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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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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来,中国以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优势在全球投资中获得分工地位。按照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随着相关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国要素比较优势丧失,外资流入应该减少。事实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到外资仍保持持续上升(张幼文,2020)。2008年实到外资额为864.18亿美元,2022年为1891.3亿美元,年均增速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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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5日,我国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这是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定位为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自2017年宣布进博会举办以来,中国吸引外资呈现月度波动上升、年度持续上升趋势(见图1),而2017~2022年增速有所加快,月均增速约为6.5%,高于全球同期年均增速。根据进博会举办时间每年 11月和中国实到外资自2017年以来月度走势进行两个趋势合并观察得出,2017年以来,在每年进博会举办当月以及之后的月度,即当年11月以后一段时间能看到中国月度实到外资存在伴随进博会的阶段性增长走势。从年度趋势看,进博会对中国年度实到外资的持续增长也有拉升作用,由此推测,进博会对中国实到外资有促进作用。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因此研究进博会投资促进效应,不仅有助于理解进博会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对推动中国吸收外资的作用机制,而且对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吸引外资理论也是重要的实践基础。同时,进博会设置了消费品、服务贸易、食品及农产品、技术装备、医疗器械和汽车六大展区,研究不同行业的外资流入趋势能够更好地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吸收外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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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2022 年中国月度外资流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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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博会投资促进的理论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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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博会投资促进效应相关的理论主要是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理论。二战以后,随着全球国际投资快速发展,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卡松和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以及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相继出现,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活动,它们也是解释进博会投资促进效应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将结合传统国际投资理论和进博会实践演绎中国式现代化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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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口贸易投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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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遵循并且高于国际展会的一般要求,不仅要求境外展品占比不低于30%,而且参展企业和展品都来自境外,即“双境外”标准。根据该原则,《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商手册》对境外商品进一步明确“国际展品是指原产于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包含港澳台地区),为参加此次展会以暂时进出境方式申报出入境的展品”。为符合参展要求,展商参加进博会的展品需为进口展品,因此参展企业通过参加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初期体现为扩大进口贸易的效应。从进博会采购额和我国进口额数据来看,2018年第一届进博会采购金额为578.3亿美元,2022年第五届为735.2亿美元,年均增幅为6.8%。相应地,2018年我国进口额为2.14万亿美元,2022年为2.7万亿美元,年均增幅为6.5%,与前者增长趋势基本相同。面对我国持续增长的进口需求,展商将进口贸易行为转化为投资行为,并通过两个路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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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进口商品进入标准化阶段后转化的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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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进口商品进入标准化阶段后,进口商会在进口国投资生产。进博会部分展品在母国已经具有成熟的生产能力和一定的市场空间,这些展品通过进博会被中国采购商采购,以进口贸易形式服务中国市场。随着展商生产、管理和营销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得以整体提升,进口商品进入标准化阶段。与此同时,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运输成本的增加和运输时间的上升,展商比较进口关税、运输成本与在中国投资生产成本后,把进口贸易转化为投资生产,这是适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进博会投资促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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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进口商品作为全球首发新品转化的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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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不仅展出了境外已经成熟的展品,而且还吸引了大量全球首发新品展出。全球首发新品与母国以及其他市场产品属于同一生命周期阶段,由此产生的投资行为可以用水平型投资理论来解释,即该类投资不是内部垂直化分工,而是为了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水平分工。水平型投资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临近—集中抉择,东道国的相对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影响跨国公司贸易行为的因素,如果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要素禀赋资源与母国越相近,那么企业就越容易采取水平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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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展商更有可能转化为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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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国际投资行为的产生与企业生产率的高低有关,生产率高的企业倾向于通过投资形式服务国外市场,生产率低的企业倾向于通过出口形式服务国外市场。与一般展会不同,进博会3000多家展商尤其是汽车、医疗器械、装备制造等领域展商多为生产率较高的跨国公司或者行业龙头企业,更倾向于转化为投资商服务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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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投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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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市场扩大的投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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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成本上升,同时政府和居民收入水平也在上升。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消费对经济贡献率持续上升,2022年为64.6%。随着消费规模持续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第二大消费市场。在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逐步形成过程中,外资企业从原来的出口导向转为国内销售导向。根据中国统计局和海关公布的数据计算,2010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销售额为8622亿美元,国内销售额为4818亿美元,国内销售额是出口销售额的0.55倍,而2021年其国内销售额是出口销售额的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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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涵除了包括巨大的消费市场外,还有全产业链配套市场,这意味着当外资企业拥有创新技术或者创新产品时,便能在中国找到相关和支持的产业以及合作或配套的企业,生产出更加符合本地消费需求导向的产品,由此获得相应的市场和收益,其本地化粘性得到进一步增强。以特斯拉为例,2019年特斯拉在上海投产,不仅快速形成了新能源车的产业集聚,实现零部件国产化率95%,而且在中国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占其全球业务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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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引致的投资效应超出了国际投资理论的解释范畴,更接近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即被跨国公司选为竞争基地的国家需要具备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和公司的战略、组织以及竞争四个要素。中国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具备了要素供给、需求支撑,展商一旦拥有专有技术或创新产品,不仅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本地购买力,而且能够获得完整的产业链配套,由此形成的投资即是超大市场规模引致的投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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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作为开放平台,向跨国公司展示了中国14亿人口消费规模和需求升级的潜力,其超36万平方米、40万注册采购商的国际展览,覆盖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医疗器械等制成品,以及汽车、化妆品等最终消费品,向跨国公司展示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各领域相关及支撑产业的供应和需求能力,展商拥有的专有技术、创新产品,不仅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本地购买力,而且又能获得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支持,由此形成投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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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市场开放的预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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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邓宁跨国公司理论,市场导向型投资还需以东道国市场开放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届进博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宣布重要开放战略和举措,第一届提出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第二届提出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届提出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第四届提出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这些开放承诺逐渐体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2019年,提高国内船舶代理公司、电影院建设与经营,以及演出经纪机构外资持股比例;2020年,允许外资汽车整车制造企业(除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股比可以超过50%;2021年,允许外资证券、基金、期货、寿险等金融公司股比超过51%。除了市场准入的开放以外,进博会还设立了采购商机制,由各省区市组建政府交易团、行业交易团,国资委组织央企交易团,不仅使展商获得更多的生产和贸易网络,而且使展商获得更多的政府采购机会和政府公共事务关系,从而获得更为确定的营商环境,进而增加其进一步投资的预期和意愿。这些开放战略部署和措施的落实,使得展商对中国市场开放的预期提高,这是市场开放预期带来的进博会投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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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外资促进效应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引资实践的缩影,而且通过推动国际投资者认识或者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促进了我国外资流入。进博会“展商变投资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引资实践,一方面遵循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中有关贸易促进投资动机的理论和论述,以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国际生产理论中的投资动机,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传统单一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家竞争力理论的有关论述,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引资新论,这可以归纳为“大国引力理论”,即:一方面,中国作为大国,其人口基数以及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规模较大,总体拥有巨大购买力,形成了一个外资可赢利的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大国,具有产业齐全、生产配套能力完整的特征,可满足具有创新技术或产品优势的外资企业供应链配套需求。外资企业进入、转移或者撤离是可赢利的市场以及供应链成本和效率的综合作用结果,简言之就是由中国的市场和收益决定,市场和收益越大,外资企业就越不会转移或者撤离,并且可能形成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流入,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中国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少以后,外资仍保持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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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博会投资促进效应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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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宣布中国举办进博会。2017年宣布并且筹备进博会,这是政策措施的起点(顾振华等,2021)。投资者会根据对市场的评估形成投资的预期效应,因此本文将2017年作为进博会预期效应的开始年份,①对第四届进博会《参展商手册》内2567家参展企业从2017年至2022年9月的投资情况进行了全样本查询和整理,发现共有328家展商在全国投资新设企业(含子公司)876家,其中,2021年新设企业数最多,为180家,占20.5%。按照有新设投资的展商数量在总展商数量中的占比衡量,进博会展商转化为投资商的比率为12.8%(下称为“转化率”),这与进博会官方公布的转化率数据基本接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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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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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展区看,消费品展区、服务贸易展区、技术装备展区、汽车展区、医疗器械展区和食品及农产品展区累计新设企业数分别为362家、173家、103家、88家、82 家和68家,所属展商分别为72家、68家、60家、24家、55家和49家,转化率分别是 12.4%、23.8%、22.6%、49%、19%和4.5%,从高到低依次为汽车、服务贸易、技术装备、医疗器械、消费品和食品及农产品。根据邓宁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理论有关资源、效率、市场和战略四种投资模式的定义、动机和特征描述,进博会参展企业投资模式转化主要可以分为市场导向型投资、效率导向型投资和资源导向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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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市场导向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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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型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维持本地市场,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商品和服务(刘军和王长春,2020),典型的是消费品、食品及农产品投资。无论以新设企业数排名,还是按照新设企业关联的展商数量排名,消费品展区展商的投资都排在第一,其总量占比分别为40.5%和26%,这与品牌的线下门店扩张以及商贸企业全国设点有着密切关系,如展商迪卡侬,其在所有消费品展区企业中新设企业最多,达到71 家,新设企业地域辐射全国,在同一城市也出现设置多家分公司的情况。类似扩张模式的还有施华洛世奇、彪马等。展商威能新设企业数达到33家,并地处不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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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消费品外,服务也是显著的市场导向型投资(马光明,2014)。在生活类服务中,由于服务具有异质性特征,尤其是供给者和需求者难分离性,使得服务多以商业存在形式嵌入到东道国生产中。在生产性服务中,服务要素发挥了制造业价值链连接器和投入要素的作用,而且主要也是以服务其客户而跟随进入东道国市场的。从进博会展商转化来看,按照新设企业数排名、新设企业展商数以及转化率排名,服务贸易展区在所有行业中排第二,主要分布在广东、上海等地区。广东和上海集聚了中国服务要素资源,而且这两个地区货物贸易规模大,也是生产性服务集聚的重点区域。随着跨境电商、直播产业的发展,广东贸易服务商集聚程度也日益比肩上海,例如数字国际货运企业Flexport首选落地广东,开泰银行、合拍贸易、马奇设计等专业服务领域展商首次投资也选择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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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型投资并不只是体现在消费、服务等领域,其所涉行业甚为广泛,根据驱动原因又可以分为四种(Dunning &Lundan,2008)。一是开拓新市场,以维持或扩大现有市场份额。消费品展商Cameo Italiano是意大利贝雕企业,其海外市场主要是北美地区、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在连续参加了四届进博会后在上海新设公司,将中国纳入其市场版图。二是加强产品与本地需求、偏好、文化习俗以及本土资源和能力相适应。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展商蔡司于第四届进博会之后,在苏州新设研发基地,通过加强本土创新更好服务中国市场。美国嘉德诺健康集团2019年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后,2021年便在上海新设企业以提升其中国市场份额。三是降低远距离供给成本。第四届进博会后,在华已经拥有60家工厂的汽车展商佛吉亚又提出将在中国加大产能投资,其目的便主要是为了降低汽车零部件长距离运输成本。四是提高战略重要性。GE在第一届至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将其全球最先进的SIGNA Architect 3.0T 磁共振生产线落户天津并于2021年成功下线,这是其首次在美国本土之外生产该款设备,以此获得在中国市场的战略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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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是消费、服务,还是汽车、生物医药等领域,市场导向型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差异在于其核心目的是服务中国当地市场,而不是出口到母国或者第三国,这类企业被母公司视为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而非一体化网络的某一个垂直环节,这直接体现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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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效率导向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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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寻求型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平衡单一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投资不足,通过区位分散化以获得更高效率的投资,其主要目的是平衡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分散风险,使利润最大化。一方面,效率导向型投资具有一定的市场导向型特征,但是最大的差别不是仅仅服务东道国市场,而是同时兼具出口目的。另一方面,效率导向型投资与资源导向型投资也有一定的重合,但是其差别在于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资源,而且同时具有服务本地市场或者出口的目的。从进博会不同展区展商投资转化情况来看,汽车、技术装备展商较为符合效率导向型投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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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领域展商转化率高达49%,其投资导向更加偏重效率导向型特征。汽车行业具有非常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企业投资不仅看东道国市场,而且看东道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在汽车领域,外资品牌已基本在我国投资布局,在此情况下,汽车展区有21 家展商仍增加了投资,转为率高达42.9%。首次投资中国的汽车展商也全部选择落地上海,再次体现了跨国公司仍坚持供应效率的原则,以及上海在汽车领域、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领域的竞争优势,包括力世纪、起亚、日产、特斯拉等整车品牌以及图森未来科技在内的7家汽车展商都选择在上海进行新能源或汽车智能领域的布局。效率导向型投资与市场寻求型投资的主要差异在于效率导向型投资也带来出口行为,从进博会案例可知,汽车领域新增外资企业不仅服务中国市场,同时也服务其他市场,即出口也在增加,例如特斯拉在上海投产首先以服务中国市场为主,在产能增加后也服务国际市场,2022年其出口占总生产的30%,同时约占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30%以上,这证明了汽车领域展商变投资商的效率导向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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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展商投资可以是直接服务最终消费者,也可以是服务汽车供应链企业,而技术装备展商投资主要是服务相关供应链需求,主要体现为效率导向型。按照新设企业数以及有新设企业关联的展商数排名,技术装备展区都排名第三,为22.6%,次于汽车展区和服务贸易展区。其中首次投资占比超过增加投资占比,主要分布在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并且首次新设投资全部在上海,如阿旺西斯首次在上海投资光伏企业,帝人、贺利氏增设新材料企业,安世半增设半导体企业。虽然受到各种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但是中国在技术领域仍然具有外资吸引力,这与中国日趋升级的产业基础、人才储备、知识产权保护配套的完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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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资源导向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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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导向型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母国难以获得或者成本比较高的特殊资源,一是地理资源,除了石油、天然气、风、水等能源外,还包括如服务领域的旅游资源。二是寻求成本低廉、容易驾驭的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三是寻求技术、管理、销售、组织等技术人员。从进博会展商投资转化案例来看,目前资源导向型投资主要是获得新能源、绿色领域的资源,这在农产品、装备等领域较为明显。例如GE于2020年在濮阳市设立陆上风电生产基地,不仅是因为濮阳低风速风能资源储备丰富,而且与其建立了包括风机、塔筒、叶片在内的产业配套资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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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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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在中国的区域分布与中国区域开放的阶段性特征有关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率先推动东部沿海少数省份的开放,外资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和福建省,广东外资全国占比最高曾达40%。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逐步推进,外资在中国的区域分布逐渐转移到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依次分布于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和山东,无论是企业数还是实到外资额,五者合计占比超60%(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2021)。根据进博会展商投资目的地样本数据分析(参见图2和图3),按照城市划分,全国新设企业数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成都、南京、天津、青岛和武汉,占比分别为19.7%、7%、7%、5.5%、3.4%、2.9%、2.7%、2.6%、 2.4%和2.4%。按照省份划分,排名前五的省(直辖市)为上海、广东、江苏、北京和浙江,占比分别为19.7%、17%、11.1%、7%和7%,进博会展商区域投资布局和中国实到外资的总趋势基本一致,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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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城市新设企业数占全国新设企业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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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省(市)新设企业数占全国新设企业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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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2、图3,进博会对上海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从进博会展商转化为投资商的数据来看,无论是按照城市还是省份排名,上海吸引的进博会展商新设企业数最多。进博会展商转投资商可分为首次投资和增加投资两种模式,投资上海的展商新设企业中首次投资企业为68家,占展商全国首次投资企业数比重为 34.5%,而展商增加投资企业中投资上海的为105家,占展商全国增加投资企业数比重为15.5%,首次投资企业占比高出增设占比19个百分点。从行业来看,上海消费品展区展商首次投资企业的全国占比为32.7%,而增设占比为17.3%;服务贸易展区首次占比为24.4%,增设占比为11.4%;食品及农产品展区首次占比为28.9%,增设占比为16.7%;技术装备展区首次占比为57.6%,增设占比为17.1%;医疗器械展区首次占比为27.3%,增设占比为16.3%,汽车展区首次占比更是为100%,增设占比为 12.9%。因此,无论是从总量还是分行业来看,进博会展商首次投资中国,均更倾向于首选上海。外资企业首选上海作为投资目的地仍是基于上海作为开放窗口和营商环境优势,以及长三角腹地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配套并集中了中国较多数量的一、二线城市的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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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进博会投资促进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引资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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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创造推动了外资理论的创新,与此相应的引资机制也需要创新。进博会投资促进效应是中国式现代化引资实践创新,可以通过建立进博会投资促进机制来推动中国引资机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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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进博会投资促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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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成功在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外资政策,如中国促进外国投资者的产业政策是全球最为清晰的,这是吸引外国投资者获得成功的关键。典型的如中国不断根据全球产业投资趋势,及时调整发布《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地方层面,包括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形成了包括服务促进和政策促进在内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机制,比如上海成立了投资促进的“单一窗口”,涵盖了企业设立、变更、信息报告、通关、外籍人就业和停居留服务等环节(张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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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进博会各展区展商的未转化率看,汽车展区展商的未转化率为51%,服务贸易为76.2%,技术装备为77.4%,医疗器械为81%,消费品为87.6%,农产品为95.5%。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OLI范式,农产品展区展商主要推出的是代表具体地理标准的农产品,初期相对也不具备开展国际投资的要求,而且从全球来看,农业在全球FDI占比也较低,因此汽车、医疗器械、技术装备、服务贸易以及消费品等展区展商还有很大的引资空间。在贸易促进方面,相关部门出台包括常态化税收优惠、通关便利等进博会专项支持政策。在地方保障方面,上海出台《上海市服务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条例》,固化进博会举办的保障机制,提高进口环节的便利化水平。但是相对进博会贸易促进、城市保障政策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制度化,进博会还未形成投资促进政策和机制安排。目前各地围绕进博会出台了相关的投资政策,比如上海绘制了进博会产业投资地图,浙江、四川围绕进博会举办一系列的促进活动。为此,本文建议将各地招商引资政策进行整合,形成包括以产业导向、公共外交、招商推介、项目落地等 “一站式”进博会投资促进政策,为其他国际公共平台投资促进效应发挥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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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善中国外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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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展商转投资商,不仅是进博会投资促进政策效果的体现,而且还取决于我国整体的外资政策安排。受到乌克兰战争与新冠疫情造成粮食、燃料与金融的三重危机,以及全球价值链密集型行业全球经营受阻、跨国公司收益下降等影响,未来数年国际直接投资整体面临收缩风险。同时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地缘政治等各种危机使得各国采取内向的投资政策,引入或收紧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安全法规,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鼓励对内投资而不是对外投资,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投资的收缩。但是外资对本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体系的价值已经形成共识,各国间包括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将会出现一轮引资政策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仍然以土地、劳动力、财政优惠吸引外资流入,将提高政策成本和隐性成本,外资实际收益也会下降。因此透过进博会来分析外资流入的行业结构和流入的动因,不仅是推动进博会投资促进效应实现的基本依据,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外资引资机制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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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推动服务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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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自2016年起,全球服务业FDI超过 50%,目前已经占全球FDI存量的三分之二。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自2013年开始,中国服务业外资占比超过50%。“大国引力理论”之下,市场寻求型外资主要开展的是与国内生产和消费相关的经营活动,中国经济服务化和数字化转型机遇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新动力。同时,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竞争”,竭力阻止全球技术资本投向中国,以价值观和友岸外包重塑全球供应链版图,以此去中国化,限制中国制造业投资,并且对其他国家对华制造业投资也起了示范效应。服务的异质性,尤其是供给者和需求者难分离性,商业存在超越跨境服务贸易成为跨国公司服务东道国市场的选择,加大服务业投资成为外资综合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选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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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4年启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数据库,提供了50个国家22个行业服务监管制度的最新情况。基于 STRI 综合指数的分析结果,中国除了物流货物装卸、物流仓储与物流报关,其余所有服务行业的外国准入限制均相对较高,尤其是电影、录音、广播、法律、会计学和快递这6个行业。虽然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转化率较高,但是仍有75%展商未转为投资商,相当一部分是被限制进入的文化、教育服务等领域,因此中国服务业开放机制:一是围绕制造业发展,降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包括研发类、国际运输类;二是对照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要求,推动RCEP“新金融服务”条款落地,推动银行、金融、保险领域的开放,对照CPTPP 开放要求,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研发等领域取消外国投资者股比限制,以及提高云计算和数据中心外资股权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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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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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寻求型外资的另一个特点是要求准入后的市场公平竞争、投资保护等,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正是适应该要求的政策制度。在RCEP中,中国对成员国承诺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并将投资保留及不符措施以附件形式列出。2017年中国推出首版外资负面清单,但是没有对负面清单外投资保留和不符措施加以列明。由于服务业的主管部门较多,不同的领域受到不同的法律、部门规章等约束。由于宪法和法律的效力相对较高,不会与其他的法律法规有效力冲突,但是部门规章与部门规章、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可能发生冲突。如果不同的法律法规对同一服务业外资准入后经营限制的条款具有同等效率,不同的法律法规都具有约束作用,那就会给服务业外资企业准入后经营带来限制,即会发生“准入不准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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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相当规模的展商是市场导向型,也就意味着它们更加重视其准入后经营的透明度,而负面清单正是体现了准入后监管透明度要求的外资管理制度。但是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列明在准入清单中存在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另行规定来提高透明度,而不是通过减少限制产业的条目来表明开放度。根据RCEP要求,6年过渡期后中国将对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因此,对照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梳理部门规章中的准入后经营要求,制定投资保留及不符措施承诺表,增强外商投资政策的规范性、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引资机制创新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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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鼓励地方探索推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为全球”的政策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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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香港汇丰银行将总部迁往上海,2000年阿尔卡特在上海成立亚太总部, 2002年上海围绕跨国公司深耕中国的趋势,出台了《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截至2022年底,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9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依托规模日趋扩大的中国市场,发挥在上海地区总部或者职能总部作用,统筹在中国的投资、管理、采购、销售等职能,获得了更高的增值和收益,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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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部分展商通过升级在上海的总部功能或者建立地区总部功能来进一步服务中国市场,比如来自巴基斯坦的WINZA(彣莎珠宝)投资商在落地上海后,又将市场扩展到辽宁,并于2022年在上海成立供应链管理公司。因此,上海提出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战略和政策,比吸引单个外资企业有重大区别和更大价值。上海仍需坚持跨国公司总部发展策略,但是原先以财政奖励为主导的总部政策随着跨国公司总部规模的持续扩大,而将难有长久的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引资的核心是大国引力,这就要求上海总部政策的调整应以中国统一大市场为出发点进行政策创新。跨国公司是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主要推进者和参与者,同样在中国统一大市场形成过程中,跨国公司也将是重要的推进者和参与者,上海作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所在地,其政策创新也是发挥上海优势、推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参与和深耕中国市场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之举,而且能使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收益,不仅会增加其对中国市场的黏性,而且也会增加其对上海经济的贡献和城市功能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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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推动跨国地区总部链接内外一体化区域。中国吸引外资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最根本点是中国大市场,因此上海发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更应从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着眼点,而服务一体化区域是服务超大市场的出发点。从国内区域一体化趋势来看,长三角区域是中国人口最多、市场最大的的区域之一。从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来看,RCEP的实施使得亚洲区域一体化程度在提高。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的政策创新出发点,不仅要以服务自身经济、提高地区税收收益为最终导向,而且应该更加依托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国家统一大市场等,实现链接内外一体化区域,通过构建内外一体化市场的要素链接、产能链接、市场链接、规则链接,形成独具优势的战略通道,使上海能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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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提升营商环境。香港作为亚洲总部集聚城市,虽然没有出台专门扶持地区总部的发展政策,但却集中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504家,地区办事处2479家,总部型机构5042家,这与香港营商环境有关,其“商业立法”在全球名列前茅,知识产权法也代表最高国际标准。随着进博会的持续举办,跨国公司在上海将进一步凸显区域管理职能,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外资发展的特征性趋势。随着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投资的深度和广度,其集聚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总部,更加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最为集中的总部城市,上海不仅要持续推动投资、贸易、跨境金融、人员、数据等自由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中有关外资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权益保护等规则,在准入后经营方面建立透明、内外资一致的行业、商事和金融体系等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层面的建设提升营商环境,巩固乃至提升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分工网络中的地位,加快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发展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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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 2017年开始筹备至今,进博会召开前后的相应年份可以被视为一个研究区间,因此,以2017年开始筹备进博会作为政策实施起始点,并将2017年作为产生进博会投资预期效应的起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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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大江东|进博会兑现开放承诺,世界再赴“东方之约”[EB/OL]. http://sh.people.com.cn/n2/2022/1028/c134768-401732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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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博会有效促进了外资流入,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引资实践的缩影,而且通过推动国际投资者认识或者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促进了我国整体外资流入,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引资实践,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引资新论,这可以归纳为“大国引力理论”。在中国现代化引资新论下,通过建立进博会引资政策、形成国际公共平台投资促进效应的示范,围绕投资的市场导向趋势、完善中国外资管理制度,鼓励地方探索推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为全球”的政策和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引资机制创新。
Abstract
The CIIE is a platform for open cooperation. By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the super-large market and vowing to open the market,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CIIE has already emerged. The mode of “exhibitor to investor” of the Expo includes market-oriented, efficiency-oriented and resource-oriented modes, which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of China’s super-large market advantages and interprets the new theory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new theory of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policy of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Expo and forming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latform, centering on the market-oriented trend of investment and improving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 local governments are encouraged to explore and promote the policy and mechanism of “being in China and for the world” of regional headquarter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 foreign investment theory ; CIIE ; investment promo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