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在探索中形成的全新经贸合作方式，是中国企业抵御国际经营风险、“抱团出海”的重要产业集聚平台。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被商务部定位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承接点，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更是提出了“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商务部等部门最新发布的2019年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也新增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定义及合作区类型的统计界定标准”。由于契合所在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诉求，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合作模式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同，影响力和作用日益增强。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抓手，成为新时期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样板和关注焦点。

商务部2015年颁布的关于《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考核办法》的最新文件指出： “合作区应有利于建立商贸物流网络，拓展贸易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习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而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和参与世界经贸规则构建探索中形成的经贸合作新方式，不仅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商、共建、共享”的根本原则，也与当今世界国际合作与经贸规则的新趋势相契合。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不仅是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和抵御风险的载体和平台，也是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相对于其他投资贸易协定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根据不同的签约国选择不同的协议内容和合作的具体形式，促进境外贸易和投资的措施更为丰富（李嘉楠等，2016），因此，自2006年底中国在巴基斯坦建立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来，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22 年底，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近七成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累计投资达 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有力促进了双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①因此，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新时期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样板和关注焦点，在当前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泛起的背景下，研究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对于探索如何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中国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有关中国国内开发区的研究文献相对丰富（周茂等，2018；泽阳等，2021），而关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研究则较少。而且，现有的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要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产生的背景、发展现状和特点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合作区建立伊始主要是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开发区的模式或工业园区的模式，但这种援助也是使发展中国家认识、信任并愿意购买“中国制造”的一种营销手段（李丹和陈友庚，2015）。目前合作区主要分布在非洲、南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利用和加工制造为主，具有规避贸易摩擦、降低生产成本、转移过剩产能、增加国外对中国装备的需求等作用（Br äutigam &Tang，2013）。但目前合作区的建设仍存在规划不合理、主导产业不明确、投资、税收营商环境不稳定以及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冲突等问题（Mario et al.，2017；祁欣和杨超，2018；吕秉梅，2019；裴长洪，2022；方志斌等，2022；王淑芳等，2022）。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部分学者将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其方法仍以案例研究和描述性的定性分析为主，分析其作用、现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认为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抓手。目前大部分境外经贸合作区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能矿资源和农产品加工型领域，以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和商贸物流型为主。但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成本和资源因素，正向更加多元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出现了科技合作园区、高新技术合作区等诸多形式（张述存，2017；武汉大学课题组，2019；刘洪槐，2022）。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19）基于问卷调研和访谈的形式，基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框架发布了关于合作区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卢进勇和裴秋蕊（2019）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和国际竞争优势。高连和（2021）通过分析中国在非直接投资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情况，提出中国应升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使其向境外现代产业集群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议。詹晓宁和李婧（2021）通过梳理全球200家境外工业园区的建设情况，提出中国应建设新一代可持续发展示范园区，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后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的趋势。现有少量的实证文献主要分析了境外经贸合作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倾向于布局在税率水平较高的国家，具有显著的制度风险偏好（严兵等，2022）。学者们研究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弥补了东道国制度的不足，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徐培源和王倩，2019；张相伟和龙小宁，2022；李喆等，2022；张宏和彭恂，2022）。严兵等（2021）和汪建新（2022）基于东道国视角，研究发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了东道国进出口贸易规模。

上述文献为理解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历史、制度背景和阶段性特征提供了参考，但是，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积极参与新规则构建的一种新尝试（石静霞，2015），相对于传统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方法主要局限于案例研究和定性分析，研究内容偏重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现状。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而且已有研究忽略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在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影响出口贸易机理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出口贸易2001~2017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和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创新点如下：一是综合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系统探究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母国出口贸易规模和出口结构的影响；二是采用工具变量克服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三、 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机制分析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与东道国协商在东道国限定区域内所建立的产业园区，既是中国在探索中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是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积极参与新规则构建的一种新尝试，本质上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一种双边制度安排，能够更灵活地运用双边的政治关系和优惠政策促进双边经济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取决于投资的类型（Markusen，1984； Helpman，1984）和出口产品的形式（Blonigen，2001）。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则取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内企业的主要投资类型和出口产品的形式。2015 年商务部和财政部发布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考核办法》，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分为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商贸物流型、农业产业型和科技研发型，不同类型园区内的企业投资类型也不相同。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存在差异，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的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图1总结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影响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和出口贸易结构的机制。下面稍作具体分析。

以商品展示、运输、仓储、集散、配送、信息处理、流通加工等为主导的商贸物流型园区，其区内的企业主要是以出口服务为目标的市场寻求型投资，主要是为了扩大原有市场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该类投资的门槛较低，属于非生产性投资，与一般的绿地投资不同，商贸物流型园区内的企业投资不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不在东道国生产产品，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主要是开展商品展示与推广、仓储与配送、信息处理和流通加工等服务构建营销网络。第一，此类园区企业靠近消费者，能率先觉察到国外客户的特殊需求，充分发挥信息外部性，促使母公司更新产品，使产品更适合东道国需求，从而激发本地消费需求，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而带动母国出口。第二，园区内企业也可能带动母国其他企业追随其模仿新产品，通过 “溢出效应”而促进母国产品出口（林志帆，2016）。第三，园区内企业在东道国通过构建国际营销网络，提高母公司的品牌知名度，通过“品牌效应”而增加母国出口 （陈培如和冼国明，2018；Lipsey &Weiss，1981；Emlinger &Poncet，2018）。

因此，商贸物流型园区对母国总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均具有促进作用。而且，由于商贸物流型园区主要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故商贸物流型园区主要促进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以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加工制造型园区具有市场寻求和效率寻求的动机，属于生产类投资，其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取决于投资的类型（垂直型或水平型）以及贸易方式（Blonigen，2005；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水平型投资主要是跨越贸易壁垒，主要为电子、机械制造、化工、建材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也是中国经常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产业，贱金属及其制品和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遭受反倾销调查占比达60%以上（张德锋等，2020；龙小宁， 2021），相对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更倾向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越东道国贸易壁垒（余振和陈鸣，2019）。生产与母国同质的最终产品，不需要从母国进口中间产品，资本流动不过是使产品生产从母国转移到了东道国，国际贸易转换成了国内贸易。因此，该类投资对母国总出口和资本密集型出口具有替代作用。同时，企业在东道国生产也会通过品牌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带动母国产品出口。此外，如果投资初期需要从母国进口机器设备，短期内会增加母国出口。

与水平型投资相比，垂直型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获利能力，根据各国家和地区生产要素的丰裕度，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分布在相应具有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垂直型投资具有效率寻求的动机，其主要是充分利用国际要素市场，形成与各生产阶段相匹配的要素禀赋条件，属于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水平型投资，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门槛更低，同时也可以节约大量的固定投入成本（韩剑，2015）。由于各生产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差异，企业通常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阶段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将资本密集型生产阶段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目前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产品相关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资源相对更丰裕的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组装，而服务东道国市场或者第三方市场。现有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之一（张相伟，2018）。该类投资大多属于在中国已经失去优势的传统的轻工、纺织、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边际产业，而在东道国还具有一定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生产主要是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垂直型投资将基于以下原因带动母国出口：一是该类投资利用东道国的成本优势降低成本，母国集中资源专注于新产品开发，推动母国新技术升级，使生产分工沿价值链持续优化，增加产品的成本优势以及扩大品牌效应，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从而促进双方出口贸易；二是该类投资将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提高东道国消费能力，扩大东道国产品需求；三是根据新新贸易理论 （Melitz，2003），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和生产率的提高，将产生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带动母国非出口企业出口；四是该类投资企业拥有部分专利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专有资产，为维护其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些公司可能不愿在外部市场达成交易，或者由于东道国本地没有满足企业需求的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会对母国公司生产的中间品和及其设备形成需求，从而促进母国产品的出口。此外，垂直型投资还将通过减少中间品进口对母国出口具有替代作用，相对于水平型投资，垂直型投资可以节约大量固定资本投资而抑制母国资本密集型出口（闫周府等，2020）。

因此，加工制造型产业园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不确定，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替代作用，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促进作用。

对于利用东道国的矿产、油气、森林等资源利用型园区以及以谷物和经济作物等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加工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型园区，它们均具有资源寻求的动机。一方面，在东道国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该类型园区内企业建立初期会带动母国机器设备、专利和技术等生产资料出口；另一方面，园区内企业通过低成本获取东道国相关生产要素和稀缺性战略性资源，有利于母国企业专业化生产和经营。尤其是境外农业产业型园区作为中国农业对外全产业链投资的新兴模式，将通过上中下游产业联动，降低投资成本（高运胜等，2021），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从而带动母国对东道国和第三方市场的出口。但同时企业将中间生产环节转移到要素丰裕的东道国，有可能减少中间产品的出口。同时，采矿业以OFDI形式服务东道国或者第三方市场，对母国矿产资源形成出口替代效应，降低了资本密集型矿产资源出口（徐国祥和张正，2020）。而且，截至2017年底中国农业产业型园区占比达已超30%（李祜梅等，2019），境外农业合作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郑会青和庄佩芬，2021）。

因此，资源利用型和农业产业型园区对中国总出口的影响不确定，对资本密集型出口具有替代作用，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促进作用。

以轨道交通、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领域的高新技术及产品的研发、设计、实验、试制为主导的科技研发型园区，具有寻求创新资产和技术的动机，其目的是获取东道国的创新资产或者利用东道国的研发资源进行技术创新，这类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位于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一方面，该园区内企业通过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吸引东道国的高技术人才而进行逆向技术溢出，从而提高母国企业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而促进其产品出口。同时，该园区企业也会带动母国相关专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另一方面，研发阶段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将产生出口替代效应（徐国祥和张正，2020）。

因此，科技研发型园区对母国出口的影响不确定，但是，目前位于发达国家的科技研发型园区较少，^①科技研发型园区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可能不明显。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

假说H1：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的最终影响不确定。

假说H2：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替代作用。

假说H3：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促进作用。

假说H4：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

四、 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贸易引力模型自引入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以来，由于其所需数据易得、可信度高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研究中。参照已有研究（贺培等， 2017），本文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i表示东道国，j表示东道国，t表示年份。lnexport_it为中国每年对东道国的总出口规模、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占比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占比；^②TC_i，t-1 为中国t-1年在东道国是否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考虑到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同时也为缓解由于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出口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导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中国在东道国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其原因如下：一方面，中国可能更倾向于在与中国贸易往来比较密切、出口市场比较广阔的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另一方面，由于东道国建有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东道国对中国产品比较了解，中国企业倾向于将母国产品出口该国。X_it为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引力模型中的基本变量以外，参照以往研究，本文还控制了影响双边贸易的其他因素，包括东道国是否与中国接壤、是否与中国有共同语言、是否为WTO成员、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和东道国的总人口等。𝜖 _it为随机误差项，α为常数项。

（二） 样本区间选择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2001~2017年中国对213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数据为样本。主要数据来源如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数据手工整理于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官网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服务平台； 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CEPII数据库；自由贸易协定（FTA）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服务区官网；两国GDP、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WDI）；WTO成员数据来源于WTO官网；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否有共同语言、是否与中国接壤等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中国是否与东道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及中国与东道国是否为合作伙伴关系的数据手动整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主要变量的含义、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初始检验

表2 报告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基本结果，其中第（1）、（2）列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东道国的总出口贸易额，第（3）、（4）列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东道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第（5）、（6）列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东道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估计方法依次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其中，采用固定效应进行估计时，由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不随年度而变化，估计系数不能被识别。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均比较稳健。其中，中国在东道国所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显著减少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其原因可能在于东道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吸引了中国企业以投资建厂的形式服务该国市场，对国内企业的出口具有替代作用； 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而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1和假说H2。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 和10%的水平显著；RE和FE 分别表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下表同。

（二） 异质性检验

1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出口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和其他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分别对“一带一路”和其他国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①其中，belt_road、nbelt_road和all分别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样本、其他国家和地区样本以及全部样本。^②

表3研究结果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均显著降低了中国对东道国的总出口规模和资本密集型出口规模，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规模。中国对东道国出口的影响在非“一带一路”国家相对较大，但是，第（3）、第（6）和第（9）列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国家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尽管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影响存在差异，但是不显著。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H3。

2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出口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国家的分类标准，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进行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developed、 developing和all分别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全部样本。^③

表4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显著降低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规模，增加了对东道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降低了对东道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且，表4第 （3）、第（6）和第（9）列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发达国家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比较显著。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存在显著差异，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大。由此理论假说H4得到验证。其原因可能在于，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跨越东道国贸易壁垒，因此对母国整体出口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替代作用更大。而且，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购买力比较强，中国对东道国投资所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市场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更大。

（三） 工具变量检验

前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处理虽缓解了模型中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出口之间由于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但模型中可能还存在同时影响企业到东道国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出口的遗漏变量而造成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为更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中国与东道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年限作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工具变量，来重新估计上述模型。工具变量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工具变量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相关；二是与方程的扰动项不相关。由于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是由中国政府与外交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而建立的产业园区，而且方程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的F值也均大于10，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的弱识别问题。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与中国与东道国是否建立外交关系密切相关。而中国是否与东道国建立外交关系与多种因素相关，与中国是否对东道国出口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外生性。此外，参照闫雪凌和林建浩（2019）的研究，本文还采用东道国曾经或现在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模型估计。

表5报告了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第 （3）列和第（5）列工具变量为中国与东道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年限。第（2）列、第 （4）列和第（6）列工具变量为东道国曾经或现在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证结果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出口具有替代作用，减少了对东道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了对东道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因此，即使考虑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

（四） 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中国是否与东道国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重新对上述结果进行了估计。^①估计结果如表6第（1）列、第（2）列和第（3）列所示。此外，为剔除避税天堂国家和地区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Kolstad &Wiig，2009），根据OECD（2009）关于避税天堂国家和地区的认定标准，本文剔除了避税天堂国家和地区的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空间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6第（4）列、第（5）列和第（6）列所示。表6估计结果与前文一致，因此，本文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 结论与启示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在探索中形成的全新经贸合作方式，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抓手。自2006年中国在巴基斯坦建立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来，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2001~2017年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出口贸易数据，在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出口贸易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东道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替代作用，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了中国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减少了中国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且，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国家异质性，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影响大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在利用工具变量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以及剔除避税天堂国家和地区的样本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

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在探索中形成的经贸合作新方式和“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抓手，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非“一带一路”国家和发达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起到了跨越贸易壁垒的作用，而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带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起到了延长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生命周期、带动国内就业的作用。

本文结论给出的具体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继续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中国经贸合作中的优势，推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和中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和企业“走出去”探索中形成的经贸合作新方式，不仅与当今世界国际合作与经贸规则构建中的新趋势相一致，也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根本原则和中国全球治理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相契合。因此，中国应加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总结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经验，重点选择一批发展潜力比较大的合作区，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实现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证实，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中国应重点通过园区建设，有序带动中国国内企业抱团“走出去”，尤其是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企业形成更加合理的国际生产分工关系，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一方面，东道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通过品牌效应、中间品出口、逆向技术溢出、生产设备与技术出口等效应带动母国出口，延长母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命周期，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带动国内就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将提升企业产品出口质量，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东道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也有效缓解了中国国内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带动东道国就业和贸易发展，实现中国和东道国共同发展。

第二，在“逆全球化”的思潮愈演愈烈、单边保护主义不断蔓延、国际经贸规则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继续推动在“一带一路”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也要加快境外经贸合作区在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建设步伐。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替代作用，而且，由于中国在非 “一带一路”国家主要投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跨越东道国贸易壁垒，其影响在非“一带一路”国家更大。故中国在非“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起到了跨越贸易壁垒的作用。然而，目前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分布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加快境外经贸合作区在非 “一带一路”国家的建设，以跨越东道国贸易壁垒，服务东道国市场。

第三，推进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可持发展。本文研究已证实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颇为有效地发挥了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然而，目前中国诸多境外经贸合作区仍面临主导产业不明确、规划不合理、赢利能力差，以及重产业发展、轻东道国社会功能和治理等问题，面临发展不可持续的挑战。因此，中国应加强政治保障，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合作区企业协同发展；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为原则的“三位一体”的政策保障体系；以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载体，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① 本文所指的国家均为国家和地区。

① 李祜梅等（2019）研究结果表明，截至2017年底，中国共有12家高新技术园区，占比仅为7%，其中有3家合作区位于韩国、比利时和法国，其他主要位于俄罗斯。而且，商务部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文件，仅在2015年才增加了科技研发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考核。

② 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国际贸易货物分为10类，其中，0-4类为初级产品，5-9类为工业制成品。在工业制成品中， SITC5和SITC7为资本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分别用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来衡量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结构。

① 由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更可信（Wooldridge，2006）。因此，为节省篇幅，本文此处仅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备索。后文亦同。

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被界定为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具体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官网。其中，由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样本区间内均已为WTO成员，不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因此，采用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时，wto的估计系数被略去。

③ 其中，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样本区间内均已为WTO成员，不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因此，采用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时，wto的估计系数被略去。

① 本文在中国外交部网站手动搜索了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和建立时间，主要包括创新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等伙伴关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