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其核心执政理念通过改革话语体系得以展现，这一体系不仅是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关键构成，更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功能、价值观的凝聚功能和文化的传承功能，包含了改革的性质、目标、原则、战略、方法论五个维度的主要内容，并在澄清对改革性质误读的错误认识、回应对改革路径曲解的错误观点、批驳对改革历史割裂的错误主张三个方面彰显了其思想价值。建构改革话语体系需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改革理论创新研究，不断提炼标识性概念，推动传播方式由“他塑”转向“自塑”，提升改革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PC has demonstrated its core governing philosophy through the reform discourse system. This system is not only a key component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but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building consensus on reform. The CPC’s reform discourse system has the functions of explaining social life, cohesion of values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e. It contains the main contents of five dimensions: nature, goals, principles, strategy and methodology. It also demonstrates its ideological value in three aspects: clarifying the errone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reform, responding to the erroneous views on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reform path, and refuting the erroneous claims of the historical division of reform. To construct a reform discours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reform theory 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ly refine the iconic concepts on the basi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form practice, so that the communication mode can be changed from “shaping by others” to “shaping by oneself”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reform discourse.
习近平（2018a）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革命的进程中，“改革”话语作为集中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概念、范畴、理论、思想的集合，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其话语体系不仅体现了改革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还蕴含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深厚的理论内涵。因此，阐释改革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总结改革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明确改革话语体系的思想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
话语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功能、价值观的凝聚功能和文化的传承功能（陈锡喜， 2011）。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不仅服务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更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框架、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提升了文化认同。
（一） 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功能：阐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话语体系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不断对已有认识和话语进行反复提炼和概括而形成的，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和对实践的解释力。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既解释了改革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又针对现实问题进行了政策解读与回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框架。
一方面，改革话语体系来自现实需求和实践，又通过理论阐释与政策表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国社会面临着极为迫切且复杂发展需求的时代，若不实施改革，中国将难以有效摆脱长期以来贫困落后的状况，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是否能够进行改革”还存在着怀疑与不理解。邓小平（1993）也指出，“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针对当时的情况，邓小平坚决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有力地回应了质疑与观望，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源自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实践，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改革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素材。农民在实践中展现的创造力与智慧，为发展集体经济、乡镇企业等农村改革话语的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话语科学界定了我国社会的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强调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向前推进，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的十九大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标志着人民需要的拓展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进上升，也解释了新时代改革的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全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改革话语体系通过具体化、通俗化的表达，向公众阐明政策逻辑。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表述，从而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做出区分，代表了生产力层面的人民至上（侯惠勤，2024）。在政治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个范畴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统一，具有整体性、全过程性。在文化领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问题的又一次强调。在社会领域，通过“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等表述，解释消除绝对贫困的政策路径，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生态文明领域，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形象化语言阐释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 价值观的凝聚功能：整合多元利益，形成思想共识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化解社会分歧，强化意识形态认同，凝聚共识力量，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在国家维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我们能够有效抵御西方错误思潮的侵扰，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民族层面而言，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凝聚着全体华夏儿女的共同憧憬与期盼。于社会层面，有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革话语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改革目标，通过“中国梦”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位一体的表述，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紧密关联，形成共同价值追求，并以“全面依法治国”话语，将“民主”“公正”等价值融入法治建设实践，在制度层面贯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通过价值整合化解社会分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社会结构向多元利益格局的深刻转型，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动态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改革话语体系通过包容性表述，整合了多元利益，形成了思想共识。改革开放初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语有效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同时强调“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又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时代“共同富裕”话语进一步强化了公平维度，又通过“三次分配”“乡村振兴”等政策，回应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待。在社会治理层面，改革话语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原则，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例如，在基层治理中，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将传统群众路线与法治化、技术化手段结合，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保障了民众参与权。
最后，通过话语符号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话语符号是改革话语体系的核心工具，通过概念创新、隐喻修辞与话语重复，将意识形态嵌入日常政治叙事，以此强化社会成员对改革实践的认同。一是概念创新。以“新时代”为例，这一概念强调历史方位的转变，通过“新矛盾”“新思想”“新征程”等衍生话语，构建了改革合理性的认知框架。二是隐喻修辞。譬如，“摸着石头过河”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策略和方法的形象比喻，既承认探索的不确定性，又强调实践导向的务实精神。三是话语重复。政治报告中高频出现的“人民”“发展”“改革”等词汇，通过重复强调形成 “语义场”，强化公众对核心价值的认同。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反复提出，将党的宗旨转化为社会共识。
（三） 文化的传承功能：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融合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的文化传承功能体现为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革命文化基因的赓续传承、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中提升文化认同。
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蕴含着深厚的价值追求与思想标识。它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更承载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为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对内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民为邦本、政者正也、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思想智慧，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了启示和镜鉴。脱贫攻坚中“不让一个人掉队”的承诺，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又接续“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文化理想。对外而言，儒家“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理念被创新性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传统天下观转化为国际合作规范，既回应西方霸权话语，又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二是对革命文化基因的赓续传承。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创造的，改革话语体系通过话语衔接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基因。在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中，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进行了话语重构，“艰苦奋斗”“理想信念”等革命元素被赋予新时代内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重走长征路、参观革命圣地等，实现历史记忆向现实动能的转化。“西柏坡赶考”通过隐喻的运用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传统科举文化符号结合，既强调“自我革命”的历史自觉，又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
三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其建立本身就是改革和创新的成果。随着一系列文化政策方针的调整，文化建设的不断加强，文化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改革创新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深圳“敢为天下先”“时间就是金钱”等话语，既延续岭南文化的开放特质，又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文化内涵；“两弹一星”精神通过“嫦娥探月”“天眼FAST”等科技成就的叙事，将集体主义科研传统转化为“科技强国”的时代表达。
二、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
改革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政治话语创新，是改革开放实践的话语总结。其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改革”“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包含改革的性质、目标、原则、战略、方法论五个维度的改革话语体系，这是对改革必然性的主动建构。
（一） 改革性质：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性质的定义是对“改革是什么？”的回答。邓小平（1993）将改革定义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自1985年提出以来已深入人心，成为耳熟能详的改革话语。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向前推进，有关改革性质的话语被赋予更多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改革置于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进程中加以考量，通过运用“新的伟大革命”“深刻革命”“伟大觉醒”等富有革命性色彩的表述，为改革赋予了全新的逻辑维度和深刻的革命意义。这样的阐述，不仅凸显了改革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新、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坚定决心。改革被定义为“第二次革命”与“新的伟大变革”，这一论断超越了传统暴力革命的界限，实现了对改革性质的创新性理解和精准定位。它不仅是对革命概念的传承与深化，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结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一论断为革命话语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典范，开启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改革认识的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从五大特征重构改革性质叙事，凸显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人口规模巨大”强调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所涉及的人口数量远超西方发达国家，国际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指出物质贫困和精神贫乏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对自身的承诺，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二） 改革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2014a）指出，前一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改革的根本方向，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可动摇的根基。后一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指明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即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其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机制的一场深刻变革，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2024）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一话语不仅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新突破，更通过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赋予了改革目标话语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改革的本质是在探索一条通往现代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路径与方法。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议题与战略布局的关键，以治理范畴为话语基础，有效规避了传播中的偏见与误解，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先入为主（李海青，2017），从而增强了话语与理论的自信。在此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阐释框架，即从治理的视角来解读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创新不仅丰富了改革话语的内涵，也为其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七个“聚焦”，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增添到了改革目标话语之中。七个“聚焦”明确了深化改革的分目标，规定了各领域各方面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的基本遵循，共同构建起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
（三） 改革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各项事业的根本原则，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基础。这一原则不仅是对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及指导思想的全面规范，还划定了改革实践的边界与底线，确保了改革话语的规范性。
改革话语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演变与发展，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确保改革方向和立场的核心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邓小平（1994）曾指出，这一原则并非新鲜事物，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明确的话语内涵，确保了信息的清晰传达与广泛接受。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四项基本原则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发明显，面对此问题中国共产党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深入开展群众教育凝聚全国人民的共识。这一举措明确了改革的根本属性，解决了“为了谁”“代表谁”的原则问题，确保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对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发展问题，将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将“共同富裕”作为改革话语体系的核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邓小平时代成为重要政治标识以来，持续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标志性的政治话语。习近平（2018b）指出，我们要“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原则，对改革原则话语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与升华。
（四） 改革战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无疑是中国发展历程中最为鲜明和标志性的时代话语。习近平（2025） 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改革越深入，对外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这一论述涵盖了“改革”与“开放”两大维度，阐明二者共同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中，“改革” 聚焦于国内，是对既有体制与机制的革新与重塑；而“开放”则是改革对外的延伸，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积极融入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一分子。
开放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对外开放话语是改革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话语具体可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关于“对外贸易”的话语。从“出口创汇”到“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贸易话语的演进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治理的深刻思考与战略布局。其次，关于“利用外资” 的话语。利用外资被定义为“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强调中国不通过殖民扩张或战争手段获取资源，而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共同繁荣。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提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话语，反对投资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再次，关于“对外投资” 的话语。“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发展基金、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等话语都体现了在对外投资领域取得的重大进步。最后，关于“全球治理”的话语。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则是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优先落实既定任务和处理当务之急，逐步促进全球治理进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经历了从沿海地区起始，逐步扩展至内地、从个别产业拓展到广泛产业领域、从特定区域推广至全国范围的演进过程，并实现了从单纯“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战略转变，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的战略话语。
（五） 改革方法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其科学且灵活的方法论。此方法论并非预先设定的固定框架，也不是对预设方案的简单执行，而是深深植根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与实践之中。它强调坚持真理，勇于探索未知，并通过持续的实践来验证和完善改革的经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站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探索，还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这些经验被不断总结提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方法论话语体系。首先，“摸着石头过河”。它寓意着在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实地调查、深入分析主客观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总结经验，最终有序推广。其次，“顶层设计”。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概念逐渐受到重视。它与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面对改革领域广泛、难度大、关系复杂的新挑战，顶层设计成为确保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关键。最后，“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面对改革的复杂性，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 “精准施策”解决具体问题，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改革方法论话语的建构与创新，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和中华文明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这一话语体系始终以问题导向、实践理性与人民立场为核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方法论保障。
三、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的思想价值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是引领发展方向、增强社会认同的重要载体。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话语支持，更体现在在改革实践中凝聚共识、破除思想分歧。改革开放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始终伴随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争论与舆论交锋。一些理论误读和错误观念试图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割裂历史连续性或曲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话语的科学建构与实践验证，不断澄清这些错误认识，彰显了其深刻的思想价值。
（一） 澄清对改革性质误读的错误认识
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过程中，充斥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极左思潮与极右思潮分别从不同立场曲解改革的制度属性。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验证，成功澄清了“资本主义复辟论”“全盘西化论”等对改革性质的误读，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范式。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极左思潮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认为引入市场机制即“背离社会主义”。例如，有人将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策视为“租界复活”，将私营经济发展视为“剥削制度复辟”。此类观点夸大改革中的问题，将之归咎于市场经济，主张回归“一大二公”的绝对平均主义，甚至提出“民营经济退场论”。改革话语体系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建构，解释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强调其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工具属性，对“资本主义复辟论”进行了批驳和澄清。邓小平（1993）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适应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极右思潮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自由化，主张照搬西方制度模式。例如，有观点认为“市场决定一切”，要求取消公有制主体地位，推行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部分舆论将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简单归因于“市场机制”，忽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作用。针对这种错误论调，在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江泽民（1999）强调，我们要积极开拓，勇于进取，但决不搞私有化。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识形态底线从未动摇，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
（二） 回应对改革路径曲解的错误观点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战略，其路径选择始终面临国内外不同立场的误读。一些观点将改革路径简化为单向度的经济自由化，或将阶段性矛盾上升为制度性危机，试图消解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话语体系系统回应了这些误读，确立了改革路径的社会主义属性与发展逻辑。
具体而言，一是“GDP至上论”。其本质是将手段倒置为目标的片面发展观，将经济增长速度视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核心乃至唯一标准，忽视发展的整体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二是“技术依附论”。这种观点片面强调通过市场开放换取外部技术引进，认为技术发展可依赖外部输入而无需构建自主创新体系，将阶段性的策略选择错误地当成长期战略。三是“开放妥协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为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被迫让渡国家主权或牺牲根本利益，曲解了中国开放战略的自主性本质。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力地回应了上述错误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新发展理念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方面内容，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回应了“技术依附论”，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的辩证统一。协调发展注重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解决区域与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破解“GDP至上论”的单一维度。绿色发展以“双碳”目标重构增长逻辑，将生态成本纳入政绩考核，创造性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生态保护转化为经济价值，以行动破除“GDP至上论”。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释放内需潜力，从“出口创汇”转向“制度型开放”，通过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从政策和实践两方面对“开放妥协论”进行了驳斥。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价值取向和最终目的，是改革路径正确的首要保障。
（三） 批驳对改革历史割裂的错误主张
一些观点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1949~1978年与1978年至今）割裂对立，要么全盘否定计划经济时代的成就，要么质疑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不仅消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连续性，更动摇了改革的合法性根基。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话语体系的科学建构，系统澄清了这种割裂论调，确立了“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历史观。“前后三十年对立论”的二元叙事具体体现为：一方面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极端否定，将计划经济时代简化为“政治运动泛滥”“经济濒临崩溃”，忽视156项重点工程、两弹一星、扫盲运动、农村合作医疗等历史成就。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反向污名化，将贫富差距、环境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甚至提出“改革背离初心论”。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对上述错误论调进行了一一批驳与澄清。针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习近平（2014b）明确指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前三十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成了独立工业体系、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后四十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民生水平跃升，目的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两者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四、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
建构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必须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改革理论创新研究，不断提炼标识性概念，推动传播方式由“他塑”转向“自塑”，提升改革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
（一）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发展
实践是话语生成的基础，任何一个话语体系如果不能及时根据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加以调整，它必将会失去对实践的解释力。因此，改革话语体系需要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吸收新的话语，并对原有话语进行调整和摒除，以形成更加成熟的话语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方位领导，是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核心要义与显著优势。需持续强化并优化党的全方位领导制度架构，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于深化改革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及各个环节。要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凭借自我革命的勇气推动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同时，需秉持改革精神强化党的建设，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推动深化改革进程的强大动力。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只有最大程度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诉求，才能使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并真正组织起来，成为历史主体，而党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创造历史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三，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推进过程。守正，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创新，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中国的国情深度融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入探索并解答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重大命题。第四，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理论上被总结为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为持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明确方向。深入推进全面改革需以更大的魄力与毅力，实施顶层规划与系统性布局，强化制度建设，打破制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制度潜能，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第五，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改革与法治都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主题，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加强法治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不断发挥好法治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妥善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第六，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强调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简单堆砌的要素集合。要深入理解并推动社会的进步，必须深入分析这一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研究其活动规律和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找到推动社会前进的正确道路。
（二） 深化改革理论研究，不断提炼标识性概念
话语体系不仅是表达思想、理论、知识、学术的媒介，更是其形成与传播的关键载体。其建构依赖于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而这背后又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厚底蕴。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为话语体系的基石，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支撑。习近平（2016）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因此，改革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必须根植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进步，通过不断深化研究，丰富思想内涵，提升理论水平，从而增强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改革”作为中国发展的最大现实，塑造其话语体系需要丰厚的理论资源和话语资源作为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针对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理论研究，形成阐释、分析中国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回应改革重要关切的过程中形成支撑话语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用理论话语丰富改革话语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不断提炼创新性、标识性概念，并对既有相关概念进行革新性再诠释。建构表达中国改革的独特话语体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度挖掘与重塑传统概念，如“小康”，通过赋予其“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等时代内涵，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不仅贴合中国实际，也易于赢得广泛的民众理解与共鸣。二是积极创造原创性概念，如“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概念不仅凸显了中国在改革发展道路上的独特性与创新性，也为破解西方话语霸权，建构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改革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表达方式上要采用广大人民群众都能理解的方式，比如“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等，这些深入浅出的表述方式使得深刻的改革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和认可。这种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释理论的做法，一方面源自群众，汲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另一方面也赋予了改革话语崭新的形象表达，使党的理论和政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种“短、实、新”的话语风格，既提升了改革话语的亲和力，又增强了其传播力。通过这种方式，改革话语体系不仅让群众了解了其科学内涵，而且激发了群众的监督意识，从而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这正是党的改革话语体系建构的初衷和目标，也是其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所在。
（三） 从“他塑”转向“自塑”，提升改革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话语权的争夺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关乎国家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国际形象的塑造。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西方国家，这导致改革实践在话语表达上存在一定的被动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领导地位的稳固提升，打破西方理论话语的束缚，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话语体系已成为时代的重要使命。从“他塑”到“自塑”的转变，意味着从被动接受西方话语体系的解构，转变为主动塑造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话语体系。这一转变不仅要求在理论上进行创新，更要求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首先，打破“他塑”局面，积极主动掌握话语权。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塑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快速发展，这种被动局面正在逐步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提升改革话语体系的实践效能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西方话语体系的政治本质，更要跳出其逻辑陷阱，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各国推进自身建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积极主动掌握话语权，阐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现代化”概念并非人类发展的唯一路径，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其次，建立“自塑”逻辑，阐释改革的本质内涵。推动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由 “他塑”走向“自塑”，不仅要打破旧有的话语体系，更要建立新的“自塑”逻辑。改革话语的“自塑”，旨在以中国实践为依据，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理论体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在回应中国改革何以形成、何以取胜、何以发展等关键性问题的过程中，建立“自塑”逻辑，阐释改革的本质内涵。
最后，坚持事实性表达与逻辑性表达相统一。事实性表达需立足具体数据与案例，直观呈现改革成效，使“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得到生动体现。逻辑性表达则需构建理论框架，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阐释改革如何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活力，以系统思维说明各领域改革的协同性。事实为逻辑提供实证基础，避免理论空泛；逻辑为事实赋予理论深度，防止经验碎片化，最终形成“事实支撑逻辑、逻辑提炼事实”的闭环，增强改革话语体系的说服力与传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