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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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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成熟经济体，家族企业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世界上70%～90%的公司都是由家族所控制，在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Babin et al.，2017)，过去全球近10年的经济增长和商业发展，得益于发展中的亚洲和拉丁美洲中商业家族的推动(Mosbah et al.，2017)。在当前应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重大挑战中，家族企业表现出比非家族企业更强的组织韧性(González et al.，2021)。对全球43个国家5265家企业10年间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家族企业平均成长率要高于非家族企业(Miroshnychenko et al.，2021)。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家族企业更可能成为最为活跃的创业主体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Le Breton-Miller& Miller，2018)。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家族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凭借独特的治理模式在市场中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潘越等，2019)。作为 “中国管理实践理论创新最为重要且富有前景的领域之一”，家族企业得到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者的共同关注(李新春等，2020)。虽然家族企业内的差异远大于其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Chua et al.，2012)，但是多数学者潜意识地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对立起来，导致刻画二者区别成为该研究领域主流(Daspit et al.， 2021)。组织悖论研究认为家族企业是一个由多重悖论组成的集合，“家族至上”还是“企业至上”是其终极悖论(Zellweger，2017)，家族参与是其区别于其他企业类型的根本。我国家族企业研究虽然很少提及“异质性”，但是或多或少也涉及家族企业异质性问题，以家庭结构为对象和基于家庭角色探索家族企业异质性(李新春等， 2020)一直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因此，深度挖掘家族企业异质性，有助于理解家族企业行为的深层逻辑，突破仅停留在对比家族与非家族企业“二分法”研究的局限，同时为有针对性的政策出台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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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研究来看，将家族企业视为“利基市场”的观念(Holt， et al.，2018) 正在悄然改变，有关家族企业经营目标差异、行为差异和结果差异引起广泛关注 (Jaskiewicz& Dyer，2017)。相关研究对当下和未来家族企业实践的重要战略意义已获得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普遍共识。随着国外相关论文数量的逐年攀升，围绕家族企业异质性概念界定、来源、类型、内容、产出及影响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Daspit et al.，2021)。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对家族企业异质性的本质及构成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仍然缺乏深层次的认知，未能形成一个清晰且系统的研究框架，这为本文提供了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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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交织共振之际，家族企业面临着所有权更迭、全面合规、转型升级和世代交替等一系列调整。在绿色经济成为主旋律的经济社会大背景下，最近一项研究却表明家族参与对环境绩效产生了微弱的负向作用 (Miroshnychenko et al.，2022)。事实上，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有关家族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结果是截然相反的(Miroshnychenko et al.，2022)，而类似的情况也常见于家族企业创新研究中(朱沆等，2016)。为了弥补现有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局限和探究家庭在家族企业治理、行为和目标达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基于理论贡献的分析逻辑(Whetten，1989)构建家族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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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的知识型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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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1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①厘清家族企业的异质性包括家庭、经营目标、治理、资源和产出五个方面；②家庭的异质性是触发其他异质性的根源；③引入“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模型（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Model）将这些碎片化的研究整合到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知识框架内，构建逻辑清楚、架构清晰的家族企业异质性系统研究框架。通过回顾评述家族企业异质性的内容，阐释家族企业异质性有关研究间的逻辑关系，发现可供未来研究拓展的空间。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家族企业异质性的热点话题展开探究，从涉入成员、经营目标、治理、资源和产出四个方面归纳家族企业异质性的内涵，这对理解家族企业异质性的概念和现象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以家庭内部结构（S）等为起点、以家族企业运作过程（C）为核心、以家族企业异质性结果（P）为输出，构建家族企业异质性系统研究框架，这有助于拓展丰富家族企业异质性理论的研究。第三，为家族企业实践者跨越“富不过三代”的鸿沟，破解家族企业“俄狄浦斯悖论”和“忒修斯悖论”提供知识支撑，对未来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提供参考方向，为家族企业实践和家族企业咨询提供理论指导，为针对性政策出台和家族企业制定应对措施提供科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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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企业异质性的界定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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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族企业异质性及其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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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原本是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系统属性在空间和/或时间上的复杂性和/或可变性”(Li& Reynolds，1995)。Daspitetal(2021)将其引入到家族企业研究中，并将家族企业异质性定义为：“家族企业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或在不同时间内的分类和/或变异差异的范围”。即：家族企业异质性指的是，在特定的时间或不同时间段，家族企业或家族企业之间在类别配置上及其变化的差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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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以往家族企业文献计量研究(魏志华等，2013；杨学磊等，2021)，通过主题词“family business heterogeneity”“family firm heterogeneity”“family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family company heterogeneity”“family corporation heterogeneity”，本文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共计搜到相关研究586篇，其中548篇来自核心数据库， 423篇研究方向为business economics，进一步通过文献类型“article”和研究领域 “social sciences”查询后，最终确定395篇与家族企业异质性主题相契合的文章。通过主题词“家族企业异质性”在CNKI数据库共计搜到相关研究59篇（含学术期刊46篇、学位论文12篇、会议1篇），其中被收录在CSSCI核心数据库中有11篇。从文献年度分布情况来看：以外文文献居多，但是二者整体均呈递增趋势。考虑到家族涉入企业的程度可以体现嵌入企业人员的异质性，进一步通过主题词“家族涉入”或 “家族嵌入”在CNKI数据库共计搜到93篇被收录在CSSCI核心数据库的相关文章，其中4篇代表性文章分别讨论了家族企业异质性的特征(杨蕙馨，2008)、管理模式异质性对创新的影响、家族涉入异质性对企业研发(严若森等，2019)或创新绩效(李艳双等，2020)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统计了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高产作者及期刊。在国外，形成了以Chrisman、Chua、De Massis、Kellermanns、Daspit等为核心的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团队，其文章主要刊发在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Management、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Family Business Review和Small Business Economics等期刊上； 在国内，形成了以李新春、陈凌、贺小刚、朱沆等为核心，周立新等学者参与的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团体，文章常见于《外国经济与管理》《南方经济》《科技进步与对策》《经济管理》和《管理世界》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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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企业异质性要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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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家族企业的异质性主要包括：“涉入人员的异质性”“经营目标的异质性”“治理的异质性”“企业资源的异质性”和“家族企业产出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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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入人员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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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异质性首先表现在涉入企业人员及其关系的异质性。 Jaskiewicz& Dyer(2017)提出：可以从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互动和家庭事件四个维度，来研究家族企业内部从家庭(family)到家族(families) 的演变过程，其内在关系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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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涉入家族成员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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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指的是一群共享家庭连带、拥有家庭归属感的群体；家庭功能指的是每个家庭成员所承担的使命，包括整个家庭对他们的寄托与希望；家庭互动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过程、父母养育子女的风格以及代际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家庭事件指的是促使整个家庭/家族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改变家庭结构和功能的事件(如婚配、生子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事件能够改变家庭结构，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经营；受家庭功能的影响，家庭互动方式会影响家族决策，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经营。另外，企业成长过程中由于受自身资源的限制、缓和内部矛盾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需要，不得不雇佣一些非家族成员(Jaskiewicz& Dyer，2017)。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在企业内部演绎“命运共同体”所衍生出来的关系和行为，进一步扩大了家族企业涉入人员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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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营目标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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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族企业创立来看，每个家庭创办企业的初衷不尽相同，家族企业创办宗旨从一开始即带有异质性(Fletcher，2010)。不同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行为受社会情感财富逻辑的影响。除了财务绩效（家庭财富净值、家族控制、股票收益、投资回报等），也要兼顾非经济的目标（情感维系、家族和谐、归属感、传承意愿、家族企业形象和遗产等）(Holt et al.，2017)。在财务绩效达到一定水平后，家族企业会更多地追求非经济的目标(Cabrera-Suárez et al.，2014)。家族企业目标排序靠前的分别是投资回报率、保持家族所有、训练和提高下一代的技能、确保家族和谐、维系代际价值观和传承(Aparicio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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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经营过程中，家族企业的目标是极其复杂的。即便是仅考虑非经济目标，至少也应包括家族和睦（family harmony）、家族社会地位（family socialstatus） 等(Chrisman et al.，2010)。基于对76篇(1992～2016)文献的回顾，Vazquez& Héctor(2018)对家族企业的目标进行探讨后发现：家族企业的目标虽然是多样的，但是基本上都遵循二元论。比如：金钱vs.非金钱，经济vs.非经济，以家庭为中心vs.以商业为中心，财务vs.非财务，财富创造者vs.价值生产者，家庭导向vs.经济导向，内在的vs.外来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家族企业、非家族企业都追求财务目标和非财务目标，但是对非财务价值的追求却是非家族企业所不具有的典型特征 (Astrachan et a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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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治理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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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治理内涵是一种匹配的思想，治理方式是家族企业异质性的重要体现之一(Chrisman et al.，2018)。从构型视角，Nordqvistetal(2014)基于家族企业涉入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差异分离出九种不同的家族企业，以及九种相对应的治理模式。其中，受“家族至上”思想支配的家族企业倾向于在兄弟姐妹之间采取“诸子均分”的治理方式。Nordqvist et al.(2014)还根据家族成员管理层涉入情况将家族企业分为家族运营的企业、家族监督的企业以及家族投资的企业。总体看，“去家族化”越明显的企业，越倾向于采用董事会、高管团队等正式的治理结构满足利益相关者期望参与家族企业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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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治理机制可能产生于组织内部，也可能产生于组织外部；治理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虽然家族企业内部正式治理机制极具特色，但是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也非常重要。此外，外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治理机制对于家族企业行为和绩效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Chrisman et al.，2018)。如何组合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以及如何配置外部和内部治理机制才能使家族企业更有效率和效果 (Chrisman et al.，2018)，是未来家族企业治理异质性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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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族企业资源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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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创业研究发现：支持家庭创业的最初资本和资源具有异质性(Chang et al.，2009；Rodriguez et al.，2009；Kevin，2009)，家族企业拥有的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作用在其发展中通过学习机制和动态管理，被创造、放大或改进(Barros， et al.，2016)。特别是在因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而需要家庭资本予以补充的新兴经济体中(Mosbah et al.，2017)，从事商业活动的家族都同时拥有财务、人力和亲属等灵活性资源，并在多代、多个商业领域甚至是不同行业和国家持续发挥其杠杆作用(Le Breton-Miller& Miller，2018)。家族企业具有独特而又广泛的资源，在跨代传承之际所构成的独特文化和制度情境、以及新的商业机会和市场机会 (Mosbah et al.，2017)，使得家族企业更具有创业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家族企业是一个由家族决策者们组成的系统性关系网络，这些决策者又嵌入到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交换所构成的社会情境之中(Nason et al.，2019)，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也会随着家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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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异质性的资源不仅包括显性资源异质性，也包括隐性资源上的异质性。 Sanchez-Ruiz et al.(2019)为了探究家族企业在家族社会资本（family social capital） 上的异质性，通过家族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社会关系的强度、密度、中心性等）、认知维度（家族成员之间共享的价值观等）与关系维度（人际关系，例如信任以及忠诚感）将家族企业按家族社会资本分为高、中、低三类构型（instrumental-high， identifiable-moderately low，indistinguishable-low），发现三种类型家族企业的绩效表现不完全相同。对于高家族社会资本的家族企业，企业中的知识共享更加有效、也更具有长期导向，企业的非经济绩效更高，但对企业经济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中等家族社会资本的家族企业，企业既不完全依赖社会资本，也不完全依赖正式化管理制度，中等家族社会资本对一些可观察的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低家族社会资本的家族企业，企业更难利用家族的隐性价值资源，例如，这类企业中的家族会议更少，企业中的非家族成员更多，但低家族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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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产出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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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产出的异质性体现在：在不同价值观的长期影响下，逐渐形成不同的组织形态和绩效产出两个方面。Rau et al.(2019)基于仁慈、责任感、凝聚力、权力和创新、嵌入性和家族传统六个维度，从实证的角度将家族企业分为传统型、平衡型、主导型、关键型和模糊型五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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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绩效产出，对于家庭和企业同等重要，甚至对家庭的重要性要超过对企业的重要性。Holt et al.(2017)在考虑到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属性的差异以及衡量二者成败指标不同的情况下，通过以企业为中心的目标达成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目标达成、以及财务和非财务等维度，从理论的角度构建了家族企业产出的测量模型，将家族企业分为事业优先型、家族优先型和事业家庭兼顾型三种类型，具体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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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家族企业产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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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族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及要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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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族企业异质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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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参与使得家族企业呈现出异质性的特征(杨蕙馨，2008)，家族企业的异质性源自家庭内部高度的人际互动(Whiteside& Brown，1991)。家庭成员涉入（体现在持股、控制，或兼有之）是区别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重要指标。随着家族企业的不断壮大，家族参与的方式由创始人所有和控制逐渐转变为多个家族共同所有和控制，甚至演化为家族商业集团或公众公司(王霄和韩雪亮，2014；韩雪亮等，2019)。研究发现：家庭结构不仅影响家族企业组织权力的安排、战略的选择和实施，还影响具体的经营活动、结果及其分配(韩雪亮等，2019)。值得注意的是：嵌入家族企业的家庭结构本身一直处在动态演化之中。一方面，诸如婚、丧、嫁、娶、生、收养等家庭事件或活动，往往会打破原有家庭结构，衍生出新的家庭结构；另一方面，家庭结构蕴含着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每个家庭成员所肩负的家族使命和扮演的角色，会随着时空流变而发生改变。由于家族企业本身是家庭社会系统和企业法人经济系统的交集，嵌入家族企业的家庭变化最终将映射到企业具体经营和活动上，因此家庭的异质性是家族企业异质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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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企业异质性要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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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回顾评述家族企业异质性要素内容及其根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经典的 “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模型将这些碎片化的研究整合到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知识框架内（见图4），构建逻辑清楚、架构清晰的家族企业异质性理论模型，阐释家族企业异质性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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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家族企业异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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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4的分析框架，对家族企业异质性的研究应该从涉入企业的家族成员着手，理清家庭结构、功能、互动和事件之间的关系(Jaskiewicz& Dyer，2017)。理解家庭的异质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动态关系是进一步理解目标、治理和资源异质性的基本前提。目标的差异会延伸出不同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会反过来制衡或协调经营目标，二者属于相互影响关系。家族企业治理会提升资源获取的渠道，降低资源获取的难度，吸引外部资源，同时受家庭成员及其行动网络支配资源的影响，反作用于治理机制，并作用于目标达成。根据目标设定理论，目标异质性将直接影响目标达成。根据公司治理研究，企业治理异质性影响产出异质性。同样，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资源异质性也会对产出异质性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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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中现存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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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于家族企业异质性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本文认为该领域至少还存在以下悬而未决的问题：（1）涉入人员异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2）家族企业经营目标的二元论是否恰当？（3）家族企业治理如何有效整合不同的治理机制？（4） 区分家族资源和家族企业资源的理论基础是什么？（5）家族企业产出，到底是家族的还是企业的？如何来界定？如何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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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涉入人员异质性的理论基础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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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员的异质性是家族企业异质性的主要构成和来源(Chandler，2015)。基于家庭科学和心理学的家族企业研究从角色冲突、情感偏好、权力地位等方面对家族企业异质性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家族企业异质性可能随着代际传递而放大(Picone et al.，2021；Humphrey et al.，2021)。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家庭科学和心理学的家族企业相对微观，缺乏对家族企业组织层面的剖析。另外，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有学者试图解释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之间异质性或家族与非家族成员之间异质性(Hiebl& Li，2020)，但是否应该将家族企业内的非家族成员纳入到涉入人员异质性的研究中，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换言之，分析涉入人员异质性的范围和边界仍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明确。无论是理论基础选择、还是构念操作化，都有待深入，并且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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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企业经营目标二元论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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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目标“二分法”是建立在以理性人为假设前提的代理理论基础之上的，从现有家族企业经营目标的异质性研究来看，所得结果之间存在重叠、因果、协同和替代等关系，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澄清。值得注意的是：家族企业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基于理性逻辑，而是基于实用逻辑(Vazquez& Rocha，2018)。大多数研究基于权衡的逻辑考察家族企业的目标，而家族企业追求的家庭导向目标很少是非家族企业所关注的，但是这些目标通常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又非常重要(Chrisman et al.，2010； Kotlar& Massis，2013；Chua et al.，2018)。在实用逻辑下，未来家族企业经营目标异质性应该重点探讨在家族企业目标内容、目标交互、目标接受者和目标制定，以及家族如何在理性层面允许多重目标共存。另外，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家庭，而忽视了非家庭成员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对目标的影响(Hiebl& Li，2020)，非家族成员与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家族企业目标也十分重要。从客观现实来看：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有不止一个目标，而且会同时拥有一系列目标，而且目标并非完全理性。这些在未来的研究中，都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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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族企业治理异质性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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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治理研究基本上延续了股东至上的模型，在实证方面通常采用测量控制权、所有权等权力结构的套路(韩雪亮等，2019)。对于小型的、控制权所有权一致的家族企业而言，股东即家族内部成员，但是对于一些大型的家族所有者、特别是家族商业集团而言，两权分离在所难免。股东至上模型并不能完全保证按照既定的计划运行，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其存在副作用，包括过度关注股东利益而带来的短视行为，以及组织官僚化(Fenwick et al.，2019)。股东至上模型对一般性的公司尚且如此，对于带有异质性的家族企业而言，在治理效率和效果上就更是值得怀疑。家族企业目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体制在家族企业内部并存，目前学界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Vazquez& Roch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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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研究家族企业时，逻辑和内容都有待突破。传统公司治理通常被认为是由企业所有者、管理者以及董事会指挥和控制组织成员及其行为的一系列的正式决策(Carney，2005；Daily& Cannella，2003；Steier， et al.， 2015)，这一观点显然忽视了可能通过更低成本、更有效的达到相同目的的非正式化过程(Mustakallio et al.，2002；Astrachan，2010)，同样也忽视了诸如政府等外部主体通过正式的法律法规对企业行为的约束或指引，以及来自其他非官方(如涉入企业的家庭或家族)的压力对企业的影响(Denis& McConnell，2003)。从家族企业研究趋势来看，家族企业治理方式的异质性至少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环境下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基于中国家族企业，潘越等(2019)探究了在中国正式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宗族文化对治理模式的影响，结果发现：宗族观念越强，亲属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且发挥着亲属间信任及团结互惠两条非正式治理机制。这与西方社会对正式的公司治理依赖截然不同，也反映出家族企业在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中治理方式上的迥异。因此，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研究还需要考虑国情和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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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源异质性研究的理论支撑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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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资源的异质性主要依托资源基础观展开，特别是家族企业创业方面的研究，更强调家族企业具有独特而又广泛的资源。有关家庭资本弥补资本市场(Mosbah et al.，2017)的研究，一方面借鉴了制度理论的相关命题，另一方面也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具体应用。来自家族企业雇佣关系的研究指出，家族企业的异质性取决于其所雇佣劳动力的情境(Block et al.，2018)，这一提法更倾向于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强调制度情境观。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家族企业资源异质性的研究仍然沿着一条“普适” 理论的道路，并不能够为理解家族企业异质性提供独特见解。因此，未来研究需要从更深的层次上给予拓展，比如借鉴资源编排理论，考察家族企业资源编排(Chirico et al.，2011)的异质性。需要在不脱离既有资源基础观的基础上，为家族企业资源异质性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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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族企业产出如何衡量、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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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而且是有先后顺序的(Aparicio et al.，2017)。随着涉入企业人员的变化，控制人和所有人在不断发生变化，家族企业的目标也不断动态调整。因此，目标达成——产出也不是固定的。比如，在财务绩效达到一定水平后，家族企业会更多地追求非经济目标(Cabrera-Suárez et al.，2014)。在此情形下，家族企业的产出是以企业为导向，还是以家庭为导向呢？特别是当家庭和企业合体后，二者的边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在此情形下，Holtetal(2017)的家族企业产出模型在实际应用时，面临诸多挑战。在非经济绩效的衡量上，Lee(2019)指出，未来家族企业研究可以考虑将非经济绩效纳入结果变量的考虑中，例如，家族身份的维持及长期延续等。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家族身份的维持及长期延续，究竟是家族企业经营的目标，还是家族企业经营的绩效呢？目前家族企业研究尚无定论，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既然“家”和“企”一家，那么人为地区分家庭产出和企业产出的意义何在？此外，虽然家族创新异质性(Kosmidou& Ahuja，2019)被提出，但是并未有实质性和突破性进展。在未来研究中，需要结合绿色经济和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借鉴绿色创新补贴对企业减少风险的引导作用(葛鹏飞等，2018；杨文珂等，2021)，对家族企业创新异质性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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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总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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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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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既是最为古老和重要的商业组织形态，又是最富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现代经济组织(李新春等，2020)，也是一群带有异质性的群体。基于理论分析逻辑 (Whetten，1989)，本文主要贡献如下：（1）将家族企业异质性明确为在特定的时间或不同时间段，家族企业或家族企业之间在类别配置上及其变化的差异程度；（2） 总结出体现家族企业异质性的五个维度，并阐述了其内在关系，构建了家族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指出家庭/家族的异质性及成员参与是影响其他异质性的根源；（3）剖析了现有对家族企业异质性各维度研究中仍存在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基于家族企业异质性有效拓展家族企业研究奠定了基础。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关家族企业异质性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这为未来立足家族企业客观实践现实问题、整合多学科理论、采用多元方法，突破家族企业异质性现有局限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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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的时代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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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质性家族企业环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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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治理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保障，不仅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体现，也是提升企业长期价值的重要途径(李维安等，2019)。然而，最近一项对家族参与和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元分析表明：家族参与负向影响环境绩效，在通过控制权和所有权来测量家族情况下这种负向关系尤为明显(Miroshnychenko et al.，2022)。Samara等学者将家族企业视为一组具有不同家族参与程度的异质企业，通过对100%家族控股的146家家族企业的定性比较分析后发现有两种家族治理结构配置方式能够显著提高家族企业的环境社会绩效，分别为：（1）第一代领导、家族成员在董事会参与度高、家族参与管理的程度低。（2）第一代领导人、较高的家族参与管理、且引入外部董事(Samara et al.，2018)。这意味着家族企业异质性对家族企业环境实践具有重要影响。在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等绿色经济目标的影响之下，绿色发展和绿色治理亦是家族企业必由之路。另外，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家族企业迎来传承高峰浪潮，多数家族企业进入父子共治阶段，势必表现出更多的异质性。因此，家族企业异质性对家族企业环境实践的影响，亦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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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异质性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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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以“大智移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为核心的新兴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共同关注。由于数字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地理文化、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采纳成本等问题，虽然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部分家族企业(Fox et al.，2021)，但是与科技企业工业企业相比仍然存有不小的数字鸿沟。虽然，家族企业正在努力应对蓬勃发展的数字市场，但是研究结论不一。一方面，有研究指出环境动态性削弱了家庭影响力和动态能力之间的积极关系 (Soluk et al.，2021)；另一方面，有研究认为家族管理限制了企业物联网的使用、阻碍数字化转型(Ceipek et al.，2021)。德国家族企业历来被视为创新的楷模，然而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家庭的沟通模式和身份认同却将其局限于家族企业围墙之内，放缓了数字化进程(Prügl& Spitzley，2021)。虽然数字时代并未赋予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更大的影响力(Barnett et al.，2021)，但是企业背后的家庭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调查。特别是资源异质性如何影响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Soluk& Kammerlander， 2021)，家族企业异质性特征对其数字技术采纳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理，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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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异质性家族企业如何应对Covid-2019 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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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交织共振，Covid-2019大流行给家族企业生存发展带来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变化(Amore et al.，2022)。相较于非家族企业而言，家族企业是应对Covid-2019大流行的典范(LeBreton-Miller& Miller，2021)。在Covid-2019大流行期间，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再局限于传统经济或物质捐赠，还包括为当地提供知识以及开展组织动员活动(Rivo-López et al.，2021)，家族企业通过资源配置展现了其在应对危机事件时的组织韧性(González& Pérez-Uribe，2021；Conz et al.，2020)。相关研究发现：一方面，危机的出现加剧了家族企业对失去社会情感财富的恐惧(Soluk& Kammerlander，2021)；另一方面，家族企业通过数字化和创新改变了生产线和服务内容(Kraus et al.，2020)。值得注意的是，面对Covid-2019大流行，女性主导的家族企业倾向于采取防御型战略，而男性主导的家族企业倾向于采取进攻型战略(Mucha，2020)。据此，未来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分析Covid-2019大流行对异质性家族企业的影响，同时亦可以开展异质性资源等特征对家族企业危机管理和组织韧性实践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同时可以丰富和拓展家族企业实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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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的理论突破和方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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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的理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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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家族企业研究都将社会情感财富作为一个整体，认为其对家族企业行为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而忽视潜在的阴暗面的客观存在(Dou et al.，2014)。Newbert& Craig(2017)在“超越社会情感财富：家族企业决策的规范理论”一文中呼吁家族企业研究者借鉴社会经济学和道德哲学方面的理论，以协调现有家族企业研究理论的不足，引领家族企业发展。从实证检验结果看，虽然根据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不仅可以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进行比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家族企业群体内不同家族企业进行适当的区分，但是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尚不能完全构成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需要融合更多的理论。自Jaskiewicz& Dyer(2017) 提出应该加强导致家族企业异质性的因素研究以来，家族企业研究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学者所采用的理论也日趋多元化(Payne et al.，2017)，这为推动家族企业理论发展拓展了更大的空间。目前，有一些研究将经典的金融理论引入到家族企业研究中来诠释家族企业融资的特殊逻辑(Michiels& Molly，2017)、商业信用配置效率(陈德球等，2014)，以及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家族企业对外投资及其国际化问题 (Kao& Kuo，2017)。另外，也有研究将社会认同理论和组织认同理论引入到家族企业研究，提出家族认同理论(Anglin et al.，2016；Mathern et al.，2017)。Arteaga& Menéndez-Requejo(2017)对西班牙经济援助发展家族宪法(family constitution) 的研究发现：家族宪法对未来2年的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另外，虽然基于家族企业属性的特有研究(如：家族控制和影响；家族成员企业认同；建立社会连带； 家族成员情感连带；社会情感财富；传承等)对家族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区分鲜有提及 (Stanley et al.，2016)，但是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有关家族的科学研究为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Jaskiewicz et al.，2017)，为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实现理论新突破带来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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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的方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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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依然是家族企业研究的主流形式 (Leppäaho et al.，2015)，而有关社会情感财富的测量均采用替代测量法。然而，通过家族涉入来测量家庭影响(严若森等，2019；李路路和朱斌，2014；陈凌和陈华丽，2014；陈凌和王昊，2013；朱斌，2015)，并不能完全体现家庭影响的客观概貌。值得注意的是，逐渐有一些学者在尝试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来解读家族企业。Cirillo et al.(2017)基于生存分析法检验了家族涉入对企业上市后在资本市场上存续的影响，发现过多的家族成员涉入减少了家族企业在资本市场生存的可能性。 Hamilton et al.(2017)提出叙事研究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家族企业及其代际之间的复杂性，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家族企业传承以及泛家族企业内部家庭利益的冲突等问题。另外，定性比较分析在企业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张明等，2020；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在方法学上为研究家族企业的异质性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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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族企业本身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但是它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仍处于碎片化状态。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详细回顾，厘清了家族企业异质性包括涉入人员的异质性、经营目标的异质性、企业治理的异质性、企业资源的异质性和企业产出的异质性五个方面；阐明了涉入人员的异质性是构成家族企业异质性的根源；通过将家族企业异质性碎片化的研究成果整合到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展现其各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了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中现存的问题，阐述了家族企业研究所采纳的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和发展趋势，指出未来研究应吸收社会学和家庭科学等学科知识，采用混合研究或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推动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Although family enterprises are a heterogeneous group, it does not cause enough attention of scholar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the heterogenous of family enterprises. Based 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irstly, the heterogenous of family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e heterogenous of family members involvement, the heterogenous of operational objects, the heterogenou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heterogenous of enterprises’ resources, and the heterogenous of enterprises’ outcomes; Secondly, the heterogenous of family members involvement is the core and nature of the heterogenous of family enterprises; Thirdly, using a systematical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display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he heterogenous of family enterprises.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the heterogenous of family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although some progress is achieved in this field, there still exist many prospects of future directions in the heterogenous of family enterp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