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一般意义上讲，开放是关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问题。从中国视角看，对外开放就是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问题。从实践逻辑看，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最初的被动参与世界经济循环到逐步主动引领世界经济关系重塑的进阶过程。从理论逻辑看，分工与交换是开放经济系统的底层逻辑，以国际价值规律调节全球资源配置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全球发展两极分化，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以“控制—掠夺”为典型特征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目标指向是实现我国与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之间经济流的动态平衡，实现机制是通过国际结合劳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形成国际结合生产力。对中国而言，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具韧性、更加包容、更安全、更可持续；从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看，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国际生产力，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世界市场，真正的国际货币制度以及国际生产方式生态化。
Abstract
In a general sense, openness pertains to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opening up involves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From a practical logic perspective, China’s opening up has evolved from initially pass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cycle to progressively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 reshaping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 Theoretically,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exchange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al logic of an open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capitali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ich regulates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through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value, ultimately leads to a polarized global development landscape. An unjus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has fostered an economic relation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control-plunder”. The essence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lies in restructuring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with the goal of achieving dynamic equilibrium in economic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r economies. The mechanism for realizing this involves the glob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rough internationally combined labor to achieve internationally combined productivity.
一、 问题的提出及简要的文献综述
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究其本质而言，开放是一个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最初的被动参与世界经济循环到逐步主动引领世界经济关系重塑的进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习近平，2020）。这是被我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把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推向新的高度，推动形成了全面开放新格局。“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来的，2020年8月又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习近平，2025a）。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党的二十大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式写入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
高水平对外开放一经提出，就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面临的风险挑战以及实践路径等。从内涵界定看，“‘四个更’论” 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促进合作共赢、更加积极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①“‘三个更’论”认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顾海良，2024；王春英，2024）。就风险挑战看，部分学者从国际环境系统性风险角度出发，指出逆全球化浪潮与地缘政治冲突对开放体系构成多重压力，表现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引发全球地缘秩序重构（安淑新，2025），霸权国家竭力推行的制裁和封锁限制对外产业发展（王玉鹏和李金豪， 2025）；部分学者从国内发展结构性矛盾角度出发，认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制度规则建设不适应高水平开放要求，对外开放内部区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安淑新，2025）。就实践路径而言，部分学者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制度型开放之间的关系，认为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王晓红， 2023），通过对接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和标准，让市场在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以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王一鸣，2025）。
事实上，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以规则为基础、以互利为原则的对外开放。其核心在于要素跨境流动、贸易投资更加自由便利，合作伙伴层次更高，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更大。综观现有文献，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研究，虽然视角多维、成果颇丰，但整体上主要是以政策话语、文件话语为中心的表述和阐释，缺乏学理性判断与论证，尤其是缺乏特定学科属性下以“学术性命题”为核心的理论证明。本文尝试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将高水平对外开放抽象凝炼为“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这一学术性命题，从开放经济系统的底层逻辑——分工与交换出发，重新审视国际价值、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与国际不平等交换之间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美元霸权体系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尝试重新理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目标指向及其实现机制。
二、 分工与交换：开放经济系统的底层逻辑
底层逻辑强调隐藏在事物背后最基本的运行规律，对事物运行和发展方向起决定性作用。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解须回归到开放经济系统的底层逻辑。只有透过繁杂的现象揭示事物背后运行的最基本的规律，才能窥探事物运行的逻辑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把高水平对外开放假定为一个经济系统由低级转向高级的动态演化过程，那么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一定是这个演化过程最基本的动力，整体性、动态性与协同性是这个演化过程的显著特征。
（一） 分工与交换的发展是经济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基本动力
分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资本论》第一卷系统阐释了分工与交换的关系。第一，商品交换是社会分工的起点（马克思，2004:408）。第二，社会分工以商品交换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结合劳动力为中介。“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中介。”（马克思，2004：411-412）第三，社会分工以价值规律调节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马克思，2004：412）。第四，分工的发展不仅促使交换成为必然，而且产生倍增的生产力，又反过来促进交换的发展，甚至创造了一个仅从事产品交换而不从事生产的阶级——商人。①在前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②第五，分工发展的程度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态与性质。③第六，交换的基本规律是等价交换，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不同经济体之间，交换从动态上必须实现经济流的平衡。
（二） 分工和交换的国际化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流也同步国际化
对外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突破封闭隔绝的状态，在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进行国际间交换的一种经济联系方式。事实上，一个经济体对其他经济体实行开放成为开放经济系统，本质上是因为分工和交换的需要。分工和交换越发展，经济活动就越是要冲破原来的地域限制，在更大的空间内配置经济资源，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分工和交换的更大发展，如此循环累积放大，所有的经济体都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整个世界经济因为开放性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
那么，分工和交换又是如何作用于经济系统，进而促成开放经济系统演进的呢？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处于不断扩大的循环之中，国内市场显然难以满足资本日益膨胀的需要，“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2014）“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④当生产超过国界就形成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当市场交换超过国界就变成了国际交换。也就是说，国际分工是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国际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社会分工超越国界的结果。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不断发展，各民族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对外贸易随之发展起来。原来还囿于一国范围内的分工发展成为国际分工、交换突破国家的疆域界限发展成为国际交换，世界市场就形成了，各国之间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结成一张庞大的经济网络，彼此之间的经济流也同步完成了国际化。但是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能力等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存在巨大差异，这就客观上形成了经济流的势差，导致各国在经济交往过程中经济流不平衡的客观事实。
三、 国际价值与国际不平等交换强化国家间经济流不平衡
国际交换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作为交换尺度的价值相应地发展成为国际价值，商品的国际价值是世界市场上生产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尺度。
（一） 国际价值是国际市场上商品交换的尺度
在一国范围内，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然而，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不同国家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等的差异，即便是生产同一商品，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不同的，因而商品的价值量也是不相同的。那么，国际交换应当以何为标准呢？在一国范围内，商品价值的实体是该国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劳动；到了世界市场上，商品国际价值实体仍然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当商品交换超越疆域界限扩大为国际交换时，商品的国际价值如何衡量？马克思（2004:645）明确指出，商品的国际价值并非由某一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国际价值即“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或者说是世界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尽管马克思并未进一步给出“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或者“世界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如何计量，但是依循他对一国范围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界定，商品的国际价值量是由各国生产同一种商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来衡量。
（二） 等价交换规律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遮蔽
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开放经济系统进入世界市场时，其商品的国际价值就会面临或高于或低于其国别价值的情况。马克思（2004:645）将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首先归于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商品的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往往不一致，或者国内价值大于国际价值，或者小于国际价值。进一步而言，在世界市场上看似“等价交换”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平等交换”。根据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在同一时间内，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厂商凭借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生产出远远多于欠发达国家的使用价值，即前者产品的国别价值较低。在世界市场上，按照国际平均价值进行交换时，超额剩余价值就从欠发达国家转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即商品价值量较高的欠发达国家无法在国际交换中实现超过国际平均价值量的那部分价值，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在等价交换表象掩盖下，遮蔽性国际剥削必然存在。这种不平等交换掩盖了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因为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迫使落后国家用更多的使用价值交换较少的使用价值。因此，在开放经济系统中，隐藏在按照商品的国际价值所进行的“等价交换”背后的是国际不平等交换。说到底，这就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流的平衡被打破，表现为“不平衡发展”。一方面，部分经济体因负经济流而陷入贫困和不发达状态；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能够顺利进行国际交换是以不发达经济体的剩余价值转移为条件的，这将引致国际交换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摩擦成本、交易成本增加。
四、 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加剧国家间经济流不平衡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内在关联构成了理解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关键线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国际交换并非真正的平等交易，而是隐藏着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转移。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所逐步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往往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交往中的利益，这加剧了国家间经济流不平衡。
（一） 国际价值与国际货币
在一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中，货币需要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这是国别货币。当范围扩展至国际经济活动，就需要一种通用的货币，即国际货币。在假定价值与价格相等的前提下，不同国家的商品价值就表现为不同国家的货币所表示的价格。马克思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暗含了两大假定：第一，各国货币之间的比值由各国劳动生产率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又是由各国的技术水平所决定且主要取决于不变资本的水平；第二，国际交换过程中，各国均是按照国际价值进行交换而非国别价值。当然，马克思有关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等价交换也是以商品的国际价值为基础，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汇兑比率。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即汇率的产生是国际交换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也认为商品交换必然会从物物交换、易货贸易过渡到以货币兑换为主要形式的国际交换。
商品的国际价值通过国际货币表现出来，国际货币是国际经济活动中被普遍接受的货币。货币的国际购买力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各国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差别，这种差别会持续强化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关系。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对生产条件的改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呈现显著的不对称性。发达国家通过不变资本的持续积累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使其商品的单位价值量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价值量相对更大，因而在国际交换中，其货币具有更强的购买力优势。这种优势使发达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国际剩余价值的隐性转移。
（二） 国际交换过程中国家间经济流失衡加剧全球两极分化
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价值规律调节资源的全球配置，但总是部分国家获利、部分国家受损，从而导致全球两极分化。“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利润，然而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殖，因此，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不过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①马克思认为，在国际交换中，一国无偿占有另一国的剩余劳动，这种不平等关系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存在区别。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2017）在论证不平等交换时曾举例论到，“如果外围地区的出口总共约为350亿美元，如果劳动报酬相等于中心地区，在生产率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的价值将为570亿美元左右。由于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从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隐蔽的价值转移为220亿美元，那就是说，两倍于外围地区得到的‘援助’和私人投资的总额。我们谈到对第三世界的掠夺，这肯定是有理的。”资本家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表现为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国家之间剩余价值的转移也非偶然，这源于国家之间多种结构性特征的差异（李帮喜和熊子仪，2025）。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总能够在高技术产品中占有垄断地位，这就使其在与欠发达国家的国际交换中占有贸易的绝对优势。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占据国际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角色被固化。不平等交换结构是帝国主义在全球等级关系的重要表现，发达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占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全球商品链中，发达国家的垄断权力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Heintz， 2006）。
面对国际不平等交换中资源禀赋与生产条件的结构性差异，发展中国家始终在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寻求突破。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崛起历程既是自身经济转型的成功实践，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对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的现实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通过全产业链布局、科技创新突破和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系列战略举措，逐步改变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被动地位，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者”到“领跑者” 的跃升。这种产业升级和竞争力提升，直接触动了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既得利益。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和供应链脱钩，本质上是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压制。这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断：发达国家必然通过技术垄断和规则制定来维持其在国际交换中的超额利润。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表现，只有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和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多维联动，才能真正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当前，我国推动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扩容等举措，正在为重构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积累力量。
五、 美元霸权体系下的国际经济关系：“控制—掠夺”
以被普遍接受的货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包括汇率制度、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协调和监督制度等在内的制度体系构成国际货币体系。从理论上讲，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联结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生活的重要纽带，能够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但现实情况却是国际货币体系常处于失衡状态。
（一） 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其实质是建立了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正式崩溃，但是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未被削弱，反而在“石油美元”的维系下进一步加强。1974年，美国与沙特签署协议，规定沙特以美元计价出售其石油。此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他成员、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产油国也逐渐接受这一通则，这使得所有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须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牙买加体系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形式上呈现多元化，但实质上仍以美元为中心。因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失衡的制度架构，主要特征表现为美元的全球霸权。
美元霸权主要通过价值的不平等转移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平等转嫁两条路径加重国际不平等交换。从价值的不平等转移来看，美元通过其特有的霸权地位掠夺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商品和劳务，而发展中国家却只能主要利用美元购买美国的债券，从而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即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所占有的美元又通过对其债券购买等方式发生了回流。一方面，美国通过几乎无成本的纸币印刷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商品和劳务进行不平等交换；另一方面，大量的贸易逆差可以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进行弥补（程恩富和夏晖，2007）。从国际经济危机的不平等转嫁看，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可以自由增发货币，把国内经济问题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国际监管机制对其加以约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形成的美元霸权体系不仅未能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公平发展，反而演变为美国掠夺世界各国人民财富的重要工具。
（二） 美元霸权体系下国际经济关系特征：“控制—掠夺”
以美元霸权为主要表现的失衡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发展成为“控制—掠夺”的国际经济关系，即以控制实现剩余价值的国际掠夺。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讲，一国霸权总是以掠夺国际剩余价值为目标，以技术霸权为支撑、以制度霸权为保障、以经济霸权为核心的链式结构。福斯特（2019）曾指出：“事实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每一种金融交易形式都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掠夺’来的利润，或者说就是抢劫，其背后是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控制—掠夺”这种国际经济关系下的世界经济基本格局是“中心—外围”结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总是处于中心位置，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外围位置。从金融维度看，美国位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绝对中心，依靠美元结算网络、华尔街资本市场和SWIFT金融体系掌控全球资本流动。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迫接受美元结算体系，承担美国通胀和金融动荡的冲击，最终形成“美国消费—全球生产—美元回流”的畸形循环。从全球产业分工来看，美国确保全球制造业国家（如中国、东南亚）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外围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只能沦落为永远的生产者角色，而美国则维持高端技术、金融和军事霸权的垄断地位。
六、 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新格局
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最初的被动参与世界经济循环到逐步主动引领世界经济关系重塑的进阶过程。步入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一）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是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以开放促发展要解决的就是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内”与“外”实质上就是在强调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联动。从根本上看，开放就是一个经济体与另一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早在2016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谈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时，就强调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和经济全球化阶段，而与之相对应，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习近平，2017:211）。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我国的对外开放本质上在于塑造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正在经历新的阶段，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习近平，2025b）。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旨在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那么，当前对外开放质量不高的表现是什么呢？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习近平，2025b）。如果说开放是一个经济体与另一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对高水平开放的理解首先就是要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因此，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经济新格局，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看中国的对外开放，进而重塑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二）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指向是经济流的动态平衡
如前所述，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国际不平等交换以及全球不平衡的经济格局，尤其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流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所形成的“顺差依赖型”开放旧格局，本质上是国际不平等交换的阶段性结果。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垄断与规则霸权，将发展中国家锚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导致经济流呈现“单向输出”特征。我国以劳动力、资源等初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长期承担贸易顺差国角色，却面临高端价值流失与技术依附的困境。这种非均衡流动不仅加剧全球发展鸿沟，更在国内衍生出产业结构固化、创新动力不足、资源环境压力陡增等结构性矛盾。步入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开放的目标指向就是经济流的动态平衡，这绝非传统意义上贸易顺逆差的机械调整，而是从根本上重塑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重构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位势。这一平衡的本质是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要素配置的范式跃升：一方面，着力扭转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单流向” 格局，我国凭借劳动力与资源禀赋被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虽形成大规模贸易顺差，却长期囿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知识、技术、品牌等高阶要素净流出导致真实收益与贸易规模严重失衡；另一方面，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系统性衔接为杠杆，打通知识、资本、技术等先进要素全球循环的双向通道。既破除“顺差依赖”下的低端锁定困境，亦避免新兴经济体常见的资本外流风险，使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真正转化为价值链升级与安全韧性强化的辩证统一过程。
（三）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现机制：结合劳动——结合生产力
要深刻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必须回归其底层逻辑——分工与交换，并深入理解其中蕴含的结合劳动与结合生产力。结合劳动是马克思描述劳动过程协作与分工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指出，“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①可以看出，结合劳动是以“结合”的形式提高劳动生产力。事实上，结合劳动也并非一定是劳动者的结合，也可以是资本、资源禀赋、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结合。从开放的视角看，结合劳动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 （习近平，2017:543）。
开放发展实质上就是不同经济体通过结合劳动实现生产力的提升，也就是通过结合劳动实现国际结合生产力。国际结合生产力不是各个国家生产力的简单加总，而是世界各国在相互尊重、相互合作过程中达到的生产力总和，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国际生产力的量的表达，而是一个有内在关系的结构性概念（王朝科和张舒怡，2025）。因此，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现机制是通过世界市场上不同国家或者不同经济体之间高质量的“结合劳动”“结合资源”形成更高质量的国际结合生产力。
（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与多维内涵
对中国而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具韧性、更加包容、更安全、更可持续。从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看，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国际生产力，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世界市场，真正的国际货币和货币制度以及国际生产方式生态化抑或绿色生产方式，具体详见表1。
表1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多维内涵
第一，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更有效率，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要求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国际生产力。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生产力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力；二是生产力是人类在普遍交往中生产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力；三是生产力始终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首先表现为效率的提升（马克思，2004:59）。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开放中的经济体普遍交往、相互联系，分散的彼此独立的生产力向真正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转变，地域的生产力、国家的生产力也向国际生产力转变。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国际生产力是重塑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没有国际生产力的物质支撑，经济关系的重塑就无从谈起。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更具韧性，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要求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韧性主要是指承受极端发展变化的控制能力、受到危害冲击后的恢复能力以及转变和重塑经历危机后的经济系统的能力。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不仅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应对全球经济变幻、极端冲击的需要。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国际经济关系的韧性首先体现在国际分工体系的合理性与公平性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驱动的国际分工体系，本质上是掠夺式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分工体系中往往承担资源供应地和工业品倾销地的角色，难以应对国际经济系统风险。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一种“结合劳动”或是“结合资源”的全新的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关系，最终实现“共赢共享”的新格局。
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更加包容，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要求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世界市场是国际交换的场所，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世界市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得以实现的交换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市场长期呈现“中心—外围”式的非对称结构，发达国家凭借技术、金融与规则优势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市场准入壁垒和发展空间挤压。我国倡导的包容性开放本质上是推动世界市场从“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转型，构建更具普惠性和共享性的国际经济关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包容性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是市场规则的公平性，即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改革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其二是市场机会的共享性，表现为中国通过进博会、跨境电商等平台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国家提供市场准入机会；其三是发展成果的互惠性，如“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破了传统全球化中的“市场隔离”困境。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指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包容，更为重要的是建构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世界市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习近平，2017:524）。
第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更为安全，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要求真正的国际货币和货币制度。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运行的血脉，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且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重塑国际经济关系、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要件。高水平对外开放所要求的“经济安全”，核心在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公平化方向演进。这一进程包含三重内涵：其一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其二是国际清算体系的独立性；其三是通过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话语权，打破发达国家对货币规则制定权的垄断。构建安全可控的国际货币秩序，需考虑重构全球信用体系的生产关系维度——使货币这一“一般等价物”真正服务于国际生产力，而非成为少数或个别国家转嫁危机的工具。
第五，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更可持续，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要求国际生产方式生态化抑或绿色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依托于自然基础，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在现行国际生产体系中，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移”和“碳泄漏”等方式将生态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北方消费、南方污染”的生态不平等交换格局。高水平对外开放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推动全球生产方式从“掠夺自然”向“绿色发展”转型。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2017:544）。因此，应构建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成为新型国际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
①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访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EB/OL].https://www.qstheory.cn/qshyjx/2024-08/06/c_1130189565.htm.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1-18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0-191.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7-148.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8.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01-402.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