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实施作为研究视角，结合 CEPII-BACI 数据库中 2010~2020 年间中国 HS6 分位层面的出口产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究了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不同收入水平、要素密集度与质量水平的出口产品也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等途径来推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跃升，其中技术创新效应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推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摘要:在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契机下，我国居民收入获取公平性的重要程度也逐渐凸显。本文基于 CHNS 微观数据库，系统研究了以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为代表的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首先，外资流入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收入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外资流入的规模能增加居民从事非农就业和工人类型就业的可能性，外资引入的质量能增加居民工人类型就业和正规部门就业的可能性。第三，就作用机制而言，积极扩大外资规模能够借助就业性质转变 ( 非农就业 ) 以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而积极提升外资质量能够借助就业部门 ( 非正规就业 ) 和就业类型 ( 工人就业 ) 以增加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第四，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规模和质量在东部和城市地区相比西部和农村地区更能提升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可能更能促进收入的公平性。因此，政府应当继续推进全面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优化就业资源的区域配置，增强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多样性。

摘要:本文基于 2012 年与 2017 年中国省际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扩展了传统的三驾马车核算方法，从最终需求视角将国民经济循环划分为“国内本地循环”“国内省际循环”“国内国际循环”及“国际循环”四大环节，依此测度我国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程度。 研究发现：从区域层面看，相比于 2012 年，2017 年各区域“国内本地循环”程度都有所增强；从省级层面看，国内大循环参与程度较深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从行业层面看， 大部分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国际循环”程度相对较深。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分析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提供了测算基础，为从全国层面、省级层面与行业层面有效推进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参考依据。

摘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多个法律领域出现了以推动企业合规为目标的改革探索。 经济行政法领域采用合规强制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刑事法领域采用合规激励模式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制度，涉外法领域采用合规引导模式增强我国企业外向经营中的抗风险能力。推动企业建立合规管理制度，能助力形成公私合力的市场监管格局，在涉企案件处理中，以管理结构矫正补充财产处罚的预防功能不足，为协商性的执法机制建设提供保障。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现阶段需要继续完善以合规激励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建设，由行刑机关协同制定“证据型” 有效合规评价标准，统筹开发合规科技以提升管理效率。

摘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建立了以安全评估为主要手段的数据出境管理机制，成为我国数据治理的最新标准。继 RCEP 之后，DEPA 的出现为我国深度融入国际数字市场提供了崭新的理念依据与路径选择。未来我国顺利加入 DEPA 后，该《办法》将对我国与 DEPA 其他成员国的数字贸易自由度与流畅度产生实质性影响。通过解读二者的数字贸易规则，考察该《办法》与 DEPA 在理念与制度方面的具体差异，挖掘二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制度衔接路径，有利于明晰我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发展前景，在对外数字贸易中贯彻落实我国安全与自由兼顾的数据跨境流动理念，最终在国际数字贸易治理领域中走出中国道路。

摘要: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深度调整推动全球金融治理进入新时期，但在新旧国际金融风险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安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微观、 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传统国际金融风险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进一步加剧。微观层面，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的积累，并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弱化。 中观和宏观层面，金融风险的国内和国际治理陷入停滞，具有高风险性的等级化国际金融结构得以延续，甚至强化。此外，金融保护主义和大国竞争增加了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新政治风险，国际金融“政治化”趋势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金融“安全化”和“武器化”倾向增强。中国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对金融安全的战略规划，并根据不同风险类型制定和优化应对策略，同时在国际层面倡导新型金融安全观和金融合作，从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国际金融稳定。

摘要: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解读企业金融化加速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背景，采用 2012 ~ 2019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社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剧了企业金融化，这一结论在进行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位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企业，金融化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政府应扩大信用城市试点政策覆盖范围，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因地施策考虑企业所有制、行业、地区等差异，以更好地对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产生的积极作用。 企业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对实体经济投资和金融资产配置进行合理分配，兼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实现企业利润的双重目标。

摘要:结合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杠杆”制度背景，本文以 2007 ~ 2021 年沪深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股权制衡度和股权多样性维度，研究非国有资本的引入能否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进而为国企高杠杆的治理提供可能路径。结果发现： 非国有资本的引入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具体表现为：随着混改过程中引入非国有股东种类的增加以及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国企过度负债的可能性和程度降低。 进一步区分中央和地方国企后发现：股权制衡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地方国企中，在中央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而股权多样性对过度负债的治理效应在中央和地方国企中均表现显著。在加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变量后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企委派高管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资本的引入显著提高了国企的债务融资成本，进而降低了国企的过度负债水平。研究结论拓展和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落实国企去杠杆政策要求提供了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