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母国制度环境是支撑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尚不健全的背景下，针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策略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问题，本文聚焦竞争政策对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支撑作用。本文以 2016 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2~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竞争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竞争政策通过打破行政垄断，倒逼地方政府转变招商引资策略，不仅显著提升企业“走出去”的规模水平，还有效改善企业“走出去”的质量，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竞争政策能够发挥营商环境优化的“赋能效应”、外资吸引的“溢出效应”以及产业集聚的“协同效应”，进而助力企业“走出去”；异质性分析表明，竞争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效应，在数字治理能力较强的地区、产业集聚度较高的行业更为显著，且受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程度、地区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本文为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通过深化竞争领域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home country serves a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supporting enterprises in “going global”.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underdeveloped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in response to the distortion in resource allocation caused by loc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attraction strateg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upportiv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Using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provid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in 2016,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 policy on the “going global”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2012 to 2022. The results show that by bre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competition policy forces local governments to change the strategy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which not onl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cale level of enterprises“going global”,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etition policy can exert the “enabling effe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foreign capital attraction, and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elping enterprises “go glob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policy on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regions with strong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he industries with region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s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enterprise uncertainty perception and the level of regional technology adoption.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rigid constraints of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and promoting high-level opening-up by deepening the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on.
Keywords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坚持以开放促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母国制度环境的进一步完善成为企业在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重要支撑（张宸妍等，2022）。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助力企业“走出去”（本文特指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聚焦母国制度环境的不同层面，探讨了营商环境改善、资本市场开放、产业生态完善等因素对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作用（张倩华和刘军，2023；Liu et al.，2024a；余官胜等，2025），但较少关注某一特定制度变革所产生的独立效应。少部分研究从政府主导的宏观政策制度视角，分析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严兵和郭少宇，2021；王碧珺和宋子威，2023）。然而，产业政策往往带有选择性和潜在扭曲，不仅可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还会削弱受扶持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Huang et al.，2017）。尤其是，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不仅为企业“走出去”带来更多挑战，也对国内市场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提出更高要求。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以及双方能否实现制度规则的有效对接，深刻影响企业“走出去”的实际成效（李本和欧阳婧，2024；李增刚等，2025；朱海等，2025）。公平竞争制度作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内容，是支撑企业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基石。因此，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弥补传统产业政策不足，并有效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显得尤为迫切。目前，从微观市场竞争制度角度探讨助力企业“走出去”的相关研究尚显匮乏。本文旨在探讨竞争政策如何通过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培育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特别指出要“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制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作为保障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制度工具，竞争政策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扮演关键角色。2016年出台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下文简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标志着中国竞争政策的重要进展。该制度旨在打破行政垄断，纠正市场扭曲，并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直接回应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母国制度环境制约。特别地，该制度坚决排除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实施选择性补贴等行为，对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可能损害公平竞争的行为形成有力约束。在不公平竞争环境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宋林霖和何成祥，2019），主要表现为过分依赖优惠政策以迅速吸引企业入驻，过度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忽略打造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这种做法不仅导致大量低质量企业为获取补贴而涌入，还会忽视引进企业与当地产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造成企业为追逐补贴而分散布局，从而引发经济循环不畅、市场活力不足，陷入低水平、低效率的均衡状态。因此，竞争政策的实施不仅会直接改善地区公平竞争环境，还能重塑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模式，从而产生涟漪效应，对企业“走出去”产生多维影响。本文试图分析竞争政策如何通过优化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策略，以“引进来”为杠杆，带动企业“走出去”，从而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数据，以2016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根据企业受竞争政策冲击程度的不同，以其在制度实施前所处地区的行政垄断程度作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划分依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竞争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走出去”，表现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增加以及投资质量提升。机制分析表明，竞争政策通过倒逼地方政府进行招商引资模式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并推动产业集聚，从而发挥营商环境的“赋能效应”、外资吸引的“溢出效应”以及产业集聚的“协同效应”，对当地企业“走出去”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竞争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激励效果与三种效应能否有效发挥有关，尤其在不确定性感知程度较高的企业、技术吸收水平较强的地区、产业集聚度较高的行业以及政府数字治理能力较强的地区更为显著。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替换变量衡量指标、重新构建对照组与处理组、排除其他政策影响等稳健性检验后，本文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首先，本文立足竞争政策，丰富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文献广泛探讨了影响企业OFDI的多元因素，除了东道国的市场特征（高莉和李富有，2026）与企业自身能力（Cheng & Su，2024）之外，母国制度环境也具有关键作用。其中，现有研究从政府政策环境维度切入，详尽分析了低碳政策（唐岑岑等，2025）、产业政策（Liu et al.，2024b）以及对外开放政策，例如自贸试验区制度（刘文革和何彤彤，2024；孙少勤等，2025）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谢正乾和章一帆，2025）的具体效应。然而，相较于政策环境，从市场环境视角展开的讨论相对有限，尤其缺乏对某一特定市场制度变迁的深入分析。尽管部分研究已触及金融市场改革（Liu et al.，2024a）、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蒋殿春和彭大地，2026）等宏观市场制度环境的影响，但仍存在研究空白。本文既延续市场制度变迁影响OFDI的研究脉络，又在研究视角和机制上区别于既有文献。本文旨在结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背景，从微观市场制度出发，剖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竞争政策对企业OFDI的影响。同时，将作用渠道从单纯的外资引进（李磊等，2018）拓展为通过推动招商引资模式转型，对OFDI的多元动机产生多方面影响，为以体制机制改革引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为通过竞争领域制度型开放助力企业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理论支撑。
其次，本文从招商引资视角切入，拓展关于竞争政策对微观主体经济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相关文献。已有文献分析了竞争政策在企业层面的经济效果，涵盖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等方面。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脉络：其一，聚焦企业市场势力的差异，探讨竞争政策如何通过削弱企业垄断地位，激发倒逼机制，进而产生积极效应（肖土盛等，2023；蒋殿春和卜文超，2023；杜丽贞和许诺，2023）；其二，从地区行政垄断的视角出发，着重分析竞争政策在破除行政壁垒、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对企业产生的直接影响（刘慧和綦建红，2022；沈璐和向锐，2024；李靖和毕茜，2025）。本文在现有行政垄断机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不仅关注竞争政策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方面的直接作用，也重视其所带来的外部性。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视角切入，本文深入探究竞争政策如何通过重塑地方政府职能，对地区制度环境产生系统性影响，进而作用于当地企业“走出去”进程。这一研究旨在构建“引进来”（招商引资）与“走出去”（企业国际化）之间的逻辑联系，为以竞争政策为核心，促进国内国际市场互联互通，高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畅通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新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
二、 相关文献和理论分析
（一） 理论假说
随着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母国制度环境已成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关键因素。良好的母国制度环境，包括数字市场规制（季建文等，2026）、基础设施建设（李亭等，2025）以及资本、技术与劳动等要素市场的发展（赵瑞丰等，2025；蒋殿春和彭大地，2026；Xie & Li，2024），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挖掘市场机会、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研发投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升企业OFDI的概率、规模与绩效，并激发企业多元化的OFDI动机。其中，微观市场制度环境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市场基础制度、市场主体培育与产业组织环境三个方面。第一，规范的市场准入与退出等基础制度有助于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稳定的市场预期，并缓解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从而增强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与意愿。第二，通过培育高质量市场主体，可以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例如，外资等优质经营主体的进入，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激发本土企业创新活力（Liu et al.，2024a），进而为企业国际化提供重要支撑。第三，产业组织环境的改善能够增强产业链韧性，深化企业间的协作关系。而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促进技术创新，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创造条件（余官胜等，2025）；同时，“链主”企业可带动链上企业协同“走出去”（陈爱贞和陈凤兰，2025）。由此可见，推动企业“走出去”，需以完善微观市场制度环境为抓手，进一步夯实母国制度优势。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于2016年，是加强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相关内容的有益补充。该制度旨在从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角度，规范政府有关行为，防止政府过度或不当干预市场，并禁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克服市场价格和行为扭曲，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具体而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利于打破行政性垄断，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破除市场分割、强化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等多重渠道，该制度不仅能对企业的ESG表现、数字化转型、异地并购等产生积极作用（李靖和毕茜，2025；Zhang & Gao，2026；Li & Xu，2024），还能在地区层面缩小经济差距、提升创业活跃度（徐骥等，2025；熊家财和杜川，2024）。
特别地，从招商引资视角来看，该制度依据政策是否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标准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能够有力地限制地方政府通过特殊优惠进行招商引资的行为。在既往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经济繁荣，多采取招商引资策略，不仅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优惠贷款及税收减免等支持措施，还深度介入本地经济活动（宋林霖和何成祥，2019），以期吸引外部企业落户。然而，这种传统的“挖墙脚”式招商引资模式，不仅容易诱发部分企业借“投资”之名，行套取政府补贴之实，还会加剧地方政府间的非理性竞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杨其静等，2014），甚至危害本地企业发展。
随着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标志的竞争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以往惯用的财政补贴等措施受到严格限制，忽视地方产业实际、依赖高额税收优惠迅速吸引企业入驻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竞争政策对地方政府构成一种反向激励，推动其转变招商引资策略，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导向，实现从“粗放型”向“精准化、专业化”招商模式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首先，优化当地营商环境，提升市场化水平，致力于为企业提供长期的利益保障，同时提升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其次，在推进制度型开放基础上，更有效地运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工具，加大对高质量外资的引进力度，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最后，着眼于本地特色优势产业的识别与布局，积极推行以完善产业链生态系统为目标的产业链招商策略，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引领作用，促进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这种以招商引资模式转型为表现的制度环境变革，最终为企业开展OFDI奠定更为坚实的国内基础。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核心假说：
H1：竞争政策可以通过改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模式，对当地企业“走出去”产生积极影响。
（二） 机制假说
根据OFDI理论，企业的OFDI动机通常有以下三类：市场寻求型，即企业以开拓新市场、增加市场份额、抓住新的市场机遇为目标；资源效率寻求型，即企业通过获取国外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战略资产寻求型，即企业基于全球战略考量，如技术和管理经验获取、品牌国际化或建立全球网络等而进行的投资。已有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OFDI兼具这三类动机（刘青等，2017）。本文认为竞争政策能够发挥营商环境“赋能效应”、外资吸引“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协同效应”，从而有利于当地企业“走出去”。
1. 优化营商环境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推行促使地方政府从以往的低水平政策竞争模式，转向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构筑“改革高地”的新路径。营商环境的改善通过以下两点为企业“走出去”赋能：第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对标，即与国际市场环境和国际通行标准的公平竞争制度规则相衔接，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发达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并提升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性，减轻其所面临的制度压力。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往往过度依赖政府资源的扶持，弱化对外投资的意愿与自主决策动力。在这种制度环境中，企业构建的经营管理体系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李新春和肖宵，2017）。加之，此类企业因被视为受政府非合规支持，其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行为易受质疑，被认定有悖公平竞争规则，进而丧失在国际市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Huang et al.，2017；谢红军和吕雪，2022）。竞争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通过构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深度融入全球治理体系，进而激发战略资产寻求型的OFDI动机。第二，以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为基础的营商环境能够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对于曾享受特殊待遇和廉价生产要素的企业，无法继续依赖政府获取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为获取生存空间，这类企业可能通过OFDI利用东道国的规模经济和廉价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资源效率寻求型的OFDI动机。另一方面，对于因不公平竞争环境而处于劣势地位的企业，良好的营商环境可缓解其面临的资源错配问题，提升融资能力，进而增强其通过OFDI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蒋冠宏和曾靓，2020），增加市场寻求型的OFDI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竞争政策能够促使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而发挥“赋能效应”，促进当地企业进行OFDI。
2. 吸引外商投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以优质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吸引注重长期发展的优质企业入驻。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这将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实现以“引进来”带动“走出去”。具体而言，外资引入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的溢出效应，对当地企业的OFDI产生积极影响。首先，在水平维度上，外资的进入加剧市场竞争，迫使当地企业加大创新力度（诸竹君等，2020），以保持市场竞争力。OFDI是企业获取国际先进技术、提升研发能力的重要途径，可以强化企业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内在动机。其次，外资的引入还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作用产生垂直溢出效应（李磊等，2018；Liu et al.，2024a）。这不仅涉及技术溢出和知识传播，还带来更多样、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有助于降低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其生产效率。这一效应有利于增强当地企业抓住国际市场机遇、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Helpman et al.，2004），进而增加其进行市场寻求型OFDI的意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竞争政策能够帮助地方政府吸引外商投资而发挥“溢出效应”，促进当地企业进行OFDI。
3. 完善产业集聚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促使地方政府转向精准的“链式招商”，这种招商策略对增强产业链的完整性和韧性至关重要，能够助力生产网络搭建与产业生态协同，有效推动地方主导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可分为水平集聚与垂直集聚两种形式。水平集聚涉及同类产品及相关企业的集中，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经验、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共享，增加企业间的合作契机；而垂直集聚，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紧密联结，可以通过深化分工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强化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通过生产环节的协同效应提高产业链效率、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孟寒和严兵，2020；邢双美等，2024）。在此基础上，产业集聚为企业利用供应链网络优势，实施“抱团出海”战略提供坚实基础。具体而言，产业链相关企业集体“走出去”可避免单打独斗和恶性竞争（戴翔等，2013），不仅有效整合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更借助生产网络合作提升生产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从而共御挑战、共享机遇。此外，集体行动有利于分散市场、政治与文化风险，克服市场环境不完备的问题（罗长远等，2024），并形成强大的品牌效应，提升国际知名度，帮助企业在海外市场中树立良好形象。更重要的是，产业集聚驱动的“抱团出海”战略，有助于企业主动融入国际产业链，扩大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种从“产品出海”向“产业出海”的转型升级，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效益与质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4：竞争政策能够引导地方政府完善产业集聚而发挥“协同效应”，促进当地企业进行OFDI。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剔除ST及*ST样本、金融类企业和相关变量缺失样本后，得到企业—年份层面实际有效样本观测值为32111，城市—年份层面观测值为2473。①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行业和地区层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为减轻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双侧1%的缩尾处理。
（二） 处理组和对照组构建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对企业OFDI的影响。该制度面向全国实施，适用对象涵盖所有地区和企业，不存在天然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考虑到该制度旨在破除行政垄断，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进而可能对行政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产生更大冲击。因此，本文借鉴王彦超和蒋亚含（2020）、刘慧和綦建红（2022）的做法，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前各地区的行政垄断程度界定处理组和对照组。具体来说，使用陆铭和陈钊（2009）的方法所计算的地区市场分割程度衡量各省份行政垄断程度，并以2012~2015年均值的中位数为界，划分为行政垄断地区和非行政垄断地区，处于行政垄断地区的样本界定为处理组，其他样本为对照组。
（三） 计量模型
为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OFDI的影响，本文设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1）
其中，被解释变量ofdiit代表企业i在t年的OFDI水平。解释变量treati为哑变量，行政垄断地区样本（处理组）取值为1，非行政垄断地区样本（对照组）取值为0。postt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政策哑变量，以制度开始实施的2017年②为冲击时点，样本时间处于2017年及以后，取值为1，否则为0。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γi和μt分别为企业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主要关注treati*postt的系数β1，其代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处理组相比对照组OFDI水平的变化。根据理论分析，本文预期β1应显著为正，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有效提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OFDI水平。
（四）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ofdi）。本文采用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③其中，海外业务收入包括企业通过海外并购重组、绿地投资、合营和联营模式在境外获得的营业收入。此外，本文采用其他衡量指标用于稳健性检验。
2. 机制变量
本文分别针对理论分析中提到的三种作用机制，选取相应指标进行衡量。①营商环境（busenv）。采用刘新智等（2024）基于熵值法测算的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衡量。由于该指数仅覆盖2013~2022年的数据，样本2012年的缺失值用线性插值法补充；②外商投资（fdi）。采用各城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③产业集聚（cluster）。借鉴孙浦阳等（2012）的方法，采用区位熵衡量各地区各行业的集聚程度：，其中，Ekj是行业k在地区j的产值，Ekj/ΣkEkj表示地区j中行业k的产值占该地区全部行业总产值的比重，ΣjEkj/Σk Σj Ekj表示全国层面行业k的产值占全国全部行业总产值的比重。LQkj越大，说明行业k在地区j的集聚程度越高。本文选取各城市第二产业的区位熵衡量该地区产业集聚水平。
3.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影响，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企业层面变量，包括企业所有制（soe）、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杠杆率（lev）、资产收益率（roa）、现金比率（cash）、人均资本（capital）、债务融资成本（debt）、高管海外背景（seaback）、第一大股东持股（holder）；城市层面变量，包括地区人均GDP（gdp）、地区贸易规模（trade）。此外还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以上各变量的衡量方法见表1，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
1
主要变量衡量方法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机制变量是城市层面变量，观测值为2473。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3列（1）和列（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交互项treat*post的系数为0.010，在1%水平上显著；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保持不变。这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较之于对照组，处理组（行政垄断地区样本）的OFDI水平提高更多。这意味着竞争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OFDI，验证了本文理论假说H1。
（二） 倾向得分匹配
为克服处理组和对照组两组样本固有差异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样本筛选后重新回归，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利用Logit模型估计各样本的倾向得分，即进入处理组的概率。其中协变量选取企业所有制（so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现金比率（cash）、人均资本（capital）、债务融资成本（debt）、高管海外背景（seaback）。第二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采用1:1最近邻匹配，每个处理组个体都与对照组中倾向得分最接近的个体进行匹配。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表明，两组间协变量标准化均值的偏差均小于10%，且都明显小于匹配前的值。协变量均不拒绝“两组间协变量的取值不存在系统性偏差”的原假设。共同支撑假定检验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绝大多数样本均在共同取值范围内，仅有少数倾向得分极端的样本不满足共同支撑条件。①
最后，用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重新对式（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列（3）所示。交互项treat*post的系数为0.014，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有利于促进企业OFDI，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三） 对企业 OFDI 质量的影响
对存在OFDI行为的企业，本文进一步讨论竞争政策对OFDI质量的影响。首先，考察境外关联企业的经营绩效。采用企业海外关联公司（包括子公司、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净利润均值的对数（ofdi_profit）衡量企业OFDI质量。回归结果如表3列（4）所示，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竞争政策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数量的增长，还表现在质量的提升，意味着竞争政策能够带来更高水平的对外投资，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并提升企业国际地位。
其次，考察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在市场制度环境尚未健全且政府非合规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情况下，企业OFDI行为可能源自制度逃离动因或国家政策支持驱动（李新春和肖宵，2017）。具体而言，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如国有企业往往能够优先获取政策导向信息、财政补贴等关键资源，从而形成对政府资源的路径依赖。这一依赖现象弱化企业OFDI的自主决策逻辑，使其更倾向于契合政府战略导向，选择符合政策规划的OFDI项目及目标国家，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Wang et al.，2024）。相反，政治关联程度较低的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缓解这些成本的负面影响，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OFDI寻求市场环境更为优越、制度更为完善的发达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周经和王馗，2019）。
竞争政策的实施通过减少政治关联的非市场化影响促进市场制度的完善，既削弱民营企业的制度逃离动机，也降低国有企业依赖政策支持的倾向，最终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对“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偏好有所下降；而民营企业因获得更为公平的政策支持，投资“一带一路”地区的意愿则可能上升。本文将企业海外关联公司中所在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ofdi_BR），并构造企业所有制哑变量（soe）与treat*post的三重交互项。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本文将样本区间限定为2014年及以后。回归结果如表3列（5）所示，三重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双重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竞争政策能够提高企业OFDI的自主性，优化区位选择。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下表同。列（4）回归限制在存在OFDI行为的样本中，且被解释变量ofdi_profit存在缺失值，因此观测值较少。列（5）回归限制在存在OFDI行为的样本中，且时间在2014年及以后。
（四）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的OFDI水平随时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以检验双重差分估计的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并对该制度实施的动态效应进行回归检验。具体来说，以政策实施前一年（2016年）为基期，回归引入样本各年份的时间哑变量与处理组哑变量treat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平行趋势检验的置信区间动态图如图1所示，其中，期数0对应政策实施年份2017年。平行趋势检验的F统计量为0.190，在10%水平上不显著，表明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回归结果显示，①制度实施前三期的交互项系数在10%水平上均不显著，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而制度实施当年及后三年的交互项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企业OFDI具有积极作用。
图
1
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分析
2.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计量偏误，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采用样本随机抽样的方法构造伪处理组和对照组，重复进行1000次回归。随机抽样的回归交互项系数分布如图2所示。系数分布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主要落在-0.004和0.004之间，真实的基准回归系数0.010远在这一区间之外。这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作用。
图
2
安慰剂检验系数分布
3. 重新构建处理组和对照组
（1）借鉴沈璐和向锐（2024）的做法，改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王小鲁等，2021）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项指数衡量各地区行政垄断程度；（2）改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王小鲁等，2021）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分项指数衡量各地区行政垄断程度；（3）改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王小鲁等，2021）中“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分项指数衡量各地区行政垄断程度。表4列（1）至列（3）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构建方法，treat*post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不受处理组和对照组构建方式的干扰。
4. 替换 OFDI 衡量指标
（1）采用上市公司OFDI期末投资额之和的对数衡量OFDI规模（ofdi_scale）；（2）采用上市公司OFDI企业数量（包括子公司、合营和联营公司）的对数衡量OFDI规模（ofdi_firm）；（3）采用上市公司当年是否存在OFDI行为（包括海外并购重组、绿地投资、合营和联营）衡量OFDI决策（ofdi_entry），设置哑变量，并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4列（4）至列（6）回归结果显示，treat*post的系数均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基准结论稳健。
表
4
重构处理组和替换衡量指标回归结果
5.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1）排除2015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干扰。该制度旨在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促进平等竞争。将试点地区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的企业界定为处理组（neglist），其余地区的企业为对照组，制度实施时点为2016年（post2016），构造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中；（2）排除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干扰。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的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以及优惠政策可能有利于当地企业“走出去”，因此剔除2017年国务院批复成立的七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对应省份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3）排除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该政策旨在去产能，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将受冲击较大的传统制造业，包括采矿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房地产业作为处理组（struc），其余行业为对照组，构造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4）排除“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一带一路”可能影响企业OFDI决策、规模和区位选择，因此回归额外控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是否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哑变量（isBR），还控制了企业目的地是否为避税天堂的哑变量（isTH）；（5）控制样本期内其他政策与外生冲击的干扰，例如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2013年股票市场大波动、2020年公共卫生事件，将样本时间范围缩小至2014~2019年；（6）增加高维固定效应，以进一步缓解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和行业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影响。具体地，进一步控制省份—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排除各省份出台的其他政策干扰，以及控制行业—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排除针对某些行业出台的政策干扰。表5列（1）至列（7）回归结果显示，在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交互项treat*post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结论依然稳健。①
6. 其他稳健性检验
（1）滞后一期。考虑到从政策实施到实际产生效果可能具有时滞性，将OFDI水平提前一期（F.ofdi）进行回归，即所有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2）采用Tobit模型。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指标为连续变量且存在大量零值，使用左侧受限的Tobit模型重新回归。表5列（8）和列（9）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核心结论稳健。
表
5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五） 机制分析
前文理论分析指出了竞争政策通过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从而对当地企业OFDI可能存在三种影响渠道，包括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以及推动产业集聚。本部分分别对其进行检验。
1. 优化营商环境
本文理论分析表明，竞争政策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倒逼地方政府改变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转而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给企业带来持久利益。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便利条件，还能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升管理和融资能力，降低企业“走出去”成本并提高其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旨在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地区营商环境的影响。表6列（1）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竞争政策有利于优化地区营商环境，验证了营商环境“赋能效应”的存在。
2. 吸引外商投资
竞争政策能够有效约束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在削弱因短期利益诱惑而涌入本地市场的低质量企业生存空间的同时，还能吸引那些具有长远视野、追求长期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质量企业入驻，特别是吸引外商投资。这一过程通过强化外资企业在当地的市场竞争、加速对本土企业的知识经验传播以及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等路径，有助于当地企业“走出去”。因此，本文旨在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地区外商投资的影响。表6列（2）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竞争政策有助于地区吸引外商投资，验证了外资吸引“溢出效应”的存在。
3. 推动产业集聚
竞争政策实施促使地方政府转向更为精细化的产业链招商模式，从而促进地方主导产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有利于提升地方综合竞争力。而产业集聚能够通过高效的资源网络、良好的金融环境以及稳定的供应链等多方面优势，形成强大的产业基础，为企业集体“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撑。此外，通过产业集聚，企业可以更容易地找到合作伙伴，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合作关系，共同开拓国际市场，从而促进OFDI发展。因此，本文旨在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表6列（3）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竞争政策能够推动地区产业集聚，验证了产业集聚“协同效应”的存在。综上，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说H2、假说H3和假说H4。
表
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六） 异质性分析
竞争政策对企业OFDI的影响效果可能取决于上述三种作用机制能否有效发挥。本部分讨论竞争政策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样本间的异质性。
1. 政府数字治理
根据本文理论分析，竞争政策通过激励地方政府从“挖墙脚”式的“粗放型招商”向“专业化招商”模式转型，能够有效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并推动产业集聚，从而促进企业OFDI。然而，地方政府能否成功推进招商引资模式的转型，与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本文检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竞争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采用《2022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①中的2022年各省数字政府发展指数衡量地方政府治理能力（govdig）。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水平直接影响治理能力提升与治理现代化推进。回归构造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政策实施的三重交互项（govdig*treat*post），②结果如表7列（1）所示，三重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府治理能力对竞争政策的促进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政府治理能力越强，竞争政策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越大。这可能是由于，治理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更具备通过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策略优化营商环境、制定吸引外资政策的能力，并且能够精准培育本地优势产业。这进一步印证了本文核心结论和理论机制。
2. 企业不确定性感知
本文研究表明，竞争政策促进企业OFDI的一个重要作用机理在于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减少企业所面对的政策、法规及制度等层面的不确定性因素。据此推断，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程度有关。如果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感知较为强烈，营商环境的优化对其产生的积极效应可能更为显著。采用聂辉华等（2020）利用文本分析法构造的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指数衡量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程度，以各企业2012~2015年指数均值的中位数对企业分组，并设置哑变量（uncer）。不确定性感知程度较高的企业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构造其与政策实施的三重交互项。表7列（2）回归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竞争政策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对于不确定性感知程度较高的企业更为显著。
3. 技术吸收能力
竞争政策通过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入驻，借助知识传播与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本土企业吸纳并应用国际先进的技术成果与管理经验，进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技术溢出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与学习模仿能力。技术吸收能力越强，本土企业越能够充分释放竞争政策引资机制所带来的正向红利。因此，本文检验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技术吸收水平不同地区的异质性。使用各省份在2012~2015年规模以上企业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值的均值衡量地区技术吸收能力（adopt），回归构造其与政策实施的三重交互项。表7列（3）回归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竞争政策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在技术吸收能力相对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4. 集聚行业
竞争政策的实施促使地方政府重视培育与强化地区主导产业，有效推动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产业集聚能够为相关企业构建一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生态环境，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鉴于此，对于身处这些产业集聚行业中的企业而言，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应当更为突出。而那些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行业，往往并非所在地区的优势产业，其产业基础可能相对薄弱，产业链韧性亦可能不足。这类行业在推动企业集体“走出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设置集聚行业哑变量（agglo），如果企业所处行业为该地区的区位熵值处在前三位的行业，则哑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构造其与政策实施的三重交互项。表7列（4）回归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竞争政策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在当地形成产业集聚的行业中更为显著。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注：列（2）解释变量uncer存在缺失值。
五、 结论与启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鉴于当前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的诸多挑战，本文强调在竞争领域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必要性，旨在探讨竞争政策如何通过打破行政垄断、转变政府职能，从而对本土企业“走出去”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以2016年出台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竞争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调整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思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推动产业集聚三条路径，不仅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OFDI水平，还进一步优化OFDI质量，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较强的地区中，这一积极作用更为显著。此外，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程度、地区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且对于在当地形成产业集聚的行业企业，竞争政策的积极作用更强。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持续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机制，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模式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应将竞争政策实施情况纳入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推动地方政府从“政策洼地”型同质化竞争转向“制度高地”型差异化竞争。通过建立审查标准的动态更新机制，特别关注可能扭曲企业投资决策的地方性补贴、市场准入限制等条款，确保竞争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效应持续释放。
第二，着力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专业招商水平，释放营商环境的“赋能效应”。建议加快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指导地方政府系统评估本地营商环境短板，并制定针对性的优化方案。同时，因地制宜指导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提升招商人员在项目洽谈、甄选与落地过程中的专业能力，特别是对高技术、高成长性项目的识别与培育能力。
第三，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外资引进的“溢出效应”。深化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应用，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限制，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吸引高质量外资，促进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等先进要素在本地溢出与扩散，推动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互动中积累国际化经验，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与质量，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良性互动。
第四，精准支持产业集聚发展与技术吸收转化，强化产业集聚的“协同效应”。建议地方政府围绕主导产业链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市场开拓等共性技术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与资源共享。加大对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鼓励企业通过联合研发、技术并购等方式提升吸收能力。特别地，应重点支持本地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企业“走出去”，依托国内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优势，提升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协同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
第五，增强经济政策透明度与稳定性，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保障竞争政策激励效果的充分释放。建议强化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公开性、连续性与可预期性。在出台涉及产业、投资、贸易等重大政策时，应设置合理的过渡期与配套解读机制，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同时，针对“走出去”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是首次系统性建立该制度的标志，本文的结论主要反映该制度的初期实施效果。在此基础上颁布的2021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以及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是为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供的配套机制。未来研究可探讨这些后续政策的发展演变可能带来的长期动态影响。
① 选择2012~2022年样本区间能为政策效应评估提供各五年的前趋势基准期和政策后效应观察期，兼顾观测充分性与因果识别清洁度。对部分非关键变量的少量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处理。
② 尽管制度出台时间为2016年6月，但直到2017年才开始全面落实。因此，以2017年作为制度实施的起始时间。
③ 考虑到海外业务收入数据缺失通常意味着企业在该会计年度内没有产生任何海外业务收入，本文将变量缺失值记为0。
① 限于篇幅，上述检验结果留存备查。
① 限于篇幅，上述检验结果留存备查。
① 本文还进行了其他排除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包括排除2013年股市波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及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影响，限于篇幅，结果留存备索。
①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
② 此处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为调节变量，相对外生，不受地区行政垄断程度及政策实施时间的影响。首先，数字政府发展指数的评估包括政府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与衡量行政垄断的市场分割指数为不同体系，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不涉及数字化相关内容，不会直接影响政府数字化行为；其次，在本研究样本中，地区行政垄断程度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政府治理能力指标选取2022年，与制度出台的2016年相距较远，关联性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