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严重的社会结构分化导致城市空间分化，既有的“区位理论”以及“实证主义地理学”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从马克思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理论养分的“空间转向”成为西方社会理论的重要思潮。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和史密斯 （Neil Smith）等代表学者在空间转向总体视角下重新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的空间思想和空间观点，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研究领域，构建了以“社会空间的生产”为分析框架的理论族系，在城市空间生产的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空间生产理论”把“空间”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和总体性的“社会空间关系”，围绕商品性质和社会空间关系性质两条线索，考察从福特到后福特资本积累体制的结构性转变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剧的中心衰败、住房短缺等城市问题，分析导致这些城市问题的结构性原因。

随着我国“时空压缩”^①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战略加速推进，学术界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空间生产理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涉及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总体上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理论脉络的综合梳理（张笑夷等，2020；胡大平，2017；谢富胜等，2017）；二是对列斐伏尔 （刘怀玉，2020）、哈维（叶超，2020）和史密斯（谢富胜等，2018）等代表学者著述的述评；三是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理论出发分析研究中国问题（陆铭等， 2017；吴缚龙等，2018；刘凤义等，2017）。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一学派的理论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但是终究植根于美、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壤，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问题，其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与中国截然不同，因而应避免简单粗暴的“拿来主义”。“空间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的产物，一些论断较为抽象晦涩。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摆脱对国外理论成果的译介与模仿，实现系统化、具体化和定向中国化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系统阐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代表学者列斐伏尔、哈维和史密斯的空间生产理论要义，比较分析不同学者空间生产理论的主要特点，力求为形成中国化的城市理论和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等空间建设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 空间生产理论：代表学者和理论要义

（一） 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生产与固定资本投资

列斐伏尔以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构筑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和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并以固定资本投资为契机，将富有哲学意蕴的理论与方法衔接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社会经济问题，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城市研究提供元理论和基础方法论。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尼采“超越”思想的糅合，试图扭转马克思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时间、轻空间”的倾向，使之具备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空间问题的能力。社会空间生产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可以视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资本流通相关论述在资本灵活积累框架中的演绎和发展，重点分析资本主义继承和再生产的社会空间性质、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与资本循环的关系，以及城市社会空间关系再生产三个问题。

1. 城市空间的结构。

列斐伏尔从固定资本的角度重新界定了城市空间的概念，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的抽象复合体，由自然的物质空间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的空间和作为城市社会关系总和的空间构成。这一概念以“空间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空间”的抽象定义为基础：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 （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方面构成；其中，空间实践意指空间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空间表征意指社会空间生产过程决定的生产关系和规划等政治性关系的总体变化对于社会空间的反作用，表征性空间指日常生活和文化中与空间相关的符号。社会空间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产品，被生产成“社会形态及其承载的生产方式”的内在构成部分，是感知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空间（lived space）的复合体，即人类直观感受中空间、政治规划中空间和日常生活中空间的复合体。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是上述社会空间生产过程的抽象空间产品中的一种，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同发展，成为最重要的产品和生产条件 （Lefebvre, 1991）。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空间实践，城市空间实质上是一种总体性的固定资本总和；在此，列斐伏尔拓展了马克思语境中固定资本的概念：不仅把包括固有的厂房和机器等耐用生产资料，称之为“第一类固定资本”；还把包括高速公路、机场和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类的空间性社会投资，称之为“第二类固定资本”。从空间表征来看，城市空间是不断变化的城市社会关系及其承载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种总体性的关系随着第二类固定资本投资所引起的资本积累结构转变而发展和变化。从表征性空间来看，第二类固定资本投资引起城市空间中技术与自然的权力冲突，使控制着技术的资本取得城市空间的经济控制权力，进而取得城市社会的政治权力；城市空间成为资本对工人大众实施日常生活殖民化的重要手段。

2. 社会空间生产的生产过程。

列斐伏尔以第二类固定资本为衔接点，建立了社会空间生产与资本循环、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列斐伏尔拓展了马克思语境中“资本循环”的概念，依据产品类别区分了产业资本循环的类型：生产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第一次资本循环，以及生产第二类固定资本并重塑社会空间关系的第二次资本循环。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兴起，土地所有权进入流通领域，第一次资本循环的衰落会推动资本向第二次循环转移；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工业化和金融化阶段，固定资本生产将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心产业，因为只有空间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空间的生产”提高生产力和促进资本积累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固定资本投资有助于两类技术创新，第一类是提高直接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技术，第二类是提高空间“接近性” （proximity）、进而提高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等要素机动性的交通、通信技术，通过缩短流通时间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Lefebvre, 1991）。其次，第二次资本循环主要包括建筑、采掘等生产部门的资本，这些生产部门具有资本有机构成低、对工人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等特点，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价值，并吸收高技术生产部门淘汰的工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平均利润率下降和人口相对过剩等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Lefebvre, 1991）。因此，“空间的生产”逐渐成为资本维持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方式。不过，这种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的本质矛盾，反而会吸引资本向房地产等生产部门过度转移，对传统工业部门产生挤压效应，最终加剧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时的深度和广度。

3. 城市空间是城市社会经济关系的空间表达。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与城市社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总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它所承载的生产关系的社会空间表达。“资本主义不仅控制既有空间和土地，也趋于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即抽象空间”（Lefebvre, 1991）。城市空间在再生产过程中成为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产品，其抽象特性表现在中心性、稀缺性和固定资本的流通需要三个方面，不仅是资本积累矛盾在城市社会空间中的表达，也是一切城市问题的本质根源。城市空间的中心性随着资本主义城市化和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过程而形成，是一种可转移的聚集效应，表现为城市中心的空间由于接近市场和职能场所、条件便利而取得的特定使用价值。资本主义城市抽象空间的中心性往往和总体性叠加，表现为中心空间资源越集聚、空间匮乏程度越大，即中心空间稀缺和郊区、乡村等边缘空间充裕相对立的“虚假”空间稀缺性，导致城乡分离，以及城市中心对边缘、城市对乡村的殖民化控制等必然矛盾。这种假性稀缺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经济现象（Lefebvre, 1991），成为抽象空间取得“虚假的”价格的充分条件，城市空间得以商品化，并取得价值流通需要与使用价值固定性相对立的本质矛盾。城市空间的矛盾使空间生产部门具有高于社会平均的利润率，吸引大量过剩资本转入第二次循环；然而，这种高利润率以土地与空间私有权为基础的剥夺性积累为基础，以对其他“空间的生产” 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转移和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对工人收入的二次剥夺为超额利润来源。这样城市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逐渐取代工厂成为阶级冲突的关键场所：一方面，从生产过程看，总体性的城市空间形同一座宏观的大工厂，劳动的社会分工取代劳动的技术分工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领域由车间和工厂扩散到整个城市的各社会环节中；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主导下，住房、基础设施等劳动力再生产必需消费资料按照价值流通法则供给，使雇佣工人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 哈维：建成环境生产与资本的时空修复

哈维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框架内阐述三元社会空间的生产，将分析后福特制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辩证关系的建成环境生产理论内嵌于其中。建成环境生产理论以过剩资本的时空修复运动为线索，指出导致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本质原因是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两个层面矛盾的相互作用，城市社会空间中阶级冲突的结果需要以阶级-垄断地租为工具在具体历史时势中分析。这一理论重点阐述了三元社会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关系、资本时空修复运动与城市建成环境生产的关系以及以阶级-垄断地租与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关系三个问题。

1. 三元社会空间的内涵。

在哈维提出的由三元空间构成的社会空间理论框架中，总体性的社会空间由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性空间构成；其中的相对空间和绝对空间又是关系性空间的内在成分。绝对空间义同空间科学中的“物自体”；相对空间指客体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由于客体存在、并与其他客体相互联系而存在”；关系性空间是内化于客体的相关性，指“仅因包括或表征彼此的相关性而存在的内化的客体关系”（Harvey, 2006）。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为例，具体劳动发生在绝对空间中，市场交换和商品流通发生在相对时空中，由具体劳动和商品流通需要共同决定的商品价值形成发生在关系性时空中。哈维认为三元社会空间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是一体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在此过程中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总体关系成为统一体，这一过程在生产方式层面的本质驱动力是商品交换。在商品交换法则的支配下，发生在不同场所的商品生产过程建立普遍联系，在流通过程中形成统一体。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管理框架、生产劳动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日常和人的再生产以及人对世界的感知等七个城市社会领域的社会关系也随着三元空间生产而不断地再生产（Harvey，2011）。

2. 时空修复与建成环境生产。

时空修复是建成环境生产理论中资本积累层面的重点内容，以资本在不同循环间的转移运动为主线，阐述了资本主义城市建成环境生产与后福特主义资本积累体制的辩证关系。哈维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列斐伏尔的资本循环理论，按照产品类型将资本循环细分为三个回路：生产一般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第一次资本循环、生产建成环境的第二次资本循环和流向科技创新领域等社会必要投资的第三次资本循环（Harvey, 1978）。哈维以“投资的生产率”（productivity of investment）范畴代替马克思语境中的“利润率”，指出资本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具有追求高投资生产率的内在动机，这一动机驱使着过剩资本在各循环回路间转移。哈维用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第二次资本循环相较于第一次资本循环的高投资生产率和过剩资本向第二次循环转移的现实性：外因是“无理性的自我矫正机制” （irrational rationalizer）（哈维，2016），即第一次资本循环中已经出现的积累过度、平均投资生产率趋于下降的资本主义局部性危机；内因是由建成环境生产部门空间垄断性所导致的地租，空间垄断性成为第二次资本循环中部门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壁垒，将超额剩余价值以地租形式扣留在本部门内，使资本具有由地租与平均利润之和构成的高投资生产率。资本的“时间修复”（temporal fix）和“空间修复” （spatial fix）手段的相互作用则解释了过剩资本向第二次循环转移的可能性。时间修复指全球金融信用体系中的资本集中作用，将体量较小的个别资本整合成得以满足建成环境生产部门周转时间长、投资规模大等要求的共同资本，促进过剩资本向第二次资本循环转移（Harvey, 1982）。空间修复指已经转向第二次资本循环中的资本在实现投资生产率最大化要求的驱动下所做的空间运动，使资本最大限度地调动产能、实现建成环境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时空修复手段的相互作用，不仅使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生产出城市建成环境，也取得暂时延缓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爆发时点以及在全球金融网络内转移危机发生场所的可能性。不过，由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品和内在构成部分的建成环境所具有的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矛盾，加之与信用体系投机性和第二次资本循环垄断性的相互作用，时空修复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缓作用有其限度，甚至可能导致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以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爆发。

3. 阶级-垄断地租是分析城市问题的工具。

阶级-垄断地租理论是哈维分析城市问题的空间量化工具和建成环境生产理论中阶级冲突层面的核心内容。阶级-垄断地租理论以“土地所有权逐渐成为一种金融资产”为前提（Harvey, 1982），阐述时空修复手段下资本运动与城市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辩证关系。哈维以马克思的农业地租理论为基础，在三元社会空间分析框架内构建城市地租范畴体系：级差地租产生于相对空间，新范畴阶级-垄断地租产生于绝对空间和绝对空间的关系性，形成条件是资本主义城市中人为创造的绝对空间稀缺性，是金融化趋势下城市地租的主要内容 (Harvey, 2009)。阶级-垄断地租包括马克思体系中的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随着农业部门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绝对地租的价值来源逐步转化为通过收入再分配获取的其他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与垄断地租一样，本质上是土地使用者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而向土地所有者让渡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都是土地所有权阻碍资本积累作用的经济化表现，具体数额由土地使用者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冲突的具体情态决定（哈维著，龚剑译，2014）。阶级-垄断地租的存在使土地所有权取得“虚假的”价值，成为一种可以流通的普通生息资本（Harvey, 1982），吸引金融领域的资本向第二次资本循环转移，导致建成环境生产的金融化趋势。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性相结合，严重干扰城市社会的再生产秩序。以商品住房市场为例，金融资本为促进住房商品流通、加速资本周转，不断再生产出社会关系断裂的“孤岛式”社区和社区间泾渭分明的居住阶级，由于不同社区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差异，居住阶级往往具有代际传播效应（Harvey, 1985），使居住差异和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差异在城市社会空间中彼此强化，导致城市社会空间关系日益分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资本主义城市的地方政府逐渐转向城市企业主义（Harvey， 1989），应用“红线政策”等手段协助资本实施“剥夺性积累”，进一步加剧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程度。

（三） 史密斯：地理空间生产与资本周期运动

史密斯的地理空间生产理论建立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灵活积累体制下生产过程的分析框架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地理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已结合成实际的社会空间统一体，价值增殖与价值规律成为地理空间生产的支配性法则，资本积累的本质矛盾表达为地理空间的两类不平衡发展趋势，第一类是不同层级、相互关联、彼此嵌套的空间尺度体系，第二类是个别空间尺度中的不平衡发展趋势。这一理论着重分析地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空间尺度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趋势的关系、以及“资本的周期运动”（seesaw movement of the capital）与城市尺度中不平衡发展趋势的关系三个问题。

1. 地理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品和生产条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至新千年之初，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值逐步陷入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积累危机之际，经济社会发展体量业已达到甚至超过绝对空间的最大承载力。因此，史密斯提出两个重要前提假定：第一，地理空间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固定资本投资和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途径；第二，差异化的相对空间生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地理空间的主要生产方式。这样，固定资本投资成为地理空间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共同主导因素。在马克思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和实际隶属的论述基础上，史密斯阐述了由“形式的空间一体化”（the formal aspect of spatial integration）和“实际的空间一体化”(real spatial integration)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地理空间生产过程。形式的空间一体化意指社会空间的全球化趋势在流通过程中的发展和深化过程，即社会空间随着商品交换普遍化、世界市场扩大化而逐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趋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实际的空间一体化意指以直接生产过程为核心、贯穿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在实际与形式空间一体化过程中，作为自然物的地理空间首先充当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受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驱动，在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逐渐被生产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产品。同时，价值规律又推动着地理空间生产过程与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流通过程相结合，交换价值成为社会空间再生产过程的唯一动力（Smith, 1980），地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成真正的有机统一体，固定资本使用价值的地理固定性和交换价值的流通性矛盾转化为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趋势，即由资本一般和商品交换广泛性所决定的均衡化趋势，以及由劳动分工和资本分立所导致的差异化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Smith, 2008）。

2. 空间尺度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空间表达。

在地理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内，史密斯提出了一种反本体论的空间尺度生产理论，强调空间尺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且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有着相互联系的能动性（Smith, 2008）。史密斯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空间尺度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变，成为“资本追求价值增殖所生产的系统不平衡空间结构”，并用差异化与平均化辩证法推导出城市、全球、民族-国家与区域等四种个别尺度（particular scale）的生产过程。城市尺度和全球尺度是资本矛盾的直接产物，城市尺度是生产资本集中的场所和组织管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空间单位，是资本周期运动所导致的差异化土地使用模式的直接表达；以泰勒的“世界经济”(Taylor, 1982)概念为基础的全球尺度，是实际空间一体化过程中资本雇佣关系普遍化和资本主义制度平均化趋势的直接表达。城市尺度中劳动力的固定性和全球尺度中资本运动需要的相互作用，直接导致全球生产网络汇总的国际分工。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尺度和区域尺度是为满足资本流通需要而构建的政治建构，民族-国家尺度是资本和国家政治权力的合谋，旨在通过分化控制本国工人和军事手段维护和增强国家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区域尺度是由劳动力固定性和工资率地区差异所导致的特定部门、特定环节个别资本集聚的场所。20世纪90年代后，史密斯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关注社会结构的尺度政治理论，推导出社会再生产领域的社区、家庭和身体等个别尺度，提出“尺度跃迁”（jump the scale）策略，倡导弱势群体突破个别尺度界限，联合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分化作用。

3. 城市土地“租隙”是资本周期运动的调节器。

史密斯尤为重视城市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化晚期阶段的大规模城市重建是后福特积累体制下地理空间不平衡发展趋势的最突出表现，以绅士化过程最具代表性（Smith, 1996）。绅士化过程与郊区化过程相对立，是地理空间矛盾中差异化趋势占据主导的表现（Smith, 1982），驱动力是资本为恢复利润率而在城市土地“租隙”（rent gap）调节下作的周期运动（Smith, 1979a）。租隙即实际资本化的地租和潜在地租之间的差额（Smith, 1979b），由住房存量、房地产市场动态和城市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相互作用决定 （Smith, 1987）。史密斯以美国为例分析了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三次绅士化浪潮（Smith, 2001），特别指出第三次绅士化浪潮虽然仍发生于城市尺度，却以金融体系为媒介成为具备尺度间相关性的资本积累策略（Smith, 2012）。随着绅士化过程深化，全球资本周期运动、排斥性城市实践与空间文化生产相互作用，资本逻辑正逐步浸润于包括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全球社会经济关系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使资本通过创造性破坏争夺城市空间资源、实现积累具备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污名化贬值等手段分化雇佣工人阶层，剥夺底层工人阶层等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力，使其生活状况趋于恶化（Smith, 1996）。

三、 空间生产理论：比较与评析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代表学者的空间生产理论本质上都是以城市空间为立足点的资本主义批判研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理论基础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显著延续性，但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

（一） 研究对象和方法论

列斐伏尔、哈维和史密斯的理论都以后福特积累体制下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这一过程以二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时势与城市化、区域化等社会空间重组相互形塑的辩证关系为决定性驱动力。以现有文本著述来看，列斐伏尔与哈维更加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再生产过程，实际上将研究重点落在社会空间生产对城市劳动力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影响上；相比之下，史密斯以地理空间的直接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更多聚焦于社会结构对城市地理空间的重塑作用。

由方法论看，列斐伏尔、哈维和史密斯都运用人文马克思主义方法构筑社会空间辩证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空间维度。列斐伏尔将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 “他者”思想相结合，强调“人”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构建了极具人文特色的社会空间辩证法，被爱德华·W.苏贾评价为“最稳固、最杰出、最具内在一致性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人物中，列斐伏尔也许是最不为人所了解，也是最被人误解的人物，他卓尔不群，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是攻击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的主要源泉。”（苏贾，2004）相比之下，哈维和史密斯更加强调经济结构在三元空间或空间尺度生产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略带一些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二） 理论基础

列斐伏尔、哈维和史密斯的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相结合形成的交叉学科研究；其中，列斐伏尔理论的哲学意蕴浓厚，而哈维和史密斯则更偏重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地理学相结合。三人的理论都以马克思对资本循环、一般利润率平均化和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论述为基础，列斐伏尔和哈维更加关注资本循环和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史密斯更加关注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部分的理论论述。

列斐伏尔以马克思的论述为基础拓展固定资本的概念，将公共基础设施等空间性社会投资定义为第二类固定资本；并以第二类固定资本为融合点，将空间当作社会、历史之外的第三个维度嵌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框架中。与资本主义生产相融合的社会空间具有三重含义：一是替代“工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更广泛的发生场所；二是替代“机器”，成为生产力的内在组成部分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三是替代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决定因素和一部分人剥夺、控制另一部分人的经济权力核心要素。

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及制度性过剩危机，被列斐伏尔视为社会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融合的唯一作用力；然而，哈维对此并未苟同。哈维指出资本主义危机仅仅是推动第一次循环中的过剩资本向外寻求转移机会的推力；建成环境生产部门所特有的地租分配机制，才是拉动过剩资本向第二次循环转移的决定因素；并从空间的角度重新阐述马克思“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部分的论述，构建了以阶级-垄断地租为核心的城市地租范畴体系。哈维在斯威齐和巴兰的金融资本理论框架内系统阐述了城市地租不同于农业地租的形成条件，即金融资本在建成环境生产部门所具备的特殊空间垄断权力。这样，哈维一方面具体地解释列斐伏尔仅仅以“空间的生产部门方兴未艾”一笔带过的重要理论问题，即第二次资本循环何以具有高于第一次资本循环的利润率、并具有延缓和转移资本主义危机承载力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开辟了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学者未曾涉猎的领域——空间转向视角下的城市地租理论。

相较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开元者列斐伏尔和集大成者哈维，史密斯的地理空间生产理论更加野心勃勃。史密斯的研究起点是表层的资本主义成熟城市的绅士化过程，却紧扣马克思“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思想，将绅士化过程解释为更具一般意义的不平衡发展过程在城市尺度的具体表达，而不平衡发展过程本身是资本主义的空间产品。史密斯将这一庞大而充满经济结构性的理论体系建立在马克思的自然二重性理论之上。马克思指出，自然具有两重含义：作为劳动对象、独立于社会与历史之外的第一自然，以及与历史、社会相统一的第二自然。史密斯认为第二自然才是研究重点，因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已经不复存在” （Smith, 2008）。同样地，地理空间作为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在取得社会产品性质的方面才具有研究价值。史密斯以马克思“资本-劳动”关系的辩证法为主体，精心构造了作为其空间镜像产品的地理差异化-平均化辩证法：以马克思体系中的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投射出地理空间的差异化趋势；以马克思体系中的劳动分工和资本分立，投射出地理空间的平均化趋势。史密斯试图将绅士化、美式帝国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等地理空间现象整合为以不同空间尺度为核心的不平衡发展过程，并运用地理的差异化-平均化辩证法加以解释；其中，资本的周期运动规律就是地理的差异化-平均化辩证法在城市尺度的具体空间表达，也是导致绅士化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 研究内容

列斐伏尔、哈维和史密斯的研究内容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极强的连续性，主体内容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中，都是分析后福特资本积累和空间生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总体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过，受限于研究期间的历史特异性，三人理论主体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哈维的理论视野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战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各个阶段，列斐伏尔更加关注城市化早期阶段的郊区化过程，史密斯则侧重于城市化晚期资本重回内城导致的绅士化过程。

列斐伏尔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相互联系、相互论证的命题：（1）以资本积累为决定因素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导致以郊区化过程为代表的城市社会空间重组； （2）城市社会空间重组为资本积累、乃至资本主义生存提供必要条件。哈维在金融化条件下，强调金融机构与国家的作用，给予列斐伏尔的命题具体阐述与发展： （1）第一次资本循环中的过剩危机作为推力、城市建成环境生产部门固有的空间垄断性所导致的阶级-垄断地租作为拉力，共同驱使金融资本向第二次循环转移，这为城市社会空间重组提供可能性；（2）以住房为典型代表的城市建成环境生产一方面是过剩金融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方式，一方面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这为资本主义暂时延缓和转移危机提供现实性。史密斯的理论，可以视为在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框架内对列斐伏尔和哈维第一个理论命题的具体阐述：（1）资本在租隙调节下所作的周期运动是城市绅士化过程的决定因素，城市绅士化过程本身是更具普遍意义的多空间尺度不平衡发展趋势的一部分；（2）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转化为地理空间的平均化趋势，资本分立和劳动分工转化为地理空间的差异化趋势，各尺度的地理空间在平均化-差异化矛盾的辩证作用下，处于持续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

四、 空间生产理论：新型城镇化与理论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显著提升，2020年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4%，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新型城镇化进程开启高质量深化发展。“十四五”时期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要求，也使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如何转换城镇化建设的内在驱动力，建设更高水平中心城市？如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统筹大中小城市、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如何推进新型城市建设，切实提升人民幸福感？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空“间生产理论”族系萌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研究对象是城市化成熟阶段的资本主义城市，加之哈维与史密斯的理论受结构主义思潮影响存在重结构、轻能动的倾向，列斐伏尔的理论也未能免于经济结构决定论问题，若是生搬硬套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必然有其局限。不过，批判性梳理和比较分析空间生产理论族系的结果显示，这一族系搭建的社会-空间总体分析框架，以及将生产过程与城市政治、文化层面社会关系视为统一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及一些空间生产相关思想，对分析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阶段的新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价值。

（一） 以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更高水平中心城市

无论是列斐伏尔的资本循环阐述，抑或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都曾提及在生产性失调的资本主义局部危机阶段，社会空间生产部门具有调动资本的社会生产力、吸收相对过剩劳动力以及维持社会关系稳定等重要作用。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企业主义逐步盛行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城市政府受地方经济增长利益驱动，看似自治却表现为被城市间恶性竞争压力的资本逻辑所裹挟，运用多种政策手段鼓励和发展高风险、高投机性却有助于提高房地产价值与税基的金融化城市空间开放项目，以最小公约数为标准供给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最终导致市民生活状况恶化和城市体系结构性不稳定，这是资本主义空间发展过程中无法抗拒的强制性法则。这种既有损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又无益于民生保障的强制性法则，唯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施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关键动力转换，建立国家战略引领下的创新型中心城市，方能得以突破和扭转。随着社会空间实际一体化过程不断深化，城市逐渐成为劳动分工场所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单位；因此，建设创新型中心城市不仅需要鼓励和发展原始科学技术创新策源、提升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地位与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最终突破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内生动能不足的瓶颈，更加需要贯彻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城市管理工具与方法，解决我国“时空压缩”的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房地产业为例，由于周期长、体量大和劳动密集等特性，房地产部门对宏观经济具有天然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然而，该部门超额利润以城市地租形式获得的价值为主要来源，对其他生产部门利润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具有挤压效应。因此，各级政府需要综合运用落户政策、学区政策和税收政策加以调控，使房地产业有序发展，起到作为经济推动力和民生保障必要条件的作用。唯有以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才能推动城市软实力与硬实力互动并进，激发居民消费动力和城市活力，使中心城市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枢纽和空间载体。

（二） 多空间尺度联动，提升城镇化空间布局协调性

史密斯在空间尺度推导过程中指出城市、全球、国家与区域等不同层级的个别空间尺度之间存在着格式塔状、等级分明、彼此嵌套的结构化辩证关系；因此，城市问题并非孤立于城市，而是与全球生产网络、国家战略与区域合作等其他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城市实施企业主义策略，导致空间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布局重复、资源浪费以及城市间不平衡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却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些由前期外向型发展模式和要素、投资驱动方式所导致的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以及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方面，我国一线、新一线等中心城市房价高涨，城市经济规模扩张过快，达到甚至超过了地理空间绝对扩张上限所具备的承载力；另一方面，中小城市与小城镇面临人口规模减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严峻挑战。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应充分发挥制度化、体制化优势，在更高的空间尺度层面统筹城镇化空间布局，削减城市间、城乡间以及区域间的空间阻隔，使产业资本、人口和生产要素可以在更广范围内自由转移，纾解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平抑房价、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同时形成对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经济的带动作用，逐步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协调性城镇化空间布局。此外，必须在总体视角下、以多空间尺度联动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群一体化战略、重点都市圈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空间政策实践，切实削减空间阻隔、畅通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城乡融合和大尺度区域融合，形成一系列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优势互补的高水平城市群和重点都市圈，使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

（三） 以人的感受为根本标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空间生产理论族系代表性学者的共识是，导致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本质原因是价值增殖动机驱动下社会空间产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本质区别。然而，当前我国一线、新一线城市也在空间生产部门的金融化趋势与城市土地使用权的空间垄断特性等因素相互作用下，出现了降低人民生活幸福感的“大城市病”。解决这些城市问题，关键是将“人随产业走”的传统城市聚集模式扭转为“人随生活品质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建设模式，以人的感受为根本衡量标尺，切实解决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在“三旧一村”等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中，不能一味向郊区纾解人口，而应在中心城区提供一定的保障性住房和中小户型商品房，缓解城市职住分离弊病。在依然高速发展的城市化、郊区化建设过程中，应注重供应与郊区吸纳人口数量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改善郊区教育、医疗质量，减缓居住和公共服务空间布局不匹配所造成的拥堵。只有构建迈向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平衡布局的新型城市空间，才能有力推进新型城市建设，使人得以身在城市，“诗意栖居”，切实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① 哈维用“时空压缩”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特征及其导致的人们时空感观的变化，本质上是灵活积累体制下交通信息技术发展引起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关系性空间范围扩大、相对空间缩短。“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时空压缩的强度，以及它在政治、私人和社会领域过多的短暂性与分裂的所有一致的特点，看来的确表明了一种体验的语境，它使后现代的状况变得有点特殊。但是，通过把这种状况放到它的历史语境之中去，作为由资本积累及其不断追求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和减少周转时间所产生的时空压缩连接不断的浪潮之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至少可以把后现代的状况拉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解释可以接近的一种状况的范围之中去。”详见：哈维（201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