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日益集聚到创新经济学领域

自从中国经济由要素粗放型扩张驱动的中高速增长全面转入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若干重大问题，日益集聚到创新领域乃至背后的创新经济学理论探索领域。伴随着创新日益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能否有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若是忽略了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重要理论指导价值的科学认识，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对如何培育、促进和强化经济高质量模式形成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的正确认识。

第一，如何实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按照既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假说体系，创新是维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因素乃至决定性因素。然而，当前在众多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伴随着发达国家的持续性巨额创新研发投入，经济增速却长期处于一个较低增速甚至零增速状态，这可归纳为创新对一国经济增长支撑的弱化效应。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大停滞”现象之后，发达国家乃至部分新兴国家普遍对创新研发活动的重视，并未换来对经济增长中高速的支撑作用。这就是全球经济的“大停滞”理论假说 （Cowen，2011）。这必然对中国能否有效利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维持今后至少30年期间的中高速增长状态，提出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战略挑战。客观事实是，未来30年对中国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从2021年到2035年的15年期间，中国面临GDP再翻一番的发展目标，而从2035年到2050年的15年间左右，中国面临人均GDP能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关键目标。这些基础性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均要看中国在未来30年期间能否保持合理中高速增速区间。因此，在中国已经将“创新是第一动力”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指导原则背景下，如何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彻底打破国家和企业层面创新研发投入难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困局，成为摆在中国学者面前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重大理论研究和创新任务。

第二，如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类似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到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均能有效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创新链体系，并能从中获得各种创新要素资源，从而实现“模仿+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处于创新前沿”的创新链环节的跨越式发展模式。然而，针对最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国而言，在此创新链中试图实现“模仿+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阶段，却面临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实施的全方位技术封锁和遏制策略，这导致中国必须从经济发展战略层面全面转向以构建国内经济和产业大循环体系为主导的新发展格局，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层面全面转向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发展模式。当前，中国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问题，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就是在即将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经济体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全面实施的技术创新封锁和经济脱钩策略，这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大变数和变量。因此，在进入“十四五”特定发展阶段之后，核心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然而，科技自立自强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既面临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为主要特征的“三位一体”式创新体系，也在各种形式、各个层次面临科技创新机制体制性障碍和突破性改革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如何促进和推进科技自立自强重大战略问题方面，实现从理论到政策层面贯通体系的全面理论创新和根本性突破，从而为实施和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重大风险和挑战，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和系统性的解决思路。

第三，如何全面应对全球贸易体系出现的根本性结构性变化苗头。当前，以产业链供应链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正在面临重大调整甚至彻底重构的挑战和风险。传统的要素比较优势理论及其背后的自由贸易理论假说，已经难以界定和解释全球既有的分工和贸易体系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乃至根本性变化特征。这其中，一国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替代一般要素资源，越发成为决定国与国之间双边贸易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张杰，2020）。换言之，在催动和影响全球贸易的基础性因素中，一国在不同产业领域特别是在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的特定中间产品领域所具备的“独一无二”式的自主创新能力，愈发成为全球各国贸易形式和比较优势的核心因素。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正由要素比较优势决定型的价值链自由贸易体系，向自主创新能力优势驱动型的垄断性贸易体系转变。哪个国家掌握了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创新能力，拥有创新链中任何环节的核心竞争优势，就拥有了不可被替代的对外贸易能力，成为全球碎片化、断裂化、区域化、双边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贸易体系的主导者。针对中国而言，既面临制约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和自主可控以及面临通过强化产业链基础能力来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等一系列问题，也面临优先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安全发展权和未来国际贸易拓展空间问题，更面临如何把握深化对外开放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之间关系的平衡问题。为此，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必将面临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特征，从而催生学界对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及其背后隐含的重要变化特征，做出前瞻性、系统性、基础性的理论创新探索。

第四，如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重大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经济内生型增长动力机制正在发生转变的重大判断，也是对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重大问题和一般规律提出全面探索和科学认识的基本要求。中国作为以全球最大的超级规模经济体为主要特征的发展中国家，与日本、韩国等相对小型经济体为主的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模式必然有着根本不同的经济发展规律。其中，最主要的经济发展规律是，中国可以借助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依靠切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快速发展为全球低端制造的“世界加工厂”。然而，这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依附式发展模式，只能使中国从低等收入状态发展为中等收入状态，却无法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成为高收入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由低收入状态成为中等收入状态过程中，必然会催动中等创新型收入群体逐步壮大，这决定了中国的消费结构逐步发生转型升级现象，使得中国逐步进入以启动和满足国内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张杰和金岳，2020）。由此，中国经济进入了构建国内供给和需求的新型有机平衡机制，促进更高水平供给结构匹配和满足更高水平需求结构的新发展格局，从而塑造基于内需市场的经济发展新动力机制阶段。这其中，牵引供给侧结构向更高水平跃升的核心动力，就在于培育和强化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而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提升，只能构筑在中国自身的本土需求市场之上，依赖其背后隐含的规模经济、创新投入补偿机会和“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因此，科技创新自主能力仍然是能否有效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所在。需要关注的事实是，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形成和强化，本质上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更高层面的对外开放格局，从而实现“创新型国家”“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的有机统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必然会倒逼和催生对创新经济学基本理论规律科学认识的巨大飞跃，尤其是促进对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领域的深入探索和全面发展。

二、 如何理解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中国特色”

前文阐述了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重要价值，然而，如何理解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可能具有的“中国特色”，是容易引发质疑和争论的核心问题。笔者看来，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中的“中国特色”可能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中国情景下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体系，必须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立足于体现中国模式的政府和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体制，而不能迷信政府和市场功能的任何单独一方。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主导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通过鼓吹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中的完全自由化市场经济模式，来维持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型“中心—外围”利益分配格局。由此，西方经济学回归到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政府干预对一国经济特别是对一国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合理效应，被故意抽象和排除出经济学范式之外。其目的在于限制发展中国家利用政府的合理功能手段，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追赶空间，保护发达国家高新技术跨国公司利用技术创新垄断优势获取全球贸易利益的最大份额。然而，经济学诞生的起点就是强调政治经济学范式，尤其是强调政府和市场的联合作用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和调节经济周期方面的核心地位。无论是从一国的基础研究或原始创新能力体现出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角度来看，还是从一国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控制能力体现出的全球贸易利益分配格局角度来看，或是从一国跨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体现出的全球创新垄断利润能力角度来看，均需要一国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研究和中间试验研究环节，再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环节的系统性、完整性创新链体系。这就意味着，一国的创新链体系中既包含具有完全外部性特征的基础研究活动，也包含具有部分外部性特征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化研究活动，同时，更是包含大量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和产业化研究活动。换言之，一国的创新链体系构建以及所推进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体系，实质上是具有完全外部性、部分外部性和私人产品特征的各种形式创新活动的混合体，必须依靠政府和市场各自功能的有机结合体来有效应对和解决。这就是中国情景下创新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体系“中国特色”的核心来源。

第二，直面中国处于创新追赶阶段的特定发展背景，必然面临由模仿创新阶段全面转向前沿创新探索阶段所诱发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发展时期，这就意味着，中国也必然由模仿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集成式创新全面转向前沿探索式创新、原始创新、颠覆式技术创新主导的特定发展阶段。从发达国家的既有发展经验来看，很少有国家或地区能够实现从模仿创新到前沿创新的转变过程，实现从商业模式创新到原始创新的转化阶段，实现从集成创新到颠覆性创新的转化进程。这就引发起重大理论和政策研究问题：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究竟构建和打造怎样的创新转化转型路径和有效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体制，才能实现从模仿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集成式创新向前沿探索式创新、原始创新、颠覆式技术创新的顺利转变。从既有的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理论来看，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针对正在处于创新追赶阶段的中国而言，如何设计和打造从适宜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和偏重商业模式创新的激励机制体制环境，根本性地转变到匹配前沿创新、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新型激励机制体制环境，其中的转变路径和新型激励机制体制的设计策略，均需要中国学者们进行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的研究。而且，与小国经济体可以完全依附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创新链体系实现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有着本质的差异性，对于中国这样的超级规模经济体而言，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转型和跨越过程，必须推行创新模式和自主创新激励机制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这些领域的根本性转变，只有在中国这样处于发展阶段的超级规模经济体中方可得到充分贯彻和体现，事实上，这也是构建中国背景下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中“中国特色”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三，面临正确把握中国对外开放和科技自立自强之间复杂关系及其所隐含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全球原有的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正在面临根本性重构的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驱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新因素，已经由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逐步向创新垄断比较优势全面转变。中国面临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本土高科技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起的全面技术封锁和遏制策略，使得中国很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之内丧失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发展安全权和对外贸易持续拓展空间。为此，中国在进入十四五期间提出了全面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发展战略。然而，这就必然会引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在把握和处理深化对外开放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由此引发的矛盾。一方面，深化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融入全球创新链网络体系之中，既可以通过利用外部创新要素资源来强化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必须与其他主要创新国家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合作、互利共赢式的全球创新链分工和协作体系，进而形成利益相互依赖、相互制衡式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另一方面，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则要求中国在事关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领域，必须掌握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研究再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的全部核心能力，必须掌握从关键生产设备到关键零配件再到关键工艺的全部核心能力。这就很有可能会迫使中国减少对外创新合作、协作的机会，降低对外部创新合作、协作的需求，弱化与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进而引发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对中国经济利益互相分享机会的担忧和被威胁感，最终对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战略和贸易强国战略造成负面影响效应。如此，如何应对深化对外开放和实施科技自立自强两大战略之间复杂关系的中国式重大问题，也是构建中国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中国特色”来源之一，中国学者们也必须为此做出前瞻性、系统性的理论和战略政策研究。

第四，面对构建“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主导的“三位一体”式创新型国家体系及其背后引发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建设全球领先创新型国家战略任务，实质上是要从国家、产业和企业这三个层面来实施系统性的综合布局。具体而言：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角度来看，面临如何尽快促进基础研究能力提升，特别是通过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力度，利用科技创新机制体制领域的综合性改革，全面激发在原始创新、前沿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自主创造能力，打造全球领先的“0-1” 形式创造能力的综合优势以及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新型贯通体系等一系列重大发展问题。从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角度来看，中国面临的“卡脖子”领域并非集中在终端产品层面或某个特定产业领域，而是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创新密集型和基础研究支撑型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以及关键材料和关键工艺等领域，针对这些具有“前期巨额创新研发投入+难以简单模仿+创新人力资本密集型”综合特征的创新活动，并且具有外部性和私人产品的复杂混合特征，迫切需要政府和企业的有机结合功能，如此才有可能得以最终有效解决。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角度来看，首要面临的问题是，与制造业企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激励相容的制度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资产投资泡沫等因素成为制约和阻碍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大因素；其次面临的问题是，尚未构建起与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相适宜的现代金融体系，既有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中蕴含的资金链、金融链，难以对接和满足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的多样化内在需求；最后的问题是，现有的人才培育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以制造业企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也构成中国学者在创立和发展中国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 “中国特色”来源之一。

三、 如何理解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基本原则及其内在逻辑

第一，突出创新研究在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当前，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经济学范式）呼之欲出。与西方经济学流派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等方面均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是既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的一般经济演化规律，又可以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特殊规律，既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市场经济体制完美融合，又可以有效解释中国的重大经济发展现象，指导中国经济逐步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再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资本主义国家难以解决的收入不平等难题，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在中国经济由要素粗放型驱动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转向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定背景下，创新愈发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因素。然而，从中国学界有关创新问题的研究学科和研究范式来看，主要集中在管理学领域，特别是管理学学科中的政策管理领域，而非经济学领域。这反映出创新问题并未进入乃至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研究范式。很显然，在经济全面进入创新驱动的特定发展阶段，创新要素愈发成为中国经济内生型增长核心动力机制的情形下，将创新问题排斥在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或经济范式的研究范畴之外，既有可能削弱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全面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指导价值，也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缺乏先进性和自我进化性。因此，将创新设定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问题，确定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自我发展、自我演化、自我进化能力的重要体现。

第二，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框架。针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而言，其内在的研究范式和逻辑框架必须牢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来看，它是 “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是在“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实践中，初步形成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来看，就是要始终坚持市场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合理定位和相互作用关系，发挥二者互补式的调节功能。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就是必须始终坚持从政府和市场不可分割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重大实践问题。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同时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针对如何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总书记强调，“这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科学认识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基础上，要善于用市场调节功能来抑制和解决“政府调节失灵”，更要善于用政府调节功能来纠正和校准“市场调节失灵”。在此基本原则的指导和引导下，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立足点，就是要始终坚持利用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调节功能及协同、协调作用，既要从外部性和公共产品性质的角度，强化政府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中的主导地位，又要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导向的科技创新机制体制改革，激发高端人才资本导向的原始创新和产学研贯通体系的动力和活力；既要从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混合性质的角度，针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突破能力培育和强化，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政策，又要在此领域适当、有效区分和定义政府与企业的各自功能边界；既要从纯私人产品性质的角度，激发市场竞争机制在配置创新要素资源中的主导作用，又要激励本土企业依赖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成为在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全球领先跨国企业，主导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演化分工格局和全球竞争优势。

第三，强调理论和政策贯通体系。之所以强调构建中国情景下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融合体系，是因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特征，不仅仅是考虑对经济基本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更在于利用经济学理论规律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实践。这其中，打通从理论体系到政策体系的转化通道，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最大 “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与西方经济学流派一味排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合理主导功能不同，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强调的是政府和市场两个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协调干预作用，由此，必然引申出理论和政策有机结合的研究范式，既不是弱化甚至消除理论对政策的指导价值，也不是忽略理论在转化为政策实践中暴露出来的新问题、新现象对理论体系形成的矫正作用甚至重构作用，而是始终坚持理论和政策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螺旋式上升演化逻辑，使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更具有解释力和传播力。

第四，体现交叉学科领域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本质上是众多学科的交叉领域，而非仅仅局限在经济学的某个学科领域。具体来看，一方面，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是众多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的交叉领域，横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金融发展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子领域的众多二级学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必须横跨经济学、管理学和工学等一级学科，特别是日益延伸到工学学科领域。客观事实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各种形式科学技术创新活动，不仅仅是科学或工程研究问题，更是企业发展、产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各个层面的核心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并不是孤立独立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牢牢立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实践问题，依靠经济学学科重要子领域学科的综合糅合能力，依靠经济学与工学、管理学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发展能力，成为指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学科。

四、 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问题。面对当前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安全权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面突破问题，仅仅依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提升，短期内难以解决，长期内也缺乏持久的激励动力。倘若仅仅沿袭以往“集中力量好办大事”式的带有计划经济印记的发展模式，既很有可能造成政府主导的研究成果难以与企业和产业发展现实需求相对接和转化的困局，也可能会由于既有的政府所属科研机构中固有的科技创新机制体制性障碍而导致研发效率低下难题。为此，针对重点产业面临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问题，探索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新激励模式，在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中力量好办大事”条件下探索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众多地方正在尝试的“揭榜挂帅”“赛马”等新型激励机制，中国学者负有对这些新策略进行理论基础研究的重要使命，而且要在这些新型激励机制的基础上，探索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条件下的全新激励机制，从而从遵循理论指导实践的角度，为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安全权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全面突破问题，事关中国在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领域的重大突破，提供有效的理论框架和支持

第二，中国政府创新扶持政策激励效应有效性评估问题。创新领域普遍存在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复杂问题，甚至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不足+政府过度干预→制造更多的‘市场失灵’假象→进入政府干预依赖陷阱”的重大现象。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有的各级政府以财政资金补贴为主导的创新扶持政策，究竟能否有效刺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各级政府现有的创新激励政策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选择型的政府直接补贴模式，比如各级政府普遍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事前和事后财政资金补贴、奖励、融资扶持和税收返还等政策；另一种是门槛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模式，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创新扶持政策，主要是以研发投入密集度等核心指标作为申请门槛条件，针对那些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由25%降低到15%的优惠政策；再一种是普适型的研发加计扣除模式，这是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针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普遍采用的创新激励政策，是针对所有类型、所有规模特征企业的普惠性激励政策。因此，就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而言，一个难以忽略的重要研究领域，就是需要对政府出台和实施的各种类型创新扶持政策激励效应有效性进行科学评估，特别是要对各种类型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以及不同政策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异质性和适用性激励效应，进行全面的科学评估（张杰，2021），从而从理论指导政策层面寻找中国情景下更好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乃至组合政策。

第三，对外开放条件下企业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问题。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性条件之一，对外开放必然构成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核心问题。然而，在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因素的情形下，必然催生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深化对外开放和实施科技自立自强两大战略之间可能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风险，这也必然成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重要研究范畴之一。这其中，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一方面，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要求中国打造具有全球领先力和控制力的“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主导的“三位一体”式国家创新体系，这就很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具有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立自主能力，从而造成对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依赖程度降低，导致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中的影响力弱化，另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由要素优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情形下，倘若中国难以深度参与全球创新链主导和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很显然会对中国坚持的对外开放国策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也有违中国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价值观。因此，这些问题均应该在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中成为核心研究范畴之一。

第四，构建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问题。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以及表现出的金融功能异质性特征，能否有效匹配和促进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针对正在推动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而言，构建何种性质的现代金融体系，究竟是发展间接金融体系或是直接金融体系主导的金融结构，判别标准应该落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功能是否围绕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需求。这其中，随着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就必须将判断标准落在中国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能否有效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活动全面提升的主线方面。然而，针对创新和金融之间究竟存在何种特征的合理关系，既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研究结论。正如林毅夫等 （2009）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所指出的，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匹配性和适宜性，及其体现出的金融功能，是影响一国金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针对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及其内在的国家、产业和企业不同层次目标而言，针对创新链的不同环节、不同类型融资需求匹配不同性质的金融体系和资本体系，显然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能否发展出合适的金融结构及其蕴含的合理金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建设全球领先的创新型国家能力体系。金融不仅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优势日渐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能否形成的关键条件。因此，研究如何发展与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及其内涵的多层次、多样化资本市场，自然而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重要研究领域。

五、 加快布局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途径和具体策略

第一，高度重视创新经济学研究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和创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基础性地位相对滞后的现象。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十四五规划都着重指出，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融合发展体系，依赖“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四位一体”式的发展举措布局，最终实现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发展目标。然而，与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创新在经济发展全局中日益凸显的核心地位和基础性地位所不同，创新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正处于开始探索和逐步完善之中，还存在对创新经济学学科价值、发展方向与理论和政策不可分割特征等方面意义认识不充分乃至认识相对滞后等重大问题。因此，基于创新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积极强化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拓展和创新，具有难以忽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第二，科学界定创新经济学学科领域的理论边界特征，着重把握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科学内涵。依据以上系统性分析和论证，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呼之欲出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针对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而言，要科学界定和探索创新在经济学学科的应有地位以及创新经济学与其他子领域经济学学科的交叉性质，特别是要明确创新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学科之间的边界，确立创新经济学在经济学学科子领域的相对独立地位，突出创新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子领域学科的独特研究价值。更需要关注的科学规律是，创新经济学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的重要地位和指导价值愈加突出，需要尤为关注创新经济学学科在中国情景下加以运用的复杂性以及在中国实践中表现出的特殊性，由此重视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三，从尽快布局满足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发展需求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角度来看，打造创新经济学二级学科也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依据前文分析可以发现，创新经济学不仅仅是区别于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子领域学科，也日益呈现出与国际经济学、金融学、区域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等经济学子领域学科延伸和融合的重要特征，更是表现出与工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交叉和融合发展的重要特征。为此，笔者认为，从满足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发展需求来进行交叉学科建设和新兴学科设计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学科领域中将创新经济学二级学科单独区分出来，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旦将创新经济学设立为独立的经济学二级学科，就必然可以快速集聚国内学者力量和科研资源，聚焦于中国情景下的创新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和探索，从而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第四，牢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政府和市场融合功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主导作用，树立中国情景下打造创新经济学学科理论和政策相融合的典范。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中国特色”的最大亮点，就是必须强调理论和政策的有机结合，强调政府和市场调节功能的有机融合。与西方经济学主流流派以及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情景下创新经济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原则，既不能一味强调政府主导功能，也不能一味依靠市场竞争机制调节机能，必须始终立足于政府和市场调节功能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情景下创新经济学学科设立和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拓展，更是实现中国经济学范式中始终强调的从理论到政策再到理论的完整传递体系，是塑造理论和实践相依赖、相结合的典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