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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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WTO《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突破了传统的贸易规则框架，在透明度、精简行政程序等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制度创新。该协定启动生效实施工作后，一旦产生投资便利化争端，如何诉诸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基于WTO相关协定“利益丧失或减损”条款，争端可诉性路径主要被区分为违反之诉与非违反之诉。通过对比发现，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WTO成员采取的措施是否违反协定。由于印度反对该协定生效，提起违反之诉面临较大的阻力，而非违反之诉可回避有关安全措施合法性及其争论。因此，非违反之诉对抗性较低，裁决也更迅速，更适合于投资便利化争端解决机制。尽管如此，两种路径并非互相对立，而是补阙拾遗的关系。

摘要:在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双循环战略的创新红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从国内制度创新与国际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嵌入协同的视角，对省域层面制度型开放水平进行测度，并基于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制度型开放如何赋能双循环促进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均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二者交互产生协同效应；制度型开放能够显著强化双循环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制度型开放赋能双循环促进企业创新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一是强化经济集聚，放大双循环下的知识溢出与要素共享效应；二是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三是驱动数字化转型，拓展企业创新的技术边界与可能性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赋能效应在低市场分割地区、高技术行业及董事具有海外背景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本文突破了传统研究将制度型开放视为单一外部环境的局限，揭示了其作为“循环放大器”和“创新催化剂”的双重功能。我国应依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集聚高端创新资源以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通过深化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释放制度红利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从而持续赋能企业创新能力与发展韧性提升。

摘要: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与企业供应链风险关联紧密。本文基于2015~2023年上市企业数据，测度企业层面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指数，并据此实证检验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对企业供应链风险的影响效果。结论表明，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显著加剧了企业供应链风险。异质性分析结论表明，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对企业供应链风险的不利影响在东部企业、中低竞争力企业、民营企业、高数字密集度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会通过提升企业成本、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等渠道加剧企业供应链风险。本文从数据跨境流动限制视角全面揭示了其对企业供应链的不利影响与内在机理，为有效降低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抑制企业供应链风险、提升企业供应链控制力提供经验证据。

摘要: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嵌入FTA网络已经成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出口持续增长的必要路径。本文从企业出口维度构建FTA网络嵌入指标，并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检验其对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嵌入FTA网络能够显著提高其出口韧性，该研究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FTA网络嵌入对下游企业、一般贸易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出口韧性提升效应更强。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嵌入FTA网络增强其出口韧性主要通过提高出口产品多元化和创新水平两个渠道。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破解出口发展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摘要:数字服务贸易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带来的碳减排效应成为各国实现碳达峰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OECD数据库,研究分析数字服务贸易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着重厘清数字服务贸易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双边国家行业间的投入产出结构和双边国家贸易增加值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对贸易隐含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双边碳排放强度相对变化、双边技术结构相对变化、双边最终需求相对变化是数字服务贸易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主要路径,其中,数字服务贸易的碳排放强度效应最显著,技术结构效应影响程度最大,最终需求效应最微弱。进一步,中国情境下数字服务贸易对贸易隐含碳排放同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为贸易全球化与气候全球化治理提供了一致协同路径。基于此,本文提出要注重探索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行业策略,构建数字服务贸易碳减排“中国模板”,以应对欧美国家可能利用碳贸易发动新一轮“新贸易冲突”,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算法已成为塑造社会权力结构的工具，它以技术理性的表象掩盖内在的价值偏向，通过外化为社会规则、全景敞视的监控、自主决策等形式，形成一种无形却系统的控制。然而，数字主体并非完全顺从，而是采取主动抵抗、被动防御及组织化抗议等反抗策略，形成技术与用户的动态缠斗局面。这一过程暴露出社会规则与算法规则核心架构、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与算法全景敞视主义、用户自主选择权与算法情境引导之间的深层矛盾。为应对算法权力治理挑战，需理解算法内部核心运行机制，以优化算法设计为基础，对其内在运行机制进行源头治理，弱化算法规训，并以限定监视场景与数据采集范围、设置数字追踪提示为核心约束算法监视，最后以内外部合作分散权治为手段弱化算法自主决策权，最终达到算法权力规则的适配、用户基础权利的保障以及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摘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后，其生成的信息大量进入刑事侦查等场景，成为了案件裁判的重要素材。此类信息具有算法黑箱性、主体模糊性、内容创造性等特征，与以人类主导生成、客观事实记录、固定载体存储为要素的传统证据规则存在冲突，带来了证据能力审查、证明力评估、证据认定实操等困境。在证据能力层面，真实性审查遭遇来源资质无效、内容印证失灵的难题，关联性认定因溯源困难而陷入实质关联判断的僵局，合法性审查面临主体责任模糊、程序适配不足、内容合规风险并存的问题。在证明力层面，判断标准缺失、层级定位模糊，导致同案不同判的风险极大。在证据实操层面，证据保存的完整性难以保证，认证程序缺乏专门规则保障其可靠性。要破解上述困境，应从证据的三性原理出发，并衔接生成技术的特性，以技术可追溯性为锚点，构建底层逻辑、方法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基于生成方式和证据用途将生成信息类型化为辅助生成型与自主生成型、事实证明型与程序辅助型，分别构建证据能力三性审查、证明力差异化评估、实操流程适配等规则，并厘清举证责任分配、质证程序规范、完整性保存技术路径及专家辅助机制。

摘要:基于国家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ESG理念在各行业各领域受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理清ESG表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共选取1310家样本企业，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表现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表现、治理表现及ESG综合表现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投资者信心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和ESG综合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但中介效应存在差异。（3）媒体报道在ESG综合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但在企业社会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重视和提高ESG表现提供了实证依据，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