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加速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重点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以期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及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采用 2009~2021 年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与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匹配所得样本，以“稳外资”为研究视角，系统探究其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稳外资”显著推动了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在缓解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该作用的发挥主要得益于“稳外资” 产生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供应网络多元化效应。其中，“稳外资”对管理效率高的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在疫情发生之前，“稳外资”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吸引新的外资企业进入仍是制造业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动力因素之一。此外本文还分析了“稳外资”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发现统一大市场有助于强化“稳外资”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且“稳外资”可以推动我国宏观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产业合理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本文对我国“稳外资”政策实施及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
Abstract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urrently, China is committed to accelerating it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with a focus o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to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oward high-end, intellig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mploys a sample dataset constructed by matching the CSMAR and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registration database from 2009 to 202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b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SFI), w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its impact on the value chain upgrading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FI significantly promotes value chain upgrading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ddressing endogeneity concerns and conducting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is effect primarily stems from SFI’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effect of supply networks. Notably, SFI exerts a stronger upgrading impetus for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ose in monopolistic industries, and firms in eastern regions. Furthermore, SFI demonstrated a more pronounced role in driving value chain upgrading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le attracting new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remains a critical factor in propelling manufacturing firms toward the high end of the value chain.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SFI. The results show that an integrated national market enhances SFI’s positive impact on value chain upgrading. Additionally, SFI contributes to the overall upgrading of China’s macro-industrial structure, with industrial rationalization playing a more substantial mediating rol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important policy insights for optimizing China’s SFI strategy and advancing the high-end transformation of its manufacturing sector.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极高的“世界工厂”。然而缺乏核心技术和存在产业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导致我国制造业面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与追求制造业强国地位的目标不相匹配（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特别是美国通过“301调查”对我国企业的投资并购行为进行限制，并将我国的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从投资、贸易到科技多层面施加压力，试图阻碍我国产业链升级。因此，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补齐短板、铸造长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因此，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推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既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目标，亦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途径。
跨国公司作为优质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的重要来源，通过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成为推动企业价值链提升与优化的重要引擎。对外，外资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与合理布局生产，推动我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内，外资依托完善产业配套与集群效应构建本土制造业产业链，促进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陈福中等，2024）。但外资稳定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大国博弈、地缘冲突、贸易摩擦等不确定因素加剧了在华外资企业从我国迁移的风险，给我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供链带来了挑战（张硕等，2024）。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深化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大引资力度，展现了我国政府重视外资、进一步开放市场的积极信号。202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国办发【2024】9号），其中提炼了24条“稳外资”的针对性举措。由此可见，尽管实现稳外资重提质的任务艰巨，但落深、落细、落实的引资政策无疑从侧面彰显了“稳外资”在“双循环”格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稳外资”与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其结论有助于厘清“稳外资”对制造业升级的赋能效果，对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研究视角方面：目前关于价值链升级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政策、基础设施水平及企业创新能力等内部因素，对开放因素的考察尚不充足。本文以“稳外资”这一开放因素为研究视角，系统分析其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内在机理，有助于丰富价值链升级相关领域的研究。②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不仅明确了“稳外资”与微观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关系及内在机理，而且探究了“稳外资”对宏观产业升级的影响以及“稳外资”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相关结论对我国“稳外资”战略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③指标测度方面：现有关于“稳外资”变量的测度，大多采用外资规模这一静态指标量化，忽略了外资进入退出的动态变化。本文采用新进外资企业数量占退出外资企业数量比重的对数值表征地区“稳外资”能力，丰富了该指标的内涵及测度。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本部分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综述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稳外资”的经济效应研究以及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并据此进行文献评述；二是阐述“稳外资”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机制路径，并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
（一） 文献综述
1. “稳外资”的经济效应
綦建红和周洺竹（2024）认为，“稳外资”包括两个维度的含义，即外资流入的增加和外资撤离的减少。本文将分别综述外资进入以及外资撤离产生的经济影响。
首先，跨国企业作为联通境内外经济的重要纽带，其在中国市场与全球产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已成为学术研究重点课题。有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横向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通过技术传导与资本约束缓解两条路径实现。毛其淋（2019）与Lin et al.（2016）的实证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能够优化要素配置效应，促进知识共享和管理经验传递，这种技术扩散机制可以有效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进一步论证，这种内生性成长有助于本土制造业突破低端锁定困境，逐步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攀升。另外，外商直接投资亦可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对本土企业产生影响。从协同发展维度来看，跨国企业通过与本土供应商建立上下游产业联动，能够促进技术扩散与产品升级，从而有助于本土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王然等，201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合作模式可能形成技术路径依赖，尤其是当上游外资企业主导核心环节时，本土企业创新体系易受冲击。如Lu et al.（2017）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度依赖外资技术输入反而抑制了本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造成自主创新能力弱化。Arkolakis et al.（2018）揭示的“技术锁定”现象亦表明，虽然上游外资进入短期内能促进本土企业进口高端中间品，但长期可能会对其产生依赖，进而挤压本土企业的研发空间。并且，当外资企业控制关键零部件供应时，本土制造商为维持供应链稳定，往往被迫放弃自主研发计划，转而持续采购进口部件，容易陷入“引进—淘汰—再引进”的循环，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进一步地，跨国企业在产业链下游的市场主导地位可能形成特殊制约机制。当外资企业掌握采购话语权时，本土供应商往往陷入技术升级困境，即部分企业长期受制于外资技术标准而难以突破组装加工模式，不利于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刘志彪和张杰，2007）。此外，还有学者探究了外资进入的资源配置效应。由于国际贸易网络存在区域分割性，本土企业常面临跨国采购的信息盲区（Dí ez-Vial & Montoro-Sanchez，2020）。而外资企业建立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机制打通信息传递通道，帮助本土企业降低市场匹配成本 （Chaney，2014）和不确定性风险（Hu & Tan，2020），进而提升其全球资源配置效率（Fagiolo et al.，2010）。Dixit et al.（2020）、毛其淋和许家云（2018）从技术引致视角同样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提高企业在全球的资源配置权、改善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关于外资撤离的经济效应研究。就目前研究而言，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外资撤离对东道国企业效益具有不利影响。如杨超和林建勇（2019）发现外资撤离造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产出、销售额和出口不同程度的下降，且对生产率的影响是长期的。Javorcik & Poelhekke（2017）基于印度尼西亚的157个撤资案例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并且，外资退出不仅导致印尼企业产出下降，还使得能源消耗强度大幅上升（Brucal et al.，2019）。严兵和程敏（2022）进一步研究了外商撤资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发现外商撤资对本行业企业出口质量具有负向影响，后向溢出效应对上游企业的出口质量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前向溢出效应则显著提升了下游企业的出口质量。第二种观点认为，外资撤离会倒逼东道国企业技术创新。具体地，张军等（2021）研究发现，外资撤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倒逼本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其经营绩效在短期内呈现积极态势。毛海欧等（2019）的研究进一步突破传统理论框架，证实撤资压力驱动企业构建创新体系，自主技术突破效率的提升对既有技术溢出理论形成实践性修正。此外，葛顺奇等（2021）的跨国比较研究则指出，外资来源国属性显著影响价值链重构方向：欧美日外资撤离弱化了产业链跨国协同效应，而部分新兴市场资本退出反而激活双边价值链关联，这种差异化影响揭示了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多维特征。
2. 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揭示全球价值链升级驱动因素对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外部环境视角看，其一，国家政策是影响价值链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具体而言，税收优惠政策与政府补贴政策能够矫正要素错配，为价值链创造能力提升构筑制度基础 （唐荣和黄抒田，2021）。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等制度创新通过扩展企业运营边界、优化资源配置路径，成为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推手（Wan et al.，2024）。其二，就营商环境而言，优越的营商环境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创新活力，驱动企业突破低端锁定困境（戴翔，2020）。这种由制度环境驱动的创新质变，被学者视为价值链地位跃迁的核心动力，相关研究已形成共识（顾振华和沈瑶，2015）。其三，就基础设施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深刻影响企业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助力企业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包群和郝腾，2023）。数字化基建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吸引高端产业集聚形成创新生态。但国际经贸环境波动（田云华等， 2024）、上游外资准入提升（李艳和柳士昌，2018）以及要素成本攀升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Yin et al.，2022），可能形成价值链升级阻力。就内部因素而言，首先，企业创新能力构成价值链升级的核心引擎，包括研发体系效能、技术转化效率等均直接影响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跃迁（Choi et al.，2019）。而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主要原因（洪银兴，2017）。其中，获得政府补贴和商业信用是企业缓解研发创新资金压力、提高研发创新能力、提升价值链地位的重要举措（程文先和钱学锋，2021）。其次，就企业的投资能力而言，刘斌等（2015）研究发现，企业对外投资可以促使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其作用主要通过边际产业转移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内部化效应来实现。
3. 文献评述
已有考察外资进入经济效应的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指引，但也存在几点不足：第一，尽管现有研究关于外资进入经济效应的讨论已经比较充分，但大多聚焦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而非企业在整个价值链环节的升级。由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因此，研究企业价值链升级比单纯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更有意义，对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转型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二，目前关于价值链升级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家政策、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投资能力等国内因素的考察，对开放因素的分析尚不充分，与之最为相关的是关于对外投资与价值链升级关系的文献，但忽略了“稳外资”在提升价值链升级方面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稳外资”与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关系及内在机理，以期丰富价值链升级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 理论假说
“稳外资”不仅体现为外资流入的增加，而且体现为外资撤离的减少，其本质为在华外资企业数量的增加。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大变强的重要关口，正在加速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而在华外资企业数量的增加将产生共赢的效果，不仅有助于在科技革命和市场竞争中掌握先机，而且我国市场也可获得大量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和企业价值链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稳外资”有助于激发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积极性。杨红丽和陈钊 （2015）发现，在华外资企业增加能够通过上游本土供应商对同行业内在位企业产生间接水平溢出效应，从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毛其淋和方森辉（2020）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挤出市场中低效率企业等途径提高我国制造业总体生产率，而生产效率的提升将进一步促使企业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外资具有连接国内外市场的天然优势，通过整合国内外要素资源，可以推动我国制造业广泛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而与国内外市场形成前后向关联。这种关联可以提升内资企业在全球生产环节中的竞争力和主动权（王直等，2015），进而促进其价值链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稳外资”有助于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
1. 技术创新效应
“稳外资”是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更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外资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对稳定和推动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稳外资”将会加大新进外资企业数量或稳定在位外资企业数量，使得整个市场上外资企业数量增加，进而加大与我国本土企业的竞争程度。众所周知，竞争与产业内企业创新主要存在两种效应：一是熊彼特效应，认为竞争会导致超额利润减少，因此竞争会抑制创新，主要存在于“领导—跟随”关系的企业中； 二是逃离竞争效应，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利润，就需通过寻求创新来逃离竞争，此时竞争会促进创新（Arrow，1962）。张杰等（2014）立足我国国情，研究发现我国产业内部企业的逃离竞争效应优于熊彼特效应，即“稳外资”将会通过加大市场竞争促使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其次，“稳外资”可以通过产业关联与上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比如外资企业通过购买上游企业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形成后向关联，同时通过向下游企业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形成前向关联。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外资企业的战略资源、科学知识以及管理经验等创新要素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得以充分扩充，通过知识外溢等间接渠道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Hurtado-Torres et al.，2018；王然等，2010）。
进一步地，技术创新是影响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诸多因素中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技术创新有助于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屈小博和黄海， 2024）。通过引入新技术，企业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增加值率。与此同时，技术创新还可以提升供应链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管理，提高供应链的可见性和透明度，优化供应链中的供需匹配（Lavopa & Szirmai， 2018），这有助于降低库存成本和物流成本，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率。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加快布局和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进而提升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其议价能力和盈利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稳外资”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当地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
2. 供应网络多元化效应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迈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实现路径。外资具有联通内外的天然优势，是畅通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力量。对外，外资企业通过整合国际要素资源，推动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国际需求。而正向的国际外部需求有助于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扩大中间品种类。具体来讲，起初由于国内企业对自身出口利润和出口成本具有不确定性，企业往往优先只出口一种产品或一个国际市场，而外部需求的增长会促使企业更有信心扩大出口市场、增加出口产品种类（Albornoz et al.，2012）。与此同时，外部需求增加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为满足外部需求，企业不得不进口一些关键零部件和核心设备，进而增加对中间品产品种类和质量的需求。对内，外资企业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微观主体，通过在华从事购产销活动参与构建本土制造业产业链，依靠前后向关联效应带动国内企业供应商和客户的多元化水平提升。综上可知，“稳外资”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供应网络多元化水平。
而企业供应网络多元化水平提高，一方面可以丰富企业从供应商获得的知识类型或创新要素，加速制造业企业研发步伐。Blalock & Veloso（2007）研究发现，鉴于进口中间品往往是国内无法替代且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晶，中间品进口种类的扩张可以促使产品内所蕴含的技术和知识被国内企业学习和模仿，在提升原有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同时，进一步研制新产品，促进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提高其所在价值链的地位。另一方面，企业下游客户的多元化水平提升可以提高企业对不同市场和不同产品之间的适配性和互补性，这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发挥出口多元化的风险对冲功能，做到趋利避害。这种市场适配性与互补性可以促进企业在不同市场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价值链的效率和响应速度，进而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稳外资”可以通过供应网络多元化效应推动当地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
三、 模型构建、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 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旨在探究“稳外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内在机理，为此，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1)
其中，下标i、p和t分别表示企业、地区和时间；vcupipt为被解释变量，刻画的是第t年p地区i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升级指标；核心解释变量fdistabpt表征该地区“稳外资”能力；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β1为本文最关注的系数，衡量“稳外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程度。μi、μt 分别表示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εipt为随机扰动项。
（二） 指标说明
1. 企业价值链升级
现有研究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方式尚未形成共识，尽管存在基于中观层面的评价框架，但难以适配微观企业特性。就本质而言，企业价值链升级体现为价值增值能力的持续突破，即制造主体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过程，这种动态调整既包括生产环节的垂直跃升，也涵盖加工深度的横向拓展（Gereffi，1999）。既有研究发现，增加值率能够有效捕捉企业价值链升级特性，该指标与“微笑曲线” 存在理论耦合性（马述忠等，2017）。具体而言，可通过控制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实现“两端突破”，亦可通过工艺革新推动中间制造环节“纵向深化”，这两种路径最终均体现为价值增值系数的持续优化。鉴于该指标兼具理论适配性与数据可得性，本文借鉴Yin et al.（2022）的做法，使用增加值率（vcupipt），即企业工业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作为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度量指标。
2. 稳外资
本文采用各地区新进外资企业数量占退出外资企业数量比重的对数值衡量我国各地区的“稳外资”能力（fdistab）。首先，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简称“工商库”）中得到截至2021年12月31日所有注册备案的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信息。然后，参考李磊和马欢（2023）的做法，剔除所在地区、所属行业、经营状态、成立日期、核准日期等关键指标缺失以及核准日期异常的样本。最后，基于全部外资企业数据，加总获得“地区—年份”层面的外资进入与退出指标，并采用“地区—年份”层面新进外资企业数量占退出外资企业数量比重的对数值（fdistab）来表征“稳外资”能力。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①企业年龄（ln age）和其平方项（ln agesp），采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的差再加1的对数值及其平方衡量；②企业规模（lnsize），采用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值衡量；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lntfp），采用ACF方法来测算；④企业现金流水平（cashrat），采用现金及其现金等价物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 ⑤企业融资约束水平（sa），采用公式sa=-0.737*lnsize+0.043*lnsize*lnsize-0.04*lnage 进行测度；⑥企业资本劳动比（ln kl），采用公司固定资产净值与从业员工人数比值的对数值表示；⑦企业盈利能力（roa），采用上市公司净利润与总资产比值表示；⑧企业流动负债比率（lev），采用企业负债总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⑨企业流动资产比率（capitalld），采用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比值表示；⑩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采用净利润占净资产的比重衡量。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以下数据库：一是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利用该数据库测度“稳外资”变量。二是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通过该数据库获得各企业的财务指标。在将两数据库合并之前，首先，保留制造业企业，并剔除国泰安数据库中借壳上市、ST股和期间退市、年龄小于0、总资产为负值的企业；然后，将“稳外资”指标按照地区—年份与国泰安数据库匹配，最终获得2009~2021年的制造业企业样本。①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采用OLS方法检验“稳外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汇报于表1。其中，第（1）列控制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后，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 fdistab，其估计系数为0.0062，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说明“稳外资”有助于推动当地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第（2）~（5）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fdistab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第（5）列完整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fdistab的估计系数为0.0796，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稳外资”仍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验证了假说1的合理性。
表1基准回归结果
注：表中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地区层面；***、**、*分别代表1%、5%和10%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解决
首先，为缓解因遗漏地区层面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表2第（1）列加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地区发展水平（lnpgdp）、地区对外开放程度（lntrade）以及居民需求水平（lnconsum）。①核心解释变量fdistab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纳入地区层面遗漏变量的影响后，“稳外资”仍有助于推动当地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
其次，采用滞后一期方法。考虑到使用数据的一期滞后值不仅可以消除时间趋势影响，而且可以缓解双向因果关系。为此，表2第（2）列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其结果验证了基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最后，利用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借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②的准自然实验构建政策虚拟变量policy来衡量“稳外资”指标，若外资负面清单模式全国施行前企业所在地当年设立了自贸区，以及样本观察时间在外资负面清单模式施行后，policy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三个方面的实证估计：①直接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考虑到利用DID模型的重要前提假设是实验组和对照组必须满足平行趋势，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后发现。在政策发生之前，所有估计系数的95%置信区间均包含0，这意味着本文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平行趋势假设是成立的。①表2第（3）列结果表明，在采用DID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基准检验结论仍然成立。②采用卡尺1:2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将处理组和对照组采用卡尺最近邻匹配（1:2）方法进行匹配，发现两组企业的个体特征差异得到了较好解决（Rosenbaum & Rubin，1985）。②进一步地，对匹配后的样本采用DID方法回归，表2第（4）列显示，核心解释变量polic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支持基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③表2第（5）列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其结果再次验证了基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表2内生性问题检验
2. 稳健性检验
①对异常值进行处理。表3列（1）对本文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上的双边缩尾处理；列（2）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上的双边截尾处理，发现核心解释变量fdistab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上文结论的稳健性。②为进一步控制不同行业在不同时间的变化，消除行业和时间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表3第（3）列加入行业× 时间联合固定效应，发现 “稳外资”有助于提升当地企业价值链升级这一结论仍然成立。③根据注册资本金衡量新进资本金和退出资本金，以此来测度 “稳外资”指标，第（4）列再次验证了基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表3稳健性检验
五、 影响渠道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稳外资”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供应网络多元化效应来实现，为检验两种机制的作用程度，本文进一步构建模型（2）进行检验：
(2)
其中，Mipt为中介变量，包括技术创新效应（innovit）和供应网络多元化效应 （diversit），前者采用企业研发费用的对数值衡量，后者采用企业前五位供应商采购金额和前五位客户销售金额分别计算的企业赫芬达尔指数（HHI指数）衡量，该指数越大，说明供应网络多元化水平越低。θ1是本文最关注的估计系数，θ1若取值为正，则表明“稳外资”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而不利于企业供应网络多元化。
表4第（1）~（3）列汇报了“稳外资”技术创新效应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 fdistab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说明“稳外资”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这是因为 “稳外资”会通过加大市场竞争和提高与上下游企业前后向关联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一方面有助于企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增加值率；另一方面，提高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加快布局和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进而提升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其议价能力和盈利能力，这验证了假说2。
表4第（4）~（6）列汇报了“稳外资”供应网络多元化效应的实证结果。以第（6）列完整列为例，核心解释变量fdistab的估计系数为-0.2465，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表明“稳外资”抑制了企业供应网络集中度，有利于提高企业供应网络多元化水平。这是因为外资不仅可以通过整合国际要素资源，推动我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国际需求，还能依靠前后向关联效应带动国内企业供应商和客户的多元化水平提升。进一步地，企业供应网络多元化水平提高可以丰富企业从供应商获得的知识类型或创新要素，进而有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加快研发步伐，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这验证了假说3。
表4机制检验结果
六、 异质性讨论
考虑到在不同企业属性差异下，“稳外资”与企业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不同结论，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3)
其中，Hk表示差异化样本虚拟变量，包括企业管理效率、企业所属市场结构、企业所在位置、企业所处时间阶段以及企业进入与退出情况。K为分组总数，k1为本文最为关注的系数，实证结果汇报于表5。
表5异质性讨论
（一） 区分企业管理效率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边界理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其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基础。管理效率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能力，会影响企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价值链地位。为此，本文认为“稳外资”更有助于推动管理效率高的企业价值链升级。参照Eisfeldt & Papanikolaou（2013）的做法，以管理费用表征管理效率，人均管理费用越低，则意味着企业管理效率越高。然后，根据人均管理费用构建两个虚拟变量hgl和lgl，若企业人均管理费用高于其中位数，则lgl取值为1，否则lgl为0；若企业人均管理费用低于其中位数，则hgl取值为1，否则hgl为0。表5第（1）列结果表明，企业管理效率越高，“稳外资”对其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越大。这是因为：外资进入通常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当它们进入一个国家市场时，这些技术和经验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提升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而管理效率高的企业更有可能吸收和利用这些溢出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进步水平，完成价值链升级（华岳等，2024）。
（二） 区分市场结构
该部分主要探究“稳外资”对处于不同市场结构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通过构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来识别垄断行业（hld）和竞争行业（lld），若企业所在行业的HHI大于其中位数，则hld取值为1，否则hld取值为0；若企业所在行业的 HHI小于其中位数，则lld取值为1，否则lld取值为0，该部分结果汇报于表5第（2）列。观察发现，“稳外资”对不同市场结构企业价值链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相比竞争行业而言，“稳外资”对垄断行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外资进入增加了行业内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土企业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而进行技术革新和管理改进。在垄断行业中，这种竞争效应尤为明显，因为外资企业的竞争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市场格局，促使本土企业通过提高效率和创新来维持或提升市场份额，即“稳外资”更加有助于垄断行业企业价值链升级。
（三） 区分地理位置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以及要素禀赋有所不同，因而在“稳外资”方面所发挥的能力也有所差异。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较早、发展水平较高，专业化经济的聚集效应以及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能很好地满足外资的生产需要。因此，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本文预期“稳外资”对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表5第（3）列显示，交互项fdistab×east的估计系数为0.5753；而交互项fdistab×inlan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稳外资”对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具有不利影响。
（四） 区分时间段
新冠疫情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趋势，直接造成了一些外资企业停工停业和供应链断裂，对汽车、半导体、电子信息等高端制造业和餐饮、酒店、物流等服务业外资企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本文预期相比疫情以后时期，在疫情发生之前，“稳外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为验证该说法的合理性，首先构建年份虚拟变量year1和year2，若时间在2020年之前，则year1 取值为1，否则year1取值为0；若时间在2019年之后，则year2取值为1，否则year2取值为0。表5第（4）列结果表明，“稳外资”对不同时间段企业价值链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疫情之后，该促进作用有所减弱。
（五） 区分企业进入与退出
为探究“稳外资”的正向作用是由新进外资企业引起抑或退出外资企业推动，进一步将新进外资企业数量（ln firmentry）和退出外资企业数量（ln firmexit）的对数值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发现ln firmentr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列5），ln firmexit 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未能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列6），这说明当地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主要得益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即吸引外资仍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动力因素之一。
七、 拓展分析
（一） “稳外资”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调节效应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投资机会和更好的投资环境，提升贸易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因此，本文认为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企业进入（智艳等，2024），充分发挥“稳外资”战略的经济效应，通过合理竞争促进国内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为验证该说法，本文在原有的研究框架下，嵌入外部宏观层面指标——市场分割指数（nseg），①将其与fdistab相乘，得到交互项 fdistab×nseg，其估计系数表示统一大市场建设对“稳外资”与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关系的调节作用，其结果汇报于表6第（1）~（3）列。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分割指数与“稳外资”在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方面存在“替代关系”，即说明统一大市场能够强化“稳外资”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
表6拓展分析结果
（二） “稳外资”的产业升级效应
宏观层面的产业升级与企业价值链升级紧密相关，企业通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功能升级等途径实现价值链升级，进而带动整个产业升级。那么，产业升级作为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一种更高层面的升级模式，“稳外资”对其有何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回答上述问题。
首先，构建可以衡量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指标：T=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相应的实证结果汇报于表6第（4）、（5）列。以完整的第（5）列为例，核心解释变量fdistab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0.0205，说明“稳外资”显著促进了我国各城市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其次，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采用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高级化指标（TS）、采用泰尔指数构建产业合理化指标（TL），分别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回归，相应结果见表6第（6）~（9）列。观察发现，在将产业高级化作为被解释变量时，fdistab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在将产业合理化作为被解释变量时，fdistab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稳外资”对产业高级化具有不利的影响，而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八、 结论
本文考察“稳外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稳外资”显著推动了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稳外资”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供应网络多元化水平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其中，“稳外资”对管理效率高的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在疫情发生之前，“稳外资”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吸引外资进入仍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动力因素之一。此外，本文还发现统一大市场有助于强化“稳外资”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稳外资”可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其中对产业合理化发挥的作用更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政策建议：
其一，“稳外资”是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更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未来我国需要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提升外资流入的规模，既要通过缩减外资负面清单、优化营商环境、税收和财务激励等方式为外资企业提供良好的保障，又要积极开展国际投资论坛、展览会等活动，拓宽外资渠道，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来我国投资。二是稳定在华外资数量，通过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解决企业日常运营中的问题；通过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提高在华外资企业留下和长期投资的信心。
其二，充分发挥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替代作用，打造我国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虽然“稳外资”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但仍不可忽视在华外资迁移带来的经济损失。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更应高度重视对内资企业的培养，厘清各制造业行业存在的技术短板，在依靠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发展的同时，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着力突破重点领域“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协同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科技发展主动权，避免因过度依赖外资受到因外国“断供”、制裁或打压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① 限于篇幅，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表格留存备索。
① 其中，地区发展水平采用该地区人均GDP的对数值来衡量；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采用该地区进出口总额占比GDP的对数值衡量；居民需求水平采用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的对数值衡量。
② 具体而言，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基于先行先试，逐步推开的原则开展试点工作。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15年国务院公布了四大贸易区外资负面清单，在上海、福建、天津和广东自贸区统一使用一张负面清单；2017 年负面清单模式又进一步推广到重庆、辽宁、浙江、河南、湖北、四川和陕西自贸区；2018年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实施。
① 限于篇幅，平行趋势图留存备索。
② 限于篇幅，采用卡尺最近邻匹配（1:2）方法和核匹配方法所得协变量结果留存备索。
① 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2009~2021年中国不同省份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该指数越大，地区市场分割程度越高，市场一体化水平越低；该指数越小，地区市场分割程度越低，市场一体化水平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