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际制裁措施是国家解决国际冲突、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抓手，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本文借助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工具，以 2023 年前有关国际制裁研究的 3791 篇中外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探究国际制裁研究演进脉络和趋势，归纳总结国际制裁的动机、影响因素以及反国际制裁相关的政策手段。研究发现：（1）中文文献更多关注点集中在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战略政策和法律体系调整适应、减轻或抵消制裁的负面影响；外文文献则较为多元，聚焦全球治理、人权保护和国际法律等多个维度。（2）国家基于国内和国外动机发起国际制裁。国内动机包括国内政治动机和国内经济动机，其中国内政治动机包括转移国内政治不满、增加政治竞选优势、发出政治信号，国内经济动机包括建立市场保护壁垒、应对国内经济衰退、防止经济风险输入。国际动机则包括国际政治动机和国际经济动机，其中国际政治动机包括协助盟友行动战略、表达政治立场、强化对外政治控制，国际经济动机包括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攫取全球治理霸权和反击反制制裁行为。（3）国际制裁效果的影响因素包括制裁预期目的与制裁方式手段，预期目的包含推动民主化、停止战争和打击恐怖主义，制裁方式手段则分为贸易制裁、武器禁运、金融制裁。（4）被制裁国可以通过拓宽合作伙伴网络、加强区域一体化、构筑安全稳定的金融对外开放体系等策略，应对国际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为国家完善反制裁战略设计、合理利用多边机制和国际规则、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政策建议。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anction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ountries to resolv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safeguard their own interest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literature econometric analysis tool, this paper takes 3791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before 2023 as research objects, us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context and hot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and summarizes the motiv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nti-international sanctions policy mea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According to the bibliometric results, Chinese literatur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how China adapts through strategic policies and legal system to mitigate or offse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an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power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foreign literature is more diversified, focusing on global governanc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 Countries initiat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based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motivations, including domestic political motivations and domestic economic motivations, including domestic political motivations, including diverting domestic political grievances, increasing political electoral advantages, and sending political signals, and domestic economic motivations include establishing of market protection barriers, coping with domestic economic recession, and preventing the import of economic risks. International motives includ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motive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otives,among whic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motives include assisting allies in their operational strategies, expressing political positions,and strengthening external political control, whi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otives include enhancing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enhance hegemony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unteracting foreign sanctions. (3)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include the intended purpose of sanctions and the ways of sanctions. The intended purpose includes promoting democratization, stopping wars and combating terrorism, and the ways of sanctions are divided into trade sanctions, arms embargo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4) The sanctioned countries can deal with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by broadening the network of partner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 design of anti-sanctions strategies, make rational use of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practic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s.
一、 引言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摩擦日益增加，国家发起国际制裁取代了军事打击，成为打击压制国家、解决政治经济冲突的重要手段(Morgan et al., 2023; Etkes & Zimring, 2015)。国际制裁是制裁国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对被制裁国所采取的限制性政策措施，以促使被制裁国改变政策、矫正被制裁国违反国际规范和公约的行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制裁措施逐渐成为国家重要外交政策工具，2022年全年制裁案例个数是1980年的7.08倍。①国际制裁的政策设计、有效性和影响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所关心的核心议题，学界亦有大量对国际制裁影响的评估与研究(王珊珊和孙程九，2023; 姜薇和陶士贵，2023)。
尽管大量研究对国际制裁的动机(Brooks, 2002)、作用机制(Afesorgbor & Mahadevan,2016)、影响后果等进行了分析和评估，但学界对国际制裁的研究仍未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更难以弥合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等不同范式下对国际制裁研究的分歧，在国际制裁的发起动机、影响制裁效果的因素、不同制裁形式的影响评估等细分问题上都尚未达成共识。在实践中，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治理机制发起的国际制裁在遏制恐怖主义、停止战争和解决人权问题等方面取得部分成效(Miller, 2014; Bapat & Kwon, 2015)。另一方面，部分美西方霸权国家滥用其在贸易、外交、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的不对等优势(尹翔硕和李春顶，2007; 李春顶和尹翔硕，2008)，肆意使用国际制裁措施，对部分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Afesorgbor & Mahadevan, 2016)和人道主义危机。因此，详尽梳理国际制裁相关研究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脉络，对国家构建完善应对策略、防范域外不当制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和经验建议。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综合运用CiteSpace这一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工具，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整合。①通过分析国际制裁的研究格局，系统地概括了国际制裁的动机、影响国际制裁后果的因素以及反制裁的政策建议，所提出的综合框架或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探讨国际制裁的机制及其运行逻辑。（2）基于既有文献资料，归纳总结了国际制裁的发起动机和不同种类国际制裁的后果，揭示了国际制裁的部分异质性特征。（3）结合国家反制裁应对措施研判，对于国家推动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防范抵制“长臂管辖”等不当制裁行为提供有益的政策路径参考，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二、 文献计量分析
文献计量分析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对文献样本的总体特征进行描绘和分析。文献计量可以量化的方式描述特定领域的研究发展规律，从而对该领域的现状和趋势进行精准地描述和评价(朱亮和孟宪学，2013)。本文利用CiteSpace6.2.R4软件对文献样本进行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在知识图谱中展示国际制裁研究的演变历程，综合呈现国际制裁领域研究文献中的重要议题、发展规律和知识结构，并以多元、分时、动态的可视化语言展现该领域研究的动态演进过程，有利于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了解国际制裁领域的知识基础，把握国际制裁研究的演进动向和前沿领域，并将国际制裁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政策实践中。
本文以来自CNKI和Web of Science两个核心数据库的学术论文为分析样本，学术论文发表时间为2023年之前。②根据国际制裁研究的学术常用同义词替换习惯，将中文数据库CNKI的检索条件主题词设为“国际制裁”+“经济制裁”，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来源期刊，初步得到679篇文献。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的检索条件主题词设为“International Sanction”+“Economic Sanction”，期刊来源为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初步得到3205篇文献。为保证文献数据样本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在原始样本基础上手动排除与国际制裁研究无关的文献，并在CiteSpace软件中使用了“去重”功能，最终获得包含652篇中文文献和3139篇英文文献的文献样本。基于3791个数据样本，从关键词共现分析国际制裁研究的主要热点和议题。
（一） 关键词共现分析
将关键词演变态势以时区变化共现图谱的形式展现，通过观测关键词词频和中心度，分析学界研究方向和研究前沿范畴（赵蓉英和许丽敏，2010），辨析国际制裁研究热点和领域偏好的动态演变。
由图1可见，中国学界有关国际制裁研究的主题演变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初期阶段，主要关注制裁的经济影响和政策反应，研究重点集中在评估制裁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及应对政策，如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始终贯穿于制裁研究中。随着研究推进，学界关注点由经济影响扩展至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等更广阔领域，以更全面、深入的视角认知国际制裁的复杂作用。制裁已不仅被视为经济手段，更成为国家间利益冲突和博弈的政治工具。近年来，地缘政治动因及其对国家关系、区域格局、全球秩序的影响获得更多重视。例如，有学者分析美国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制裁的战略目标，认为这些举措意在遏制相关国家的地区影响力，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也有研究关注中国作为制裁对象时的外交应对及在新型国际秩序构建中的角色选择。整体来看，中国学界有关国际制裁的研究主题不断演化，反映出对该问题理解的日益深化，为中国应对外部制裁、参与和引领全球冲突治理机制改革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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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
表1中关键词反映了学界广泛关注的“贸易摩擦”“经济制裁”“美国”“制裁”等研究重点。上述关键词的中心度均超过0.1，凸显了学界广泛关注以美国及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单边制裁行为及其对中国的严重影响。在中美贸易摩擦等背景下，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中国应对多样化国际制裁的对策，分析了中美两国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利益冲突及中国政府的应对政策。随着俄乌冲突愈演愈烈及中美大国博弈进入更复杂阶段，当前研究重点正在发生转变。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如何通过内外政策调整、法律体系适应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来减轻或抵消经济制裁的负面影响，并关注中国如何在局部政治冲突中充当“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参与冲突调停，积极引领全球冲突对话解决机制改革。
表
1
中文文献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
在外文文献中，国际制裁的议题被广泛地探讨，涉及多个层面和角度（图2和表2）。除了对制裁的直接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外，还深入分析了制裁对国际关系、政治稳定以及全球治理结构的长远影响。在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的分析中，学界首先开始关注制裁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制裁如何影响国际贸易、投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其次，还关注制裁对国际法律体系的影响，包括国际法律如何适应和回应制裁措施，以及制裁如何影响国际法律的发展和国家之间的法律合作。在上述领域中，“合规”“透明度”“国际法庭”等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有所上升。最后，也探讨了在多极化世界中制裁的角色和效果，“多极世界”和“国际合作”等词汇的中心度显著提高。综上所述，外文文献中关于国际制裁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深入化的趋势，不仅关注制裁的经济和政治效果，更涉及全球治理、人权保护、国际法律以及未来技术发展等多个维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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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献关键词共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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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献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
（二） 国际制裁研究的前沿热点与趋势
在俄乌冲突、缅甸内战、巴以冲突等重大地区性冲突频发、国际格局深度演变的背景下，制裁的实施形式愈发多样，涵盖贸易、金融、技术、人员往来、信息流通等多个层面，同时呈现出定向化、联动化、动态调整等新特征。自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严厉制裁。在金融领域，欧盟冻结了俄罗斯央行的海外资产，禁止欧洲企业为俄政府及央行融资，并将部分俄罗斯主要银行排除在SWIFT国际结算系统之外。在贸易领域，欧盟自2023年起引入“反规避工具”，严防制裁规避。在能源领域，欧盟对俄罗斯煤炭、原油、液化石油气等主要能源产品实施进口禁令，并实行G7主导的俄油价格上限政策。运输领域，则禁止俄籍船只停靠欧盟港口，限制俄货运车辆入境。欧盟对俄罗斯全方位高压的制裁举措极大拓展了制裁的深度与广度，展示了现代制裁体系的高度联动和动态升级特征。制裁政策工具的快速演进推动学界对制裁问题的关注不断扩展，相关研究展现出跨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研究对象从制裁本身扩展至与制裁相关的应对及决策过程。
此外，新近研究还表现出对制裁外溢效应与政策应对路径的关注。最新研究将关注点从制裁的直接经济后果，拓展到移民流动、社会稳定、全球贸易网络重构、第三方影响、制度适应与政策调整等方面的外溢效应。在俄乌冲突、缅甸内战等情境下，制裁不仅影响目标国经济和政权稳定，还引发地区难民潮、全球能源与粮食市场波动，以及对非制裁国的“次级效应”。学界也愈发重视各类制裁措施（如金融制裁、出口管制、资产冻结等）的联动机制及其与国际组织、多边机制的互动。Gutmann 等(2024a)对国际制裁对移民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联合国和欧美多边制裁显著增加了目标国的国际移民流动，且在政治表达受限的国家，制裁导致的“用脚投票”现象更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型地缘冲突的频发，对制裁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缺陷：（1）研究范式单一，静态研究和“单一国家—单一制裁”视角依然占主流。大量研究采用双边或单边分析，忽视了多边制裁联盟的内部动态、国际组织的协调机制，以及第三方国家、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复杂作用(Early, 2011)，难以揭示现实中多主体博弈下的制裁效果异质性。（2）对制裁成效的评估标准存在混淆。在制裁成果评估中，经济损害与政治目标实现常被机械等同，忽视了制裁可能具有多重、动态目标（如惩罚、威慑、表态、联盟团结等）。同时，许多实证研究仅以“合规”或“行为改变”作为唯一标准，未能捕捉到制裁的间接后果与溢出效应。（3）对制裁多阶段过程的关注不足。大多数学者只关注制裁的实施阶段，忽视了制裁威胁、谈判、解除等环节的动态作用和相互影响，无法完整解释制裁政策的动态调整及其实际影响。
面对制裁流程理解不足、评估目标混淆、分析主体不明确等问题，未来对制裁的研究应包括：（1）强调制裁全过程的动态建模。即不仅关注制裁的实施本身，更要将威胁、实施、调整与解除等环节纳入统一分析体系，系统考察制裁的政策目标、信号传递、政策调整、威慑与反威慑等全过程动态互动(Peksen & Peterson, 2016)，关注政策目标如何随国际局势和各方行为变化而调整。（2）注重经济与政治目标的综合性评估。将经济学关于制裁经济效应的分析（如对贸易、投资、增长、产业链等的冲击）与政治学关于政策目标实现（如行为改变、信号传递、联盟协调、威慑效果等）的分析相结合，既不简单以经济损失判断制裁成败，也不局限于单一的政治目标实现，而是综合评估制裁的多重后果及其权衡。（3）突出多元行为体和多层级互动。分析框架不仅关注国家间的制裁与反制裁行为，更重视国际组织、企业、社会利益集团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的策略选择，包括联盟内部的利益分配与协调、第三方“黑骑士”角色、企业与市场规避行为等，揭示多边博弈和网络结构下制裁效果的异质性。（4）聚焦制裁的经济—安全联动机制。将经济变量（如贸易、金融、供应链）与安全变量（如军备、地缘战略、联盟结构）整合进统一理论模型，分析制裁如何对国家安全、冲突行为及全球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关注制度韧性与全球规则重塑。
三、 国际制裁动机分析
制裁国所期望的政治、经济收益，推动其在政治冲突中采取相应的制裁政策设计、制裁强度和持续时间。引起制裁的动机可分为国内政治动机、国内经济动机、国际政治动机、国际经济动机四类。制裁国的对外行为受到其国内政治集团或经济利益集团的驱动。其中，国内政治动机包括转移国内政治不满、增加政治竞争优势、对内发出政治信号等；国内经济动机包括阻碍国外商品和企业进入国内、应对国内经济衰退、抵御国外经济风险输入等。作为解决国际政治冲突的工具，制裁国有动机在国外危机出现时使用对外制裁，或在与外国竞争中通过制裁谋取利益。其中，国际政治动机包括协助盟友行动战略、增强国际政治声望、改变被制裁国的政治格局等；国际经济动机包括在双边和多边贸易中获益、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攫取全球治理机制的霸权等。
（一） 国内动机
政治动机方面，转移国内政治不满、增加政治竞选优势和对内发出政治信号这三个动机，常常反映了制裁国国内的政治动态和政治需求。在经济动机方面，建立市场保护壁垒、应对国内经济衰退、抵御国外经济风险输入三个国内经济动机则反映了国际制裁所具有的部分经济政策特征。
1. 国内政治动机
当国内政治冲突加剧、局势不稳定时，政府往往出于政治动机对外发起制裁以巩固权力、提升政策效率，从而增强政治威望。(1)转移国内政治不满。当政府面临民众或反对派压力，或政治格局动荡、权力更迭时，常通过对外制裁惩罚他国来转移国内的政治不满(Allen & Lektzian, 2013)。这种象征性使用源于短期政治考量，旨在满足国内政治需求、平息社会矛盾和反对声音。然而，制裁国政府未必真正关心被制裁国的政策或期望其实质性改变，而是将制裁作为象征手段，打造“对外强硬者”形象(Weeks, 2008)，表达不满或敌意以达到“转移矛盾”的效果。(2)增加政治竞选优势。在竞选周期或权力更迭时，当权参选者将制裁作为“竞选工具”，通过展示强硬态度、转移注意力和竞选压力、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等方式来赢得优势。一是制裁可以展示竞选者的外交能力和决心，提高其领导力和信任度(Whang, 2011)，向国内外传递其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的信息，并向对手展示竞争力，从而提升威望和支持。二是制裁可转移国内注意力，将公众焦点从竞选者弱点或争议上转移开，削弱对手攻击空间。通过制造外部危机使公众关注国际事务而非国内问题，帮助竞选者突出政治议程、减少负面评价，保持竞争优势(孙冰岩和王栋，2024)。三是制裁可激发被制裁国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使公众感受到外部威胁而团结在竞选者身后，增加其人气、声望和胜算。（3）对内发出政治信号。作为低成本、高回报的外交手段，制裁是政府展示立场和承诺、证明公信力、强化政策合理性的信号传输工具。一是向利益集团展示对某一问题的立场或承诺。制裁国政府利用制裁显示其对某种价值观或原则的坚持，获得国内认同并展示其立场和底线，而多边机构发起制裁时更注重维护多边主义、平等主义等原则。例如，俄乌冲突中美国、欧盟对俄实施能源禁运、金融制裁等，意在向国内表明坚决反对俄军事行动、捍卫乌克兰主权的立场，赢得政策支持(戴淑婷和宋黎磊，2023)。二是向国内证明其国际领导力。制裁国利用制裁显示其对国际事务的掌控和影响，增强或维持国内政治集团平衡。美国常利用制裁展示国际领导力和可信度。例如，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后，美国通过对俄制裁传达了维护民主和自由选举原则的立场，向国内展示“民主捍卫者”形象，并向反对党证明其领导力和可信度。
2. 国内经济动机
当制裁国的国内产业受到国外产业威胁时，制裁国为维护国内产业竞争优势，限制被制裁国的商品或服务进入其市场，对被制裁国实施经济、贸易或金融限制措施，从而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这种动机通常与制裁国的经济利益或发展战略相关，且与政治或安全利益相结合。（1）建立市场保护壁垒。当来自外国的企业或商品在本国展现出较强竞争力时，一国政府可能想要保护国内某些行业或部门，例如农业、制造业、能源等，避免国外低成本或高质量的商品或服务侵占市场份额，影响国内就业、收入或产业结构(张发林，2022)。这种情况下，制裁可作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通过极大提升国外产品进口成本、切断国外产品进口途径，阻断竞争对手的企业、商品进入制裁国市场，为国内产业留下空白市场，并提升国内幼稚产业和不成熟企业的竞争力。此外，制裁也可作为一种战略性手段，通过削弱对方的经济实力，降低对方在出口保护方面的能力，或迫使被制裁国放弃出口保护政策，削弱被制裁国出口导向企业和产业受到的政策保护。（2）应对国内经济衰退。当国家面临失业、产出下降等经济衰退危机时，制裁国会出于转移国内矛盾的动机对外发起制裁(陈思翀等，2021)。制裁国政府可能面临国内经济衰退的压力，例如失业、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债务危机等，导致国内民众不满或抗议。此时，制裁国可将国内经济困境归咎于外部敌对行为，制造外部威胁氛围，凝聚国内民众的爱国情绪，从而暂时转移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注意力和压力。（3）防止经济风险输入。当制裁国政府认为外国的经济风险可能对自身经济稳定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时，它可能更愿意对外发出制裁，以减少外国的经济影响力和依赖度。一是在被制裁国国内经济危机或经济风险出现时，制裁国通过对外制裁，防止国内经济运行受被制裁国经济危机或全球性经济危机威胁。制裁国或在被制裁国经济风险提升时，通过经济制裁在部分关键领域对被制裁国进行“脱钩”(Early, 2011)。此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时，为防止国际经济危机通过贸易伙伴传导至国内，制裁国往往通过制裁对该类风险进行阻断。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许多国家的制裁行为，如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等。二是当制裁国国内战略产业和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受到国外垄断威胁时，制裁国或使用对外制裁防止外国经济垄断威胁国内产业。当外国经济对某些重要商品或资源有垄断或控制能力时，它可能导致全球价格波动，影响一国的供应、成本、利润，放大一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谢琛和潘锐，2023)。例如，产油国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引发了许多国家的制裁行为，如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欧盟对利比亚的制裁等。综上所述，当制裁国政府认为外国的这些经济风险足以威胁其自身经济稳定和发展时，它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对外实施制裁来降低经济依赖度，降低外部风险的影响。这种制裁动机体现了制裁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安全的考虑，试图通过制裁手段保护国内经济利益的目的。
（二） 国际动机
国际制裁的发起动机不仅来源于国内政治经济因素，更来源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并通过制裁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反馈和影响。国际制裁通常被视为国家间政治互动的工具，旨在通过经济和社会压力影响另一国家的行为。协助盟友行动战略、表达政治立场、强化对外政治控制三种动机揭示了国际关系中权力、依赖和合作的复杂网络(米军等，2023)。经济动机，如反击反制制裁行为、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及攫取全球治理霸权等，则反映了国家追求经济利益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考量。
1. 国际政治动机
（1）协助盟友行动战略。在多边制裁案例中，制裁国基于政治伙伴关系，可能为了协助盟友行动以及保护共同利益而发起国际制裁。一是，部分国家为展示对盟友的团结和忠诚而发起制裁(Özdamar & Shahin, 2021)。这部分国家表面上是为了调和国内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与盟友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要求、跟随盟友决策而实施国际制裁。这种制裁的核心重点并非制裁行为本身，而是国家通过发起制裁在国际社会展露出重视盟友关系的决心。二是，部分国家可能出于维护与盟友的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而发起制裁。国际制裁由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所驱动，而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通过贸易、投资、机构和价值观等渠道建立(朱杰进和胡馨予，2023)。当盟友因经济关系和格局变动发起制裁时，国家出于自身与盟友紧密的合作关系，可能发起制裁从而保护盟友与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受干扰(Morgan et al., 2014)，并借助国际制裁这一手段促进与盟友间共同利益和目标达成(Morgan et al., 2014)。2002年伊朗秘密核设施曝光后，联合国安理会自2006年起先后通过多项决议，对伊朗实施涵盖资产冻结、军事禁运及金融限制在内的制裁，美国与欧盟亦在此基础上相继出台范围更广的单边与多边附加制裁措施，欧盟等传统的美国盟友也参与其中并与制裁国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一方面是出于维护与美国紧密经济联系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共同的政治战略考虑，即遏制伊朗的核武器野心，保护美欧在中东的战略利益(Miller,2014)。（2）表达对外政治立场。在国际社会较为割裂的状态下，部分国家需要发起制裁以表达政治立场。一是，国际制裁是制裁国追随所属阵营立场理念的结果。当某一议题在政治联盟层面达成较高共识并形成具体行动方案时，即使个别国家内部并没有对外制裁的动机，也会跟随联盟层面的决策实施制裁，表明其对政治联盟共同决议或共同行动的支持(Meissner, 2023)。因此，国际制裁并非完全源自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单一利益目标，而是源自跨国利益集团较为一致的战略利益考虑(Lektzian & Patterson, 2015)。二是，当国际重大事件发生时，一国无所作为很可能被视为“同流合污”，国际制裁成为对外表态的外交工具。国际社会动荡会增加国家间的对抗和竞争，降低国家间相互依赖和互信的程度(Peksen, 2019)，国家间适时和合法谈判难度攀升，此时国际制裁成为一种低成本、低风险、有效和必要的外交手段。在表达立场动机的驱动下，一些国家会发起如禁止被制裁国的领导人或官员访问制裁国、冻结被制裁国的少量资产、暂停与被制裁国的某些项目或机构合作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制裁来表示立场。（3）强化对外政治控制。制裁国可能对另一国家实施制裁，以试图推翻其现有政府或政权，从而强化对被制裁国的控制。在被制裁国政治动荡加剧时，具有干涉他国政治传统的制裁国便可能发起制裁(Escribà-Folch & Wright, 2010)，期望通过制裁迫使被制裁国与其建立政治依赖关系，从而实现对被制裁国的政治控制(李仁真和包蓉，2023)。当制裁国拥有对外干预的政治传统或意识形态时，它可能认为制裁能够增强其在被制裁国或该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或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和道德优势。制裁国通过制裁或切断与被制裁国的经济联系，意图削弱后者的经济实力，从而引发被制裁国内部资源分配矛盾，影响被制裁国政府的统治稳定性，使得被制裁国政权对制裁国进行让步谈判或寻求庇护(Aldunate et al.,2023)。
2. 国际经济动机
（1）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制裁国为增强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高其在全球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和地位，而对被制裁国实施经济、政治或军事限制措施(Le et al.，2022)。一是，制裁国通过打击竞争对手或对其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或实体，从而提升自身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或优势。制裁发起国或利用自身的经济和金融优势，将制裁作为战略手段，对被制裁国施加压力，削弱被制裁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和影响。二是，制裁国通过对外制裁改变贸易结构或贸易伙伴，打造对自身有利的国际分工体系(米军等，2023)。制裁发起国通过对特定被制裁国发起制裁，迫使被制裁国的企业或产业退出或脱离贸易分工体系以调整多边贸易关系以及局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从而增加制裁发起方的贸易收益或竞争力。（2）攫取全球治理霸权。制裁国可能通过发起国际制裁，试图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增强自身的地位和主导权。这种动机往往出现在制裁国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具有主导全球经济议程的野心和能力的背景之下。制裁国通过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以期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经济秩序(田野和安怡宁，2023)，或在一些多边治理机制中掌握霸权，将一些中立的机制“据为己有”(姚大庆，2023)。一是制裁国通过发起制裁，塑造或巩固自身在部分治理体系中攫取利益的能力。当部分全球治理机制体系缺乏有效统一的领导或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具有较高地位的国家或通过国际制裁，打压或削弱其他同样具有谋取该机制领导权意愿的国家，并通过制裁巩固自身在该机制中制定规则、推进有利于自身的议程、惩罚他国的能力。二是制裁国还可能利用国际制裁树立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道德优势(Cipriani et al., 2023)，以增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通过对外制裁，制裁国期望增强自身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防止或削弱其他国家的崛起和挑战，展示或证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和责任感(郑联盛，2020)。（3）反击反制制裁。在与贸易国贸易及贸易谈判中，为反击反制制裁行为，迫使贸易伙伴遵守贸易规则，制裁国或使用制裁来代替军事冲突打击对方以获益(Etkes & Zimring, 2015)。一是对来自被制裁国的制裁进行反制。在贸易谈判或贸易争端中，制裁发起国倾向于将制裁作为谈判筹码和谈判手段，以反制来自被制裁国的制裁，增加在贸易争端中的话语权，并要求被制裁国改变其不利于制裁国的谈判提案或政策。二是对被制裁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或其他侵权行为进行报复或制衡。当制裁国认为被制裁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或国际社会的规范，或损害了制裁发起方的利益或价值时，便倾向使用制裁方式进行惩罚，以期对被制裁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或其他侵权行为进行矫正。
四、 影响制裁后果的因素
制裁国的预期目的和制裁的方式手段均会影响制裁的后果。目前，制裁的主流目标包括推动民主化、防止战争、打击恐怖主义等，而制裁手段有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武器禁运等。在制裁的预期目的方面，不同的预期目的导致了制裁的政策设计，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制裁的方式手段方面，以贸易制裁、武器禁运、金融制裁等为主的制裁对被制裁国政府、企业、组织、个人造成影响。
（一） 制裁的预期目的
制裁的具体目的影响着制裁双方的制裁成本，并以此影响到制裁的后果。根据现有研究，制裁的主要目的包括促进民主化、停止战争、打击恐怖主义等。不同的目标会影响制裁双方承受的成本，进而决定制裁的最终后果。
1. 推动民主化
以民主化为目的的制裁，通常出现于被制裁国政治较为动荡、民主程度下降时，此时制裁国认为有必要通过制裁方式瓦解非民主政权、促使政府和反对派和谈等(佟德志和林锦涛，2023)。以民主化为目的的制裁，可能会产生促使被制裁国民主化转型、激发被制裁国的民族主义和反外情绪、改变被制裁国政治力量分布和均衡三种结果。一是以民主化为目的的制裁可能会迫使以选举制为政治制度的被制裁国实行民主化措施(Allen, 2008)。制裁会导致被制裁国的经济困境和社会不满，从而削弱执政者的支持基础和治理能力，使其难以维持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周琪，2023)。同时，以民主化为目的的制裁也会进一步损害被制裁国政权在国际上的合法性，增加执政者的国际孤立和外交困境，使其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杨玉龙，2023)。在选举制的被制裁国中，囿于选民的“否定倾向”，制裁压力可能会迫使执政者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或权力交接，通过选举符合制裁国偏好的民主政府或进行为制裁国所认可的民主措施，满足制裁发起方的要求。二是以民主化为目的的制裁可能会激发被制裁国的反外部政治干涉情绪，增强其执政者的团结和支持(Allen, 2008)。以民主化为目的的制裁可能会被视为来自国外的政治干涉和政治威胁，成为对被制裁国主权的挑战，增强被制裁国民众对执政者的认同和拥护。同时，国际制裁也会提升被制裁国执政者的民族自豪感和抗争意识，使其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外强硬政策，寻求其他的国际伙伴和支持，以对抗制裁发起方的压力和干涉(Berman, 2012)。
2. 停止战争
当一国出现对外战争或内战时，制裁国或制裁国联盟或以停止战争为目的向被制裁国发出制裁。以停止战争为目的的制裁可能产生被制裁国人权恶化、被制裁国的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格局改变。一是以停止战争为目的的制裁可能使被制裁国人权状况恶化。以停止战争为目的的制裁在缺乏合理的政策设计和考量下，会加剧对被制裁国的人权侵犯(Peksen, 2009)。同时，国际制裁会造成被制裁国在战争中医疗、教育、粮食、水等基本人道需求的缺乏，导致贫困、饥饿、疾病、死亡等严重后果。二是以停止战争为目的的制裁可能使被制裁国的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格局改变。以停止战争为目的的制裁会改变被制裁国的外交策略，更多地使其走向对外输出战争等对抗路线。但在小型冲突解决方面，以停止战争为目的的制裁可有效影响被制裁国的军事能力和安全威胁，在降低其战争能力的同时部分地缩小冲突的规模(Etkes & Zimring, 2015)。三是以停止战争为目的的制裁可能使内部政治动荡加剧。在以停止战争为目的的制裁下，被制裁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更为强硬和镇压性的措施，加大对反对派和民众的控制，引发社会矛盾的升级，甚至加剧内战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Escribà-Folch, 2010)。
3. 打击恐怖主义
当一国出现较大规模恐怖组织或恐怖主义活动成为国际重要议题时，制裁国有动机发起制裁，通过外部压力迫使被制裁国政府打压恐怖主义或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和武器链，目的是削弱恐怖组织能力和影响力，迫使相关国家或个人改变其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或行为。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目的的制裁可能产生三种后果。一是，制裁可以成功削弱恐怖组织的财务和物资支持，打击其招募和宣传能力，通过切断资金来源和物资供应、增加融资成本和行动风险，阻止其实施恐怖袭击和扩散暴力(Pape, 1998)。二是，被制裁国可能被迫增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协调，建立反恐的国际共识和机制，提高反恐效率。三是，制裁可能引发恐怖组织的报复和反制，激化其敌对情绪和行为，通过激发愤怒和仇恨，增加其对制裁国及其盟友的威胁和攻击(Peksen & Drury, 2010)。
（二） 制裁的方式手段
国际制裁的具体政策设计直接影响国际制裁的作用领域，从而导致被制裁国在特定领域产生损失。在三种主流制裁方式中，贸易制裁直接作用于被制裁国的对外贸易领域，并通过贸易福利的缩减、贸易环境的恶化等，对被制裁国产生负面影响。武器禁运则限制了被制裁国武器的获得，直接影响与被制裁国有关的军事行动和战争冲突。金融制裁则主要通过打击被制裁国的金融环境和金融市场，从而切断被制裁国的对外金融联系。
1. 贸易制裁
贸易制裁是指限制或禁止被制裁国的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Afesorgbor & Mahadevan, 2016)，贸易制裁的手段包括禁运、配额、关税、许可证、禁止出口、禁止进口、禁止转口等。总体而言，贸易制裁从政治生态、贸易状况、人道主义三方面对被制裁国产生负面影响。一是，贸易制裁会恶化被制裁国政治生态。随着国外制裁压力的加大，部分被制裁国现任政府的合法性备受挑战，反对派力量愈发强大，可能会加剧寻租、腐败和暴力冲突等不良影响(Adam & Tsarsitalidou, 2019)。二是，贸易制裁会降低被制裁国的双边贸易量，恶化被制裁国的对外贸易环境(Etkes & Zimring,2015)。贸易制裁导致被制裁国的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增加，外汇储备下降，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制裁的信号效应，贸易制裁也会影响被制裁国的多边贸易量，减少被制裁国的贸易伙伴。三是，贸易制裁可能会造成负面的人道主义后果。对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一系列贸易制裁的研究表明，制裁可能会对目标国家的民众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儿童福祉、传染病防控、教育和弱势群体保护等方面。国际制裁限制了被制裁国获得医疗设备、药品和其他关键资源的途径和能力(Peksen, 2009)，使得公立医院无法为最弱势群体提供基本服务。
2. 武器禁运
武器禁运是指禁止或限制向被制裁国出口或转让武器和军事技术。一是，武器禁运通过阻碍被制裁国的武器获得，从而削弱被制裁国的军事能力、安全感、地区影响力等，影响制裁国和第三国的武器贸易和战略利益。然而，武器禁运有效性受制裁监管的影响，在大量政治经济利益驱动、非正式武器流通渠道发展、国际监管缺乏的情况下，武器禁运制裁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被削弱(Klomp, 2023)。二是，武器禁运这种定向制裁有时候会引起“恶意的分配结果”。在武器禁运下，被制裁国家或团体更加依赖非正规的武器来源，如走私和盗窃，从而增加武器的不稳定性、不可控性和不可追溯性，加剧冲突的暴力程度和持续时间。当被制裁国处于内战时，武器禁运会改变双方的相对实力和期望，使得武装较弱的一方更难以抵抗或谈判，从而往往导致拥有武器较多的一方获胜(Bove & Böhmelt, 2021)。在武装力量不对等情况下，武器禁运反而可能使得选举制政府被军阀击败，而不是实现了最初的停火目标。
3. 金融制裁
金融制裁是指限制或切断与被制裁国的金融往来，如冻结资产、禁止贷款、阻止汇款等(Cipriani et al., 2023)。金融制裁旨在通过影响被制裁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迫使其改变开发核武器、侵犯人权、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政策。金融制裁会降低被制裁国的金融流动性、信用评级、投资吸引力，同时也会影响被制裁国和第三国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利益。一是，金融制裁会导致被制裁国的金融资源和金融市场缩减，从而增加其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降低其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在制裁压力之下，资本外逃、交易违约等行为会导致被制裁国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增加，从而引发其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资本外逃、债务违约等问题(张发林，2022)。此外，金融制裁还会导致被制裁国和第三国金融损失和金融波动增加，从而影响其投资回报、金融安全、金融合作，损害其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二是，金融制裁通过制造“声誉危机”，即向金融系统中其他个体释放关于被制裁国的不对称信息，破坏被制裁国与其他金融行为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阻碍被制裁国的金融个体获得贷款和进行交易、降低被制裁国的金融信誉(Ma & Parks, 2012)。
五、 反国际制裁策略与措施
当面临国际制裁时，被制裁国常常采用拓宽合作伙伴网络、形成区域制裁防范屏障、构筑安全稳定的金融对外开放体系三方面措施弥补制裁带来的经济损失，对冲制裁带来的不良影响。
（一） 拓宽合作伙伴网络
面对国际制裁的“阻断效应”，被制裁国面临市场萎缩、合作伙伴流失、双边贸易额下降等多重挑战。新型制裁手段在金融、能源、科技、物流等关键领域呈现覆盖广、渗透深、协同性强等新趋势。例如，2022年针对俄罗斯的综合性制裁涵盖央行及寡头金融资产冻结、对部分主要银行的SWIFT系统访问限制、海运原油及成品油进口禁令与价格上限机制、技术设备禁运（涵盖半导体、通信、传感器等多个领域）、加密货币服务限制、个人资产冻结及媒体管控（如禁止RT、卫星通讯社在欧盟境内播出）等多维度措施，且不断动态升级。这些制裁不仅针对特定行业或企业，更延伸至第三方国家的贸易、投资和供应链活动，极大提升了被制裁国被“孤立化”与“碎片化”的风险(Gutmann et al., 2024b)。
短期内，被制裁国需优先采取应急型措施，主动寻求替代市场和多元合作伙伴，快速恢复关键贸易与资金链条。通过与未参与制裁的国家开展本币结算、互换协议、贸易便利化等合作，保障核心商品、能源、技术、资本等要素的跨境流动，缓解主流金融体系断联、物流受阻造成的运行风险。同时，积极利用区域性和多边平台，加强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对话合作，推进紧急资金支持、绿色通道、技术协作等机制，提升短期抗压能力。长期来看，需注重制度型与结构性拓展，从“找替代”转向“建网络”，培育多元化、稳定性更强的合作伙伴生态。对中国而言，一是深化战略互信，与关键国家或地区开展长期产业协同、科技研发、金融创新等全方位合作(韩永辉和罗晓斐，2017)，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降低对特定市场和单一通道的依赖。通过参与区域性自贸协定、投资促进机制、跨境数据与合规合作等框架，增强国际合作的规则议价力和制度话语权。二是创新合作模式，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生物科技、跨境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借助国际金融机构、开发性银行、跨国公司等平台，探索联合投资、联合研发、共同市场、知识产权互信等新型合作机制(纪建悦等，2023)，实现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
（二） 形成区域制裁防范屏障
在遭遇渠道阻断、合作伙伴流失以及“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新型干涉手段的背景下，构建区域制裁防范屏障、推动区域一体化，已成为被制裁国增强抗压能力、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策略。
短期来看，被制裁国应优先加强与周边国家及主要贸易伙伴的沟通协作。对中国而言，应优先强化与周边国家及主要贸易伙伴的政策沟通与利益协调，充分依托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框架）、“一带一路”沿线双多边合作机制等现有平台，构建灵活高效的贸易、金融与物流“绿色通道”，保障应急物资、关键商品及资本的多元流通，缓解外部制裁可能引发的供应链中断与市场孤立风险。与此同时，应积极发挥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中的主导地位，推动上述机构在制裁冲击情景下扩展应急融资工具和流动性支持机制，并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深化本币结算网络建设，降低对美元主导的 SWIFT体系的系统性依赖，提升区域范围内的金融韧性与风险共担能力（韩永辉等，2023）。长期来看，则需深化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科技及安全治理一体化进程。一是通过与邻近或利益趋同国家联合设立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货币联盟和政治安全联盟，优化区域内产业分工，提升经济互补性和联动性(贺之杲和巩潇泫，2023)。二是鼓励区域成员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主动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完善跨境数据流动、金融监管协调和技术标准互认等制度基础，为区域经济发展与安全治理提供制度性支撑。此外，应持续完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健全风险预警与危机共处机制，强化区域内部对重大外部制裁和地缘冲突的协同防范与应对能力。
（三） 构筑安全稳定的金融对外开放体系
构筑安全稳定的金融对外开放体系，要求被制裁国在维护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同时，主动降低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秩序的结构性依赖。在面临美国的制裁时，部分具有较为成熟货币体系的国家则通过推动新一轮“去美元化”计划(倪外，2023)，通过扩大其他货币或资产在贸易结算、外汇储备及跨境投资领域的使用比重，以规避来自制裁国的监管、对冲美国制裁所制造的“声誉危机”。在制裁情境下推行去美元化，其本质是被制裁国对挟带着美元霸权的制裁的反抗(Cheratian et al., 2023)。通过推行去美元化，被制裁国可以通过减少对美国依赖、强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增强自身国际话语权和凝聚力、促进自身金融创新和改革来对冲制裁带来的不良影响。
对中国而言，短期内，应优先采取提升金融自主性的措施，如推动本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支付与清算渠道，拓展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币互换安排，提升对外部金融风险的应对能力和支付系统的韧性(林乐芬和王少楠，2015)。与此同时，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积极争取在区域合作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框架下，扩大本币或非美元结算比例，为贸易投资活动提供更多元的货币选择(李稻葵等，2017)。从长期的角度，应谋划金融制度性改革。包括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适度增加欧元、日元、黄金等非美元资产配置，分散系统性风险，提升市场稳定性和韧性(王永中，2013)。进一步，推动或参与多边储备安排、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如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增强国际金融支持和危机应对能力。同时，积极推进本币国际化战略，通过与贸易伙伴协商扩大本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结算功能，发展离岸本币市场，提升本国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陈雨露等，2005)。
六、 结论
在国际地缘冲突迭起、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理解国际制裁、合理评估制裁的影响后果、推动国际政治冲突对话机制改革成为重要课题。本文基于CNKI和Web of Science的核心文献，结合利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回顾并廓清有关国际制裁研究的演化脉络，综述分析影响国际制裁的动机、影响国际制裁后果的因素以及反国际制裁的策略与措施，为后续深化对国际制裁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研究发现：（1）无论在中文还是外文学界，对国际制裁的研究均从制裁后果评估逐渐拓展至全球治理、人权保护、国际法律以及未来技术发展等多个维度。其中中文学界更多从中国角度出发，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具体事件进行评估和分析，而外文学界更多地将对制裁的研究拓展到国际关系、反制裁等领域。（2）国家发起国际制裁的动机包括国内动机和国际动机。在国内方面，制裁国发起制裁动机有转移国内政治不满、增加政治竞选优势、对内发出政治信号三大国内政治动机和建立市场保护壁垒、应对国内经济衰退、防止经济风险输入三大国内经济动机。而在国际方面，制裁国会因协助盟友行动战略、增强国际政治声望、表达政治立场、改变被制裁国的政治格局等政治动机而发起制裁，同时也会为了反击反制制裁行为、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彰显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霸权而发起制裁。（3）制裁国的预期目标会影响制裁的后果，推动民主化、停止战争、打击恐怖主义等预期目标对被制裁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4）贸易制裁、武器禁运、金融制裁分别对被制裁国产生不同的制裁成本，并通过不同的机制渠道影响制裁的后果。（5）在应对制裁时，被制裁国可以通过拓宽合作伙伴网络、形成区域制裁防范屏障、构筑安全稳定的金融对外开放体系等策略应对制裁带来的不良影响。
在国际性政治冲突频发、冲突形态趋于多样化、冲突参与方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制裁的动因、政策设计、国际制裁参与方互动关系、作用路径、影响后果等愈发复杂，针对被制裁国特定个人、企业的定向制裁（或称为聪明制裁）也逐渐为大多数制裁国和制裁发起方所使用(Ashford, 2016)。然而，目前针对国际制裁的研究还存在研究视角较为局限、对制裁成效的评估标准存在混淆、对制裁多阶段过程的关注不足等缺陷。未来，针对国际制裁的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多边制裁、定向制裁等细化类型制裁，并通过融合各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更好地理解国际制裁的动态过程和复杂影响。
① 数据来源：The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GSDB). http://www.globalsanctionsdatabase.com/.
① 由于制裁目标与手段选择之间存在高度的随机性，故本文暂不讨论制裁目标与手段选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制裁目标往往具有多重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例如“民主化”“反恐”等目标本身就涉及行为改变、威慑、联盟信号、规范表态等多重诉求，其具体实现路径和评价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动态调整。另一方面，制裁手段的选择（如金融、贸易、技术、人员流动限制等）更多受到国际政治环境、可操作性、联盟内部利益协商等现实约束，而非单一围绕目标本身进行“精准适配”(Bapat & Morgan, 2009)。许多经验案例表明，相同的目标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手段，而同一种制裁方式往往服务于多重目标。
② 鉴于数据可得性限制，中文文献的检索时间为1998~2023年，外文文献的检索时间为2000~2023年。为覆盖学界关于定向制裁（smart sanction）、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资产冻结（asset freeze）、武器禁运（arms embargo）、外交制裁（diplomatic sanctions）等新兴概念的前沿讨论，在初步样本基础上，进一步以新兴概念为关键词进行补充检索与人工比对。结果发现，大多数新兴概念相关核心文献已被原有检索结果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