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64亿，占全国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91亿，占全国人口的13.5%。^①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同时，“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实现“健全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战略目标。而在老年人养老的诸多问题中，经济收入是最关键、最基础的因素（孙鹃娟，2017）。老年人收入来源主要是个人的劳动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与社会保障性收入。但囿于老年人劳动能力下降，其个人劳动性收入骤减（张楠等，2022），且伴随我国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家庭在老年人收入保障中的作用逐渐弱化（孙小雁和左学金，2021），加之当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Fang &Feng，2018），使得老年人收入与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如何全面掌握老年人的收入状况，以保障和提高老年人收入，是老龄化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老年人收入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收入差距与影响因素等。关于老年人收入来源的相关研究，现有成果发现老年人收入来源随时间变动呈现出不同特征。2009年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前，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社会保障的养老作用较为薄弱，而城镇老年人主要以退休金为主（杜鹏和武超，2006）。尽管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以来，覆盖率得到快速提升，但囿于其保障水平较低，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保障作用仍有待加强（谢勇才等，2015；姜向群，2008）。在2014年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2015年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双轨制”并轨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老年人状况的分析，养老金首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最主要生活来源（杜鹏，2023）。

关于老年人收入差距测算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老年群体内部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伍小兰（2008）基于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发现，老年人口内部存在较大收入差距，其中老年人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集中在收入前20%的老年群体中。夏会珍和王亚柯（2021）的研究结果显示，2013~2018年间中国老年人群体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下降趋势，但收入不平等问题仍存在。对于老年人而言，养老金收入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保障作用。因此，也有部分文献聚焦于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差距问题。譬如，李实等（2013）的研究发现，城镇老年人离退休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城镇内部的整体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王亚柯和夏会珍 （2021）利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考察了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性别差距后发现，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性别差距有所扩大，相比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工资报酬更多受到市场化、私有化等因素的影响，进而造成职工养老金性别差距较大。

有学者认为，老年人的性别、年龄以及所处的区域等个体特征是影响其收入的重要因素（朱晓和范文婷，2017；蔡驎，2007）。詹鹏（2020）的研究也发现，性别对老年人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养老金收入。除老年人个体先赋条件外，也有学者提到老年人整个生命历程中所积累的多个社会因素会影响其老年时期的收入水平（孙鹃娟，2017）。譬如，老年人的政治面貌、职业背景、受教育程度、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情况等因素对老年人收入均产生一定影响（张川川和陈斌开， 2014）。此外，有研究测算了家庭成年子女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并发现，子女赡养等家庭养老模式普遍存在，有效缓解了老年人的经济贫困（张烨霞等，2008；贾晗睿等，2021a）。并有学者测算了养老保险制度“多轨制”（贾晗睿等，2021b）、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待遇水平与覆盖率（周延和谭凯，2021；解垩，2017）对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影响。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文献对老年人收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是利用截面调查数据着重分析某项收入作为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的原因；二是运用不同时期的数据，考察老年人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三是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覆盖率等变量纳入模型中，探讨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因素。但现有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未获取老年人总收入中各分项收入来源的具体数值，进而无法刻画老年人收入结构特征及其变动；另一方面，鲜有研究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利用2013年和2018年CHIP数据，基于个体、家庭、政府收入来源视角，探讨老年人的收入结构特征，进而实证分析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收入来源由单一的收入增长转变为多种来源收入协同增长，故本文基于个体、家庭、社会保障三大来源视角，通过获取老年人各项收入具体数值，统计分析老年人收入结构特征及其变化，掌握老年人收入状况，以丰富老年人收入领域的文献；第二，鉴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对老年人收入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各类型养老保险进行实证分析，将其作为关键要素纳入老年人收入决定模型中，探究其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

二、 老年人收入结构特征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数据来自2013年和2018年的CHIP数据，该调查样本户来自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常规住户调查大样本框，涵盖了家庭和个人就业、退休、收入等方面的大量信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可靠性。本文研究对象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数据处理中，为便于比较，剔除了2013年新疆省份和2018年内蒙古省份的数据，保留相同省份两个年份的数据，主要有东部地区的北京、辽宁、江苏、山东、广东，中部地区的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的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共14个省份。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2013年CHIP有效样本观测值为11871 个，2018年CHIP有效样本观测值为11205个。

（二） 老年人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

在CHIP数据中总体可支配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其中转移净收入由家庭转移性收入和社会保障性收入两部分构成。按照我国老年人收入的构成，本文将其划分为个体、家庭和社会保障三大来源的九类收入，^①以及不同来源下老年人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情况。^②

1 . 收入水平特征

总体来看，我国老年人收入水平呈显著增长趋势。具体而言，我国老年人总体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10995元增长至2018年的23812元，增幅为116.6%。个体来源方面，老年人工资性收入从2013年的1795元增长至2018年的6976元，增幅为288.6%。家庭来源方面，2013年老年人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分别为1224元和854元，到 2018年分别增长至2702元和2318元，增幅分别为120.8%和171.4%；家庭外出从业人员寄/带回收入增长幅度最为显著，由2013年的95元增长至2018年的770元，增幅为 710.5%；子女赡养收入由2013年的259元增长至2018年的836元，增幅为222.8%； 来自家庭的总收入从2013年的2432元增长至2018年的6626元，涨幅172.5%。保障性收入方面，来自社会保障的总收入从2013年的6766元增长至2018年的10210元，涨幅 50.9%；与社会救济、政策性补贴和报销医疗费相比，老年人养老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五年间增幅仅为43.2%。

就城镇而言，^③城镇老年人总体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21021元增长至2018年的 40260元，涨幅为91.5%。具体来看，个体来源中，2013年城镇老年人工资性收入仅为2115元，到2018年为8724元，涨幅达312.5%。家庭来源中，来自家庭的总收入从 2013年的2492元增长至2018年的7100元，涨幅184.9%。社会保障性收入来源中， 2013年来自保障性的总收入为16414元，到2018年增长至24436元，涨幅为48.9%。同期，农村老年人各项收入也均显著提高，2013年农村老年人总可支配收入为5651 元，到2018年增长至15552元，涨幅175.2%。其中，来自个人工资性收入从2013年的1625元增长至2018年的6099元，涨幅为275.3%。家庭层面，2013年和2018年农村老年人来自家庭的总收入分别为2371元、6387元，涨幅169.4%。社会保障层面， 2018年农村老年人来自社会保障性的总收入较2013年涨幅88.7%。这表明，城乡老年人收入水平的提升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这可能与近年来市场就业结构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相关。

从城乡对比来看，老年人收入水平及其变化具有差异性。除经营性净收入外，城镇老年人总收入和各分项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尤其是总收入和养老金收入水平。 2018年城镇老年人总收入是农村老人的2.6倍，养老金收入是农村老人的10.7倍，表明城乡间的福利水平具有显著差距。

2 . 收入结构特征

全国来看，2013年个体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6.3%，到2018年增加至 29.3%，提高了约13个百分点。家庭来源中，2013年和2018年老年人来自家庭总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2.2%、27.8%，呈现略微增加且相对稳定的态势。社会保障性收入来源中，2013年老年人收入来自社会保障性总收入的比重高达61.5%，到 2018年下降至42.9%，呈现大幅下降趋势。对比来看，来自社会保障性收入仍为老年人的第一大收入来源。

城镇样本中，2013年老年人工资性收入仅占其总收入的10.1%，到2018年增加至21.7%，增加约11.6%。在家庭收入来源方面，城镇老年人来自家庭收入的占比较低，从2013年的11.9%增加至2018年的17.6%，仅变动了约6个百分点。社会保障层面，2013年城镇老年人来自保障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为78.2%，到2018年下降至 60.7%，下降约18个百分点。

农村样本中，2013年和2018年老年人来自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均最高，分别为42.1%、41.1%。具体来看，2013年农村老年人工资性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为 28.8%，到2018年为39.2%，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但从家庭和社会保障性收入来源看，农村老年人来自家庭和社会保障性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份额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1%和9.1%。对比来看，来自家庭的收入是农村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经营性净收入。

从城乡对比来看，老年人收入结构具有显著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农村老年人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显著高于城镇老年人，而社会保障性收入的占比远低于城镇老年人，尤其是养老金收入的比重。以2018年为例，农村老年人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收入的比重较城镇老年人分别高17.5%和23.5%，而养老金收入比重较城镇老年人低约44个百分点。

样本占比层面，2013~2018年间，具有工资性收入的老年人比重增加，由2013年的24.1%增加至2018年的32.1%，尤其是具有工资性收入的农村老年人比重增加约9个百分点。5年间，具有来自家庭收入的老年人比重大幅增加，这主要源于具有家庭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与赡养收入的老年人比重显著增加，而来自社会保障性收入的老年人样本比例有所下降，但变动幅度较小。

三、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构建

全国来看，社会保障性收入仍是老年人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尤其是养老金收入。这意味着，与个人、家庭相比，老年人养老保险的参保情况对其收入具有较大影响。故本文以老年人养老保险参与情况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其收入决定模型，模型设计如下：

（1）式中，lnincome_i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老年人总体可支配收入的对数。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类型为核心解释变量，主要包括employeepension_i、resipension_i、 ruralpension_i和otherpension_i，分别表示第i个老年人参加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取值为 1）、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取值为2）、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取值为3）和商业等其他养老保险（取值为4），未参保取值为0。X_i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 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60~69岁=1，70~79岁=2，80~89岁=3，90岁及以上 =4）、性别（男性=1，女性=0）、健康状况（健康=1，不健康=0）、政治面貌（党员=1，其他=0）、受教育程度（未上学=1，小学=2，初中=3，高中/职高=4，大专 =5，本科及以上=6）、就业状况（就业=1，未就业=0）、婚姻状况（未婚=1，丧偶 =2，离异/分居=3，已婚/同居=4）。（2）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子女数量、家庭金融总资产。γ_i 为地区控制变量（西部=1，中部=2，东部=3）。ε_i 为干扰项。

（二）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表1汇报了相关变量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从全国层面上，我国养老保险覆盖率从2013年的87.53%增长至2018年的93.14%。就个体特征来看，与2013年相比， 2018年年龄在60~69岁、身体健康、为党员、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上、就业、已婚 /同居的老年人比重均呈现增长趋势。家庭特征变量中，相比2013年，2018年老年人子女数量均值呈下降趋势；家庭金融资产均值由2013年的55401元增长至2018年的 90671元。从城乡来看，与2013年比较，2018年城镇与农村老年人参加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商业等其他养老保险的比重均显著增加，其余养老保险类型的参保率有所下降。2013年至2018年间，城乡老年人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方面的变动与全国层面基本保持一致。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2013年还是2018年，城镇老年人在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健康状况、党员、初中及以上学历、已婚、家庭金融资产等方面均优于农村老年人。这可能是城乡老年人福利水平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研究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在描述性统计基础上，将老年人年总体可支配收入的对数作为因变量，不同类型养老保险为核心解释变量，并逐步纳入老年人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展开分析。表2汇报了我国老年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表1第（1）、（4）列分别表示2013年和2018年参加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情况。结果显示，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且与未参保老年人相比，参保老年人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具体来看，2013年参加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等其他养老保险的回归系数分别为4.38、2.96、1.17和2.75，但到2018年各类型养老保险回归系数均呈缩小趋势，这可能与前文中养老金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有关。此外还发现，各类型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商业等其他养老保险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主要源于不同类型养老保险的缴费机制和养老金待遇水平存在差异性。

表1第（2）、（5）列分别是将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纳入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纳入个体特征后，无论是2013年还是2018年，各类型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仍然稳健。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户口、受教育程度与就业状况对老年人收入均呈现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与老年女性相比，老年男性收入水平较高；与农村户口相比，城镇户口的老年人平均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的平均收入越高；相比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继续就业的老年人收入相对更高。但通过回归系数对比，可以发现，相比2013年，2018年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就业状况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逐渐增强。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回归系数从2013年的0.834扩大至2018年的1.305，就业状况回归系数从2013年的2.209扩大至2018年的3.019。这可能源于：一是较大比例的城镇老年人参加收入水平较高的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而农村老年人更多的是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二是对于城镇老年人来说，工资性收入是其养老金收入的额外补充，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工资性收入是其老年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老年人就业状况对其收入的影响日益显著。

注：（1）***、**、*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2） 未参保、60~69岁、老年女性、农村户口、不健康、非党员、未上学、未就业、未婚、西部为参照组。下同。

表1第（3）、（6）列是将养老保险、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同时纳入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养老保险、个体特征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依然稳健。家庭特征方面，2013年和2018年回归结果均显示，家庭金融资产会对老年人收入产生显著作用。这表明，家庭金融资产越多的老年人，其能够获取较广泛的家庭收入来源，进而促进其总收入水平的提升。

（二） 稳健性检验

在模型（1）中，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由于一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存在，譬如老年人劳动能力、社会网络等因素，既会影响其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其是否参加养老保险，遗漏这些变量会引致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鉴于参加养老保险与老年人收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作用，即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人，由于中青年时期具备充足的资本，能够缴纳较高层次的养老保险。为此，本文进一步使用解决内生性的工具变量法，以“同县区除本人外其他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同县区其他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的均值整体上反映了该县区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与本人参加养老保险高度相关，满足了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同县区其他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的均值不会影响本人收入，满足了外生性条件。鉴于此，该工具变量能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表3汇报了解决内生性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相比未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依然对老年人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2013年相比，2018年参加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有所下降。个人特征方面，性别、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对老年人收入依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相比2013年，2018年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就业状况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逐渐增强。家庭特征方面，家庭金融资产对老年人收入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的基本结论。

（三） 异质性分析

1 . 分城乡的异质性分析

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乡之间的发展与保障力度不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分城乡进一步探讨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详见表4。其中，第（1）、（2）列汇报了2013年城乡异质性的回归结果，第（3）、（4）列汇报了2018年的城乡异质性回归结果。

就养老保险层面看，2013年和2018年结果均显示，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从回归系数来看，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比，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险对城镇老年人收入的正向作用大于农村。这可能源于，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更多地覆盖于城镇老年人，且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城镇老年人保险意识较强，更多地参加商业养老等其他保险。

从个体特征来看，2013年和2018年的结果均显示出以下特征：第一，相比城镇，农村男性老年人收入显著高于女性。这意味着，农村老年人收入的性别差距大于城镇，可能原因是，农村老年男性更多参与劳动力市场以获取较高的工资性收入，而老年女性更多地承担其家庭赡养/抚养责任。第二，从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回归系数看，教育对城镇老年人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而就业状况对农村老年人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城镇。这可能是，一方面，相比城镇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教育的增收效应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收入较低，为维持和提高基本生活水平，农村老年人更多地选择继续参加劳动，通过继续就业获取收入。

就家庭特征而言，从2013年和2018年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金融资产对农村老年人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城镇。可能是因为，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金融资产较少，若其拥有一定的金融资产，将会产生更显著的增收效应。

2 . 分性别的异质性分析

作为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性别歧视的衍生，老年男性与老年女性的收入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为探究养老保险对不同性别老年人收入的影响，本文分性别再次进行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其中第（1）、（2）列和第（3）、（4）列分别汇报了2013 年和2018年的性别异质性回归结果。

从两个年份回归结果看，第一，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与2013年相比，2018年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险对女性老年人收入的促进作用呈递增趋势。第二，户口对老年男性收入的正向作用大于老年女性。相比男性，随着受教育程度越高，教育对老年女性收入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就业状况对老年女性收入的影响大于老年男性，原因可能是，相比老年男性，老年女性收入较低，若继续参加劳动，其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会显著提高总收入。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3年和2018年CHIP数据，基于个体、家庭、社会保障三大收入来源视角，考察了老年人收入结构的变动趋势，并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第一，收入水平方面，与2013年相比，2018年全国、城镇与农村老年人总可支配收入水平均显著提高。但与来自家庭和社会保障性收入相比，来自个体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最快，相比2013年，2018年全国、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工资性收入增幅分别为 288.6%、312.5%和275.3%。

第二，收入结构方面，2013~2018年间，老年人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镇与农村老年人收入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从全国来看，相比2013年， 2018年老年人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幅增加，来自家庭转移性收入比重略微增加且相对稳定，来自社会保障性收入比重大幅下降但其仍是老年人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就城乡对比来看，城镇老年人来自社会保障性收入的比重最高，但2013~2018年间呈下降趋势（2013年为78.2%， 2018年为60.7%），来自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低（2013 年为11.9%，2018年为 17.6%）。而农村老年人来自家庭收入的比重最高，但2013~2018年间有所下降 （2013年为42.1%，2018 年为41.1%），其次为工资性收入比重，从2013年的28.8%增长至2018年的 39.2%。

第三，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影响方面。总体上，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商业等其他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体来看，与2013年相比，2018年各类型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均有所减小，这可能源于老年人收入来源多样化，养老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异质性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对城镇与农村、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的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相对而言，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险对城镇老年人与老年女性收入的正向作用更大。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是：第一，加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老年人共享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增强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作用，缩小城乡差距； 第二，实施积极老龄化，完善老年人再就业制度，提升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进而提高其工资性收入；第三，需继续弘扬“孝”文化，重视和鼓励家庭养老的保障作用。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① 鉴于经营性净收入和财产性净收入来自于家庭，三大来源的九类收入主要是：个体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的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家庭外出人员寄/带回收入与赡养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性的养老金收入、社会救济、政策性补贴与基本医疗报销费用。

② 限于篇幅，本文未汇报老年人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特征的统计结果，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 鉴于CHIP数据详细调查了被访者的户口性质及户口所在地的变迁史，故本文按照老年人户口性质划分为城镇与农村老年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