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本文从规则衔接、自主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三个维度，构建兼具“中国实践特色”与“国际规则共性”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标体系，测度2014~2023 年全球 50 个国家对外开放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总指数显著提升，排名从第 33 位跃至第 7 位；规则衔接维度，在环境保护、电子商务领域优势突出，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劳动保护、政府采购及金融领域有待进一步提升；自主开放维度，在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在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开放领域有较大提升空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度，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表现突出，而在自贸区网络建设方面还需加强和加速。本文综合评估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球位势，并识别其优势与短板，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应补齐规则衔接短板、扩大市场自主开放、推进自贸区提质扩容，实现对外开放从“跟跑”向“领跑”跃升。
Abstract
High-standard opening-up serves a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ule alignment, independent opening-up, and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with both “Chines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on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measures the openness level of 5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2014 to 2023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high-standard opennes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ranking from 33rd to 7th. Specifically, China ha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 rule alignment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mmerce, while the degree of alignment in areas such as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dustrial subsidies and labor protec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There remains substantia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openness of service markets and capital markets. China performs well in safeguard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yet greater efforts are neede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free trade agreement network.This paper assesses China’s global standing in high-standard opening-up and identifies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hich carrie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ostering a new system for a higher-standard open economy.
一、 引言
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科学测度并开展国际比较，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首先，从全球视野看中国的开放发展，才能更加明确未来一个时期对外开放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其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打破“西方定义”的单向格局。“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党和国家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在对外开放领域呼应了恩格斯所提出的“术语的革命”。①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坚定不移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将我国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在国际维度上进行比较考量也是现实所需。最后，对外开放是围绕规则衔接、市场开放、全球治理的系统性开放，这并非中国独有的诉求，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共同议题，因而具有国际比较的基础。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新时代我国开放合作的核心内容。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而明确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要求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了系统部署；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下文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继续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仍将长期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
二、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大量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研究成果，其中经济效应评估是核心研究脉络之一，相关成果可从多个方面展开梳理。一是区域层面，陈凯旋和张树山（2024）实证检验了开放对自贸区数实融合的影响，卓乘风和毛艳华（2023）研究了开放对我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二是企业层面，研究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袁瀚坤和韩民春，2024）、创新能力（任志成和陈一铭，2024）、加成率（戴翔等，2024）、全要素生产率（刘珊等，2024）、内部薪酬差距（考秀梅和谢申祥，2024）的影响。三是贸易方面，李文文和郎丽华（2024）研究标准制度型开放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李建萍（2024）发现跨境电商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将扩大中国的国际贸易利益。四是投资方面，周五七和孙文妍（2024）发现，以自贸试验区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主的开放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科学测度开放水平是识别其经济效应的重要前提。关于开放水平的效果评估和测度方法，现有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采用准自然实验法评估政策冲击效应。其中，大多数研究选取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作为核心政策事件（刘洪铎等，2024；刘珊等，2024）。也有研究将政策事件扩展至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建设（张洪胜等，2023；李建萍，2024），以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行（考秀梅和谢申祥，2024）。这些研究试图评估开放可能产生的经济绩效，但实际上是基于单一政策事件的衡量，而非对开放本身的系统性测度。第二类建立代理变量实现间接测度。诸竹君等（2024）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外资开放程度、王孝松和常远（2023）以企业层面边境内贸易开放政策覆盖率、李文文和郎丽华（2024）用跨国技术标准协调反映开放水平。卓乘风和毛艳华（2023）运用文本组合识别法从政策文件中提炼关键表达，用以间接测度中国地级市开放水平。这类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对外开放作为抽象制度集合难以直接量化的研究困境，通过挖掘可观测、可获取的数据，为对外开放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可操作的量化方式。然而，此类研究仅捕捉了对外开放单一维度的特征，这难以完整刻画对外开放的多维特征。第三类构建指标体系测算综合指数。聂新伟和薛钦源（2022）基于开放的内涵和特征构建了测度省级对外开放水平的综合指数。李平等（2023）构建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四维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1个省（区、市）的对外开放水平，丰富了指标体系的维度设计。戴翔等（2025）基于国内制度创新和国际FTA网络构建的双向协同视角，测度了2013~2022年中国省级开放水平的动态综合指数，为后续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原创的、抽象的、系统的理论与政策概念，对其进行测度具有难度，所以这类文献在指标界定、数据获取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然而“瑕不掩瑜”，它们通过构建综合指标量化开放水平，对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现有相关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方面，与中央政策论述的衔接有待加强。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新时代党中央推进开放合作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有研究虽具有学理创新性，但大多未依据中央政策的完整内涵设计维度与指标。另一方面，国际比较的研究视角亟待补充。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国内省级层面的测度分析，缺乏跨国比较研究，难以立足国际视野剖析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特征。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实现研究尺度的拓展。已有相关研究大多构建省级对外开放动态综合指数，聚焦国内区域的时空演变与差异分析，本文将研究尺度从省级层面拓展至全球维度，选取50个国家开展跨国测度与比较，填补了对外开放水平国际比较研究的空白。其二，构建具备国际可比性的指标体系。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指标设计思路的基础上，紧扣“规则衔接、自主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三个核心维度，构建兼具“中国实践特色”与“国际规则共性”的指标体系。本文统一采用国际权威数据库的数据，保障了跨国测度的数据一致性与结果可比性。其三，强化政策对接的国际参照性。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更偏向指导国内省级层面的开放实践，本文基于跨国比较结果，系统识别中国在开放进程中的优势与短板，回答了国际视野下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现状如何”的问题，为中国“分类施策、梯次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具有国际参照意义的政策思路。
三、 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中国已进入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中国开放型经济领域的理论创新，也是实践创新。与传统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深层次制度要素的系统性衔接与创新，既需要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也需要通过自主开放实践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而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此背景下，科学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把握开放进程、识别优势短板、优化政策路径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央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要求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构建国际可比较的对外开放指标体系，测度包括中国在内50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水平。
（一）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衡量维度与指标说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对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包含三项主要内容：第一，规则衔接，“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第二，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第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并“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①《决定》详细阐述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内容，本文根据以上政策文件，从规则衔接、自主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三个维度，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指标体系。
1. 规则衔接
规则衔接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201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国际高标准规则”的概念，要求管理方式要与之相适应。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愿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习近平，2020），首次提出商签自贸协定的“高标准”概念。2021年9月和11月，中国分别正式提交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的申请。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多边主义，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202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部署支持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改革开放先行先试。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为相关改革实践提供政策指引。①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构建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和监管体系，促进国内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国内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关系进入双向互动、协同演进的新阶段。与党中央政策相一致，学者的研究也支持将规则衔接作为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子领域。崔凡（2022）认为规则的深层次开放必然需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盛斌和黎峰（2022）、裴长洪和倪江飞（2024）提出对标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并找出差距，有利于倒逼国内制度改革，加快开放步伐。刘晓宁（2023）指出对外开放需要实现国内规则体系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衔接适配。
从党中央政策与学者研究成果看，“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体现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一是符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分工体系演变趋势的全球性国际协定；二是超越传统贸易领域的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RTA）。在全球层面，本文采用各国缔结高标准全球性国际协定情况来进行测度。在区域层面，CPTPP的规则覆盖范围较广、条款约束力较强，在当前主要区域贸易协定中具有较高代表性，本文以CPTPP为基线衡量RTA中的“高标准”条款，并对各个国家进行测度。《决定》中提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七大重点领域：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本文分别从这七个领域衡量规则衔接的程度。
（1）产权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管理下的有关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规定了不同种类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标准或要求等，而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RTA对特定地区有关国家的知识产权事宜进行了综合性的调整或规范（马忠法，2024）。在全球层面，采用一国缔结WIPO管理下的有关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数量作为衡量指标。在区域层面，采用一国所缔结的每个RTA中包含的CPTPP知识产权条款的平均数量作为衡量指标。
（2）产业补贴。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简称《SCM协议》）针对补贴和反补贴问题制定出一整套系统且严谨的规则。②在全球层面，采用一国禁止性补贴的数量来衡量产业补贴符合国际规则的程度，数量越少表示对接国际规则的程度越高。CPTPP包含《SCM协议》之外的产业补贴条款，包括禁止农业出口补贴和禁止服务贸易援助。在区域层面，采用一国包含禁止农业出口补贴和禁止服务贸易援助两个条款的RTA数量作为衡量指标。
（3）环境标准。全球范围内存在超过250项环境公约，其中与国际经贸规则相关的约有20项。在这些公约中，尤为关键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协定》（贾康，2025）。CPTPP环境标准明确了较高的环境规范。采用一国是否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成员国，以及每个RTA中平均包含的CPTPP环境标准规范数量，③衡量环境标准领域规则衔接的水平。
（4）劳动保护。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在国际劳动保护立法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照CPTPP劳工标准规定，其内容与核心劳工标准基本一致。因此，将全球和区域层面的指标进行合并处理，选取签订ILO核心劳工公约的数量衡量一国在劳动保护领域规则衔接的程度。
（5）政府采购。《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GPA）是WTO框架下的诸边贸易协定，其目标是建立有效的多边体制，增强政府采购行为的透明度。采用一国是否参与GPA和每个RTA中平均包含的CPTPP政府采购规则数量衡量政府采购领域规则衔接的水平。
（6）电子商务。在全球层面，采用三项基础指标衡量一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国际规则参与度。具体包括：是否通过以联合国《电子签名示范法》《电子商务示范法》《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等为基础或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立法；是否为联合国《国际合同中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的签字国；是否为WTO关于电子商务联合声明的参与者和谈判方。在区域层面，选取一国缔结的每个RTA中平均包含的CPTPP电子商务规则数量作为衡量指标。
（7）金融领域。《巴塞尔协议》是全球范围内主要的金融资本和风险监管标准，本文以一国是否为《巴塞尔协议》成员国为标准衡量其金融领域在全球层面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水平。在区域层面，CPTPP规定投资者可将资本及投资收益自由转入转出，实现跨境资本自由流动；且有关资本或投资所得的转移可用即时市场汇率换算的可自由使用货币；实现外汇自由兑换。本文参考刘凌等（2024）的方法，基于《IMF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中“资本往来”项下的项目，对样本国家进行赋值，进而测度金融领域规则衔接的水平。
2. 自主开放
自主开放是我国在当前复杂国际经济形势下作出的现实的战略选择，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鲜明特征。自主开放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自主”，强调中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主动性、自主性与战略性。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指出，中国将“出台更多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习近平，2025）。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由此可见，自主开放已成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政策取向之一。将自主开放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衡量指标具有理论依据。从开放形态的演进看，自主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内涵与新要求（赵忠秀，2025）。从开放的内容构成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纳入更加积极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时红秀，2024）。从开放的实践路径看，通过扩大自主开放进一步推动了商品、服务、资本、劳务市场的开放（徐康宁，2024）。因此，自主开放不仅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理念的深化，也构成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维度。
自主开放主要包括四个市场：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本文从这四个领域衡量自主开放水平。商品市场方面，采用加权平均关税率衡量其开放水平。服务市场方面，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STRI）衡量其开放水平。资本市场方面，利用Chinn和Hiro Ito（2006）建立的KAOPEN指数反映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劳务市场方面，选取《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中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的外籍劳工雇佣便利度（Ease of Hiring Foreign Labor）作为衡量指标。
3.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明确了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紧密联系。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国际制度的供给，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将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不仅包括国际规则“国内化”，还包括国内规则“国际化”（裴长洪和倪江飞，2024）。对外开放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从“规则进口”“规则出口”到“规则整合”的渐进式发展（赵蓓文，2021）。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在完善国内制度规则的基础上向外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实现“制度输出”目标（刘晓宁和宣亚丽，2023）。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本文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贸区网络建设两个层面衡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程度。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其核心是通过多边合作消除贸易壁垒，推动贸易自由化，因此选取贸易自由化支持措施数量衡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程度。在自贸区网络建设方面，选取签署RTA协定数量与自贸协定伙伴数量的乘积衡量自贸区网络建设的广度。
（二） 测度体系与数据来源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构建了由规则衔接、自主开放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三个维度、共19个指标构成的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标体系（表1）。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球前20的国家和部分经济开放度较高的中小型经济体，共50个国家进行测度。①考虑到跨国指标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将研究时间设定为2014年到2023年。
表
1
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标体系
（三） 测度方法
要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综合指数，不仅需要确立可获取的具体指标，还需要为这些指标赋予权重。常见的赋权方法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主观赋权法依据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通过主观判断以确定权重，例如主成分分析法、德尔菲法及层次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则基于指标原始信息直接计算权重，如聚类分析法、标准差法、熵值法及极差法等。徐志向和丁任重（2019）指出，主观赋权法易受人为偏见影响，导致权重分配不公，从而影响指数测度的准确性。因此，为规避主观偏差，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进行赋权。特别地，所涉及的19个指标来自不同层级，其量纲和数量级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对这些指标进行正规化处理，以增强横向可比性和实用性，确保最终指数的精准性。针对正向和负向指标，处理公式如下：
（1）
（2）
上述公式中，xij为第i个国家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值，max{xj}为所有样本国家中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min{xj}为所有样本国家中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x'ij为第i个国家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无量纲数值，取值范围为[0,1]，x'ij越大，其标反映的水平越高。针对部分国家部分年份的指标数据缺失问题，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确保数据的连续性与完整性，避免数据缺失对测度结果的干扰。
计算第i个国家第j项指标的比重ωij，反映该国家该指标在所有样本国家中的相对重要性，公式如下：
（3）
其中，m为样本国家数量，x'ij为第i个国家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所有样本国家第j项指标标准化数值的总和。若=0，则令ωij=1/m，避免计算偏差。
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ej，公式如下：
（4）
其中，ej∈[0,1]，若ωij=0，则令ωij×lnωij=0，避免对数计算无意义。
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dj，冗余度越大，表明指标的信息效用越高，对综合评价的贡献越大，公式如下：
（5）
计算第j项指标的客观权重φj，所有指标的权重之和为1，公式如下：
（6）
其中，n为指标总数量，为所有指标信息熵冗余度的总和。基于上述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数值与熵权法计算得出的客观权重，通过加权多重线性函数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综合指数（Institutional Openness Composite Index，IOCI），以量化评估各国的开放水平，公式如下：
（7）
其中，IOCIi为第i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指数，取值范围为[0,1]，IOCIi越大，表明该国家的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反之，IOCIi越小，表明该国家的对外开放水平越低。
四、 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总体情况
基于上文构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标体系，结合数据可得性，运用熵值法测算得到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体指数及其子维度指数，分析如下。
（一） 总指数分析
从测算数据看，2014~2023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数呈现稳步攀升态势（图1）。具体看，从2014年的0.449提升至2023年的0.674，在50个样本国家中的排名从第33位跃升至第7位。
图
1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数变化
（二） 分领域指数分析
2014~2023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子维度指数呈现不同发展态势（图2），从中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征：
图
2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子维度指数变化
注：数据标签为该指数的排名情况。
第一，规则衔接指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分阶段看，2014~2018年，该指数由0.261增至0.269，排名由第28位下降到第32位；2018~2023年，指数从0.269上升至0.314，排名由第32位上升至第18位。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爆发后，我国首次提出推进制度型开放，加速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一方面，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先行先试，率先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另一方面，推动高标准经贸规则纳入多双边协定。中国和新加坡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成为我国首个以负面清单模式完成的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纳入“棘轮条款”与电信服务非歧视等高标准规则。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中国—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实质性完成。
第二，自主开放指数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分阶段看，从2014年的0.136上升至2016年的峰值0.152后，于2017年短暂回调至0.147；2018~2023年进入稳步增长通道，指数持续攀升至0.188。我国在样本国家中的排名从2014年的第41位提升至2023年的第31位。从实践看，我国正在不断加快自主开放步伐。商品市场方面，我国多次自主降低进口关税，全面推广“单一窗口”，推进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海南自贸港2020年实施“零关税”政策。服务市场方面，2021年我国首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海南自贸港实施，此后在全国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资本市场方面，全面取消金融行业机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优化沪深港通、沪伦通、基金互认等互联互通机制。劳务市场方面，我国不断扩大建筑、医疗、工程等领域职业资格互认范围，上海、北京、山东等地率先探索境外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国际职业资格认可清单等创新制度。
第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指数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分阶段看，2014~2018年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指数由0.052增至0.144，排名由第5位上升至第1位，2018~2023年，排名一直稳居第1位和第2位。从实践看，我国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主动牵头推动130个世贸组织成员加入《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参与达成WTO框架下全球首套数字贸易多边规则。与此同时，2014年以来我国签署并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从12个增至23个，涉及30个国家或地区，自贸区网络构建的广度显著提升。
五、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比较
本部分在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2014~2023年全球50个国家对外开放水平进行测度，并与部分国家进行多领域比较，识别我国在开放进程中的优势与短板。
（一） 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体情况与国际比较
表2测度结果显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数在50个国家中的排名从2014年的第33位上升至2023年的第7位。我国开放水平持续追赶发达国家，2014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数与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而在2023年该指数已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接近于韩国（排名第6位）的开放水平。
表
2
2014 年和 2023 年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数排名前 35 位的国家①
从全球看，对外开放水平整体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开放水平有所提升，开放指数分布的范围由2014年的0.223~0.628上升至2023年的0.285~0.858，均值由0.469上升至0.580。二是各国间差距缩小，指数水平的标准差从0.135下降至0.117。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经济全球化大势并未停滞，开放型世界经济仍在发展。具体来看，新加坡在2014年和2023年的样本国家中均稳居首位，其分值由0.628增长至0.858。2014年，开放水平最高的五个国家依次为新加坡、美国、法国、奥地利和加拿大，而2023年前五位国家是新加坡、瑞士、英国、美国和新西兰，这表明发达国家的开放水平仍处于领先地位。从开放扩大幅度看，新西兰的上升幅度最明显，其指数由2014年的0.425上升至2023年的0.698。从开放位次提升幅度看，中国的上升速度在样本国家中位列前三，其排名从2014年的第33位提升至2023年的第7位，其他两个国家为新西兰和韩国。
（二） 高水平对外开放各分领域的国际比较
从测度结果看，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各分领域的得分与排名均有所提升，但呈现出优势明显、短板待补的特点。表3详细列出了2023年35个样本国家一级指标的具体得分及对应排名。
表
3
2023 年全球 35 个国家对外开放分维度指数和排名情况
注：括号内为子领域指数的排名。
1. 规则衔接
我国规则衔接指数在2023年为0.314，位居样本国家第18位。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瑞士、韩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这些国家在实施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处于领先水平。我国在电子商务、环境保护领域的对接程度较高，指标得分位居前10位。在电子商务领域，我国已签署联合国《电子签名示范法》《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电子商务示范法》等核心国际电子商务法规，并且已缔结的RTA中包含CPTPP电子商务条款数在所有样本国家中位居前列。在环境保护领域，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并且已缔结的RTA中包含CPTPP环境标准条款的数量较高。我国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劳动保护、政府采购及金融领域的规则衔接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产权保护领域，在CPTPP所强调的26项高标准国际知识产权协定中，我国缔结了其中的16项，低于样本国家的平均水平，所缔结的RTA中包含的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数量相对较少。产业补贴领域，根据GTA数据库显示，我国的禁止性补贴数量相对较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产业政策与国际规则之间仍有进一步衔接的空间。劳动保护领域，我国已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多项核心劳工公约，同时与国际劳工标准的衔接有待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领域，我国尚未成为WTO《政府采购协定》（GPA）缔约方，加入谈判仍在推进中。金融领域，在全球高度开放的两类核心项目中我国仍然存在管制，一是直接投资清算管制，仅8%的样本国家保留限制措施；二是资金汇回要求，仅12%的样本国家实施管制。此外，我国在个人资本交易管制方面与CPTPP相关规则要求尚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在“投资相关转移自由且无延迟”和“跨境金融服务提供”等条款所涉及的领域。
2. 自主开放
2023年，我国的自主开放指数为0.188，在50个国家中位列第31位。从样本整体水平来看，自主开放指数平均值为0.186，我国的该指数略高于平均水平。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为荷兰、英国、立陶宛、爱尔兰及新加坡，其自主开放水平处于领先位置。
我国在自主开放方面同样具有优势与短板，整体看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商品市场方面，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所有产品加权平均适用税率，我国关税率逐年降低，由2014年的4.74%下降至2023年的2.18%，降幅显著。不过，与其他样本国家相比，我国关税水平仍有下降空间，2023年在50个国家中排名第39位。服务市场方面，从OECD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来看，我国的服务贸易开放水平逐年提升，在50个国家中的排名已经从2014年第42位提升至2023年第32位。不过，我国服务贸易部分领域的限制程度仍然相对较高，具体包括航空运输（登机服务、维修服务、辅助服务）、创意服务、计算机服务、金融服务（银行、保险）、专业服务（会计、法律），以及电信服务，这些领域的限制程度在样本国家中均处于前25%区间。劳务市场方面，我国的外籍劳工雇佣便利度较高，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的外籍劳工雇佣便利度排名在样本国家中位于第8位。资本市场方面，我国的指数从2014年的第38位上升至2023年的第34位。我国在放宽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部分交易限制等方面有积极进展，与IMF“减少非审慎性管制”的导向一致。然而，资本市场开放仍有进一步深化空间，我国在跨境证券与衍生品市场准入、外资参与境内股票、债券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持股比例与品种范围、个人跨境资本投资的渠道与额度、直接投资清算及跨境担保履约等方面，相关限制仍有待逐步放宽。
3.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23年，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指数为0.172，在50个样本国家中位列第2位。从2014~2023年的位次变化趋势看，美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排名从第4位逐步下滑至第10位，而我国则从第5位跃升至第2位，实现对美国的排名反超，显示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持续提升。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截至2023年我国已累计实施36项促进贸易自由化支持措施，措施数位列样本国家首位。在自贸区网络建设方面，我国签署的RTA协定从2014年的12项增加到2023年的17项，自贸伙伴从20个增加到29个国家（地区）。但我国的自贸伙伴贸易覆盖率还低于东亚部分国家，如日本和韩国，说明我国未来仍有提升空间（文洋，2023）。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规则衔接、自主开放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三个维度构建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2014~2023年全球50个样本国家开放水平进行测算，综合评估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位势，并识别其优势与短板。结论如下：（1）从总体看，样本期内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数稳步提升，从0.449提升至0.674。我国在规则衔接、自主开放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度指数呈现不同特征的上升趋势。（2）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渐缩小，从第33位跃升至第7位。（3）各分领域看，规则衔接方面，我国由第28位升至第18位，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优势和不足，在环境保护和电子商务领域衔接程度较高，但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劳动保护、政府采购及金融领域衔接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自主开放方面，我国由第41位升至第31位，表现为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不过在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开放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我国由第5位升至第2位，可见在样本期内我国一直积极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并不断扩大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但在自贸区网络建设方面还需加速和加强。
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规则衔接维度，需要加快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和劳动保护等领域的衔接。产权保护领域，需要研究并推动缔结更多高标准的国际知识产权协定，尤其是WIPO管理下的28项国际知识产权协定中我国尚未缔结的部分。同时，在各类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及新缔结的自贸协定中积极考虑纳入更多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产业补贴方面，需要遵循WTO规则优化补贴方式，坚持非歧视原则，强化绿色与创新导向，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政策的国际兼容性。劳动保护方面，探索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符合国际惯例的劳动保护机制。政府采购方面，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加快推进WTO《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扩大政府采购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优化直接投资清算管理，进一步放宽资金汇回限制，参照CPTPP“投资相关转移自由且无延迟”规则，稳步有序推进个人资本交易开放，借鉴CPTPP“新金融服务开放”等高标准金融规则。
第二，自主开放维度，需要加快提升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领域的对外开放水平。商品市场方面，需要进一步自主降低关税，提高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比例。对“全球南方”国家实行更广泛的单边开放，扩大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落实好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形成东亚区域的最终商品消费中心。服务市场方面，需要重点扩大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排名前25%的高限制领域的开放，包括航空运输、创意服务、计算机服务、银行和保险服务、会计和法律服务、电信服务，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和教育文化领域自主开放，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资本市场方面，需要放宽跨境证券与衍生品市场准入，扩大外资参与境内股票、债券及衍生品的持股比例与品种范围。拓宽个人跨境资本投资渠道，优化年度购汇额度管理，在提升便利化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
第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度，需要推动自由贸易区提质扩容，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我国自贸伙伴覆盖率从当前约40%提升至50%以上。积极推进加入DEPA进程，巩固加深与新加坡、新西兰、智利经贸合作，促进与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相通相容。推动与有条件的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缔结自贸协定。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经贸领域实现新发展，探索上海合作组织向自贸区转型的可能性。加强与欧盟的经贸合作，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已达成的共识为基础深化规则衔接，挖掘人工智能、绿色和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
① 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提到，“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21)[2026-02-20].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1sRedirectHit=11454859.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EB/OL].(2015-09-17)[2025-12-26].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9/17/content_2934172.htm.
① 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若干措施的通知[EB/OL].(2023-06-01)[2026-01-03].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9027.htm
②《SCM协议》根据补贴的性质将专向性补贴分为三类：一是禁止性补贴，最有可能对其他WTO成员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可诉补贴，指既不被禁止又不能免于质疑的补贴，存在被起诉或征收反补贴税的可能。三是不可诉补贴，被《SCM协议》允许WTO各成员自由实施。
③ 该指标采用Morin等（2018）创建的TREND数据库中的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1945年以来签署的约630个优惠贸易协定，跟踪300多个不同的贸易条款。
① 50个样本国家为：新加坡、美国、德国、加拿大、奥地利、法国、爱尔兰、荷兰、卢森堡、英国、丹麦、瑞典、智利、秘鲁、西班牙、日本、比利时、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芬兰、葡萄牙、匈牙利、爱沙尼亚、瑞士、挪威、斯洛伐克、意大利、捷克、希腊、波兰、中国、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澳大利亚、哥伦比亚、以色列、新西兰、马来西亚、韩国、冰岛、越南、俄罗斯、印度、土耳其、泰国、南非、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西。
① 由于篇幅限制，只列举开放指数排名前35的国家。下表同。各国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得分及排名留存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