明显降低要素配置成本，改善成员国资源配置效率，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资源配置的扭曲（匡增杰，2014；岳文和陈飞翔，2014）；其次，区域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集聚效应、竞争效应和贸易创造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王胜和钱青，2009；陈虹和杨成玉，2015），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抑制；再次，区域贸易协定通过推进成员国之间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有助于发挥垫脚石作用，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从而消解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进程的冲击。

可见，利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遏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更具有实践上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内外有别”的制度设计为基础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可以有效冲抵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WTO框架下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区域贸易自由化以其自由化和歧视性兼具的特性，已经成为各国继续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优先策略（都亳，2015）。

目前，关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大多将区域贸易自由化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次优选择，对利用区域贸易自由化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尚不多见，影响机制也尚不清晰。本文将在分析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背景及挑战的基础上，梳理区域贸易自由化抵消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机制，提出中国通过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思路及对策。

二、 现实背景及理论逻辑

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具有复杂而特殊的现实背景和理论逻辑，在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中，部分发达国家把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化解结构性矛盾和遏制新兴经济体崛起的重要工具，导致国际分工的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国际投资面临更严苛审查，跨国并购及跨国经营受到严重干扰，国际经贸成本显著上升，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和一体化进程受到威胁。在国内外因素叠加导致国际经贸政策博弈加剧的同时，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对抵消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冲击显示了巨大潜力，为中国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新的政策工具。

（一） 现实背景及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失衡和传统国际贸易网络下的贸易利益分歧，形成了贸易保护主义与投资保护主义叠加并行的发展态势。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开放政策的重大转向和国际规则的推倒重来扩大自身贸易利益，重塑经贸规则决策者地位，这对世界各国都显示出了极强的负外部性，对世界经济发展形成空前挑战。

1.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诱发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持续累积

经济下行趋势导致贸易摩擦，进而诱发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普遍规律。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时，倾向于通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和补贴本国产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加剧了“逆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兴起，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30日在全球出台贸易保护措施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发达国家占比高达75%。^①随着在众多发达经济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陷入全球性衰退的风险不断扩大，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又会进一步诱发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增长乏力之间的这种双向因果关系通过累积循环效应放大了全球经济的衰退风险。低增长和高贸易保护的恶性循环已经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

2. 传统国际贸易模式的利益分歧持续扩大，国际经贸环境不断恶化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衡使其贸易政策出现转向，从自由贸易引领者转为保护贸易倡导者（董琴，2018）。2017年以来美国开始寻求所谓的贸易公平性，提出用“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显示了在传统国际贸易网络下，美国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利益分化和冲突正变得日益尖锐。这种贸易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美国对贸易逆差、贸易优惠和贸易壁垒等方面的指责和不满。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是全球贸易环境恶化的引领性事件，正在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美国试图借助自身经济、技术和政治实力，单方面打破现有国际利益格局，通过选择性打压和精准制裁，重新擢取最大利益。Global Trade Alert数据显示，2008年来美国一直是所有国家中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最积极的国家。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在引起贸易伙伴的政策反弹，以牙还牙的贸易政策恐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并进一步激化全球贸易争端，对全球经贸环境形成长期损害。

3. 贸易保护与投资保护叠加并行，制造业国际竞争导致经贸摩擦持续升级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商品跨国流动与资本跨国流动存在替代和互补两种关系（金京等，2013）。在之前历次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二者的关系以替代为主。以资本流动方式取代商品流动，通过扩大对外投资规避贸易壁垒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驱动力（冯根福等，2010）。但在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投资保护主义也甚嚣尘上，形成了投资保护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叠加的严峻态势。贸易保护与投资保护的叠加已经成为新一轮保护主义的突出特征。在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制造业成为贸易保护政策的核心。在“美国优先”背景下，关于先进制造业的争夺使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利益冲突和政策对抗日趋激烈，经贸政策博弈在贸易、投资、技术和人才等领域同时展开，极大阻碍了国际经贸合作与政策协调。同时，由于传统的国际投资对贸易保护政策的缓冲机制被阻断，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也变得更加困难。

4. 构建新规则的诉求更加迫切，多边自由化停滞与区域自由化承压并存

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都存在重塑需求，但存在建设性和破坏性的根本差异。作为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导者，美国一方面通过“退群”破坏现有体制，同时又推动歧视性双边协定的更新，试图重新构建更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新经贸规则。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已经成为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环境的黑天鹅事件，通过对现有多边贸易体制提出尖锐批评和抵制，同时着手构建替代性规则秩序，强化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制度基础，开启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博弈变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多边贸易自由化停滞与区域贸易自由化压力并存。多边贸易自由化停摆，对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也同时形成替代和阻滞两种效应。从替代效应看，在全球经贸环境恶化形势下，区域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加强区域贸易合作对冲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从阻滞效应看，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区外大国倾向于对其他区域贸易合作采取遏制措施，防止对自身形成负面效应，导致发展中国家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成本进一步提高，部分自贸区建设进展迟缓。

（二） 区域贸易自由化对冲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机制

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显示出了对全球经济和中国对外经贸环境的巨大破坏力。在各国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嵌入、深度链接的背景下，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在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冲击方面具有巨大理论潜力。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区域贸易自由化可以从多个维度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对贸易保护政策的遏制（如图1所示）。

1. 通过第三国效应抵消贸易保护的歧视效应

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内外有别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存在对成员国之外第三方的负面影响，包括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等（Markusen，2004；庞明川等， 2014），能够有效回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歧视性，提高贸易保护主义的机会成本。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框架下推进市场的选择性开放，有利于通过区内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提升，遏制贸易保护措施的歧视性和存续时间（聂元贞，2005）。同时，区内投资贸易自由化有助于通过贸易和投资的转移效应扩大区内贸易，降低外部依赖，阻击第三国的贸易比较优势，提高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成本。

2. 通过贸易效应阻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排斥效应

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框架下，成员国之间会形成贸易创造效应，扩大区内贸易规模，从而促进学习效应的扩散，加速实现贸易国别结构的优化升级，扩大贸易红利的溢出，提高与贸易伙伴的经济依存度，阻击贸易保护的排斥效应（张彬和杨勇， 2008；胡翠等，2015；徐长春，2011）。同时，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框架下有针对性地实施扩大进口战略，既有利于更好满足国内消费升级和生产升级的需要，也有利于向贸易伙伴传导增长动力，促进贸易红利释放（王元彬和郑学党，2014；张梦霞等， 2020），抵消贸易伙伴由于贸易保护政策的波及而减弱双边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这对提升贸易网络的稳健性具有重要意义。

3. 通过集聚效应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转移效应

贸易保护作为一种针对性极强的经贸措施，会对海外投资的贸易成本及投资决策形成重要影响，形成产业及贸易转移效应（赵德昭和许和连，2013）。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框架下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有利于直接降低企业跨境运营成本，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王娟娟和郑浩然，2017），从而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引起的外部成本变化。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可以促进要素跨国优化配置，提升区内要素及产业的集聚水平，从而有效阻击贸易保护的转移效应，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改变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和产业空间结构而形成长期冲击。

4. 通过融合效应消解贸易保护的屏蔽效应

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中，充斥着突出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干预大幅提升（卢锋，2017），具有突出的屏蔽效应。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框架下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有利于消解区域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区内市场融合，保障贸易渠道的顺畅，形成市场扩大效应。依托区内市场融合，可以有效释放区内贸易投资潜力，消解传统贸易市场的下行压力，对冲贸易保护的屏蔽效应（杨解君和庄汉， 2005），保障中国融入国际市场的规模和水平不因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而明显下滑。

5. 通过贸易稳定效应化解贸易保护的冲击效应

作为一种典型的外部政策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成本及总量都有显著影响，会加剧国际贸易的波动（刘靖等，2006）。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框架下推进提升开放水平和质量，有利于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网络的稳健性（陈磊和张军，2017），消解贸易保护的冲击及扰动，通过推进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建设制度更完善、覆盖面更广和保障水平更高的自贸区网络。因此，区域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发挥贸易稳定器作用，实现贸易国别结构的有效调节，提升贸易网络的稳健性，减少第三方贸易保护政策对经贸环境的冲击（黄建忠和庄惠明，2007），避免因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而出现贸易规模的剧烈波动。

6. 通过升级效应突破贸易保护的锁定效应

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强力阻断贸易联系，会打乱贸易干中学、溢出效应形成的产业结构升级节奏（佟家栋和刘程，2017），通过贸易压力损害企业实现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的能力及意愿，切断外部技术源，提高技术交流成本，对产业结构形成低端锁定效应（张幼文，2015）。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框架下推进高质量自贸区网络建设，有利于通过本土市场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冲破外源性技术限制和锁定效应，保障企业的贸易驱动机制良性运转，为企业实现产品质量改进和技术升级提供有利外部条件，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崔庆波等，2017）。

7. 通过垫脚石效应遏制贸易保护的割裂效应

贸易保护具有割裂全球市场，阻碍全球化的效应。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框架下促进高质量开放与市场融合，有利于提升区域开放水平，发挥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的垫脚石效应（盛斌和果婷，2014）。在区域贸易自由化协定基础上以双边为手段，多边为目标，逐步吸纳成员国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扩大区域贸易协定的覆盖范围，有利于冲破当前WTO机制长期停滞的困境，通过区域贸易自由化引领和促进全球经济自由化水平，使各个相互隔离、歧视的区域贸易集团向着公平参与、公平竞争和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沈铭辉，2016）。通过区域贸易集团之间的包容式发展，阻击贸易保护主义，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失序紊乱的状态，促进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再上新台阶（东艳，2014）。

三、 区域贸易自由化：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优先选择

在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博弈中，多边贸易自由化一直是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措施。但当前，由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停摆，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空前危机。在此背景下，区域贸易自由化作为以内部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已经成为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优先路径。

（一） 区域贸易自由化是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路径

当前，由于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危机，难以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受世贸组织秉承的“协商一致”原则以及成员国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分化的影响，多边贸易谈判难度与日俱增。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来临，加剧了多边贸易自由化困境。尤其是由于法官甄选受到美国消极阻扰，2019年12月11日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正式停摆。争端解决机制的瘫痪使多边贸易组织陷入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刘敬东，2020），国际贸易争端解决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李猛，2019）。在多边贸易体制危机背景下，中国在应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上主要有三类可用的政策工具，即以牙还牙的贸易保护政策、单边贸易自由化政策和区域贸易自由化政策。其中，区域贸易自由化政策是中国应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优选择。

1. 以牙还牙的贸易保护政策可能加剧贸易摩擦

在这种针锋相对的贸易政策博弈中，政策措施的反噬性效果可以迫使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进行政策调整，从而对抗贸易保护，优化对外贸易环境（唐宜红和张鹏杨，2016；帅传敏和张钰坤，2013）。但由于国家之间的异质性和国际经贸环境差异，实施以牙还牙的贸易政策能否形成倒逼效果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在两国实力相当，损益相近的条件下，以牙还牙政策更容易达到“以打促和”的效果，迫使双方消除保护措施。但如果双方实力悬殊，损益分化，则可能导致两国经贸冲突僵持不下，形成双输结果。在当前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如果不注意贸易政策的层次性，仅实施单一的以牙还牙贸易政策，可能会加大经贸环境的恶化风险，同时使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2. 单边贸易自由化政策难以直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贸易自由化是与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反差的贸易开放政策。当前，中国大力推进的全面降低关税水平，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都属于单边贸易自由化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收益来自国家经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效率提升、贸易投资增长和福利改善（陈林等，2019），可以冲抵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贸易壁垒效应。单边贸易自由化虽然可以进一步挖掘贸易自由化红利，但由于缺乏必要的针对性和歧视性，主要收益来自内部效率的提升，而不能对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形成有效遏制，难以针对性地影响国际分工和社会福利的调整过程。

3. 区域贸易自由化政策可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区域贸易自由化是同时兼具“避其锋芒”与“针锋相对”特性的贸易措施。从避其锋芒的角度，区域贸易自由化避免了以牙还牙的对抗性贸易措施面临的代价和风险，可以规避双输的可能；从针锋相对的角度，区域贸易自由化精准地将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排斥在外，使之不能享受便利自由的贸易优惠措施而形成贸易转移效应，提高其保护措施的机会成本，有利于促进贸易壁垒的消除。由于区域贸易自由化政策可以同时兼顾开放性和歧视性，使贸易政策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都更可控。因此，在当前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是中国降低双边贸易成本，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先路径。通过扩大区域合作，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并与其他多边及单边贸易自由化措施组合，可以显著提高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机会成本，实现对贸易保护政策的有力反制。

（二） 当前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有利条件

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蕴含了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契机。美国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割裂世界市场的同时，给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中更好发挥作用提供了历史机遇。美国实施更加内向化的经济政策，实行保护主义，退出TPP，有利于中国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化进程中掌握更大话语权，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在美国优先战略下，美国因追逐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定位而以邻为壑，使得美国区域传统盟友转向成为可能（刘卿，2017），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好地促进区域命运共同体认同，加强区域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 贸易保护主义激发区域贸易自由化需求，为区域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动力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升级，世界贸易环境持续恶化，各国的经济利益都受到负面冲击。在世界各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高度嵌入世界市场的背景下，各国亟待以区域贸易自由化抵消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冲击，通过提高区域贸易自由化水平扩大区内贸易量，弥补外部贸易壁垒提高带来的贸易萎缩。因此，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对自由贸易区的态度和策略必然和美国立场截然相反。这种内生于全球化时代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有利于通过区域贸易自由化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引领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发展。

2. 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对美依赖度被动式下降，拓展了区域贸易自由化空间

作为一个经济规模庞大、消费能力强、开放水平高、科学技术资源雄厚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通过占据技术高端、主导国际产业分工、提供消费市场和掌控技术扩散节奏等方式，逐步成为众多国家对外贸易的第一选择，导致双边贸易规模严重失衡。受美国大幅提高贸易壁垒的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将被动进入理性化合理化发展区间，从而提高全球贸易的均衡性和稳健性。这将提升各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对等性，增强其他经济体在涉美贸易纠纷和经贸谈判中的应对能力，避免因为过度依赖而陷入政策依附。传统以美国市场为核心的生产结构导致对美贸易形成顺差和逆差两个阵营，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衡，并导致在经贸关系中顺差国家沦为旧经济体制下的替罪羊，在经贸摩擦中处于不利地位。在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传统的失衡关系将逐步重塑，这为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拓展了空间。

3. 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分工格局优化重塑，为区域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契机

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各国的产业布局往往围绕美国展开，对美国的上下游市场形成了显著依赖。随着美国持续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的整体对外贸易结构逐步调整，传统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出口行业不得不开拓新的市场，并在新市场上提高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这有望推动贸易市场结构的优化。同时，那些在对美贸易中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产业在出口压力下，有望通过技术更新和产品升级，实现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家分工地位的提高创造机会，为推动世界产业空间分布的重塑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这将显著提升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从而为区域贸易自由化奠定经济基础并带来历史性机遇。

4. 贸易保护主义倒逼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扩大了区域贸易自由化潜力

在传统贸易结构中，由于资源持续向出口导向性行业集聚，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的孕育始终面临传统产业的压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新兴业态发展滞后。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只有在传统产业迟滞、利润下降并激发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才能被释放出来（刘佳刚和马晨云，2015），从而使新兴产业获得必要的要素支持。在国际视野下，一国要成功发展新兴产业，必须克服来自技术封锁、专利打压、市场垄断和贸易保护等方面的压力，才能突出重围，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当前，美国新一届政府“美国优先”的发展战略，加剧了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迫使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以外寻找替代方案，这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形成有益动力，同时也释放了区域贸易自由化潜力。通过加强区域技术合作，促进技术研发与产品服务创新，有助于促进各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脱离传统产业对外源式技术的路径依赖，为新一轮产业竞争奠定基础，挖掘区域贸易自由化在激励创新和促进增长方面的潜力。

5. 贸易保护主义加快世界经济多极化进程，为区域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保障

贸易保护通过破坏传统国际分工，加快了世界多极化进程（侯德贤，2002），进而为区域贸易自由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世界经济多极化又会进一步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从而制衡贸易保护主义（吴昊和张天译，2014），这种传导效应将使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与多极化进程的磨合中被逐步消解，从而为新一轮贸易自由化铺平道路（宋岩和侯铁珊，2006）。从短期来看，美国政策的转向提高了美国政府谈判的筹码，迫使有关国家对美国让步让利，有助于美国获取更大利益。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从保护主义政策中持续获利。如果美国的收缩政策持续下去，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将不可逆地持续性下降，加快世界经济多极化进程。首先，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将导致贸易量的萎缩，美国的市场提供者定位会下降。其次，“以邻为壑”的发展思路会对传统伙伴甚至盟国形成离心力，这将有利于中国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各国在核心议题和关键产业上形成有别于美国政策和意图的国际共识，主导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打造更平衡稳健的国际经贸环境。

四、 中国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策略分析

随着美国继续强化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加剧经贸摩擦，有可能形成保护主义政策的连锁效应，恶化中国对外经贸环境。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美国贸易政策仍延续了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在拜登政府公布的《2021年贸易议程》中，明确提出要在关键行业与盟国合作抵制中国。随着新的利益格局和机制逐步成型，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形成阻碍（孙忆和孙宇辰，2017）。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现，但中国的应对策略也取得重大进展。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签署，标志着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同时，中国也在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当前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下，中国通过推动进一步的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抵消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对维护国际经贸环境，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和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以提高开放水平和质量推动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

区域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解决多边贸易谈判缺陷，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途径。自由贸易区作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一个非常灵活的合作谈判机制，更容易取得进展，实现合作，为中国营造一个更加健康和对等的贸易投资环境。首先，要通过提升开放水平和质量提高贸易保护主义机会成本。通过扩大开放，释放国际营商环境改善红利，降低外资企业在华运营成本，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转移效应。其次，要积极寻求加入现有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机会。通过加强自贸区建设，进一步提升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覆盖比例，提高贸易的稳健性。适当保持与相关“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接触，学习借鉴相关自贸区的谈判内容及条款设置，提高预判能力及实施效率。最后，要主导建立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以优化贸易结构，提高贸易稳健性为导向，广泛探索构建更多高质量、大范围、深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抓住时机调整协定内容和方向，加强与大型经济体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整合各类小而散的自由贸易区，构建标准统一、相互兼容、共赢互利而且符合中国国情的自贸区网络。以塑造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目标，积极推动和引领自由贸易区进程和方向，为中国开放经济利益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

（二） 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为突破口推动周边自贸区建设

亚洲区域内的经济联系虽然日趋紧密，但由于合作机制发展滞后，始终未能在贸易、金融、能源和安全等领域形成可靠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与欧洲和北美等地区的合作模式相比，亚洲区域合作被视为“令人沮丧的地区主义”（Nair and Onn,2008)，美国因素的消减为中国推动与周边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契机。区域性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由地区内多个国家联合提供、共同消费的产品，是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交汇点的有效形式。中国应通过与亚洲国家寻找经济社会利益关切点，确立合作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探索共同出资、共同建设、共同运营的合作联营模式，加强在公共产品供给与政策协调方面的合作，深化信息交换与互信共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高区域内互联互通水平，为周边国家更多地参与和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红利创造条件，同时也为中国的经贸发展营造稳健可靠的周边市场环境。这是未来中国引领和深度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重要立足点。

（三） 以扩展区域贸易协定议题挖掘自贸区升级版红利

自贸区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初级形态，在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方面仍有较大挖掘空间。目前，中国已经完成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在内的多个自贸区升级版的建设，对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该顺应国际经济形势，在CAFTA升级版基础上，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挖掘一体化红利。在升级版建设过程中，着力提高区域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降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成本和交易成本。尤其要加强原产地规则的协调，确保办理过程的高效、便捷，提高企业办理的积极性。要密切与成员国的合作，扩大区内贸易的规模和质量，提高区内政策协调效率，促进自贸区向更高层次区域合作迈进。同时，可以选择性地与部分东盟成员国构建自由化程度更高的区域贸易一体化组织，使得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建设成为中国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的一个重要样板，为打造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区域贸易协定提供可靠经验。要着力推动RCEP生效实施，积极参与CPTPP谈判，加快自贸区构建进程。

（四） 以优势互补性为基础构建双赢型自由贸易区

目前，中国构建的自由贸易区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南南型自由贸易区居多。历史已经证明，资源禀赋类似，产业结构雷同的自由贸易区，往往由于优势互补性的不足而加剧内部竞争，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维护成本。为了优化贸易环境，推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要以优势互补性为基础，加快与发达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首先要梳理一批与中国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能够较好实现优势互补和技术溢出的候选国家，为自由贸易区提供一个优先名单。其次是灵活推动双边贸易自由化。在中短期，以推动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措施扩大双边贸易；在长期，通过构建建立机制化的区域贸易协定提高贸易稳健性。再次是以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为基础扩大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优先接触产业互补性强、产业联系紧密和技术溢出显著的发达市场，为中国参与构建更多高质量的南北型自由贸易区提供借鉴。

（五） 以制度整合及制度协调化解区域贸易自由化困境

当前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面临诸多挑战。由于多个自贸区相互交叠，差异性原产地规则带来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已经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进一步深化合作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国在积极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一体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协调好与日韩的关系，加强三国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通过推进市场准入透明化、跨境管理便利化、数据交换信息化、政策沟通机制化，降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成本。通过探索机制化、制度化的双边合作空间，完善与贸易和投资伙伴的沟通对话机制，提升双边经贸关系的对等性、平衡性和互惠性，努力在高质量贸易协定、投资协定上取得进展。坚持建设高质量自由贸易区导向，继续加速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地位相匹配，能够有效保障对外贸易稳健发展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六） 以区域贸易自由化引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

以自由贸易区为主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各国争夺规则制定权的重要平台。中国应该根据世界经济和自身经济发展需要，立足自贸区建设，在国际规则和制度的谈判中发挥更大作用。要以扩展战略发展空间为导向，构建广泛且具有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区体系，从而提高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制度设计的影响力和主导权。要从自身贸易、投资和技术结构出发，构建有利于中国稳定现有贸易、投资和技术市场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要围绕政治、经济方面的核心利益，加快与关键国家构建高水平自贸区进程，在发挥对内示范效应的同时，抵消第三方国家和组织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积极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把握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重塑构建的机遇，有效对冲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形成有利于中国商品、要素和服务高效低成本流动的国际环境。

五、 结论及启示

本文分析了新一轮贸易保护的现实背景及理论逻辑，提出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主要体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扩散损害国际经贸环境，制造业国际竞争加剧导致大国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多边贸易自由化停滞与区域贸易自由化承压并存，贸易保护主义拖累增长加大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在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危机的背景下，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能够有效抵消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理论机制方面，本文提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可以归纳为歧视效应、排斥效应，转移效应，屏蔽效应，冲击效应，锁定效应和割裂效应，而区域贸易自由化则可以通过第三国效应、贸易效应、集聚效应、融合效应、稳定效应、升级效应和垫脚石效应，显著提高贸易保护主义机会成本，抵消新一轮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

作为贸易大国，中国的经贸利益长期遭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损害。在多边贸易自由化停滞、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的背景下，中国仍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因此，加快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应该成为当前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优先策略。要发挥好区域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经济效应，通过与贸易伙伴构建更多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提高贸易保护主义的机会成本，促进贸易红利的溢出及包容发展，破除贸易保护主义的屏蔽效应和减速效应。尤其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危害中国经贸环境、中美经贸摩擦仍面临较强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继续提升区域贸易自由化水平和质量，构建更稳健的国际经贸网络，将是一个长期发展目标，对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极富潜力和价值的研究领域。

① 数据来自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该数据库由瑞士圣加伦大学与马克斯-斯密德亨尼基金会共同建设，详见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global_dynamics/area_goods/day-to_032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