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历史。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久久为功、精准施策，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在14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壮举。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和新奋斗的起点（习近平，2022），要以提升全体人民致富能力为着力点巩固脱贫成果，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习近平， 2017），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习近平，2021）。这里的“辛勤劳动”“勤劳智慧”就是对致富能力的生动描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包括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而现阶段地区间、城乡间和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蒋永穆和谢强，2021），导致这些差距的深层根源之一是地区、城乡和不同群体间致富能力的差异。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致富能力概念、内涵进行探讨，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SL）对致富能力的结构要素进行细致分析并构建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并依此对我国区域致富能力现状进行测度，针对各省区在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要素方面表现的短板与不足探讨不同区域致富能力的提升路径。

一、 致富能力的理论涵要

（一） 致富能力的内涵界定

“致富”从字义的角度来讲就是“利用各种手段达到富裕的状态”，在心理学的定义中，“能力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品质，是完成某种活动、解决某个问题所具备的条件”（张德和吴志明，2011）。因而致富能力直接来说就是运用各种方式达到富裕状态的内在心理品质，包括内在潜能和外在能力两部分。共同富裕是共同程度和富裕程度的均衡，即在几何意义上，共同富裕是国民财富的共同程度与富裕程度所形成的合力（席恒等，2022），致富能力类属于共同富裕中的富裕程度维度，但又不仅体现国民的物质丰富、精神富足和生活宽裕程度（李毅，2022），还更多包含了发展性和可持续性的内容，因而致富能力可以视为共同富裕视域下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可持续生计能力提炼自可持续生计框架（SL），最早用于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和发展问题的研究（Das， 2004），“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和资产（包括物资资源和社会资源）及其行动组成（Krantz，2001），可持续生计能力是可持续的获取和优化组合及配置这些资产方式的能力。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我国被广泛应用于对贫困治理问题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了可持续脱贫能力（梁伟军和谢若扬，2019）、生计抗逆力（易法敏，2021）等衍生概念。由此可见，贫困人群是提升致富能力中的弱势群体，贫困治理应是致富能力研究的主要内容。贫困治理的代表性理论是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他认为贫困就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这种能力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功能性活动的组合（阿玛蒂亚·森，2002），这启示我们这种被剥夺的“基本可行能力”应与“致富能力”具有相似的结构要素，即致富能力可以被认为是个体或群体依据现有资源可获得的各种可能功能性活动的组合。

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来看，生产力的发展能带来个体和群体财富和收入的提升（乔榛，2023），而财富和收入是致富能力最直接的衡量标准，因而致富能力也可被视为一种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人类适应和利用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和支配自然，通过劳动生产物质资料即物质财富的能力（卫兴华，2010），生产力具有客观性、物质性和主动创造性等特征。其中，客观性是指人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一种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每一代人都只能继承前人所创造的一定的生产力现实，并以此为基点开展改造自然的活动（余继坤，1994）。这启示我们致富能力应当包括客观性、主动创造性和物质性等特征，并受到现有条件或给定环境的约束。

综上所述，本文对致富能力概念做出界定：致富能力是个体或群体在给定环境中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组合而持续获得收益的能力。据此，本文认为致富能力的内涵应当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致富能力是主客观维度的结合，寓于个体或群体之中，是有物质载体的实在物。既强调个体或群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强调环境对人能力施展的约束，这里的环境包括家庭状况、所处地域等个体或群体致富能力基点。致富能力是个体或群体在此基点之上、在各种目标约束条件下的行为选择。

第二，致富能力的作用力大小取决于个体或群体占有或可交换的资源禀赋及其组合方式。这里不仅包括个体或群体所掌握的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数量及质量，还强调这些资源的组合方式，因为不同的组合方式会产生迥异的收益效果，人与人、群体和群体间致富能力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不同资源的组合能力。

第三，致富能力的衡量标准和产出是“持续获得”收益的多少。偶发的或者间断地获得收益难以实现一般意义上的致富，部分人群的返贫和致贫正是由于缺乏持续获得收益的能力所致。这里的收益包括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最直接的就是经济收入，除此之外致富能力还具有较大的社会效应，而这也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契合，致富能力的建设和提升可以形成和提升竞争水平，进而增进社会总财富。

（二） 致富能力的结构分析

对致富能力结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致富能力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有更深的理解，进而对致富能力进行评价测度，有针对性地推动个体和群体致富能力的提升。能力和资本紧密相关，资本是能力施展所需要和倚重的各种资源，与之对应的能力便是获取、保护和维持这些资本的方式（Bebbington，1999）。如前文所述，致富能力与可持续生计能力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因而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对致富能力结构进行剖析具有现实的可行性。2000年由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基于资本和能力联系所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型，在一定条件下这五种资本间可以相互转化（苏芳等，2009）。席恒和余澍（202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致富能力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要素组成。综上，本文结合致富能力概念及内涵和便于分析的原则，使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组合为环境资本，从而将致富能力结构框架优化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环境资本四种类型：其中，人力资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Becker，1992），最初兴起于从经济核算角度来估算人的价值，后来由舒尔茨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致富能力中的人力资本要素是个人/地区的知识、技术和健康状况的总和；社会资本理论最早由法国学者布迪厄提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社会关系网络本身，是个体可以依托组织汲取的资源；二是这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张文宏，2003）。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就是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即“熟人社会”。群体或者地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就是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生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化程度包括社会组织的数量和参与质量。金融资本是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及生产要素（资金、资产和资源）的总量。环境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是个体或群体的原生家庭或地域各种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总和，包括家庭环境、地区发展环境、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体现了致富能力的地域和个体差别。

从以上致富能力概念、内涵梳理和结构分析可知，致富能力的结构要素综合了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因素。其中，环境资本是致富能力结构中的基础性要素，是个人和地区施展致富能力所倚重的基础性条件；社会资本属于致富能力的保障性要素，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一同构筑了个体或群体致富能力的基线。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属于主观致富能力范畴，是致富能力结构中的主观能动部分，个人或地区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配置组合中存在较大差距，这正是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致富能力差距的深层诱因。并且，客观致富能力的差距可以通过对口支援、社会保障政策和收入分配制度有效调节，而主观致富能力如人力资本中的健康、教育和技术，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等都需长期的累积或学习才能缓慢提升，客观致富能力的提升见效快，但主观致富能力要素的改善具有持续性的效果。

二、 区域致富能力的测度

根据致富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可知，致富能力的载体包括个体和群体，其中个人是个体致富能力的载体，地区是群体致富能力的载体，二者具有同构性，差异主要是视角和规模的不同。虽然在致富能力的理论涵要部分对致富能力的整体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囿于篇幅和数据可获取性，无法将对个体和群体致富能力的研究都纳入到本文的研究中，因而本文主要以区域群体致富能力为例对致富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初步构建，并对我国各区域致富能力进行评价测度。

（一） 区域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目的

在对致富能力概念和结构要素进行梳理界定后，建构区域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对致富能力进行科学评价测度、探求各地区致富能力在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及金融资本要素方面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现实意义。因为通过致富能力评估，评估主体和评估客体之间可形成稳定、有效的沟通互动渠道，从而可以助推全体人民致富能力的提升（顾东明和周明，2023）。

（二） 区域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区域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要尽可能反映致富能力的概念、内涵和结构要素的全貌，体现系统性和层次性；还要以应用为导向，各层次的指标体系尤其是三级指标要尽可能采取可定量测度的指标；在对指标体系赋权时还应充分考虑指标体系“以评促改”的激励作用，将能够充分激发各地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要素相关指标赋予更高的权重；赋予环境资本要素相对较低权重，鼓励相对落后地区通过后天努力积极实现增收致富。

（三） 维度划分与指标遴选

本文依据致富能力的概念、内涵及结构要素，将四大资本分为客观致富能力和主观致富能力两个评价维度。并据此将致富能力的四大结构要素按照主客观维度整理归并，其中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属于客观致富能力维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属于主观致富能力维度。

1 . 客观致富能力维度

客观致富能力影响因素是致富能力的存量，即某一地区在原生环境中所积累的物质精神财富，是致富能力区域差异的“先决条件”。该维度之下包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两个一级指标，测量各地区的自然和发展环境、社会支持及社会服务状况。

（1）环境资本。环境资本是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总和，反映一个地区自然环境和发展环境状况。环境资本指标是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总体评价，因为经济发展质量是地区致富能力最直接的表现。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的研究著述颇丰，根据致富能力的概念和内涵，结合任海军和崔婧（2022）的研究本文选取“经济基本面”“城市建设”“就业质量”“生态环境”四个二级指标，前三项为发展环境指标，后一项为自然环境指标，这种指标划分符合前文对环境资本的界定。其中，“经济基本面”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的速率和稳定性，经济增长速率用“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稳定性用“GDP增长率变异系数”来测算，为平滑短期经济波动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本文采取三年期滚动窗口数据。“城市建设”体现一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主要运用路网密度和互联网密度来测算，即公里里程和互联网接入用户分别同所在省份面积的比值，这样的测量方式较人均处理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尤其是排除了地域面积广阔的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地在该项指标中可能出现的异常高值。 “就业质量”侧面反映一地政府的治理效能和市场活跃度，主要通过失业率和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评价。“生态环境”是地区致富能力发展中的绿色发展能力，主要通过人均供水量和一般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来评价。

（2）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地区致富能力在社会层面所获得的资源支持。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两部分（赵延东和罗家德，2005），测量集体层面社会资本的指标主要集中在社会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四个方面，但地区层面的社会资本测量受数据可获取性的制约存在着实际困难，常面临替代指标缺乏普适性等问题（赵雪雁，2012），尽管如此，本文仍对地区致富能力社会资本要素测量进行了尝试。“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中的基础要素，对信任的测量主要通过社会问卷调查法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曾燕萍，2019），因为微观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总体信任水平较难度量，因而采取了“反向”方法，对各省区“失信被执行人占比”情况进行统计，将其作为负向指标，来判断一个地区的社会信任总体状况；“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二级指标之一，致富能力是劳动力获得持续性收益的能力，而获得持续性收益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由社会、家庭和劳动力本身所引发的各种短期或长期丧失基本可行能力的风险，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对劳动力潜在风险进行规避。这些风险主要包括残疾、年老和贫困，与之相应的社会保障项目分别为残疾人福利、养老保障和社会救助，一个地区对这些劳动力潜在风险的规避愈完善，则相对应致富能力的恢复和激发就更为迅速和有效。虽然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取得了一定进展（金维刚，2022），但是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尤其在基本为政府负责，社会和个人资金参与极少的残疾人福利和社会救助项目之间的差距明显，这成为地区间客观致富能力差异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化水平”体现的是一地社会公众组织化参与的程度，深刻影响着一地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治理效能，是致富能力建设所面临的社会关系网络，可通过人均社会组织数量来测量（Putnam，1993）；“社会服务”是个人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该项指标由人均社区服务机构数量来测度。

2 . 主观致富能力维度

主观致富能力是致富能力的“增量”部分，是个体或群体可通过自身努力而得以提升的致富能力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两个部分。

（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致富能力结构要素中彰显积极性和能动性的组成部分，反映地区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是造成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王小鲁和樊纲，2004）。通常而言，受教育水平、健康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重要代理变量（上官莉娜和彭晓燕，2022），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反映地区人力资本配置和迁移的自由度（黄小洪等，2021）。衡量人力资本“受教育情况”主要运用的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借鉴张旺和白永秀（2022）的研究，采用“文盲数*1＋小学人数*6＋初中人数*9＋高中和中专人数 *12＋大专及本科以上人数*16）/6岁以上人口总数”作为计算公式。“地区健康水平”体现的是地区人力资本的生理和心理特质，借鉴颜建军等（2017）的研究成果，用地区卫生健康支出占比来衡量。“技术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质量和地区致富能力的关键要素，某一领域的技术领先可以实现相对落后地区的“弯道超车”。技术水平通常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衡量。“人力资本流动性”可以对冲环境资本的相对劣势，体现地区市场的开放和活跃程度，人力资本可以借此实现优化配置和组合，激发致富潜能。人力资本流动性主要以城镇化率、私营企业占比来测量：城镇化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城乡流动，致富能力的主要实现途径是就业和创业，而私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是吸纳就业和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2）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地区致富能力的经济和物质基础，金融资本的差异是区域致富能力差异的直接诱因。从一般意义上讲，提升致富能力就是增进一个地区的物质财富和金融资本。同时，金融资本也是实现个人创业和地区、企业创新与发展的资金基础。借鉴相关研究，从人均GDP、人均储蓄（苏芳和宋妮妮，2019）、社会融资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四项指标来对一个地区的金融资本进行评价。其中，人均GDP 体现的是地区金融资本的平均分布状况，人均储蓄体现的是地区金融资本存量的平均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个人可以运用的金融资本额度，社会融资规模体现的是地区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和利用水平。

（四） 区域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在对评估维度进行划分和各级指标筛选的基础上，本文遵循评估原则和评估目的初步构建了我国区域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表1），并依此对我国致富能力区域差异状况进行评估。

赋权依据：本文采用的赋值方法为主观赋权、客观赋权结合的综合赋权法。其中，一级指标赋权和二级指标赋权运用德尔菲法，三级指标运用熵权法。德尔菲法是一种匿名专家评分法或专家咨询法，具有专业性强、匿名性、信息反馈性和统计推断性等优势（王少娜等，2016），广泛应用于指标体系建构等评价领域。致富能力不仅是管理学或经济学的概念，也是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还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参考，其中也牵扯了很多法学概念与问题。为确保指标体系最终权重值的全面性与客观性，遵循评估原则邀请了任教于高校的9名相关领域专家（包括3名管理学、2名政治学、1名法学、2名经济学、1名社会学专家）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最后选取这些专家赋值的算术平均值，所有专家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①从最终赋分结果看，主观致富能力维度被赋予了更高的权重，可见专家希冀相对落后地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致富能力；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依据的是指标所蕴藏的客观信息，相关研究参见陈国生等（2019）的研究成果。基于专家意见和指标设置的价值导向及熵权法的运算结果，确定了我国区域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中各级指标权重。

三、 对我国各省区致富能力的评价测度

（一） 数据与方法

在构建了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并赋予了权重之后，本部分基于指标体系进行数据收集与标准化处理，并对我国各省区致富能力进行评价与测度。致富能力指数部分使用的是2020年各省的统计数据，而致富能力动态演进部分使用2018～2020年我国31个省级单位（不含港澳台）三期数据进行比较。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2020年初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2021年疫情波及到了全国大部分省区市，数据异常省份更多且 2022年有关数据尚未更新。所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和国家统计局及各省（直辖市）统计局网站。采取离差标准化的方式，即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同一指标下的数据分布于[ 0，1 ]之间，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1 . 三级指标标准化处理方式

式（1）中，max为样本数据的最大值，min为样本数据的最小值，X_j为某省第j项三级指标，Y_j为该三级指标的标准化值，n为指标数。

2 . 二级指标、一级指标的分值计算公式

式（2）为二级指标分值的计算公式，其中，Z_i为第i项二级指标的分值，r_j为第j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式（3）为一级指标分值的计算公式，其中，Q_q为第q项一级指标的分值，r_i为第i项二级指标的权重。

基于此，致富能力指数（ATR）计算公式如下：

式（4）中，ART为最终计算出的致富能力指数，r _q为第q项一级指标的权重。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对我国31个省区的致富能力进行测度，结果如表2、表3所示，其中表2为我国各省致富能力总指数排名和分析情况，表3为各项结构要素的分地区单项排序。

（二） 各省区致富能力整体指数和分项情况分析

表2主要分析了全国31个省级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区域致富能力中的总体指数及排名情况，并将各省级单位在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的具体数据进行了报告。根据结果，将31个省级单位分为四个梯队，以更好地呈现和分析各省区致富能力的现状差异。

从表2看，我国致富能力区域不平衡现状较为明显，且地区差异较大（第一梯队是第三梯队的近两倍和第四梯队的近三倍）。并且，除个别省份（如河南GDP第5、云南 GDP第18等异常值外）外整体排名与2020年各省GDP排名高度相似。总体来说，第一梯队基本为东部地区省份；第二梯队基本为其余东部地区省份、中部地区大部分和部分西部地区强省；第三梯队基本为西部地区（包括民族地区）和东北地区及东部地区的海南和中部地区的河南、江西两省；第四梯队为云南和西藏。致富能力区域差异基本呈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分布现状。在几个异常值省份中，西藏的环境资本优势较大，社会资本也未落后太多，这显示了中央对西藏等民族地区的帮扶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地区科技水平和医疗水平及劳动力的流动性为衡量标准的人力资本和以资金为基础的金融资本与其他省份差距较大，因此未来还需持续加大对这些地区教育、医疗、资金和技术的扶持力度；河南省和云南省是致富能力指数与GDP排名反差较大的两省，但两省的情况不同：河南省主要在环境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相对落后，环境资本方面主要体现在就业质量、经济基本面、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河南省是劳动力大省，但就业质量较低，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郑州富士康加工厂等，高精尖产业吸纳就业尚不显著。另外，其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比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较大短板。社会资本方面，因人口基数大，导致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稀缺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较大。金融资本方面则表现为资金流量和存量“总量大，人均少”的非均衡分布。云南省作为多民族地区，其环境资本，包括生态资源在内优势明显，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和自然资源，但同样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除了与其他排名靠后省份相同的影响因素外，可能还与经济文化底蕴和地理区位有关。

（三） 区域致富能力分维度评价

为进一步测评我国致富能力的区域差异，本文按照传统的划分方式将全国31个省级单位按地域和文化相近原则分为东部地区（10省）、中部地区（6省）、东北地区（3省）和西部地区（12省）四个地区进行比较与分析，形成地区致富能力的分维度评价表（表3）。之所以进行分维度比较研究，是因为主观致富能力是致富能力结构要素中的能动部分，体现的是致富能力的潜能及趋势，影响更为深远；而客观致富能力不仅与地方政府的能力相关，还与地理区位和中央帮扶力度等外部因素相关，较难改变，但也成为民族地区致富能力的相对优势。各地区经济文化差异较大，优势和短板也不一而足，因而需要分地区分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表3内容印证了前文观点，即我国致富能力的区域总指数方面东部地区（0.489）>中部地区（0.337）>东北地区（0.335）>西部地区（0.328），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处于致富能力的相对低值地区。需要关注的是，在致富能力维度差异方面，客观致富能力的区域差距小于主观致富能力，这显示了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风险，而这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并实施了“东北振兴” 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发展的深层次角度而非单纯的政策扶持角度培育和提升东北和西部地区致富能力，缩小其同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差距。除区域整体层面的发展战略之外，发挥区域重点城市群以点带面作用也是中央关注的重点，这在致富能力的区域测度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在西部地区，重庆、陕西和四川的排位（分列第8、11、14名）相对靠前，西部地区打造重庆和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双城经济区和以西安为中心城市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分别辐射西南和西北，有效带动了区域发展。因此，东北地区也需要做大都市圈，继续发挥沈阳、长春、大连的教育、重工和军工基础以及航运优势，推动军民产业融合、辐射带动东北地区的发展。

（四） 各省区致富能力的分维度象限比较

为更直观分析我国各省级单位之间的致富能力差异，呈现分布特点和发展趋势，本部分按照指标体系中的维度划分，以主观致富能力和客观致富能力分别为横轴和纵轴，并加入了主观致富能力和客观致富能力的均值，参考孙豪和曹肖烨（2022）在共同富裕指数中对富裕指数和共享指数的测度原理，绘制了主观致富能力和客观致富能力四象限图（图1）。

如图1所示，大多数省份位于第四象限，即客观致富能力均值以下和主观致富能力均值以上所组成的区间，体现了较好的致富能力潜能，且主客观致富能力之间保持在合理的结构区间，致富能力结构优良。但是，仍有一些省份需要特殊关注，如表2 中处于低值的河南省、云南省等民族地区和处于高值的东部地区。为便于比较，将各省区大致分为主观致富能力和客观致富能力双领先地区（简称双领先地区）、客观致富能力低值地区、主观致富能力低值地区和双落后地区。

双领先地区：京津和江浙沪、广东等东部地区不但在客观致富能力维度中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而且在主观致富能力中的领先幅度更大，这意味着这些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现实差距较大，并且有持续拉大的趋势，这反映出我国致富能力区域不平衡的现状比较严峻。

客观致富能力低值地区：主要包括河南、广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东北地区和部分中部和民族地区省份。其中，广西与其他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相比情况较为特殊，主体民族为壮族、瑶族和苗族等人口较多且与汉族来往密切的民族，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民族的人口数量位居前列（壮族1、苗族4），^①因而接受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就业等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小，加之人口密度较大，导致其处于客观致富能力的低值象限。结合表2和表3的数据分析，河南省的总体致富能力处于低值，而主观致富能力还居于平均线以上，这主要是客观致富能力处于低值引致的，个中缘由已在前文中进行了详细分析，不再赘述。东北地区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处于低值，这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以军工和重工业为主，经历多轮产业革命后已经逐渐落后于市场需求，因而出现人才、资金和技术的外流；另一方面，因为老龄化严重和以老牌国企为主，东北地区的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出现了较大缺口，社会保障面临一定的“穿底”风险（王朝才和李天舒，2022），但随着2022年初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的实施，这一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主观致富能力低值地区：“民族八省”^②中的西藏、青海、贵州和甘肃四省区位于第二象限，主观致富能力处于全面落后的位置，而客观致富能力均达到平均值以上，再次印证了我国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取得了预期的政策效果。但在主观致富能力方面，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缺口，这些缺口制约着民族地区致富能力的提升。

双落后地区：云南省的情况前文已经提及，在图1中表现更为明显，虽为“民族八省”之一，但与几大民族自治区相比接受到的帮扶力度相对较少，并且人口达到了 4690万（2021年），几乎与内蒙古、宁夏和新疆、西藏总人口相当，人均不占优势。环境资本方面，横断山区交通不便，地质灾害较为频繁，多为山区丘陵地形。远离东部沿海都市圈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所以横断山区也是脱贫攻坚的主阵地之一。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也同其他民族地区一样存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缺口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缺口。

（五） 2018～2020 年各省区致富能力的动态演进

为了对各省区致富能力动态演进情况进行分析，本部分对2018～2020年全国31 个省区致富能力情况做进一步的测算（表4）。加入时间维度的测算和比较，可以深入把握各省区致富能力的变化趋势、提出针对性策略。

如表4所示，天津（第6）、内蒙古（第15）以及宁夏（第23）3个省份，3年的排名稳固，这为我们提供了基准，据此划分为4个梯队。总体来看除海南、湖北、黑龙江以及吉林3年变化较大以外，其他各省的致富能力3年排名变化都在5名以内，且大多数省份的所在梯队无明显变化。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以及天津连续3年排名强势，构成了第一梯队，且领先优势较大。京津、江浙沪以及珠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具有资本密集、人才富集、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覆盖率高等特点，多领域多行业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

第二梯队由第7到第15名构成，除海南从第20名升至第 13，以及湖北降至第17名外，其余省份无变化。海南的名次提升得益于近年来重视基础建设和营商环境的优化。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取得成效，推动了客观致富能力涨分。并且，海南在2020 年的GDP增速为3.5%，GDP差异系数为0.264，保持了相对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经济韧性较好。此外，海南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信任评分较高，营商环境排名提升迅速，因而在致富能力指数中表现强劲。湖北则受公共卫生危机影响明显，导致名次在2020 年大幅度下降。

第三和第四梯队同样较为稳定，多为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省份，属于欠发达区域。 2018～2020年间，吉林和黑龙江的进步较为明显，辽宁略有下滑。黑龙江和吉林提升的原因与海南基本一致，较高的就业质量和较好的经济基本面使两省的客观致富能力有所提高；但辽宁省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5位），从数据上看，2020年辽宁的经济基本面得分并不差，其排名下行可能与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阵痛有关，很大程度上可能还受到本地人才流失较为严重及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东北振兴还应当从营商环境着手，吸引人才、技术和资本的回流。

四、 总结与启示

（一） 总结

提升全体人民致富能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有机结合的必然要求。据此，本文首先对致富能力的概念、内涵做出了初步界定并对致富能力的结构要素进行了细致分析。然后，初步建构了我国区域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各省区的致富能力现状进行了评价测度。最后，结合评估结果，从主客观维度和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出发，针对各地区在总榜和单项指标中的不同表现提出了不同的改进路径。囿于篇幅和数据采集方式及指标可度量性的影响，本文对个人致富能力的测度未给予充分关注，未来可以结合行为科学的相关量表构建个体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还可根据地区、行业、性别等分类标准分别制定具体的致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以完善和拓展对致富能力的评价与测度。

（二） 政策启示

致富能力是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初次分配中的重要组成（席恒和余澍，2022），深刻地影响着共同富裕的进程。需要强调的是，地区致富能力不仅要强调培育和提升，还应重视调节与平衡，否则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将会不断拉大，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阻滞因素。因此，针对区域致富能力的差距和差异，应该从以下方面采取一定的政策引导和具体措施。

第一，整体看，主观致富能力方面的差距需要增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城乡和跨区域流动；客观致富能力的差距需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优化提升、加大对社会保障投入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并且，四大结构要素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社会资本和环境资本的优势可以吸引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优势也可以通过流动转化为金融资本。这给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中央政府要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提升社会保险的可携性，促进人力资本的城乡和跨区域流动，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取得实质性进展，补齐社会资本缺口；继续优化对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医疗类公共服务项目转移支付的效率和精准度；东部对西部的对口支援不仅要重视产业转移和资金投入，还应重视人才交流和产业协作，促进人口、资源、技术和资金的空间协调（许珂，2023）。

第二，对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来说，一方面在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山区等重点地区要继续重视生态保护，在坚持绿色发展的前提下，积极加强交通、互联网和酒店餐饮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利用环境资本优势发展生态旅游、红色旅游等第三产业，吸引金融资本注入。另一方面，要继续充分运用政策红利（如西部计划、人才引进、三支一扶等）引导人才向西部地区迁移（许珂和贺晓迎，2022），用好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将其更多投入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推动人力资本向中东部地区流动，尽可能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以转化为金融资本。除重点地区外，云南和广西两个特殊的民族省份值得格外关注：如上文所述，这两省要继续加大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补齐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短板，还要推动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的均等化。此外，两省还需充分利用背靠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同时要优化人力资本，向东南沿海地区输送优质人力资本，并吸引这些地区的金融资本入驻。

第三，对东北地区来说，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失较为严重，环境资本的短板明显，社会资本的缺口也较为显著，急需提升自身的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即营商环境），以此来吸引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回流。具体来说，须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切入点（武靖州，2017），转变政府角色，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具体来说，要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为主线，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过好政府的“紧日子”，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升行政服务效能；对企业的监管从 “资质管理”向“行为管理”转变，拓宽企业自由度区间。此外还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行“信用监管”“数字监管”等新型监管模式，做到对企业“无事不扰和有事快扰”，让市场主体将注意力和资源集聚在生产和企业发展上，切实减少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还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本地小微创企业的孵化发展和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软环境（许珂和周伟，2019），以企业为依托，以人才为基础，创新创业就业联动，提振东北地区的致富能力。

第四，对中部地区来说，要紧跟东部地区步伐，加快崛起，进阶到地区致富能力的第一梯队。中部地区中仅有湖北省位列前十，湖南和安徽紧随其后。其中，湖北省拥有科技和教育优势，武汉市是我国科教重镇之一，人力资本的优势明显。未来，湖北省要充分运用武汉市的优质资源，做优环境资本、提升社会资本，利用湖北省“九省通衢” 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交通枢纽地位，吸引东部地区和国内外其他地区的金融资本，持续提升自身致富能力。湖南省和安徽省环境资本较为优越，尤其是安徽省紧邻江浙沪，且交通路网覆盖度高，通勤距离短，便于吸引这些地区的金融资本、产业转移和人才迁移，安徽省和湖南省未来要依托合肥和长沙的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在高新技术方面实现突破、在部分行业实现国内引领。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和江西省值得特别注意，河南省要在做优人力资本方面下大力气，充分发挥自身的劳动力基数优势，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加强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覆盖水平，尤其是针对农民工群体和灵活就业人员，补足社会资本的短板，然后要积极发展非公经济，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对接东部地区用工需求的省区，促进人力资本的城乡和地域流动，将人力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江西省也存在类似的致富能力困境，同样需要做优人力资本、提升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借此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实现中部地区的加快崛起。

第五，东部地区也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具有国际视野，在加快自身转型升级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对口帮扶政策，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在致富能力指数排名中，东部地区的河北省和海南省处于相对落后位置，分别为第14和第24名，但两省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致富潜力巨大：河北省紧邻北京和天津，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和雄安新区的建设，河北省的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了极大改善，未来河北省要充分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大力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力争在下一轮双一流评估中实现突破，并加快产学研融合贯通，利用自身区位、土地、劳动力等优势吸引京津的金融资本；海南省背靠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更为显著，环境资本优良，中央也提出并大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但由于发展起步较晚，海南同东南沿海其他省份还存在较大差距，未来应以社会资本的提升为突破点，优化营商环境，^①依托第三产业和环境资本优势吸引国内外知名高校开设分院或合作办学，引进热带农业、航空航天等技术产业链，培育和优化人力资本，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内外其他地区的金融资本注入。此外，领先的东部各省还要着力解决本省的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如广东省要重视对粤北、粤东和粤西的开发，福建应重视对武夷山区的开发，由点到面地做优致富能力高地优势，并以人才交流和产业转移、产业协同、教育帮扶等方式对中西部和民族地区进行对口支援，从而加快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

* 感谢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顾东明和庞兆丰在行文中给予的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不对9位专家的打分表和数据处理过程作以具体呈现，仅对最终结果进行综述。

① 中国民族[EB/OL].http://www.gov.cn/guoqing/2005-07/26/content_2663470.htm.

② 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八省”，即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广西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省份。

① 海南省为了更好地吸引金融资本，于2022年年底成立了“营商环境建设厅”，整合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职能，推动省域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吸引更多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入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