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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为新时代如何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破方向,以及如何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随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年政府工作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先进科技为引擎,打破了传统生产力的束缚,引领生产力实现飞跃式提升。2024年7月举行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同时推动体制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提供良好的发展生态,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人工智能应用等举措,努力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和发展。简言之,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的飞跃,不仅满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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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割引起资源流动受限、竞争减少以及技术创新受阻等负面影响,有效解决市场分割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我国应从全局和战略的角度出发,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这传递出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应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随后,2023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任务的实施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会议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国必须强化市场机制效能,营造公平活跃的市场环境,优化资源配置,力求效率与效益双高,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同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巩固公有制经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确保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受法律同等保护。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凭借5G、大数据中心及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有效缩小区域差异,提升交易效率,减少市场分割,促进市场良性循环,对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具有深远影响。结合大市场规模与网络效应,新质生产力为传统产业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及未来产业培育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加速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进程。因此,研究新质生产力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意义重大且必要,不仅有助于揭示生产力与市场体系的内在联系,深化发展生产力理论,为市场体系建设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而且有助于明确产业发展方向,为政府制定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精准施策,政府可引导资源向高端、智能、绿色产业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此外,研究新质生产力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互动关系,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市场体系将更加完善,资源配置效率将大幅提升,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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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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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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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以来,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各界探讨的热点议题。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国家战略与政策导向的角度看,姜长云(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从时空格局演化与区域差异分析的角度看,曾鹏等(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体现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劳动资料的更新、劳动对象的多样化拓展以及三者的优化组合,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澄清误区与明确形成条件的角度看,周文和许凌云(2024)主张从“新”与“质” 的双重维度去理解新质生产力,“新”着重于关键性与革新性技术的突破,涵盖了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等内容,“质”则强调创新驱动,尤其是对关键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性追求。其次,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特征,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的角度看,徐政和张姣玉(2024)强调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发展产物,它以高端化、智能化、高效融合化和绿色环保的特性,赋予生产力崭新的历史与社会意义;从区域发展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贾若祥等(2024)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而产生的先进生产力,具备高质量与高效能的特征,能够显著推动全要素生产效率,从而驱动社会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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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从数据要素的角度看,卢江等(2024)和赵鹏等(2024)以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作为一级指标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测度指标体系;从时空格局演化与区域差异分析的角度看,曾鹏等(2024)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构建自主创新“新引擎”、人才资源“新素质”、数字技术“新介质”、新兴产业“新阵地”四个维度对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进行测算;王珏 (2024)从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测度指标体系; 张秀娥等(2024)在此基础上,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以及新质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测度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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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少数学者研究了新质生产力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刘帅和杜文宇 (2024)实证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能源结构低碳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从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角度新质生产力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且这种影响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陈桂生和吴合庆(2024)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解释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数字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颠覆性改革形成的一种“新模式”,它以技术创新驱动为核心,有效地推动了国家的共同富裕。除此之外,新质生产力还对民众自主环保意识(鞠国魁等,2024)以及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金晓斌等,2024)等皆具有促进影响。但不可否认,现今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重心还放在了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上。王艳等(2024)从生产要素、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视角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驱动、数实融合和新旧动能转换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郎元柯等(2024)从产业生态的视角和城市层面探索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张森和温军(2024)从数字经济应然性的视角进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颠覆性创新、引导新兴产业崛起以及顺应新质生产力的应然性来推动新质生产力提升。此外,还有众多学者从其他不同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如人工智能(卢鹏和黄媛媛,2024)、高水平对外开放(徐政和牟春伟, 2024)以及金融(廖恒和邱志刚,2024)等,他们皆认为这些因素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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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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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指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然而,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使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壁垒难以打破,市场规则和标准难以统一,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因此,对如何有效解决市场分割问题的讨论无疑是必要的。当前对于如何测度国内统一大市场,绝大部分学者采用市场分割进行衡量。测算方法主要包括生产法(张昊,2014;孔令池,2019)、贸易法(Tombe &Zhu, 2019)以及价格法(嵇正龙和宋宇,2021;吕冰洋和贺颖,2022)。生产法主要是通过分析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变化趋势间接推断地区间市场分割变动(Young, 2000)。贸易法是通过分析地区间的贸易流量和结构,反映由市场分割导致的贸易壁垒对地区间贸易的阻碍,以此对地区间市场分割进行测度(Poncet,2003)。 Parsley &Wei(2001)认为妨碍自由贸易的政策使得区际商品市场违背一价定律,因此可以使用商品的价格差异衡量市场分割程度。价格法源于“冰川成本”模型,并对一价定律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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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康明和踪家峰 (2024)从税收的角度实证分析了税收分享对城市间市场分割的影响,结果表明省市间更高的税收分享比例能够更好地抑制市场分割,进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盛斌等(2024)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高流通效率、深化专业分工以及强化城市网络效应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孙国锋等(2024)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认为对外开放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进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例如流通数字化(郝爱民等,2024)以及交通基础措施(张效莉和石宇航,2024)等。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着力于研究国内统一大市场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冯建勇和屠乐炎(2024)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视角提出,中华民族区域内的统一大市场历史悠久,在特定时期内能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罗富政和赖纹慧(2024)则从经济协同发展的角度并基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了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促进我国城际经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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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新质生产力,大部分文献是关于理论机制的研究,少有文献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实证研究。对于国内统一大市场,已有文献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维度的检验,但鲜有文献考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之间的关系。故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体现在:首先,在理论构建上,本文借鉴了王珏 (2024)、张秀娥等(2024)以及任宇新等(2024)的做法,基于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体系。这一构建方式不仅涵盖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更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框架。但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在指标体系上进行了扩展,将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数字普惠金融与科学技术占比、高新技术产业占比等要素融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维度中,从而更全面地反映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其次,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文献大多聚焦于省级区域或上市公司层面(王珏,2024;张秀娥等,2024; 任宇新等,2024;黄正松等,2024),而本文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更精确地捕捉新质生产力的特征与发展状况,为深入分析和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国内统一大市场中的影响效应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数据支持。此外,在实证检验中,本文基于2012~2022年我国226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新质生产力与国内市场发展的相关领域研究,而且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最后,在实证检验中还进一步细化了新质生产力对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类型(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异质性影响。这一细化分析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作用机制,而且为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新质生产力发展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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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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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直接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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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一过程中,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催生了诸如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行业,这些行业的兴起打破了传统产业的壁垒,促进了产业间的深度融合。例如,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促进了服务型制造的兴起,这种融合不仅拓宽了市场边界,也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附加值。其次,新质生产力显著增强了市场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市场信息更加公开、透明,企业和消费者能够更便捷地获取所需信息,这大大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成本。同时,这些信息技术的应用也促进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使得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更加便捷,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统一和开放(张毅等,2024)。最后,新质生产力打破了地域性的界限限制,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成为可能,人才和技术的流动不再受地域限制。同时,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资本能够跨越地域进行高效配置。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提升了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率,也削弱了市场分割现象,为构建全国范围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提供有力支撑。由此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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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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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间接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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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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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首先聚焦于产业布局的优化,借助数字化转型,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使得资源能够依据市场需求实现快速、精准的调配。这一过程不仅优化了国内资源的使用效率,还通过全球资源链接配置,增强了国内外市场的互联互通,为实体产业的高效、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陈秀英等,2024)。在此基础上,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的核心地位,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探索前沿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还催生了如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为产业结构优化注入新的活力(周文和许凌云,2024)。新兴产业的兴起,不仅丰富了市场供给,还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推动产业链的延伸和升级,进一步增强市场的统一性和开放性。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协作与互补性显著增强。这种产业间的深度融合与协作打破了地域限制和行政壁垒,使得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率,还有效抑制了市场分割现象,为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奠定坚实基础,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此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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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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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营商环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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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引入的前沿科技和创新生产模式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更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为营商环境注入了新的生机。这一过程中,企业得以在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中运营,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升了市场效率(张毅等,2024)。新质生产力的广泛应用还推动了政府监管和服务模式的创新,促进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政府通过采用数字化、智能化的监管手段,提高了监管效率,降低了企业合规成本。同时,通过优化服务流程,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加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在此环境下,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得以加速推进。营商环境的优化,为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以及信息等关键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企业能够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专注于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升级和市场拓展,而无需担心因不公平待遇而引发的问题。这种自由流通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仅提升了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率,还有效削弱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和行政干预的负面影响,为构建全国范围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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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通过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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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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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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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故构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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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为城市,t为时间,MEGit为市场分割程度,用来衡量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NQPit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Controlit为控制变量,uit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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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的思路,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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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NDit是某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ENVit是某城市的营商环境水平;如果式(2)、式(3)中的NQPit系数α1、γ1显著为正,且式(4)ENVit的系数θ2、式(5) 中INDit系数δ2显著为正,则代表产业结构优化、营商环境优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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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选取与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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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被解释变量:国内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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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现实情况,本文参考盛斌和毛其淋 (2011),吕冰洋和贺颖(2020)的测算方法,用市场分割指数来对国内统一大市场进行衡量。本文使用2维(1*m*k)的截面数据集,这里m为地区,k为商品。各个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来源于各个城市公布的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考虑到部分城市公布的统计年鉴里物价指数种类相差较大,本文选用7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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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计算出相对价格的绝对值||,由于研究的是截面数据,所以也可以直接记||,采用价格比的对数一阶差分度量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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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需要去除商品的异质性,即对商品价格进行去均值处理:给定了某类商品 k,对得到的城市组合的相对价格||求得平均值,之后用所得到城市组合个数的||分别与均值相减,得到用于计算方差的相对价格变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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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以上方法计算出地区i与地区j之间7类商品的相对价格波动 qkij(k=1,2,···,7),并由此计算出其得到的城市组合的方差Var(qij),将得到的相对价格方差按照城市进行合并,得到了这个城市与全国其他城市的市场分割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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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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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王珏(2024)、任宇新等(2024)的做法,从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来构建新质生产力衡量指标体系。对于劳动者,将其分为劳动者技能、劳动者素质以及劳动者意识三个层面,选用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R&D人员、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创业活跃度等指标对劳动者进行衡量;对于劳动资料,将其分为物质劳动资料与无形劳动资料两个层面,选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消耗三个指标对物质劳动资料进行衡量,选用专利数量、科学技术比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三个指标对无形劳动资料进行衡量;对于劳动对象,考虑用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作为一级指标,选用工业机器人、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生态治理、环保力度以及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对劳动对象进行衡量。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了各层级指标权重,并计算得出2012~2022年各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指数,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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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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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体现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以及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型升级的过程,如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或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过渡。因此本文借鉴了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营商环境(ENV)参考牛志伟等(2023)的算法,通过地区市场公平竞争程度反映营商环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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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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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赵涛等(2020)、杨慧梅和江璐(2021),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政府干预(GOV)采用政府财政一般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衡量(进行了对数处理);外商直接投资 (FDI)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实际利用外资额单元式万美元,已经根据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万元);社会消费零售水平(TRADE)采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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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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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2012~2022年中国226个地级城市(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不含港澳台),对部分缺失值较多的城市进行了剔除,并且为了避免异常值,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中国信息统计年鉴》《信息产业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营商环境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部分数据来自CEIC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Wind数据库以及网络爬取地方政府官方网站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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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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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数据变量之间的差异性,同时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市场分割指数(MEG)*100,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 进行了对数处理。从描述性统计表2可知,所有变量的样本量为2316,被解释变量国内统一大市场(MEG)的均值为 0.381,标准差为0.109。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NQP)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124,标准差为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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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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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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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本文分别在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验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结果是否稳健,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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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为负显著,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影响系数为-0.375,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每提升 1%,市场分割相对应的会被抑制0.375,进而国内统一大市场相对应地提高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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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依旧为负显著,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影响系数为-0.278。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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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后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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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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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区域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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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以及国家统计局有关规定,将样本城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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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回归系数依次为-0.506、0.260、-0.225和-0.421,东部、中部以及东北部通过显著性检验,分别在1%、10%和5%水平上显著,东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显著为负,而中部地区显著为正,西部地区的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均将创新驱动发展置于核心地位,致力于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应用,不断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响应能力。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有效突破了传统市场框架的束缚,还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整合与开放进程。随着两地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市场版图的不断扩展,市场规则与标准的统一化趋势日益明显,显著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成本负担与市场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市场的运作效率与公平性。中部地区如湖北、湖南等省份,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然而,这种高水平的发展并未有效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反而导致市场分割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中部地区各省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竞争性。例如,湖北在光电子产业上具有优势,而湖南则在工程机械等领域表现突出。这种差异使得各地在新质生产力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一定的分割,导致资源和创新要素难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产业的考虑,采取了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措施,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加剧了市场分割,不利于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西部地区虽然也在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但受限于经济基础、人才储备和科技创新能力等因素,其发展速度和质量提升相对较慢。此外,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和市场环境也可能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尽管西部地区也在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开放,但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其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这可能会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广和应用造成一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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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省会城市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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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省会城市之间的差异性,本文借鉴蒋仁爱等(2023)的方法,将城市按照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进行划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回归系数依次为-0.069与-0.420。非省会城市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在1%水平上显著。省会城市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存在的原因是:首先,非省会城市由于规模相对较小,市场反应往往更加灵活,能够迅速适应市场波动与政策调整,有效缓解了市场僵化或政策滞后所引发的市场割裂问题。其次,非省会城市往往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和资源优势,这些要素构成了差异化竞争的核心,促使它们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通过凸显自身特色来确立市场地位,从而减轻与其他城市间的直接竞争压力和市场分割现象。省会城市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源地。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要素优化配置,省会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种流动有助于缓解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然而,市场分割的根源在于长期的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主义和利益固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省会城市内部同样存在,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尽管省会城市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且在某些领域和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最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和推广需要时间和过程的积累。在省会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效能发挥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同时,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这也导致新质生产力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效果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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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资源型城市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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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资源型城市之间的差异性,本文通过参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将城市按照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进行划分,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非资源型城市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在1%水平上显著。但资源型城市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造成以上影响的原因可能是:首先,非资源型城市凭借其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特点,不局限于某一资源依赖,展现了强大的市场灵活性与适应性。这种多元化使城市在市场波动中能够灵活调整资源分配策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削弱了市场分割的内在驱动力。其次,非资源型城市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催生新兴产业、业态与商业模式。这些创新活动有效打破了传统产业的界限,促进了产业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进一步减少了市场分割现象。资源型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如通过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有助于缓解市场分割。然而,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资源开采,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因此,尽管资源型城市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市场分割现象可能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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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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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可能会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当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较高时,市场会加强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内统一大市场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从而导致回归结果存在偏误。本文参考赵涛等(2020)做法,以滞后一期的新质生产力以及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法回归。此外,对于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检验,Kleibergen-Paap rk的 LM 统计量 p 值均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表明所选工具变量并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 Kleibergen-Paap rk的Wald F统计量均大于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16.38),故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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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仍显著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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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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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替换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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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张毅等(2024)做法,根据统一大市场的内涵,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衡量指标替换为樊纲市场一体化指数(MI)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表8的回归结果可知,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促进市场一体化指数的提高,从而降低市场分割程度。这一结论与前文的分析一致,表明前文的分析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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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剔除疫情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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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排除新冠疫情冲击的干扰,本文剔除 2020~2021年疫情较为严重的样本,对剩余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验证。从表8的回归结果可知,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为-0.28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排除了疫情影响之后,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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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增加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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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借鉴高巍和高嘉静(2023)的做法,引入新的控制变量来检验回归结果是否稳健。由于城市的经济密度与市场化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城市经济密度(CED)和市场化水平 (ML)这两个控制变量。从表8列(3)回归结果可知,控制变量市场化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为负显著,核心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表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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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质生产力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机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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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业结构优化为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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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并进行机制检验。如表9所示,为检验中介变量产业结构优化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发展的影响途径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本文构建分三步法的中介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的第一步回归结果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前文已经叙述过了,此处不再赘述。中介效应的第二步为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第(2)列回归结果可知,新质生产力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的第三步为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中介变量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对被解释变量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从第(3)列回归结果可知,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被解释变量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表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抑制市场分割,进而提高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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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的准确度,本文采用Bootstrap来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0,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存在中介效应,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为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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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营商环境为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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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牛志伟等(2023)的算法,通过地区市场公平竞争程度来反映营商环境水平。如表11所示,从第(2)列回归结果可知,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抑制了该变量值。该变量值越小,市场公平竞争程度反而越高,营商环境越好,进而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了营商环境。从第(3)列回归结果可知,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中介变量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营商环境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表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营商环境的优化抑制了市场分割,进而促进了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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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地区市场公平竞争程度中介效应的准确度,本文采用Bootstrap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2可知,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存在中介效应,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为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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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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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226个地级城市(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不含港澳台),以“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并针对其中存在的异质性、机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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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抑制了市场分割,进而促进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无论是否控制固定效应及添加控制变量该结论依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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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结构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产生中介作用,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营商环境抑制市场分割,进而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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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能够抑制市场分割,进而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目前还未能显著抑制市场分割并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故结果为正显著;西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市场分割起着抑制作用,但结果不显著;省会城市异质性分析表明:非省会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抑制了市场分割,进而促进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省会城市虽然抑制市场分割,但结果并不显著;资源型城市异质性分析表明:非资源型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抑制了市场分割,进而促进了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资源型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抑制了市场分割,但结果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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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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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多方面提高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抑制市场分割,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一是在科技创新领域,政府与企业需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双轮驱动基础科学与应用研究,力求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此,构建开放共享、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至关重要,需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机制,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向市场的转化进程,推动其产业化应用。二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是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关键。具体而言,应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完善社会信用基础制度,严格整治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发布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为市场公平竞争提供坚实保障。在此基础上,应积极引领绿色经济转型升级,强化绿色制造业竞争力,拓展绿色服务业边界,壮大绿色能源产业,构建以绿色低碳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向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三是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崛起的核心支撑,因此,政府应加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注重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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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结构优化与营商环境优化也是目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影响途径。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资源向高效益、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领域集聚,推动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这不仅能够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还能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形成具有区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优化营商环境需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打造便捷、高效、透明的企业经营环境。同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进一步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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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因地制宜”制定新质生产力发展策略。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政府应推行更为开放包容的人才流动政策,打破地域壁垒,促进人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配置。加大对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不仅要在人才引进上给予更多优惠,还应加强本土人才的培养与发展,以增强这些地区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吸引力。同时,鼓励东部沿海及发达城市的人才向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流动,通过政策引导与激励机制,实现人才资源的均衡分布与协同发展。对于省会城市而言,作为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更应当发挥引领作用,通过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有效抑制市场分割,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这些城市需摒弃过往的行政壁垒观念,转而采取开放合作、包容共享的态度,加强与周边及全国其他城市的合作与交流。资源型城市应致力于通过培育与壮大新质生产力来遏制市场分割现象。这要求资源型城市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思路,从单一依赖传统资源产业转向注重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及多元化发展战略。通过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培育新兴产业和产业集群,资源型城市可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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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当前面临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首先需要致力于打造一个既公平又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以此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与最大效益。这要求在市场运作上既要“放得活”,激发市场活力与创造力,又要“管得住”,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及时弥补市场失灵,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的顺畅无阻。其次,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这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最后,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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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议题与决策对促进国内市场统一和提升新质生产力有着积极的影响,旨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 2012~2022 年我国 226 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深入分析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具有正向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分割抑制程度就越大,进而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发展就越快。这种正向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非省会城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尤为显著。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与营商环境优化来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本文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推动统一大市场发展的关键作用,可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重要参考。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s issues and decision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improv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o a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2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s deeply analyz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 highe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market segmentation inhibition, and the faste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non-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Finally,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key role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fied market,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