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就业和工资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核心议题（Feenstra，1998； Krugman，2008）。大量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以中国对世界主要国家出口为切入点，探究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下称“中国进口冲击”）对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进一步引发了诸多学者对国际贸易成本和收益平衡的再思考。Autor et al.（2013） 首次将中国出口增长与美国制造业衰退联系起来，认为中国进口冲击是造成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关键原因，并将中国出口增长对全球其他国家形成的进口竞争称为 “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随后，关于中国进口冲击对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获得了广泛关注，在学术界和政策辩论中引起了热烈讨论。近年来，除了直接分析贸易冲击对特定行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大量文献开始分析贸易冲击对进口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效应，包括对地区经济社会层面，如人力资本、性别差异、居民健康等指标，普遍认为贸易冲击会带来巨大的调整成本和分配效应（Acemoglu et al.，2016；Autor et al.，2021）。

现有研究聚焦于分析国际贸易对进口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原因有二：第一，研究视角创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出口急剧扩张，这种现象被广泛认为是中国进口冲击，大量实证研究从地区—行业层面分析中国进口冲击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贸易冲击的地方劳动力市场效应。第二，估计方法创新。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难以确定贸易与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关于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在学术界并不流行。随着估计方法的创新，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因果效应得以被有效识别。具体而言：一是引入了地方劳动力市场（local labor market），通过利用基期地区就业份额将宏观贸易政策冲击加权到地区层面来测量地区贸易冲击敞口。二是引入了移动—份额工具变量（shift-share IV），Autor et al.（2013）将移动—份额工具变量引入分析框架以缓解内生性问题，从而有效识别出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因果效应。

为了全面梳理贸易冲击的劳动力市场效应最新进展，本文尝试从识别方法、主要影响、效应评估、适应策略等多个维度总结归纳中国进口冲击的研究前沿及主要影响，并探讨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市场的影响效应及拓展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就业收入、性别差异、人力资本、居民健康，以及企业创新和政治选举等。本文框架分为四大部分：首先，回顾贸易冲击的估计方法及其发展演变历程，以此作为后续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其次，聚焦于中国进口冲击这一热点议题，梳理相关前沿文献，提炼主要影响和适应机制；再次，分析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影响效应的复杂性、异质性和多维性；最后，分别从政府治理和企业战略视角出发，总结政府和企业在应对贸易冲击时的适应性政策和措施。本文通过对贸易冲击下劳动力市场效应研究现状的细致梳理和评述，旨在揭示现有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实际贡献，并探讨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潜在研究方向，为了解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提供文献基础和有益借鉴，以期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

二、 贸易冲击的估计方法及演变历程

（一） 估计方法

从贸易冲击衡量形式来看，已有文献采用进口渗透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到行业或地区层面贸易冲击敞口，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准自然实验等贸易冲击测算方式，衡量形式逐渐复杂且有深度。这里就关于贸易冲击的具体衡量方法和演进发展过程进行详细阐述和比较分析。

1 . 进口渗透率

针对某一特定行业研究，早期文献采用进口渗透率（import penetration）衡量一国特定行业面临的外部竞争程度。根据Bernard et al.（2006）定义，进口渗透率计算方程如下：

其中，$M_{it}^L$ 表示行业i在年份 t从低收入国家的进口量，M_it表示总进口量，Q_it表示国内生产总量，X_it为总出口量，IP_it表示行业i在年份t受到的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渗透率，IP_it值越大则表示进口国该行业面临的进口竞争越大，反之越小。估计方程如式 （2）所示，∆lnL_it表示企业p在年份t到t+5期间的就业增长率，X_ipt'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δ_p和δ_r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Bernard et al.（2006）发现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冲击会导致美国制造业行业内部和行业间资源重新配置，受到进口冲击的行业会加速向服务业转型，以及制造业内部资本深化加剧。随后，大量实证研究采用进口渗透率分析贸易冲击对进口国企业或特定行业的整体影响。例如，Auer &Fisher（2010）研究发现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竞争加剧对生产者价格指数下行压力，进口竞争每提高1%会使得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2.35%。Khandelwal（2010）结合产品价格和数量估算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质量水平，从质量差异视角解释了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和产出的异质性影响，认为“质量阶梯”越短的市场在进口冲击下存在更大的就业和产出损失。Federico（2014） 使用意大利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竞争对就业和其他经济活动有显著负影响，并通过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分析进口竞争对行业上下游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对下游行业就业有显著负影响，但对上游行业就业为显著正影响。还有学者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会显著增加本国非正规部门企业外包行为，进口渗透率每增加10%，企业外包支出费用占工资总额的比例则增加11%~14%，说明劳动力市场监管和贸易冲击的共同作用会改变企业生产组织模式并推动产业转移（Chakraborty et al.，2024）。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进口渗透率表示贸易冲击存在内生性问题，进而低估贸易冲击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原因在于进口贸易中隐含了进口国自身需求冲击或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同样会对本国就业收入和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为有效缓解估计方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Autor et al.（2013）和Acemoglu et al. （2016）提出构建进口竞争工具变量的具体思路，采用中国对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八大发达国家出口额替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再用基期的地区行业就业份额进行加权，以此从两个方面缓解关键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的相关性。该工具变量有效性在于：第一，中国对其他八大发达国家出口不会直接影响美国企业或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即满足外生性假设；第二，中国对其他八大发达国家出口与其对美出口相关，且可能存在出口替代关系，即满足相关性假设。另一个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的方法是采用政策变化设计贸易冲击的准自然实验，比如，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消减关税（Goldberg et al.，2010；Pham，2023），巴西90年代早期贸易自由化改革（Dix-Carneiro &Kovak，2017，2019），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Erten &Leight.，2021； Zhou et al.，2022）和2002年获得美国永久最惠国待遇（Pierce &Schott，2016， 2020）。上述准自然实验设计都能够缓解贸易冲击中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在后续相关文献中展开具体讨论。

2 . 贸易冲击敞口

早期研究更多是在行业或企业层面分析贸易冲击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而忽略了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差异。为探究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和整体福利变化，学者们开始关注贸易冲击对地区犯罪率、贫困率、人力资本、居民健康等更加深层次经济社会问题的影响。Edmonds et al.（2010），Kovak（2013），Hakobyan &McLaren（2016），Dix-Carneiro &Kovak（2017）等学者将地方劳动力市场引入国际贸易分析框架中，通过构建地区贸易冲击敞口指标有效识别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具体而言， Edmonds et al.（2010）首次采用国家层面的关税削减构建地区层面的贸易冲击变量，探究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贫困率和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为量化地区层面贸易敞口（Trade Exposure）的变化提供了重要借鉴。具体方程如下：

其中，L_ri，1991为1991年地区r行业i的就业人数，∑_i∈N L_ri，1991表示1991年所有行业就业人数总额，Tariff_it表示不同行业平均关税变化。若将非贸易部门关税设置为零，集聚贸易行业的地区所面临贸易冲击敞口变化将会更大，从而可能导致贸易冲击对不同地区就业的影响被高估。为此，Edmonds et al.（2010）使用可贸易行业的加权平均关税作为工具变量，充分考虑了非贸易部门在整体贸易分析框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然而，对于包含所有非贸易行业的贸易敞口的度量方式仍存在争议，学者们认为贸易冲击主要来自可贸易行业，而不可贸易行业会稀释贸易自由化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此，Kovak（2013）提出基于可贸易行业的贸易敞口衡量方式，将其定义为区域关税变化（region-level tariff change），衡量方程如下：

其中，Tariff_i表示行业i的关税水平，λ_ri定义为区域r行业i的就业份额，φ_i定义为一减行业i的工资支付份额，T定义为一系列可贸易部门。Kovak（2013）提出的特定因素模型（specific-factors model）可以采用行业工资份额来反映每个行业的规模。基于此，相关学者采用区域关税变化衡量地区进口竞争程度，发现进口竞争加剧导致地区平均工资下降（Kovak，2013），就业和收入水平下降（Dix-Carneiro &Kovak，2017），犯罪率上升（Dix-Carneiro et al.，2018）等。

此外，考虑到不同国家行业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可能会影响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估计结果，Hakobyan &McLaren（2016）在原有方程中加入基期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以控制初期行业特征，其方程如下：

可以看出，在定义地区贸易敞口时加入了相对比较优势指数，某一产业相对比较优势指数计算如式（6）所示，该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特定产业出口与世界平均水平的相对优势。当相对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时，表示该国产业i具备出口相对比较优势。 Hakobyan &McLaren（2016）使用上述变量分析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工人的薪资水平。

如何有效识别出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因果效应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Autor et al.（2013）首次将移动—份额工具变量应用于分析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奠定了后续关于贸易冲击和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文献基础。对于移动— 份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需要满足以下两点：第一，加权份额外生，地区加权份额测度了不同地区的贸易冲击暴露程度，使用移动—份额工具变量进行因果效应识别的前提是地区或行业加权份额满足外生性（Goldsmith-Pinkham et al.，2020）。第二，进口贸易外生，即进口贸易中不包含本国自身需求或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影响，并认为贸易冲击是随机分配的，此时移动—份额工具变量等价于整体贸易冲击对地区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回归估计量（Borusyak et al.，2022）。

如何将移动—份额工具变量法应用到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中是本小结的讨论重点。Autor et al.（2013）的关键变量衡量方式存在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与Bernard et al.（2006）提出的进口竞争的衡量方式一致，形式上延续关于进口渗透概念和衡量方法；第二，参考Edmonds et al.（2010）的研究，基于地方劳动力市场数据体现地区—行业维度和地区层面的一般均衡影响；第三，参考Bartik （1991）的研究，使用滞后初始就业水平数据构建工具变量。具体而言，核心变量定义和估计方程如下：

其中，L_rit表示行业i在区域r初始年份t的就业水平，$\mathrm{\Delta }{M}_{it}^{CU}$表示美国行业i年份t从中国的进口变化。上式（7）中可以看出进口竞争的衡量方式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程度，即初始年份地区制造业人数占总制造业人数的比重；二是行业i进口额变化，即当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变化额。在估计方程中，∆L_rt定义为区域r在年份t 制造业就业份额变化率，$\mathrm{\Delta }IP{W}_{rt}^C$表示来自中国的进口渗透率。然而，估计方程中进口竞争与地区就业份额存在明显相关性，即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影响，Autor et al.（2013）构建了进口竞争的工具变量：

相比于式（7），式（10）有两个方面明显变化。第一，就业份额下标由t改为 t-1，原因在于美国工人在t年对中国进口竞争预期可能导致核心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使用滞后期的就业份额进行加权可以缓解市场预期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第二，使用美国从其他八个发达国家的进口变化$\mathrm{\Delta }{m}_{it}^{CU}$代替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变化$\mathrm{\Delta }{M}_{it}^{CO}$，通过这一替代可以排除美国本身对中国进口需求的部分影响。原因在于中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可视为中国供给冲击，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中包括美国的需求冲击，这同样会导致进口竞争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当前这种方法在学术界已被广泛接受。除了分析中国进口冲击对不同国家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之外，有些研究也采用类似思路构建贸易冲击的工具变量。例如，Lu &Ng（2013）使用中国对英国的出口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工具变量，Endoh（2018）使用日本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作为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工具变量。上述研究丰富了移动—份额工具变量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

3 .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指由贸易政策变动导致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也是一种识别贸易冲击的重要方式，广泛应用于中美双边贸易政策变化对不同经济主体影响的研究中。2002年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正式生效，免除了美国国会每年一度的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审议，进而消除了中国企业出口美国市场时二类高关税导致的不确定性成本，这为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行为和行业就业的影响提供了先决条件（Handley &Limão，2017）。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就业工资的研究存在不同衡量方式，包括行业或企业以及地方劳动力市场层面。其中，Pierce &Schot（2016）使用行业层面的非最惠国关税和最惠国关税之差表示关税不确定性，关键定义如下所示：

其中，NTRGap_i 值越大表示行业i所消除的关税不确定性越大。尽管NTRGap_i 是一个行业层面变量，但 Pierce &Schott（2020）利用各行业的地区就业数据将其转换为一个跨地区变化的衡量指标。地区r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如下式所示：

上式（13）使用1990年地区r行业i的就业份额将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权到地区层面，进而构建了地区层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此后，也有诸多学者采用这种衡量方式研究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Greenland et al.2019；Che et al.2022）。例如，Greenland et al.（2019）采用同样的方法探究了劳动力迁移和市场调整对进口竞争做出的反应，发现进口竞争加剧的地区劳动力流出数量更多，并且表现为年轻人、男性和低学历群体更为明显，并且大部分劳动力市场调整发生在进口竞争加剧后的7~10年间。Pierce &Schott（2020）发现受到中国进口冲击影响较大地区的白人药物滥用人数相对增加，地区死亡率提高。还有研究认为中国进口冲击缩小了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表现为性别工资差距缩小和剩余工资差距扩大，进而改变家庭内部分工模式（Besedeš et al.，2021）。Che et al.（2022）分析了中国进口冲击对美国选举的影响，发现贸易敞口变化大的地区有更多选民转向支持民主党，即进口竞争激烈地区选民更有可能将选票投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政党。另外，也有研究将Autor et al.（2013）和Pierce &Schott（2020）的识别方法结合起来，分析中国进口冲击对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居民健康、贸易态度及劳动力市场调整等方面的影响（McManus &Schaur，2016；Lu et al.，2018；Kondo，2018）。

（二） 投入产出表

投入产出表广泛应用于识别贸易冲击对进口国行业上下游的溢出效应。根据维度可以分为国内投入产出表以及多国投入产出表，分别表示一国内部各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从行业层面看，借助国内投入产出表有助于识别贸易冲击对特定行业上下游产业的影响，特别是涉及产业链中不同微观主体时，可以估计贸易冲击下不同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变化。

1 . 产业链上下游行业

（1）行业层面和国内投入产出关系。根据投入产出表，Acemoglu et al. （2016）首次在行业层面定义了贸易冲击的上游效应和下游效应，方程如下：

其中，$\mathrm{\Delta }{m}_{it}^{\text{Total}}$表示进口国行业i在年份t的总进口变化量，$\sum _j{\mu }_{（i，u）（j，u）}$表示生产行业i产品所需要行业j的直接消耗系数，$\sum _j{\mu }_{（j，u）（i，u）}$则为生产行业j产品所需要行业i的直接消耗系数，不同行业之间的直接消耗系数可根据特定年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上游效应 （upstream effect）指贸易冲击从产业链下游向上游供应商传导产生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上游效应通常是负面的。下游效应（downstream effect）指贸易冲击从产业链上游向下游客户传导产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原因在于贸易竞争可能会导致国内供应减少，但这种减少大概率会被进口投入增加所抵消。

（2）地区层面和国际投入产出关系。考虑到部分本国生产商会通过从国外进口较低价格的中间投入品，以降低本国企业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从贸易中受益。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将贸易冲击分为三个渠道：直接冲击渠道、下游渠道和上游渠道，并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确定不同渠道的进口冲击程度。Wang et al.（2018）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不同渠道的贸易冲击，其中下游渠道和上游渠道的贸易冲击衡量方程如下：

与 Acemoglu et al.（2016）的关键变量相比存在三点不同：第一，Acemoglu et al. （2016）使用来自中国进口总额∆m^Total，而Wang et al.（2018）使用来自中国行业净进口差额∆m^Int；第二，Acemoglu et al.（2016）使用μ_{（i，u），（j，u）}描述一国内部产业链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而Wang et al.（2018）使用μ（i，c），（j，u）刻画国家之间产业链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第三，Acemoglu et al.（2016）聚焦于特定制造业行业，而Wang et al.（2018）则将行业层面上下游渠道冲击通过就业份额直接加权到地区劳动力市场。由于美国下游产业可能从中国进口中间投入品中获益，$\mathrm{\Delta }IP{W}_{rt}^{\text{Down}}$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预计为正。然而，进口国上游产业生产商会与进口中间投入品形成竞争关系，$\mathrm{\Delta }IP{W}_{rt}^{Up}$预计会对进口国劳动力市场就业产生负面影响。Wang et al.（2018）发现下游渠道贸易效应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远大于直接进口竞争和上游渠道间接进口竞争的负效应；此外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足够灵活创造了更多的非制造业岗位，整体上中美贸易带来的净就业效应为正。

2 . 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

（1）地方劳动力市场与中间品贸易。从产品属性来看可以分为最终产品进口和中间投入品进口，而不同产品属性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贸易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Taniguchi（2019）在构建地区层面的贸易冲击变量后，采用2007年中日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行业j的最终产品进口份额和中间投入品进口份额，进一步将进口分为最终产品进口和中间产品进口，衡量指标如下所示：

从上式可以看出，在原有贸易敞口基础上分别乘以基期相应产品进口份额，可以获得地区层面来自中国的最终产品和中间投入品进口冲击变量。Taniguchi（2019） 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进口冲击对制造业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文献的研究结论形成鲜明对比。另外，通过中日投入产出表计算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进口冲击变量，发现进口中间品更多的地区带动了制造业就业增长，但最终产品进口对制造业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2）产出冲击与投入供给冲击。Aghion et al.（2024）基于企业层面将中国进口冲击分解成产出冲击（output shock）和供给冲击（supply shock），其认为产出冲击会影响到销售类似产品的本国企业，而供给冲击则会影响到使用类似产品的企业。具体冲击衡量式子如下：

其中，$\frac{x_{fi，t_0}}{\sum _j{x}_{f，j，t_0}}$表示基期t₀时企业f产品i的出口占全部行业总出口的份额，$\sum _i\frac{m_{f，i，t_0}}{\sum _j{m}_{f，i，t_0}}$表示基期t₀时企业f产品i的进口占全部行业总进口的份额，∆S_i 为原产于中国的产品i进口份额的两期差值。Aghion et al.（2024）发现产出冲击对企业销售额、就业份额和专利申请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投入供给冲击对企业产出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产出冲击和投入供给冲击都对企业产品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受产出冲击影响的企业会转而生产本国具备比较优势产品，而受益于更多从中国进口投入品的企业会继续生产和出口本国比较优势较弱的产品。该研究揭示了进口风险增加对企业行为的负面影响与贸易冲击的投入供给冲击密切相关。

三、 “中国进口冲击”的研究及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日益加深，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门类齐全和工业品出口大国。本文根据贸易结构特征，将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国家分为消费型、竞争型、互补型和其他型市场经济体，在此基础上整理分析 “中国进口冲击”的研究进展及主要影响。

（一） 消费型经济体：美国

对“中国进口冲击”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分析中国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 Autor et al.（2013）认为2001~2011年期间中国进口冲击导致美国制造业约200万工人失业，并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和分配效应。Lu &Ng（2013）发现来自中国以外其他国家进口也对美国制造业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损失并非仅仅是由中国进口冲击导致的。Acemoglu et al.（2016）则认为进口竞争除了会带来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外，还会通过一般均衡渠道对地区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产生影响，包括要素重新配置效应和总需求效应，发现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放大了贸易冲击对地区就业的整体影响。Pierce &Schott（2016）根据行业投入产出关系发现贸易冲击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正负不同的影响效应，最终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影响的净效应是不确定的。 Charles et al.（2018）则认为美国制造业衰退对地方就业率、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都产生了巨大且持续的负面影响。劳动力市场动态调整成本和平滑机制在缓解贸易冲击影响时存在差异，在摩擦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跨区域调整难以吸收中国进口冲击的全部影响（Greenland et al.，2019）。但当地区劳动力充分流动时，中国进口冲击的整体地方劳动力市场的福利效应为正（Caliendo et al.，2019）。

进口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体现为劳动力性别，技能水平以及劳动力所在行业和地区特征差异。Autor et al.（2016）指出进口冲击减少了常规性工作岗位，尤其对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较低的体力劳动者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大。Ferriere et al.（2021）认为贸易冲击对非大学毕业生的影响较大，而在进口竞争和程度小的地区大学入学率有所上升。更为重要的是探究进口冲击背后减少就业的作用机制以及市场调整，相关学者认为进口竞争行业的工人失业概率更高且主要是由企业退出市场（Autor et al.，2014; Asquith et al.，2019）、进口竞争行业新企业数量减少和企业关闭数量增加（Aslan &Kumar，2021）造成的。失业工人还会通过在不同地区或行业再就业来适应贸易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从受冲击影响大的地区向冲击影响小的地区转移以及从受冲击行业向未受冲击行业转移（Faber et al.，2019； Borusyak &Jaravel，2021）。

（二） 竞争型经济体：欧盟

欧盟作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制造业领域与我国呈现出竞争大于合作的分工模式。本文选取德国、法国、丹麦和意大利等国家来总结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进口对欧洲国家的影响。Dauth et al.（2014）发现德国对东欧出口贸易能够提高国内就业水平，但中国进口冲击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效应。进一步基于德国工人层面研究表明，进口竞争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德国高工资工厂雇佣工人群体，面临进口竞争的产业工人收入变化不明显，而出口导向型产业工人收入增加（Dauth et al.，2021）。Malgouyres（2017）发现进口竞争加剧导致法国整体就业和工资下降，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但对于掌握出口机会的法国企业负面影响较小（Caselli &Schiavo，2020），原因在于中国进口冲击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Caselli et al.，2021）。另外，面临最终产品竞争的企业减少了就业岗位，但从中国购买中间投入品的企业并未大幅减少就业（Aghion et al.，2024）。Traiberman（2019）发现在 1995~2005年期间进口冲击导致丹麦工人收入降低了5%，约60%受到冲击影响的工人进行职业调整。基于丹麦企业—就业的匹配数据，Keller &Utar（2022）发现进口竞争提高了丹麦性别工资差距，表现为女性家庭工作时间变长，结婚率和出生率整体上升，而离婚率下降。对于意大利而言，贸易冲击导致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和研发投入低的行业就业率显著下降（Federico，2014），制造工人失业后会更加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右翼保守政党支持率显著上升（Caselli et al.，2020）。

（三） 互补型经济体：日本

与美国和欧盟不同的是，由于产业转移，日本与我国在制造业领域合作大于竞争，两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呈现出高度互补性。日本是我国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国以及第二大进口国。也有不少文献分析中国进口冲击对日本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Endoh（2018）指出进口竞争并未降低非熟练工人工资，反而提高了拥有高学历和担任管理层职位员工的技能溢价，规模大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也通过进口竞争提高了工资溢价。Matsuura（2022）构建了企业层面进口渗透率来分析“中国进口冲击”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会促使制造业企业增加服务业员工的比例，尤其是从事批发、零售和其他服务活动的员工。Hayakawa（2021a）将日本制造业就业数据与自由贸易协定结合分析，发现中国进口冲击导致日本就业损失，但日本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为日本创造了就业岗位。Bellone et al.（2022）基于日本多产品企业数据，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减少了每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相关研究还分析了贸易冲击对进口国出口表现的影响。总体上，发现进口国出口增加了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但并不影响非正规就业在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出口附加值较高的行业出口增长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较大，出口机会缓解了中国进口冲击的负面影响（Sasahara，2019；Bellone et al.，2022）。

（四） 其他型经济体：南美

南美国家是我国工业品重要出口市场，同时也是我国大宗商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本文选取了墨西哥和巴西等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美洲国家，总结现有研究关于中国进口冲击对南美国家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相关学者发现中国进口冲击加速了墨西哥销售额较低企业退出市场，降低了墨西哥对美出口以及制造业就业岗位，受到进口冲击的城市人口外迁移率更高（Mendez，2015；Majlesi &Narciso，2018）。鉴于墨西哥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面对在美国市场上与中国的国际竞争，墨西哥出口至美国市场的相关制造业销售额增长较低，制造业失业率上升，地区暴力犯罪增加 （Utar，2018；Dell et al.，2019）。巴西是中国在南美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家，双方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贸易自由化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存在相似之处。关于中国进口竞争对巴西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研究，Costa et al.（2016）认为受到贸易冲击的地区工资增长率较小，而受益于进口需求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地区就业岗位和工资增加较快。从性别差异的视角看，由于贸易冲击下男性工人工资和收入幅度下降更大，进口竞争总体上缩小了巴西的性别工资差距（Benguria &Ederington，2023）。

四、 贸易冲击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及拓展研究

（一） 贸易冲击的劳动力市场效应

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对贸易冲击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广泛探讨，涉及地区和行业就业（Autor et al.，2013；Pierce &Schott.，2016；Handley &Limao，2017）、企业进入退出（Bernard et al.，2006；Acemoglu et al.，2016；Asquith et al.，2019）、劳动收入份额（Autor et al.，2014；Chetverikov et al.，2016）、政府转移支付（Autor et al.，2013，2014）、住房价格和税收收入（Feler &Senses，2017）、劳动力迁移与市场动态（Monte et al.，2018；Faber et al.，2019； Greenland et al.，2019）以及结婚率、生育率和死亡率等（Autor et al.，2019；Pierce &Schott，2020）。本文将现有文献按主题分为以下四类。

1 . 贸易冲击与就业收入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贸易冲击会对进口国直接面临国际竞争的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对地方劳动力市场就业、工人收入和居民福利产生分配效应（Autor et al.，2013，2016；Acemoglu et al.，2016；Borusyak &Jaravel，2021）。同时，贸易冲击可能带来了巨大调整成本，表现为低工资工人在制造业部门内部流动会反复受到后续贸易冲击的影响，而高薪工人能够以最小收入损失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不同技术水平和就业条件工人受到的贸易冲击影响分布极不均匀（Autor et al.，2014；Chetverikov et al.，2016）。对于收入而言，一部分学者认为，贸易冲击也显著降低了地区工人收入，在不同初始收入水平，技能特征和性别差异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效应 （Autor et al.，2014；Traiberman，2019；Benguria &Ederington，2023）。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进口竞争会对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和工资溢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行业企业也会产生积极作用（Endoh，2018；Hayakawa et al.，2021a）。究其原因，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存在差异，因而形成不同的贸易效应。还有学者关注到贸易冲击与收入分布的影响，包括收入分布的均值方差、非对称性和高阶矩分布等特征（Krishna &Senses，2014；Guvenen et al.，2021； Martinez &Mello，2024）。关于贸易冲击如何影响劳动力收入风险和福利水平，相关学者发现进口竞争加剧或关税下调会增加收入风险方差，劳动者收入波动扩大，造成相关劳动力市场福利损失（Krebs et al.，2010；Krishna &Senses，2014）。例如，Martinez &Mello（2024）发现中国进口冲击会导致巴西地方劳动力市场收入分布更加分散且呈负倾斜，这主要是由于工作和行业转型后工人时间波动性增加，特别是非自愿离职造成的工人收入波动。

贸易冲击后劳动力市场动态调整涉及要素重新配置、人口流动、市场结构、活跃程度等方面，探究劳动力市场如何对贸易冲击做出结构调整至关重要（Dix-Carneiro &Kovak，2017；Faber et al.，2019；Asquith et al.，2019；Kim &Vogel.，2021）。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类观点：第一，本地区跨行业要素重新配置。由于不完全劳动力市场存在市场摩擦和迁移成本，当进口竞争导致的地方劳动力迁移规模不大时，进口竞争后的产业调整形式将会在本地区中由受冲击产业向其他产业重新分配转移（Dix-Carneiro &Kovak，2017；Asquith et al.，2019）。第二，行业内跨区域要素重新配置。当跨区贸易成本和迁移成本低于工人职业调整边际成本时，失业工人倾向于向不同区域转移就业来避开贸易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Faber et al.，2019）。两种不同动态调整方式取决于地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制度壁垒、法规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并决定着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采取有效的平滑机制来缓解贸易冲击的负面影响（Chan，2019）。还有学者发现贸易冲击不仅对本地劳动市场存在负面影响，还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总体福利产生影响，高昂的地区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会使总福利减少约7.2%（Monte et al.，2018）。

2 . 贸易冲击与性别差异

不同行业的劳动力构成存在性别差异，贸易冲击对不同性别劳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贸易冲击会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改善女性职业不平等，提高女性家庭地位（Majlesi，2016；Besede š et al.，2021；Benguria &Ederington，2023）。Brussevich（2018）分析进口竞争和劳动力市场调整对不同性别群体工资和福利的影响，发现贸易冲击对男性就业和工资影响较为严重，女性在贸易中获得的工资和福利收益要显著高于男性。Besedeš et al.（2021）研究发现贸易冲击缩小了美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和性别就业差距，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改变了家庭内部分工模式。Sasahara &Mori（2021）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在美国性别差距缩小中发挥的作用，认为贸易成本降低和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促进了本国服务业发展，提高了女性工人相对收入。此外，进口竞争还会通过增加从事高薪职业女性人数缩小性别工资差距（Benguria &Ederington，2023），改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Majlesi，2016）。基于丹麦雇主—雇员匹配数据，Keller &Utar（2022）认为中国进口竞争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会通过家庭—工作再平衡对性别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负向劳动力需求冲击会促使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向家庭转移，加上在生育和子女照顾上的投入，使得女性在新的职业生涯中成功概率降低，显著提高贸易冲击对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3 . 贸易冲击与人力资本

学者们就贸易冲击如何影响人力资本展开了诸多讨论，涉及教育投资、技能培训、就业机会等方面（Edmonds et al.，2010；Traiberman，2019）。现有研究认为，虽然进口冲击对进口国制造业造成负面影响，但会通过提高教育收益和增加人力资本来部分缓解负面效应（Greenland &Lopresti，2016）。该机制通过三个渠道来实现：第一，贸易冲击减少了高中未毕业等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促使更多的青少年进入高中继续学习，提高了美国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Greenland &Lopresti， 2016）；第二，受到贸易冲击地区的大学入学率上升是由家庭较富裕的学生驱动的，整体上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率（Ferriere et al.，2021）；第三，人力资本提升是劳动力市场失业工人适应贸易冲击的重要渠道，丹麦的经验显示进口冲击下失业工人的教育入学率提高，以此获得更高人力资本技能（Utar，2018）。对于人力资本如何在贸易冲击后的劳动力市场调整中发挥作用，有研究指出当经济受到冲击后具有人力资本积累的行业可以更容易实现调整，也会通过新生代进入而产生一种长期调整（Guren et al.，2015）。还有研究认为受到贸易冲击的失业工人必须更换职业时，前期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工人在转换工作时存在较高成本，而忽略这些转化成本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差（Traiberman，2019）。

4 . 贸易冲击与居民健康

关于贸易冲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贸易冲击对本国居民带来了持续性的负面健康效应。比如受到进口竞争影响较大的地区住院率和居民死亡率显著提高 （Adda &Fawaz，2020），包括药物和毒品滥用（Charles et al.，2018；Pierce &Schott，2020），以及企业工伤率上升（McManus &Schaur，2016）。具体而言，中国进口冲击导致收入下降可能会使居民无法支付医疗账单和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Adda &Fawaz（2020）指出中国进口冲击会对居民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提高居民死亡率；并且相对于身体健康而言，中国进口冲击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要更大（Lang et al.，2019）。对于受到中国进口竞争行业工作的职业工人，其面临的精神压力也在上升（Colantone et al.，2019）。从社会稳定层面看，居民健康与地区犯罪率息息相关，一些研究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进口冲击造成了地区失业摩擦和就业损失，工人失业后会带来更高的地区犯罪率（Dix-Carneiro et al.，2018）。现有研究以美国为分析对象，发现中国进口冲击导致地区失业，由此会提高该地区的犯罪率水平（Che et al.，2018）。对墨西哥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结论，中国进口冲击导致墨西哥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毒品贸易和暴力事件增加，地区犯罪率上升 （Dell et al.，2019）。

（二） 贸易冲击的拓展研究

1 . 贸易冲击与研发创新

企业创新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体现，现有研究分析了贸易冲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如专利申请、研发投资、技术进步等。制造业占美国公司专利的75%以上，Autor et al.（2020a）探讨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中国进口冲击降低了美国公司的销售额、利润率以及研发支出。他们还进一步分析证明，面临更大进口竞争的行业专利申请数量会下降，而初始利润和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此外，虽然在2000~2012年期间中国进口冲击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了25%，但R&D资本存量较高的企业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小，缓解了贸易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Hombert &Matray，2018），总体上进口竞争提高了行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制造业总产出（Fort et al.，2018）。但对于除美国以外国家的研究却发现贸易冲击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有研究认为中国进口冲击促进了欧盟国家企业创新，并引发了劳动力从低技术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重新分配（Bloom et al.，2016）。从不同创新维度看，包括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引用数量等方面，进口竞争促进了日本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却减少了专利平均引用量（Yamashita &Yamauchi， 2020）。对加拿大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反应取决于企业创新类型，进口竞争激励了企业产品创新，但却制约了企业流程创新（Yang et al.，2021）。

2 . 贸易冲击与政治选举

贸易如何影响选民态度和政治选举逐渐受到关注，这关乎政局稳定和贸易政策调整。贸易对政治选举结果的影响源自政府当局实施不同贸易政策，进口竞争加剧也有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外交政策改变，进而影响本国政治选举结果。贸易冲击影响贸易态度，进口竞争加剧导致制造业工人失业，使受冲击大的地区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和失业救济政策的政府，并进一步导致政治极端化（Autor et al.，2020b）。对欧盟国家而言，进口竞争提高了右翼政党支持率（Colantone &Staning，2018a），如意大利（Caselli et al.，2020）、德国（Dippel et al.，2022） 等，而降低了对左翼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Ogeda et al.，2024）。对英国而言，中国进口冲击加大了英国在欧盟中面临的全球化竞争压力，使得英国脱欧支持率快速攀升，加速了脱欧进程（Colantone &Staning，2018b）。同时，相关研究关注到进口竞争对本国政治家观点的影响。Feigenbaum &Hall（2015）分析了1990~2010年期间美国众议院议员的数据，发现进口竞争加剧地区的政治家更倾向于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这与对贸易冲击与日本贸易保护主义关系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Ito，2021）。

五、 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市场影响的适应性政策与措施

（一） 政府层面的适应性政策

政府在应对贸易冲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政府可以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国内产业，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确保国家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第一，通过产业扶持计划，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当遭受到贸易冲击时，进口国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缓解国内受竞争行业和相关产业受到的负面影响，以及对地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调整成本和分配效应（Autor et al.，2013）。政府应出台相关产业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企业抵抗外部冲击的自身供应链韧性和适应能力。同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其他国家双边贸易，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和创造就业岗位（Liang，2021）。第二，通过就业援助计划，培训工人职业技能。贸易冲击背后是进口国制造业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如何稳定工人就业和保障收入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政府应建立失业预警和救助机制，为受冲击的产业工人提供失业救济和新就业机会（Acemoglu et al.，2016）。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职业培训投资，建立多元化的培训体系，包括短期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等，加强职业培训与再教育，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保障（Greenland &Lopresti，2016；Ferriere et al.，2021）。第三，通过社会保障计划，完善贸易调整援助体系。即使在实施产业升级转型和劳动力就业援助培训后，劳动力市场仍然会存在摩擦性失业群体，为保障这部分人的基本权益，需要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支撑（Caliendo et al.，2019；Kim &Vogel，2021）。要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和福利保障，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低和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贸易调整援助为失业工业提供失业救济（Autor et al.，2014；Benguria &Ederington，2023）。

（二） 企业层面的适应性措施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具有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能够直接调整策略、提升竞争力，从而有效抵御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第一，优化产品结构与市场布局。现有研究认为受到进口冲击的国内企业产业与进口产品呈现出同质性竞争，贸易冲击直接导致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亏损或者退出市场，进而造成工人失业和收入降低（Asquith et al.，2019；Hayakawa et al.，2021b；Aghion et al.，2024）。因此，企业应密切关注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科学预测可能发生的贸易冲击，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并丰富产业多样性，开发符合市场需求新产品，提升产业竞争力（Lyu et al.，2022）。同时，通过积极开拓国际新市场来降低对易受贸易冲击的国际市场的依赖，建立先行者优势以缓解贸易冲击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Flor &Moritzen，2020）。第二，加强技术创新与研发投资。贸易冲击能够优化进口国市场结构并在行业间和地区间形成要素重新配置效应，生产率高且研发能力强的企业能够获得生产资料（Acemoglu et al.，2016；Faber et al.2019）。有研究认为提高企业技术壁垒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是缓解冲击负面影响的关键方式，有助于企业在面对贸易冲击时能够保持领先比较优势（Magyari，2017）。为此，企业应加大重点产品的研发投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培养创新人才，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和产品市场优势（Qu &Mardani，2023）。第三，创新产品供应链管理。贸易冲击会通过供应链向上下游行业传导，进而放大贸易冲击对整个产业集群的影响效应（Acemoglu et al.，2016；Wang et al.，2018；Hayakawa et al.，2021b）。因此，有效缓解贸易冲击通过供应链传导至上下游产业带来的扩大影响对产业安全至关重要，企业应加强多元化供应商体系和渠道布局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降低贸易冲击风险传导的影响。

六、 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就贸易冲击的劳动力市场效应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和综述，总结了贸易冲击的估计方法和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按照国别和主题概述了中国进口冲击的现有文献，梳理了政府和企业面对贸易冲击的适应性政策。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进口冲击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失业和经济损失，但关于中国进口冲击对非美国经济体的影响存在不同解释和相反观点。结论差异可能是由于国家之间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法律和规范，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第二，现有文献尚未考虑技术进步在产业发展和要素投入替代中发挥的作用，贸易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之间的差异尚未得到合理解释。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发展，劳动力市场就业冲击风险增大，因此贸易冲击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应重点纳入未来研究议程。此外，在分析贸易冲击对不同国家影响时，应充分考虑进口国的经济状况和贸易地位，如人口老龄化、产业特性、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贸易赤字等。第三，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发展中国家遭受到的贸易冲击。在加入WTO后我国上游原材料和重要农产品等产业同样面临安全水平下降，贸易风险扩大的问题，进而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例如，东北地区是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密集区，目前不少资源密集型城市面临产业衰退和资源枯竭的困境。同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能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和高技术的进口中间投入，导致企业丧失自主研发创新的动力，模仿和山寨活动盛行，产品质量较低，相当多行业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这已成为不争事实。

（二） 未来展望

关于贸易冲击如何影响地方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未来可以结合地区层面微观数据从以下几个前沿方向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第一，理论模型拓展。现有理论模型在解释复杂经济现象时可能存在局限性，尚未将本国技术进步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而可能高估贸易冲击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和适应机制时还需结合新理论框架和假设展开分析。第二，动态效应估计。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缓慢且动态调整过程，需要关注贸易冲击带来的长期效应和滞后效应，这也是揭示劳动力市场动态调整的最好方式。另外，在新形势下，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不断攀升。因此，未来研究应加强对贸易冲击的动态分析，预测不同贸易冲击的发生概率，并分析其对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第三，跨国比较分析。目前微观数据的获取和处理仍面临挑战，尤其是跨国比较研究中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问题。因此，针对不同国家贸易冲击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的国家差异，如何将不同国家的贸易冲击的微观效应放在同一标准框架下进行比较分析，也是未来探究贸易冲击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的研究重点和难点。第四，资源型产业。总体而言，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冲击对进口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上，然而对于贸易冲击如何作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型产业和种植业，以及其对地区收入差距、性别平等、居民健康等方面的进一步影响，尚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更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产业竞争力有限且资源约束大，特别是重要农产品种植业面临明显的外部风险，威胁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进而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和饥饿等现象加剧。因此，亟须关注贸易冲击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农产品种植业和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长短期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