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新已经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若干重大问题，日益集聚到创新领域乃至背后的创新经济学理论探索领域。 若是忽略了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重要理论指导价值的科学认识，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对如何培育、促进和强化经济高质量模式形成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的正确认识。构建和发展中国情景下的创新经济学体系，必须深入理解和打造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中国特色”，本文将之归纳为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直面中国处于创新追赶阶段的特定发展背景、正确把握中国对外开放和科技自立自强之间的复杂关系、构建“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 +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主导的“三位一体”式创新型国家体系这四大基本立场。本文在着重阐述和分析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基本原则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的重点发展方向。

摘要:本文基于 2011 至 2017 年的数据对长三角旅游业发展非均衡性、收敛性及成因进行分析， 发现长三角国际旅游业非均衡发展问题突出，国内旅游业趋于均衡。旅游业发展整体呈现出条件收敛态势，且旅游收入出现了类别收敛。各城市旅游业发展具有空间收敛特征， 形成了“上海—江浙传统旅游强市—其他城市”的“金字塔”空间分布格局。旅游资源品质提升和三产从业人数增加不但促进了长三角国际旅游业发展，同时增加了长三角城市成为“国际旅游业发展平均水平高的收敛俱乐部”的概率。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和旅游交通水平提高对长三角旅游业发展产生了全面推动作用。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源于政府行政力量的帮扶会促使各城市成为旅游业发展水平更高的收敛俱乐部成员。

摘要:本文将社会网络资本纳入城市经济绩效分析框架，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 26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社会网络资本对城市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与汇聚程度是影响城市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别；第二，城市社会组织和公共管理规模对城市发展水平的当期作用与滞后效应并存，且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别；第三，社会网络的信息和交流沟通量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区域化特征；第四，城市社会网络沟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中国城市经济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具体指标上存在差异。

摘要:Oliver(1997)提出了“制度资本”的概念并建立了制度资本与资源资本并存的竞争优势来源理论框架，然而却鲜有验证两者关系的经验证据。本文从跨国并购中主并企业视角出发，考察主并企业在本国所拥有的制度资本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同时将资源资本具象化为企业特定优势(FSA)，探索企业特定优势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正相关，然而资源资本越强的企业，其制度资本对并购绩效的正效应在减弱；制度资本与资源资本并未呈现出相互强化的正向效应，反而是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本文是对当前“how institutions matter”理论之问的一种深入和创新，深化了关于制度资本与资源资本在竞争优势作用上存在差异的认识。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理解基于国家或政府力量的制度资本在跨国并购中的效应提供有价值的实践启示， 即制度资本对跨国并购绩效是有利的，但却是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战略行动中， 需善用制度资本，通过与资源资本的结合发挥制度资本的正向效应。

摘要: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物理空间在虚拟空间中全方位的映射，两个空间的密切交融加快了网络空间全球秩序的生成。当前网络空间全球秩序生成正在经历从安全主导转向安全与发展并重、治理理念从差异转向差异与兼容并存、治理机制从功能性转向全面覆盖。数字经济、互联网内容、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和网络军事安全四个主要领域展示了当前网络空间全球秩序生成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变革让中国获得了平等参与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机会，良好的网信发展基础赋予了将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的能力，中国应抓住机遇，在网络空间全球秩序构建进程中积极提供“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摘要:中国政府或中国海外投资者已卷入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涉华仲裁案涉及的法律点包括工程受阻、项目中止、收购否定、取消许可、税收冻结、强制拆迁等。中国海外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仲裁主体资格问题值得澄清，外国投资者针对中国地方政府行政措施的诉讼已是一种趋势。总体而言，中国需要处理好国际投资中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管控目标之间的平衡， 妥善处理投资者—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

摘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立法定位兼具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的叠加效应，表现为“比照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方式。因此，引领区的司法保障也应兼顾传承与创新两大方面，在秉持“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基本理念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实现保障路径的贯通：一是司法主动回应立法变动，填补引领区“立法真空”；二是准确定位政策功能，辩证把握引领区创新政策的司法运用；三是依法维护市场创新，贯彻司法对市场的谦抑原则；四是全面契合国际化需求，提升引领区司法的国际公信力。 上述举措的实现需要构建全新的支撑平台，故设立国际商事法院不仅符合引领区的政策定位，而且具备相当之必要性与可行性。国际商事法院在管辖围界方面需要充分考虑“放宽协议管辖”等改革方向，在审判规则创新方面则应全面对接商事领域的国际通行规则。

摘要:完善的深海法律体系是确保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和开发稳步推进的前提，也是缔约国履行担保国责任，提升海洋治理能力的保证。外国深海法在规则制定中重视落实环境保护的直接责任、设立环境基金和保证金、完善安全作业与应急管理机制、细化信息披露和咨询协商机制、确立人才培养和就业培训要求，并以补充规则的形式协调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章制度，为中国深海法的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域外经验。有鉴于此，我国的深海立法应以环境保护、优化服务、实现经济社会效益为重心，制定履行环境保护直接责任的操作规范，建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财务制度，明确并完善行政部门对“区域”内活动海上安全作业和紧急事故处理的职责，细化海洋科学研究权益保护和深海公共平台机制，为深海法和国际规则的发展预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