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时值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并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十周年。十年来，正确义利观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成为指导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基本政策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秀成果，是新时代我国处理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最终指向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正确义利观的引领下，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2021年11月发行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评价称：“中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目前，国内学界从义利观变化的视角观察我国对非洲政策演化的研究并不多见（徐济明，2000；刘鸿武，2008；张宏明，2016），^①特别是对正确义利观中“正确”的学理分析尚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系统分析正确义利观的内在逻辑，并提出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义利取向下我国对非洲政策的演化逻辑，从而更加有效地应对个别西方国家对我国对非洲政策的构陷。

一、 正确义利观的内在逻辑

过去十年中，习近平在多种场合提及或详细论述正确义利观，^①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本人高度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中国从古至今也一直有“义利之辨”的哲学命题。因此，理解正确义利观需要将其置于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并且将“义”“利”范畴置于辩证的逻辑体系中考察。

（一） 义利合一

首先，关于“义”“利”的概念辨析。《辞海》中“义（義）”引申为“适宜”“情谊”。习近平对“义”作了明确的诠释，“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即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王毅，2013）。习近平在不同外交场合进一步丰富“义”的内涵，包括中国“言出必行”的信义，“结识新友，不忘老友”的情义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公平正义等。这些关于“义”的具体政治阐释，都聚焦于“全世界共同发展”这一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之“义”的核心理念。这既是对传统文化语境中“义” 的合理继承，也是适应现代国际政治场域的必然开新（毕霞和韩亚琦，2020）。 “义”作为指导和判断行为是否应当的价值标准，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存在不同的诠释。在这个意义上，正确义利观赋予了“义”特定的政治内涵与时代意义，与“国际道义”（international morality）等概念存在一定差异，^②例如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以战略信誉界定“道义”的最低标准（阎学通，2014）。而有关“利”，习近平指出，“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王毅，2013）。这就阐明了“利”必定是合宜的且要符合价值判断。这与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利益”只强调利益驱动而忽略利益是否正当而有所区别。

其次，“义利合一”本身蕴含着义利相兼的辩证关系。这不仅认识到了义利关系的对立统一性，同时也对其差异和区别有深刻的理解，既不混淆义利关系，也不割裂义利关系。一方面，义利相兼本质上是义利并重的集中体现，将“义”与“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利益理论，即肯定“利”是“义”的前提与基础。马克思强调：“正确理解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③

最后，“义利合一”深刻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整体性世界观。中国人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二者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转化、相倚相生、和谐统一（陈松川，2013），其本质是以整体为上、顾全大局的价值取向。正确义利观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坚持义利并重，主张二者不可偏废，不只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而是强调“义”和“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 义利转化

“义利转化”是正确义利观逻辑演进中的关键环节。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义” 和“利”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对而存在的，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或者说不是一分为二地割裂成两个环节呈现，而是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从时间上看，今天是义，未来有可能变成利。“义”和“利”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因此，义利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最终是一种“和合”状态。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富含“义利转化”的思想。如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以柔弱胜刚强”，一切都处在对立中，而对立又是可以转化的（蒙培元，1988）。孔子讲到“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大学》）。《国语·晋语一》也记载：“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这些寓意就在于，义与利并不是两个相互背离的极点，而是相互贯通的。这个 “通”就是转化，利可以转向义，通过义也可以获得利（张雄等，2019）。

传统社会人际交往中的义利转化和交融关系在国家间的交往中也有着契合、映射之处。就像习近平所言，中华文化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习近平，2015）。在国际交往中，正确义利观将“义”置于价值优先地位，倡导“以义为先”“弘义融利”，将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相结合，从而实现了“因义得利”，将“义”转化为“利”，从根本上实现了义利统一。

（三） 义利平衡

“义利平衡”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核心要义。“义”和“利”被视为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孔子就曾言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由内在的矛盾性而推动着自身变化发展的，义利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即“义”与“利”之间既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对立、矛盾和竞争关系，同时也有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关系。

简言之，“义”“利”并非一种同质化、均衡和静止的存在，而是呈现一种矛盾统一的动态过程。正是因为“义”与“利”之间既存在对立统一关系，又表现出矛盾运动的规律，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张力，使其始终处于一种动态演变过程之中。由此观之，“义”与“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相互协调，所以，正确义利观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对义利关系的科学把握，即“义利平衡”。

总的来说，在正确义利观中“义利平衡”机制有可能不断被打破的情况下，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追求一种动态平衡，即在整体和全局上实现“义”与“利”之间的相对平衡，而不在于一时一彼的利益得失。正如习近平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习近平，2014）。这启示我们妥善处理各种义利关系，就要正确认识到义利对立统一关系，较好地平衡好“义”与“利”。

（四） 以义为质

“以义为质”为正确义利观提供了价值遵循。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君子以义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习近平，2014）。在国际合作中，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君子以义为质”，说明君子的根本在于对 “义”的追求。习近平使用“以义为质”这一典故旨在说明当今中国在国际交往上应坚定不移地践行正确义利观，秉持道义至上。

正确义利观显然是对错误义利观的回击。正确义利观的“正确”恰恰是在坚持义利相兼、义利平衡的基础上，讲究以义为先。“义”相较于“利”在价值排序中具有优先性地位。儒家认为“君子义以为上”，“义”是“利”的前提与基础。这从根本上确立了“义”的首要地位。与此同时，儒家义利观并不是对“利”完全摒弃，而是在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在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李翔海，2015），这也符合义利转化的逻辑。

在中国社会伦理中，“义”与“利”之间存在着一种阴阳交融的关系，即由“我为人人”出发而达至“人人为我”的结果，其表现为“先义后利”的模式（沈毅， 2007）。正如荀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唯有以道义为先而以利益为后，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此外，当“义”与“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时，存在“舍生取义”和“见利忘义”两种不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正确义利观的价值导向是以“天下”“全人类”的整体性思维来考虑处理义利冲突问题，即在维护国家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义为先，舍生取义，承担起大义责任。诚如习近平所言： “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①

（五） 义利组合模型

按照上述逻辑，可以把“义” 和“利”分别作为变量组成坐标系，用每个坐标取值范围的中值把范围划分为两个等级，按由轻到重的顺序进行分类，每个坐标轴的中值线把平面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 （图1），从而形成不同的“义利组合”模型。^②随着箭头所指向的义利冲突的减少与义利转化的增加，“义”与“利”的关系实现了相对的平衡。

第一象限对应重利轻义型国家（I类）。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并通过合作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追求基本的“义”，其外交策略更为务实理性。然而，这种模式如果长时间持续下去，很容易产生义利冲突，从而损害国家形象。

第三象限对应重义轻利型国家（III类）。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外交政策上追求更高层次的“义”，其国家利益的追求往往被视为次要的。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是偏革命性的，但是如果长时间追求超越其实际能力的道义，可能会削弱国家实力，难以为继，并导致“义”与“利”难以转化，从而无法实现义利平衡。

第二、第四象限对应“义利兼顾”类型的国家（II类、IV类）。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出持续性和稳健性，能够有效地兼顾“义”与“利”。值得注意的是，Ⅱ类国家虽然义利较为平衡，但是往往是国际社会的地区小国或弱国，易受大国左右，因而往往倾向于采取淡薄的外交政策。IV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常占据主导地位，拥有较强的综合国力，并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主持国际公平正义。

总之，正确义利观应该是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原则，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义有所变，利有所为。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与西方“利益至上”的国家利益观有较大不同，正确义利观鲜明反对“自私自利”“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狭隘利益观，将“义”“利”并重作为正确处理对外交往中各种义利关系的准则。

二、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演化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从而使正确义利观成为指导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最高价值标准。这给了我们观察和评价我国对非洲政策演化的全新视角。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关系是一个工具理性层面的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与观念层面因素相互交织的领域。“义”“利”在不同时代的内涵与外延是不同的，需要在中非关系的历史情境下进行具体考察。

（一） “重义轻利”时期（1955~1977 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战略是“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探索处理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1955年4月中国受邀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以此为契机，中国积极寻求同非洲国家开展友好往来。至1963年底，中国先后同埃及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洲政策的价值取向显然是更重义的。这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外交决策者的讲话中可见一斑。毛泽东在1956年举行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明确宣布：“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①1956年毛泽东亲自对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承诺：“愿意尽全力帮助埃及，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帮助。”^①苏伊士运河战争于1956年10月爆发，中国不但在政治上对埃及予以大力支持，而且将现金以及重要物资无条件直接捐赠给埃及。对此，周恩来在1957年3月举行的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解释说：“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谢益显，1988）大致从1963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1962年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政下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削减对外援助的做法，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在党内遭到全面批判，中国对非援助放弃了“量力而行”的基本方针而开始为“中国道路”全面铺开（蒋华杰，2016）。

此时中国的“义”无疑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地属于革命道义和国际主义，这是与当时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此，周恩来这样讲到：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③

中国对非洲“重义轻利”外交的典型案例是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铁路。据统计，从1965年中国向两国派勘察设计团到1976年6月全线通车，中国为此项目提供了约9亿元人民币的30年无息贷款，并派出工程技术人员5.6万人次（胡志超， 2000）。坦赞铁路作为中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援外项目之一，在中国向非洲提供的经济援助中占到近五分之一，相当于中国向非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十分之一（陆庭恩， 2000）。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中国极其困难的时期，所以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很难用“利”来解释。毛泽东曾向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讲道：“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陆苗耕，2008）为贯彻落实好这一“舍利取义”方针，周恩来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四保”的要求：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将这“四保”列为战略布局（金冲及，1998）。

这一时期，为支持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建设，中国向其提供了100多亿元人民币的援助，用大量外汇购买钢材等建设物资，但被对方严重浪费（杨鸿玺和陈开明， 2010）。事实上，基于当时对“世界革命”的认识，“义”的价值标准就在于是否支持革命，中国的国际战略利益很大程度上就是行“义”。显然，过度“重义”的对外援助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承受能力，难以持续。

非洲仅在1956年到1979年间就接纳了总额约62.8亿到72.5亿人民币的中国援助 （蒋华杰，2016）。从结果上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际冷战和革命外交框架之下的对非洲援助始终难以做到义与利之间的均衡。无论是国际统战还是道路选择，均为非经济利益导向因素，这使得中国对非洲援助中的政治诉求远远大于对经济回报的追求，从而造成援助的“义”与“利”之间的长期失衡（蒋华杰，2016）。

（二） “互惠互利”时期（1978~2006 年）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王稼祥等人就主张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刘少奇和邓小平也主张削减对外援助，但都没有得到执行。邓小平复出以后的1975年4 月，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合理安排对外援助的决定》，提出开始压缩减少对外援助的规模（房维中，1984）。然而，在革命外交的大背景下，这种努力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直到1977年7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第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所有职务，他有关内政外交的设想才终于开始落地。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中国的对外援助、对外政策也开始围绕这一中心展开。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中国对外政策做了如下表述：“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开展对外工作（赵洋，2016）。在此背景下，中国对非洲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逐渐弱化，交流领域转向多样化，合作性质也转变为强调互利双赢（李安山，2006）。这一时期总的趋势是，中国日益重视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重视经济效益。

在1982年12月至1983年1月期间，赵紫阳访问了非洲十国，并提出了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事实上邓小平就曾对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讲得十分坦率，大意是：现阶段中国需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等中国富强了可以更好地支援非洲国家（张宏明，2014）。

20 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最重要的政策调整（钟龙彪，2009）。正如1985年邓小平所总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转变在于实现了从“一条线”到“真正不结盟”的战略调整。^① 这与邓小平重视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外交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譬如，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就意味深长地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②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用 “最高准则”四个字明确了国家利益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处于首要位置。这也意味着中国对非洲政策取向发生明显变化。从这时开始，注重经济效益、追求互利共赢，日益成为中国对非洲政策调整的大方向。这也表明了中国外交的重心已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转向了务实的经济合作，从无条件的国际主义转向了国家利益优先考虑，追求国家经济利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张蕴岭，2009）。这一转向从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明显下降也可以看出（图2）。

资料来源：张郁慧（2012）

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洲政策逐渐转变为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强调在讲道义的同时，使中国能够从对外援助中获得经济利益（唐丽霞，2020）。1993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也要求探索对外援助和互利合作相结合的多种援助方式（吴仪，1994）。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江泽民提出“建立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江泽民，2000）。这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真正意义上的 “合作”阶段。

这一政策变化的结果是积极的。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洲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据统计，1996年中非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40.3亿美元，1999年增加到64.84亿美元。^① 中国不仅在2009年首次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从 2013年开始超过美国。^②

当然，中国对非洲政策注重“经济利益”并不是说不重“义”了，而是一个相对程度的调整，是一个短期与长期的相对调整。实际上，这与当时非洲国家经历的 “民主化浪潮”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也密切相关。基于中非双方的共同需要， “义”的价值标准演变为更好地支持非洲国家发展，而不是“革命”理想（李小云和张传红，2022）。

对此，1996年3月江泽民在与部分驻非洲使节座谈会上讲到：“我们在同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了，或者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而忘记穷朋友，更不能看不起穷朋友······我们不仅要同情非洲，而且要诚心诚意支持和帮助非洲。”^③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从支持非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义”的。

（三） “义利兼顾”时期（2007 年~现在）

中国再次提高对“义”重视程度的表现之一是最高领导层重提对外援助。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这是中国时隔30年再次提及对外援助政策。相比之下，在十六大报告中表达的是强调互利性的“相互帮助”，而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则完全没有提及“援助”或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这反映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微妙变化。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两次提及正确义利观，而且进一步要求“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将中非关系带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本阶段对非洲政策的明显特征是“弘义”和“融利”。

一是“弘义”。习近平指出，“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①2015年12月，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时提出“十大合作计划”，这些计划涉及为非洲国家提供培训、指导，帮助非洲建立学校和培养人才。这些合作计划的实施将给非洲带来长远的发展。针对个别炒作中国导致非洲陷入“债务陷阱”的观点，中国以真诚的态度帮助非洲解决债务问题，其中包括全面实施二十国集团提出的的缓债倡议。中国与2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缓债协议，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承担的缓债总额最高。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成功减免了17个非洲国家的无息贷款债务，共计23笔；向非洲金融机构提供100亿美元授信额度已落实超过30亿美元，并向非洲重点项目贷款近25亿美元。^②

“弘义”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坚定不移地向非洲提供援助。中国在2013年至 2018年期间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占据了对外援助总额的44.6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在非洲面临新冠疫情、粮食安全等多重困难之时，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援助，捐赠了大量抗疫物资并提供疫苗援助。在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再次郑重宣布将向非洲国家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习近平，2021）。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向非洲各国提供累计1.9亿剂新冠疫苗，为全球抗疫合作树立了典范。^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始终支持非洲国家的正义立场，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正如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所承诺，“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④

二是“融利”。在“弘义”的同时，中国积极拓展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目标。2018年北京峰会提出《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其中一个目的是支持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增强经济效益。在中非双方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非洲逐渐成为中国投资的热土。2021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累计达到441.9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了68.7%。中国在非洲的企业数量已超过3400家，覆盖非洲的比例高达86.7%，^①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呈现出日益活跃的态势。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非共建的经贸合作区是中非“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中国在非洲规划建设的经贸合作区数量不断攀升，例如，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吉布提国际自贸区等。这些区域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动了当地税收的增长，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的来说，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是进入十八大以后，我国制定对非洲政策时更加注重义利兼顾，必要时以义为先。中国对非洲政策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核心就是 “义利兼顾”，必要时“舍利取义”，尽量做到动态平衡。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同非洲的关系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这一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符合非洲地区的发展需求，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步伐，从而不断把中非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三、 中国对非洲义利观演化的动因

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变化促进了中非关系的蓬勃发展。这是正确义利观指引的结果，而对非洲正确义利观的形成和贯彻则是最高决策者观念、国家实力和中非关系结构变化的结果。

（一） 观念变化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观念是行为表现的深层结构，规定并制约外在的行为表现和模式（秦亚青，2014）。其逻辑就是观念（体系文化）决定国家身份、利益，国家身份决定国家行为。国家身份和认同塑造有关外交的基本伦理、价值。但需指出的是，对国家身份的认识、理解和认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国际政治学中认知学派的著名学者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因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执行实施的，所以，作为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的个人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不同的人对同一客观世界会有不同的认识，而认识的差异又导致了决策的差异（罗伯特·杰维斯，200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对非洲政策上也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在处理我国对非关系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指导了我国对非洲政策的实践。毛泽东的义利观提倡“革命性的功利主义”，并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理念（苑秀丽，2003）。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不仅肯定“利”的正面意义，还强调其正当的价值观念。他明确表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①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议题时，强调“互惠互利”原则。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指导新时代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最高准则，其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正确义利观。如同秦亚青所说，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时代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将以何种身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以何种理念和行动展开特色鲜明的大国外交（秦亚青，2014）。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全面阐述了正确义利观。他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②这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国际主义”。正确义利观已经成为新时代指导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顶层观念，这无疑有利于快速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

（二） 国家实力变化

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说明要想对外实行道义，自身要有一定的实力。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对外重“义”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国家实力，因为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国家实力来规范对外的道义水平。如果一国在对外政策中不按照国家实力确定其道义目标，将会给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实力带来不利影响，最终也导致“重义”外交不可持续（徐九仙，2011）。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尽管我们一直处于经济落后的状态，但在对非洲的政策上，我们确立了过高（远超过国家实力）的“义”。尽管我们通过大量的援助获得了非洲兄弟的政治支持，并最终实现了义利转化，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是难以长期持续的。所以，从长期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既要主动进取、尽力而为，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重在“尽”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关切需求，不能因事推诿、因事回避，要担当大国责任。量力而行重在“量”上，制定对外政策不能离实际目标、不作兑现不了的承诺。

在中国对外援助远超过中国国力能够承受的限度，且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的情况下，邓小平主政之后调整了中国的援助政策，果断地将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因为邓小平认识到：“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③正因这段时间的埋头苦干，才使得今天的中国可以更有底气地重新“弘义”。邓小平显然认识到，中国要为世界做出较大贡献就必须先把自己发展起来，然后才能在将来帮助非洲国家更好发展。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了飞跃式提升。中国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道路，创造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 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1.3%增加到了18.5%。^①中国不仅“富起来”了，也“强起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布：中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就是中国对非洲国家“以义为先”的底气。

需要指出的是，正确义利观是指导我国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政策理念。当前，非洲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最为落后的一个洲，至少与中国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截至2022年，非洲53个国家经济总量之和不足中国的五分之一（UNCTAD，2022），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率和青年失业率较高仍是其软肋，还有不少非洲国家政局不稳，甚至存在武装冲突等问题。这意味着，中国与非洲呈现“中强非弱”的结构性特点，所以中国也有责任和义务帮扶非洲国家。如今中国正在兑现诺言，在正确义利观的旗帜下，中国在各领域援非的规模都大幅增加，帮助非洲的效果也非常显著。

与此同时，虽然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多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尚未解决，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决定了中国仍要“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奉行“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

（三） 关系结构变化

中国要用正确义利观指导对非洲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非关系结构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国与非洲已经不是单方面的“给与”或 “援助”关系，而是形成了相互交融的依赖关系。

一是经济互补。虽然中国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所不同，经济互补性强是最显著的特点。例如，多数非洲国家都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同时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进入21世纪之后，非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一度达到5.5%，^②成为备受瞩目的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地区之一。而中国已步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即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资金、技术等诸多方面优势。双方对彼此的需求程度较高。中国对非洲在经济利益方面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贸易等方面，非洲对中国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需要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随着中国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中非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日益紧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非之间在贸易和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与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中，已有52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非洲联盟。^①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14年维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2022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282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中非贸易额在非洲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 2020年已超过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同时，我国对非直接投资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可以说，中非经济已经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二是政治互信。中非已经形成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关系，这得益于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中非合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是推动中非合作的最高级平台，迄今已召开八次部长级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三次合作论坛峰会。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提出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共同实施“九项工程”，推动建设更加紧密、更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同时，中非双边高层交往也非常密切。2023 年以来，刚果（金）总统、加蓬总统、科特迪瓦总理等非洲领导人先后来华进行访问，中国外长连续 33年保持开年首访非洲的优良传统。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非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指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和非洲国家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肝胆相照的好兄弟”。^②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定位中，能够被称得上是“好兄弟”的并不多（詹德斌，2017）。这足见中非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对非常特殊的关系。正因如此，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习近平，2013）

四、 结论与展望

中非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双边互动不断深化、加强，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得益于在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正确制定和落实对非洲政策。正确义利观主张价值优先地位，将自身国家利益与他国合理关切结合起来，从而 “因义得利”“义以生利”，实现“义”到“利”的转化，而必要时倡导“以义为先”“弘义融利”，从根本上将“义”“利”统一起来。中国在对非洲政策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取得的成就证明，正确义利观也可以成为指导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外交指针。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有助于提升我国外交话语权，也能够有力地反击某些西方国家用所谓“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言论诬陷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行径。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这更加说明践行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率先践行正确义利观，就是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彰显中国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宽广情怀，从而为当前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强大正能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大多数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研究我国对非洲政策，或者将中非关系置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发展的语境中进行分析。

① 根据笔者用“正确义利观”作为关键词对“人民网”数据库检索，截至2023年12月共有204条记录，其中习近平亲自提及84次。

② 所谓的差异其实并不反映本质上的对立，而是一个概念范畴外延扩展的问题。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3.

①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138

②“义”“利”组合模型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义”“利”的轻重程度是从共时性角度，即某一特定时期内此模型中的“义”“利”轻重关系；而“义利平衡”要从一个系统发展的历史性变化角度观察（过去—现在—将来）。只有在时间与空间的二维结构过程中，才能获得“义利关系”的真实再现。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249.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3.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https://www.gov.cn/govweb/test/2008-06/05/content_1006872.htm.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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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N].经济日报，2015-12-05（00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